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来自“致敬1984”系列活动。王石在演讲中谈到了他和万科的三十年，万科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所走过得路和自己的经验体会。最后，他谈到了野心。他说，“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下，你怎么在这个环境中往前推进？为了你个人的抱负，为了你企业的发展，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我是有野心的，我的野心是什么呢？我的野心是把万科办成像二战之后日本产生的一些企业，不仅仅提供产品、服务，使他们有很好的品牌、收入，还带来社会的进步，对生活方式起着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其实，这也是很多和他同时代的企业家共同的心声。

 

 

　　周其仁教授在随后的点评中对万科走过的路做了一个很高的评价：“万科的故事对下一波的改革非常有价值。”先不要去探究是否夸大其辞，但是万科所走过得路，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你说呢？

来源：万科周刊

 

口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正和岛岛邻）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正和岛岛邻）

 

 

王石：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讲个故事，你们想听私人故事还是公司故事？（全场笑）

 

　　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79年，当时在深圳有名的一个搞工程的公司，当时国内出口到香港的物资要在深圳停一下，要过关。停的过程中，活的家禽、活的牛羊要搞检疫，我们搞工程搞检疫消毒的设备。到这里来有非常大的反差：一是检疫这些动物，很多到这儿就死了，死了就扔下来，臭气烘烘，又有苍蝇，条件非常恶劣；同时你晚上又可以收看到香港的电视，看到香港的灯红酒绿，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你说你向不向往呢？你说不向往，那说的不是真话，但是你说向往还不容易，因为隔着一个深圳河，你表示向往，就是看它的电视都属于违法的。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工棚上装了电视，当然你可以收看到广东电视台的电视，但是大家都想看香港的电视，还有一个专门管调电视机的频道的，上面头头来了，赶快就转到广东电视台，看的是非常乏味，最后走了又调回来。当时就是这个状态，现在你们这些80后、90后是不大理解那个时代的状态的，就是那种意识形态的管制，还有物质生活的贫乏。我们工棚上可以这样说，每天早上起来，会发现怎么少了一个人？这个人过去了。这是当时的情况。

 

　　在深圳结识了当地一座渔村的村长，当时叫大队长。当时还不是双休日，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在他家里可以看香港电视，不用忌讳了，在那儿看电视一直看到早上香港电视台雪花，停台，第二天白天继续看，直到晚上。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想到偷渡过去。我记得是1980年、1981年，回广州已经两年了，有一天在深圳认识的房东跑去看我，这之前他也来看我，带着鱼、虾等海鲜产品，这回带了一箱加州橙，更让我感到惊讶的，就是这个大队长的太太烫了一个香港的卷发，一下让我愣了。他说现在深圳建特区了。这个渔民家的变化对我刺激太大了，你说香港人怎么怎么样，反正我没感觉，但是在这个渔村劳动的，他们给我送的礼物不是虾，是加州橙，继而我对深圳产生回去的渴望。1983年毅然辞职到深圳。

 

　　到深圳之前，我曾经当过兵，上过大学，最后又当过技术员，在政府里面当过公务员，再就是在铁路上当技术员、工程师，这是我到深圳之前的经历，那时候32岁。虽然做了那么多事情，总觉得自己想发挥自己的长处，自己有一番抱负，有一番作为，总是感觉这个社会很压抑，当然别人感觉不到，别人会感到我是幸运。比如说人家下乡去了，我当兵去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去当兵是很荣幸的，而去下乡那是很不情愿的，当兵回来又上学去了，回来又到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州工作，我是很幸运的，但是我自己始终很压抑。这样就感觉到深圳可能给我的人生梦带来一个可能的机会，就这样到了深圳。但你说是不是为了钱呢？当然，我向往物质丰富的生活，我向往香港的那种带着各种电器回来探亲，甚至用卫生纸擦汗，这是很正常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是另外一种生活，这是电影里面才看到的。我当时想过那样的生活，但是就我的追求来讲，更主要的还是要能够在社会上做出贡献，大丈夫志在四方，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做，我的印象比较清楚的，是《鲁宾逊漂流记》、《远山的呼唤》这些东西，是野性的东西。就这样到了深圳。

 

　　应该说当时没有什么特别追求，在深圳创业，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就开始创办企业。实际上事后回想，你只要敢去，深圳那个地方你只要敢去，赚钱容易，赚很多钱也不是很难，你只要敢去。但是不是你敢去就一直赚钱呢？不一定，所以敢去，赚到钱容易。我们当时在国内来讲，改革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一种是国营，一种是集体。我们到那里创业，我成立的公司也是国家的，成立公司第一年，我记得很清楚，赚了300万，第二年之后，改制承包，比如给你基数200万，200万上交，100万就是你的，如果你再赚的多，有个比例，反正你赚的越多分的越多。当时我们公司搞承包是求之不得，就是争取承包，我不以为然，我就是证明我的能力，我能赚钱，你们看到我的价值我很高兴。

 

