一

 

隔三差五会收到大学生希望能当面交流的邀请，有时候他们纯粹是为了讨教，有的时候则是为了完成某个校园作业，一般只要能挤时间我都会欣然应允，谁没从学生时代走过来呢？

比如今天上午就有两个人大学生找我来聊众筹新闻课题，对话完毕，我忧心忡忡的跟她们说，你们现在很努力，但我不能不告诉你，媒体业已经成了一艘破船，你们上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媒体业这些年受到的冲击，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因为技术进步导致生产效率提高所致。其实这些年社会对媒体的需求是快速增长的，但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更快。

譬如全社会一年需要1000条新闻，以前要雇100个媒体工人生产，但现在因为技术进步，发行、销售从原来的50个人变成只需要10个人，内容生产以及传播由于大众（微博、微信、博客等承担了很大一块原来由媒体承担的内容生产任务）承担了一大块，也从50个人变成只需要10个，剩下的80个人就必须考虑新的出路。

 

二

 

这十年来，全世界的传统媒体都在溃败，但中国媒体尤其溃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作为一个媒体业的老员工，我认为主要在于中国传媒体业的目光短浅，而这又有主客观的多方面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来得太晚。这种情况下，媒体中的保守势力当然看不到新媒体时代所引发的危机。而媒体中的年轻势力，因为全心致力于市场化，致力于实现迟来的新闻理想，他们也无心思琢磨这些问题。以至于整个传统媒体界在十几年前，想都没想，就把最宝贵的内容资源免费馈赠给互联网业。等到想抽身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深陷囚徒困境，而门户网站们也已经尾大不掉，撼之不动。

 

三

 

今天下午，在微信上看到又有一位好友，京华时报资深记者李斌（圈内昵称射掌）高调宣布离开原单位，在此恭贺。京华时报在都市报里算是不错的，但走在一条萧索路上，船再好也已无太大价值。

 

by信海光微天下（在这里分享我的见与识......点击标题下名字加关注）

 

笨蛋纸媒老总和他们失去的2013

 

 

 

这漫长四年，中国传媒精英就像看待“富尔顿的蠢物”一样，看着胡舒立。

 

 

一．

 

十年前，我的餐馆和茶馆双双倒闭后，为了混一口饭吃，我才跑去报馆当了一名记者。坦率说，当时的我连消息和通讯都分不清。

 

三年后，我在国内第一阵列的都市报中成长为业务中层。再三年，我到一家寂寂无名但仍然充满朝气的都市报纸短暂做过一段深度报道部主任。然后，我去了一家新闻周刊，度过了自由而且澎湃的三年，最后在她部门负责人空缺时，到北京总部补缺一年。这一年是2013，我赖以生存的纸媒行业犹如蒙难。

 

但我庆幸是在北京度过2013年的。当纸媒行业就像一个行将崩坏的王朝，开始在2013年的帝国斜阳中沿任意方向溃散和离乱，北京作为报业的京畿辅地，有关传媒变革的诸思想与启蒙，也日渐一日地灿烂起来。我得以身处其中，一边感受到崩坏与重建之间涌动着摧枯拉朽的庞然力量，一边审视和反思变局之下的种种萌起与激荡。

 

但我在2013年所能见到的绝大多数纸媒改革，还都像是在混沌之中慌忙展开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至少有五家以上国内一线纸媒，它们不约而同从经营、行政体系，而不是从新闻采编体系，拔擢了高级管理人员来主导自身的全局性改革。这说明，在一部分纸媒开创者和决策者眼里，新闻不重要了，内容也不重要了。

 

2013年的纸媒改革就这样犯下了致命错误，不过，在应对新媒体势力整体崛起时，傲慢的纸媒主事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八年前的10月，为了对抗新闻门户网站对报媒内容的侵蚀，在南京召开的“2005中国都市报研究会总编辑年会”上，意气风发的总编辑们签下了旨在“坚决维护报纸新闻知识产权”的《南京宣言》。但是，文人相轻的毛病又使他们一事无成，《宣言》还未进入操作层面，就告流产了。

 

第二年，野心勃勃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从上海向全国39家党报集团发出《倡议书》，“倡议组建全国报业内容联盟，共同制定向网络媒体提供新闻内容的定价规范，合理利用价格杠杆，提高网络转载的门槛，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让新闻内容回归应有的价值。”

 

《倡议书》发出半年之后，举事者即告“变节”，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当时最大的网络门户新浪，宣布进行资源整合，“在新闻内容、市场经营和资本运作三个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这几乎意味着，“为了内容而战”的纸媒前哨阵地再度沦陷，这当然也可以被解释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二．

《南京宣言》和“上海倡议”流产，使纸媒错过了自我价值确立的最佳时机，但这两次喧腾至少还都存有捍卫内容利益的主观动机。在2013年的纸媒改革浪潮中，内容价值几乎彻底被改革主导者抛弃了，他们不约而同将编辑部列入第一改革标的，认为那是一个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甚至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机构，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其剪除和解决。

 

