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水与中国历史——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的基调报告

十八世纪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的主角贾宝玉有一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如果不只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这句话颇具深意。水造就了所有民族的历史，而中国的历史则最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序章：中国的龙崇拜

龙文化与中国历史同样久远。在古代中国，龙是最受尊崇的对象之一。龙的形象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就已出现。龙这个字，在商代甲骨文中也已有之，以后逐渐演化，成为今天习见的形式。在欧洲传统文化中也有龙，但通常是与邪恶相联系；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则代表着威严、力量与仁慈，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此，龙是帝王的象征，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御座被称为龙椅，御袍则被称为龙袍。龙的图像，在皇宫中随处可见。

到了近代，龙又成为了中国的象征。中国第一面国旗是龙旗，中国自己最早铸造的银元是龙元。1949年以后，天安门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象征，而龙的形象依然保留在天安门前的华表上。中国人民也一如既往，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

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龙也无处不在。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凡有水之处，皆有龙王庙。在众多民间传说中，龙王都是主角。在夏历新年和其他中国传统节日，龙舞、龙灯都不可或缺；龙舟竞渡使得端午节成为中国嘉年华。在中国的年节庆祝活动中，没有龙的形象，人们就感觉不到充分的喜庆气氛。

但是，中国的龙到底是什么呢？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李埏教授（1914-2008）精辟地总结说：“由于人们和水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及对水这种自然力量的不理解，龙于是完全成了水的化身——水神。到农业生产发展起来，水的作用更为重要，龙崇拜也就更发展”(李埏：《龙崇拜的起源》，刊于《学术研究》（昆明）1963年第9期，后收入李埏：《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1年，第458-487页。)简言之，龙就是水神，掌握着在何时、何地降甘霖以及降多少的权力。因此，崇拜龙就是崇拜水神，或者说，就是崇拜水。

二、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奇迹

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即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成长。但是在历史上，中国还有比今天的经济奇迹更加伟大的三大奇迹。正是这三大奇迹，使得中国在世界上与众不同。

第一大奇迹是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拥有广大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的帝国，其中一些也曾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但是，没有哪一个帝国像中华帝国存在如此长久。中华帝国建立于公元前三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期。在这两千多年中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至少是中国内地）基本上都在一个政权的治理之下。一般而言，在近代以前的世界上，罕有广土众民的国家能够长期维持下去，这似乎是一条规律，而只有中国是例外(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73, p.17.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用称颂的语气写道：“大约公元1600年时，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统一政权。当时俄国才开始形成统一的国家，印度尚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墨西哥、秘鲁等古文明帝国则毁于疫疾肆虐与西班牙征服者。此时中国人口已逾一亿二千万，远超过欧洲各国人口之综合。…欧洲各国、印度、日本、俄国以及奥斯曼曼帝国的统治者，此刻无不致力于建构有系统的官僚组织，俾以有效统治领土和臣民。然而中国已经具备庞大的官僚体系，能够有效地统治这个巨大的帝国”——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Norton, 1999, p.7。)中国这种独一无二的长时期的大一统，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第二大奇迹是中国人民。早在公元一世纪，汉帝国的人口就已达到六千万，比当时世界上另外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罗马帝国——的人口还多出10%(公元14年，罗马帝国开国君主奥古斯都去世时，罗马帝国人口约为5400万，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7, p.35.)。从公元1300年以后，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了十八世纪，全世界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见James Lee & Feng Wang: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y: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1700-2000,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中国幅员辽阔，生活在这个广大疆域之内的人们，在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面具有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然而，绝大多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都把彼此视为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文字的一家人，而中国也是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共同家园（在中文中，“国家”（country）是由“国”（state）和“家”（home）两个字构成的）。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也无有其俦。

第三大奇迹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起源于五千年前，经过长期的演变，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已基本定型，后来继续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文明之一，为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朝鲜、越南）的人民共同分享。这一伟大的文明包括独特的书写系统汉字、独特的关于人与世界的观念、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独特的政治制度等。在两千年前，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巍然屹立在欧亚大陆两端，是古典时代世界的两大主要文明。到了公元四世纪，两大帝国都崩溃了。但是在尔后的一两千年中，中华文明依然继续着，而罗马文明则否。虽然罗马文明的许多重要特征后来融入了演变中的西方社会，但是这个文明本身却中断了，并未在原有地方一直延续下去。因此，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