　　1984年创办企业，到1986年遇到危机，当时主要是进口，进口你得有外汇，你出口外汇怎么来呢？是外部调剂，我调剂了多少呢？调剂了2000万资金，在当时深圳调剂了2000万资金，进口、外汇，进口卖人民币赚钱，花到我账上还剩800万美金的时候，总公司老总就说，要把我调走，因为他要投资银行，如果我同意就把我升成特发公司副总，我当时和特发什么关系呢？特发贸易公司，下面有新一代公司，新一代公司还有股份公司，我和它是四级关系，也就是说你只要同意调走，就跳到总公司。我说我要是不同意呢？老总就说了，你不同意也把你调走。反正我就回答不同意，结果呢？一个礼拜之后就发了个通知书，说你到深圳市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那次等于是已经任命了新的经理，就让我来培训，把他调进去。最终没把我调走，但是对我刺激特别大，我说自己并不是为了钱，也不怕他查，我也不担心，什么都清清楚楚。就是你的抱负，你想做一番事业，不成，非常困难。

 

　　在这个时候，1986年下了个红头文件说股份化改革，红头文件很清楚，我这儿属于集团公司的分公司，上面还有三层，根本轮不到我。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红头文件下来之后，集团公司没有一家想动的，当时还有体改办，也就是说红头文件还得执行，没有一个集团公司执行，这时候我就找到了体改办，我说我想改。改革之后，摆脱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方式，现在就要解决第一个问题，产权问题。产权是谁的？你怎么说调就调呢？你根本不顾我的死活，钱你说调走就调走，我签了合同要进场的，合同怎么执行，下一步怎么办？他们如获至宝，可有一家企业愿意改造了。我和我的母公司说了，这时候他们想，你想股份化改造，你现在没有股份化改造，100%归我的，你要股份化改造了，就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了，我不同意。好了，他不同意，市政府体改办也没有办法，得总公司给意见，同意改才能让你改，万般无奈之下，我就硬着头皮找到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到了他办公室。

 

　　我记得很清楚，他穿着一个毛背心在练字，说，你来了。实际上那时候我脾气很大，尽管如此，我哪敢发脾气，耐心地陈述一遍，意思就是希望市委书记特批一下，因为红头文件是市委的决定，他们不响应我响应，但是集团公司阻碍。后来书记说，年轻人，你太操之过急了，我怎么好直接插手你的事呢？我管理的各部委管着下面各公司，我直接插手你，下面各部委怎么运作？我一听，完了，市委书记半天不表态。没办法，那就走吧。他说你等一下，以后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就找我秘书，给了电话，但是你们之间的联络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比如说找个茶馆或者小餐馆，我一听，书记兼市长心底是非常好的，这样下面各部委就知道，我支持你，他没说这些话，有什么事就秘密联络，不要让别人知道。改革、万科股份化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是谈判，改革这个钱怎么算呢？做一个台账给国家，当时会计事务所核算净资产是1300万，1300万算谁的呢？如果算我的，就不存在股改了，如果算它（母公司）的呢？那我和它谈判，我的意见是一人一半，亲兄弟明算账，它说怎么可能？和国家谈五五？六-四。我说我六你四，我是装糊涂，我知道它的意思拿六，我拿四，我心里狂喜，为什么狂喜呢？我那五五只是随便一说，他就是九一我也没办法，因为我首先要界定它到底是谁的，哪怕我只有10%，可以扩股，你国有股要保持住（份额），你必须要跟，你不跟你就得稀释，后来这样稀释，一直稀释到12%，就是这样的过程。

 

　　显然，谈到万科的历史，1984年成立，1988年股改，对万科意义非常重大，就是产权上确定了这个公司的所有人，公司才能走到今天。今天很多人问我，你这个公司的性质是什么？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我会有不同的回答。你对政府官员可以说国有控股，最大的股东是国有的；我说是公众公司也没错，万科的股东当中，80%是小股东，第二大股东占2%；按现在最时髦的说法，这个公司是什么性质？我说是混合所有制。你看我说的三个回答都没有错，你这个有机会主义，怎么不同的人问是不同的回答？你可以说是机会主义，也可以说是智慧，为什么？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下，你怎么在这个环境中往前推进？为了你个人的抱负，为了你企业的发展，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我是有野心的，我的野心是什么呢？我的野心是把万科办成像二战之后日本产生的一些企业，不仅仅提供产品、服务，使他们有很好的品牌、收入，还带来社会的进步，对生活方式起着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比如说索尼、丰田、松下，索尼的随身听整个改变了人们娱乐消费的方式，我希望万科能成为这样的公司，这是我的野心。

 

 

周其仁点评：为何说万科的故事对下一波的改革非常有价值

 

 

 