几乎就是这种愚昧认知，直接推动了2013年纸媒改革大势：大裁员、削减采编规模、降低记者薪酬、压缩差旅开支等等。随之而起的，是一批批优秀传统媒体人离职、出走。那些恋及旧情、又或者放不下身段的资深新闻人选择留下来，但在急功近利的改革者眼里，他们几乎变成了单位的负资产。

 

从意识层面看2013年的纸媒改革，还会发现，绝大多数改革者在主观上希望保住的是“纸”，而不是“人”。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穿上了改革新衣，骨子里却做着复辟报纸、杂志这种传媒形态的旧梦，因此无论在改革执行层面何等大刀阔斧，他们事实上都在扮演阻止传媒进化的反动和腐朽角色。

 

也正因为这一点，在2013年纸媒改革的主流话语中，至少有两方面常识被改革精英们刻意回避了：第一，这一轮传媒变局的大方向，恰恰是将“纸”这种落后的信息传播介质淘汰出去；第二，无论传播手段和介质怎样变化，传媒产业之于内容的绝对需求都不可能改变，而内容创造的主体有且仅有可能是人。

 

这些常识要求2013年的纸媒改革者，至少在意识层面回到八年前《南京宣言》的水准，即自我确立内容人才地位，自我肯定原创内容价值，但今天的改革者既缺乏联吴抗曹的智商，又失去了对外杀伐的血性，他们唯独不缺枪口朝内的颛顼蛮干，所以他们才舍得摧毁自己的内容团队——这个团队往往是毕几代报人之功，才刚刚建立起来的。

 

当然，这一系列在外界看来近乎反智的自残行为，也仅仅是一种“果”罢了，其因正在于八年前纸媒诸侯在两次捍卫内容价值的会盟中进取乏力、终于败北，这样，才使得2013年的纸媒改革总体上都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困境：

 

即便改革者认同优秀写作者是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但由于内容价值趋近于零、版权保护体系根本性缺位，写作者的产品，也就是内容本身并不值钱，因此他们若在内容建设上做任何投入，短期看，都不像是明智之举。

 

三．

2013年五月的一天，我和《财经》记者欧阳洪亮、《博客天下》副主编汪再兴、《财经国家周刊》主笔王康鹏、《瞭望东方周刊》主笔黄志杰五个人，一起来到北京东便门城墙上的小酒馆清谈，其间我们论争了有关传媒的诸多问题，却唯独在“内容为王”话题上取得了多数共识。

 

以个体之力在网站和新媒体方面不断尝试的王康鹏，是唯一反对“内容为王”的，两个多月前，他在虎嗅上刚刚发表他的主张《“内容为王”错在哪里》。我们以4：1的优势反驳康鹏，但当时传媒界的大气候的确偏向了他那边，其时罗振宇的“内容不再为王”论，也正在全行业弥散。

 

但转眼到了2013年下半年，形势一天天变化了。8月19日那天，网易《真话》频道发出的《关于网易〈真话〉文章被搜狐、华商报侵权的声明》，就像一头受惊的小鹿，突然闯入我的视线。

 

声明所指文章，是对《财经》记者罗昌平的独家专访，其时罗昌平因举报刘铁男并致刘被查，受到国内外空前关注。为了这样一篇文章，《真话》郑重其事要求道歉并保留诉讼权利，最后更追问：“世界上只有一种罪，那就是盗窃。当你抄袭，偷梁换柱成自己的作品时，你实际上偷走了作者的辛苦劳动和署名权，这是不是一种罪？”

 

坦率说，我是怀着喜悦之情读完声明的。我读着声明中那些充满神圣感的、布道式的语句，一边心想，网媒终于着急了，一边在脑子里完成了这样的链式反应：渠道竞争到一定阶段，内容竞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内容竞争的帷幕徐徐拉开，版权保护就成为必然；当内容竞争与版权保护相继而行，一个“内容为王”的新传媒时代开启了。

 

《真话》是网易旗下最具影响力的原创频道，截止目前，国内这一量级的原创频道至少还包括：腾讯《大家》、新浪《专栏》、搜狐《名人》、百度《百家》，以及占据移动终端的微信公众账号等。其中，腾讯《大家》已从2012年起斥资数千万元用于签约写作者，并购买他们的原创作品。

 

一直以来，网媒是以“剽窃者、“吃白食”的并不光彩的形象触发我们纸媒人的负面情绪的，但无论我们心怀多深的仇恨，今天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进取者业已完成它的行业入侵，并着手在原创内容的殖民地上，建立新式文明、维护法与正义了。悲哀反而在于我们的纸媒头人，至此竟不知原创内容价值，竟一味朝着相反方向狂奔。

 

四．

 

一个明显趋势，到了2013年底，包括财新传媒在内的原创媒体机构，对于自身内容利益的捍卫愈来愈坚决。11月间爆发的搜狐状告百度盗版侵权案，在声势及成果上，都不啻于内容竞争的又一次大会战。

 

