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当前经济局势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一旦面临经济下行就习惯性、应激性地实施刺激，无非通过流动性放松再度制造一个泡沫；二是在压力测试前提下，抓紧进行结构调整，让市场主体更加平等地获得金融资源，并降低对刺激性政策的依赖性。

近期宏观调控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终于明白某些宏观变量（例如房价）发生不合意变动时，并不需要专门出台有关政策手段，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础货币发行和由此衍生出的全社会融资总量，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货币发行的纪律性，资产已经失去了价格泡沫化的可能。

三期叠加的软着陆

陆磊｜文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第一季度，可预测的经济增长水平中枢约为7.3%，波动幅度为正负0.1个百分点，相对不高的增长水平是“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增速换挡期”和“前期刺激性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共同作用的必然后果，因此并不令人惊讶。

实际上各方应更为关心的事情是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进度和预期效果。的确，良好的经济增长会为改革提供更为宽松的空间，但往往更多的时候，恰恰由于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容易使改革丧失共识——既然各种指标走势颇佳，我们为什么要改革？社会的共同惰性会使拒绝改革成为各方一致性预期。

因此，在当前经济局势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一旦面临经济下行就习惯性、应激性地实施刺激，无非通过流动性放松再度制造一个泡沫；二是在压力测试前提下，抓紧进行结构调整，让市场主体更加平等地获得金融资源，并降低对刺激性政策的依赖性。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更加平等地获得金融资源”，指的恰恰是刺激性政策一般都具有不平等性，扩张性财政政策往往带有定向采购特点，仅仅使特定行业获利。

当然，另一个关键性变量是压力测试，即我们必须明确自身所能容忍的增长率下限、金融业不良资产上限，在达到极限前实施稳增长策略。

“三期叠加”造成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但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一定程度上，改革的前提是软着陆。

所谓软着陆，尽管没有真正定量的指标，通俗讲是指在不引发通货紧缩的前提下的经济减速。之所以这是改革的前提，是因为在不着陆时，人们对改革根本没兴趣。在硬着陆时，我们又会失去实施改革的经济资源。因此，适度经济下行是改革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是决策者所能完全控制的，而是一个客观事实。

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和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继续以低端“世界工厂”的定位获取红利的空间基本消失，这就在微观层面上导致经济结构的自发性调整：吸引人们眼球且获得较高利润的明星行业从制造业转向互联网服务业。这也就意味着需求结构将从外需转向内需，并奠定中国长期增长的微观基础。

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部门在实施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某种风险。我们很难想象，习惯于做房地产或炒矿山的企业，在短期内能够转型为具有技术附加值的创新性企业。因此，结构调整在短期必然意味着要素配置方向的改变，而这一种改变需要付出经济增速下行的代价。

结构调整不意味着经济调控部门无所作为。

一是应对着陆必须实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

尽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构成对中国金融稳定的系统性冲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大项目或重点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而是着重于假如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我们是否准备了足够的资源给受损者（如就业不足、农业等基础产业）以补偿。其实，公众并不关心银行或者央企利润有多高，更关心的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否在所处的经济体内有保障。

二是在结构调整中承认实体经济的主体性地位。

我们的当前问题是，能否给微观经济主体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主动实施转型，这就需要做两件事：压低长端利率水平以使企业为研发获得低成本融资、不放松货币总量而致力于融资结构调整避免资产价格泡沫化。

可喜的是，近期宏观调控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终于明白某些宏观变量（例如房价）发生不合意变动时，并不需要专门出台有关政策手段，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础货币发行和由此衍生出的全社会融资总量，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货币发行的纪律性，资产已经失去了价格泡沫化的可能。资产泡沫的消失将使金融部门和企业重新思考，资源该配置于产业还是资产？

稳增长为改革提供空间保障，稳增长也是改革的前提。一旦硬着陆，则转型空间势必不复存在。

历史上，因挽救经济社会危亡而贻误转型时机的事例比比皆是：如1894年战争所葬送的中国近代化，1919年巴黎和会所葬送的新文化运动，上个世纪80年代恶性通胀使价格改革推迟了五到十年，2008年全球危机使企业投资从创新转向资产持有。

故，不着陆则不改革，硬着陆则无力改革；而软着陆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推动转型时把握经济的精巧平衡，至少需要设定经济增长的底线。■

（引自财新网，推荐caixin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