　　王石刚才讲的虽然是一个人和一个公司的故事，某种程度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我这里的一个背景供大家讨论：中国不是先改国企的，是先改市场，先把市场放了，放出来市场再把国企推进去。这里面有个内在逻辑，一环扣一环。什么叫先放市场，一是先放入个体户，几千万知青回来，一回去就业岗位在什么地方？国营企业招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就逼出了大碗茶、摆个摊，开饭馆，个体户出来了，个体户出来那就升级，然后乡镇企业，还有广东深圳开始的外企，让它们进来，这全是逼出来的。

 

　　香港当年是很大的麻烦，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你有没有听说香港逃过来一个人？所以习仲勋当年主政广东，最大的挑战就是几万人逃港。

 

　　习仲勋说为什么逃港啊？怎么往资本主义跑啊？底下一个支部书记就说，为什么我们跑去的人两年就寄钱回来盖新房？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怎么体现？他想人家讲的可能有道理，会后就跑去约他谈，你跟我讲讲怎么跑过去两年就寄钱回来？很简单，四小龙啊，起飞啊，工业啊，缺人啊，过去打工赚钱的就多。习仲勋当年就动了一个脑子，这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影响深远的，他对杨尚昆说我们这样守不住啊，守土有责啊，他们往资本主义跑怎么办啊？能不能辟一个地方，把香港的工厂开到这？两全其美，开过来以后不用跑过去了，在社会主义工作嘛。马上汇报到北京，邓小平支持，说找块地方好，这块地方叫什么啊？后来说得叫经济特区，政治上不能特，经济上可以特，其实最重要就是让外资工厂过来。

 

　　这一过来很有意思，千教条万教条，只要看了真的，人们的想法就会改变。人家把市场这套东西带过来了，生产的产品为什么不让在国内卖？但生产多了总要往国内卖一部分啊，王石早年有一个业务就是干这个的。

 

　　这一松绑以后，产品市场开始竞争，原来那一套人口户籍劳动体制受冲击，土地分配受冲击，银行贷款受冲击，系统就玩不动了。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重新界定权力，厂长是干什么的？国家机关是干什么的，官员是干什么的？得重新画这条线。

 

　　其实改价格、改产权是一件事情。什么叫改产权？产权里就有定价权，价格如果政府定就是计划价格，企业可以叫价，市场可以还价，这就是市场价。最后讨论来讨论去，就开始聚焦了，真正难就是改到财产权利的时候，王石最后讲到的那个难度非常大。怎么难？国企改革到现在为止三分天下，一部分改盈利了，中石油、中石化都是世界500强，改成若干个国有控股公司玩一个市场，玩一个产业，不让别人进去；第二就是赔的改成了，财政兜不起了让银行兜，银行也兜不起了让股市兜，股市也兜不起了，朱镕基说我来，朱镕基来怎么办？改革，抓大放小。

 

　　王石讲的是硕果仅存的一个小品种，什么小品种？就是盈利，但也改了，不是亏损改制的，是赚着钱改制的，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改革到今天最重要的经验。因为从今天往后看，大部分国有企业是盈利的，盈利怎么改啊？亏本身就说服大家接受它改，盈利是非常难说服人改革的。

 

　　所以万科的故事对下一波的改革非常有价值。同样从这个历史中过来，你怎么评估你的贡献？不能以后一个命令让你去党校学习，全世界哪有这种企业制度啊？合约是妙不可言的东西，股份公司是妙不可言的东西。一旦签了以后，第二单再签，一扩资出不出钱？没钱就稀释，12%，一开头就12%呢？那你别干了。所以审时度势，恰如其分，这时候就考验你对整个人际关系把控。

 

　　改革前后左右，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差一点都不行，还要有政治技巧，当年是1988年，他书里讲了怎么见市委书记。他先结交了市委书记的秘书，做了很多工作，先把思想谈通。深圳靠近香港，同样共产党的官也有一些人，就是要把事情做上去的，跟企业家是一样的。人生苦短，就是那点时间做事，做不成事怎么弄啊？好不容易有一个股份制改革，深圳能不能开个头？找对还得有技巧啊，还要去茶馆里见面，还得半地下。里头还有运气，你现在倒回去看看你当年那个故事，哪一个环节出点岔子，就不行。你现在倒过来，就是柳传志讲的复盘，当时的所有各方的动作，都放大一起重演一遍，真的是来之不易。

 

　　刚才王石的发言，提供了一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案例，在这么一片改革的热土上，一个标准的国有企业在进入市场以后，形成的新的权力架构，从行不通变成有一个新的法律架构，你看有了这个平台，加上企业家才能，加上市场机会，就能成就今天的万科。可以说它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当年搞国有企业，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他们要的也是这些东西啊！不就是让中国强大起来吗？不是说日本能造的我们也能造，美国能造的我们也能造吗？目的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把路走出来。我现在高度肯定的是，中国这条路径是对的，这条路径真走到底，下一步的难点、重点、要点就是盈利的国企，特别是盈利的较大规模的国企，这个路怎么趟开？弄得跟世界上主要的企业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参与全球化的竞争？这就是我的发言。

 

 

　　（本文是王石、周其仁教授在“致敬1984”系列活动深圳站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