财新传媒胡舒立号称“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在捍卫原创内容利益方面，这位铁娘子却试图给写作者带来长久的安全感。但在2009年以来的漫长四年中，中国的传媒精英就像瞧“富尔顿的蠢物”一样，袖手旁观这位可怜的老太太一次又一次发布反侵权公告——这使胡长时间陷入孤立无援的被动状态，直至2013年底版权绅士张朝阳的出现，她的维权处境才有所改观。

 

张朝阳对百度一役，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张身后的盟友，除了优酷土豆、腾讯视频、乐视网等利益共同体，还包括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美国电影协会。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舆论大环境中，媒体人有关传媒变局与未来命运的孤立思考，也已经广泛触及原创内容价值，并在版权保护议题上普遍觉醒了。

 

《北京青年报》新媒体部主任马雄鹰，在2013年7月的一次访谈中论及内容与渠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浪、网易、腾讯等内容发布机构争夺的是天下，属于渠道竞争，而渠道竞争靠的是在渠道上发布优质内容，这就好比军阀割据为争天下，争天下拼的却是各自的军火实力。

 

马雄鹰建议传统媒体不要做军阀，不要死抱纸媒渠道不撒手，而要专注于做内容供应商，也就是军火商，“无论新浪也罢，腾讯也好，只要我们（在这些渠道上）留下了自己的（内容）品牌，那也就意味着，无论苏军胜利、还是德军胜利，其实都是‘机关枪’的胜利。”

 

几乎同样的理论，《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有更为激进的表述，他认为纸媒恰恰应该砍掉发行部和广告部，“我说内容有价值，但是发行没价值，广告没价值，那就破解一下，就是说内容好好做，传播方式不再依赖纸媒，然后你的营收方式不再依赖广告。”

 

12月26日，靠垫网CEO以id“快乐的树”在钛媒体发表针对财新网收购事件的评论，他在结尾处预言，”媒体业也会如此，势必会出现这样一个平台，它可以帮助所有垂直新媒体实现定位、完成采编和广告销售，帮助写手维护著作权，将媒体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

 

到了2014年第一个月，媒体人在版权保护问题上再度发声时，直白近于呐喊。《财经》记者谭翊飞主持《政经观察》有年，他在最新的《中国媒体行业的机遇期》中说，“媒体成长水平虽受制于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但主观层面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因此）无论如何强调知识产权保护都不过分。”

 

具有写作者身份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羊城晚报》上悲怆呼喊：“在我们这里，卖盗版和买盗版的，都没有任何羞耻感……人们也许不知道，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们这个国家，将会没有人有积极性写作，创作也就窒息了。”

 

五．

 

用历史的眼光对2013纸媒改革做最后一番打量，我们一定会见到这样三种人：第一种人在苦吟纸媒衰亡的凄楚挽歌，第二种人做着重回纸媒的腐朽旧梦，第三种人为了新的传媒秩序呐喊与启蒙。

 

这一图景下的历史线索格外清晰：第一种人是可怜的，第二种人是可恨的，无论第三种人现时多么卑微与弱小，他们所启蒙的方向，往往就是一场变革要去的地方——今日之呐喊，实则明日之先见。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由技术进步所驱动的行业变革，独惟将这个行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同样，这一轮久经酝酿的“数十年未有之传媒大变局”，也不可能例外，它的总体趋势无外乎就是：

 

纸被淘汰，油墨被封存，森林不被砍伐，河流复归清澈，版权受到法律保护，原创内容与思想呈现价值——若将这一切放在人本视野下，则它意味着，中国智识阶层在道德情操上开始学会尊重读书人和写作者了。

 

刚刚过去的2013年，注定是传媒的大争之世，由此开启的传媒竞争留给纸媒的唯一机会和端口，是内容竞争而绝不是渠道竞争，那些死死抱住纸质渠道不愿撒手，一定要用纸和移动互联网决斗的义和团式的纸媒领袖，绝无任何可能带领他的团队蹚出一条生路来。另一方面，传媒生态朝着版权保护高阶文明进化的历史步伐，也确非个人意志所能阻挡。

 

进入2014年，纸媒亟待统一的改革共识是“内容为王”，急需树立的市场意识是将自己定位为内容供应商。而改革实操的头号抓手，是将人、财、物快速集中于编辑部，即刻组建、扩建、调整、优化、强化原创内容团队，而不是相反。

 

第二抓手是版权保护，即重启《南京宣言》的未竟事业，在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全行业实施合纵连横、与共进退，誓死捍卫原创内容价值及其地位；第三抓手则是直接切入移动互联网公共内容发布渠道，在最先进的传播渠道上探索内容品牌建设及其周边产品开发。

 

这一切在短期内或难见速效，它需要纸媒决策者付出决心并具有耐性。而我作为一个纸媒前朝的遗人，给出的判断是，即便2014年纸媒改革的整体观感仍然不好，本年度亦将出现一到两位传媒强人，这位强人会在主义上选择”内容为王“，并不出意外主要依托上述三方面改革抓手，去开创、领袖新一轮纸媒变革风向。至此，纸媒改革方算驶入正常轨道。

 

（本文原刊于微信公众号椿实子，作者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