这三大奇迹使得中国的历史与众不同，引起了人们对此的高度兴趣，并导致了“中国特殊论”（英文为China's exceptionalism，亦有译作“中国例外论”的）的出现。然而问题是，中国的特殊性，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

三、中国的治水

水与上述中国三大奇迹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部分地回答了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崇拜水，以及中国人为什么在治水工作上，付出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更多的努力。

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有云：“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这个生动的比喻道出了水的双重性质，即水对人类，既可有利，亦可有害。如何取水之利，避水之害？中国人对此问题的关切，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

以往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深刻地反映了治水在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与治水活动之间的关系，最早为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1896-1988）所注意。他认为：大规模的防洪和灌溉工程，需要中央进行协调。这种需要促进了专业的官僚机器的兴起，从而导致了一种“水利帝国”（ hydraulicempire，亦称‘水利专制主义’ hydraulic despotism 或‘水垄断帝国’ water monopoly empire）的出现。依照他的观点，中国就是这种“水利帝国”的代表。他认为：在中国，尽管一个王朝可能被推翻，但是新王朝与旧王朝差别不大。魏氏关于治水在重要性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整体而言，他的理论已经破产，因为他把水利与“专制主义”这两个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参阅J. M. Blaut: The Colonizer’s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The GuilfordPress, 1993, pp. 83-90）。事实上，在中国的帝制时期，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尽管中央政府在兴建和维护大型水利工程（例如黄河大堤和大运河）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但是绝大多数水利工程都是由地方当局、民间团体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发起和出资兴建的。）中国传说中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其创立者大禹就是一位水利专家，因其治理黄河的伟大成就，而得到人民的拥戴，从而继承了大舜的帝位。大禹治水故事一直流传了下来，表现出中国人对治水的重视。秦统一中国以后，治水更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由国家组织和协调的大型治水工作，在整个帝制时期都在进行。例如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决口，武帝“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窴决河”（《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又如东汉永平十一年，明帝“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征发民夫更是数以百万计。明清两代还专门设置了漕运总督的职位，以管理大运河。）

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中国发展出了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防洪系统、最大的灌溉系统和最大的水运系统。

中国的万里长城举世皆知，这个旨在保卫中国本部不受北方游牧人入侵的防御工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建筑工程。然而，中国还有几道另外的“长城”，却较少为世人所知。这几道“长城”，就是用来防御洪水的长堤。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水滋养了中华文明。但黄河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经常给沿岸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黄河发源于中国西部，在东流的过程中，沿途接收了大量的泥沙。当黄河流入华北平原后，流速减缓，携带泥沙的能力随之下降。泥沙逐渐堆满河床，黄河也成为河床高于周围地面的“悬河”。一旦河堤决口，河水就要泛滥，并且导致黄河改道。在过去三千年中，黄河决口超过1500次，改道则达26次，每次决口和改道都造成大量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为了抵御河水泛滥，中国人在黄河两岸修建了高耸的大堤，经过历代的修筑，这道大堤长达1500公里（今天的黄河大堤，大部分重建于十五至十九世纪，包括605公里长的南岸大堤和719公里长的北岸大堤，此外还有长达174公里的其他防洪大堤。因此黄河大堤的总长达到1498公里，堤高则比周围地面高3-5米），为仅次于长城的伟大建筑工程。在中华民族的另外一母亲河——长江——的中游，中国人在过去一千五百年中建成了长达180公里的荆江大堤，使得周围18000平方公里的富饶平原免遭水患。在华东海岸，气势恢宏的捍海大塘形成了一条600公里的防洪大堤（这些海塘系用石料与泥土筑成，平均高度4.5米，底部宽12米，顶部宽3-6米），保卫着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不受汹涌海涛的侵袭。

今天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人工灌溉工程系统，是位于中国川西成都平原的都江堰。都江堰建于公元前256年，今天依然在使用，灌溉着超过5300平方公里的沃野。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有更多的灌溉工程建成。由于这些灌溉工程，到十五世纪初，中国有30%的耕地是人工灌溉的耕地。在随后的五个世纪中，尽管中国耕地总数增加了三倍，但是人工灌溉耕地在总耕地中的比例仍在不断提高（Angus Maddison: Chinese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Secondedition, revised and updated: 960-2030 AD）. Development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 2007, p.15.）。与欧洲、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人工灌溉耕地在耕地总数中的比重异乎寻常地高（在1850年，印度的人工灌溉耕地仅占耕地总数的I 3.5% 左右。欧洲的数字无法获得，但可能更加接近印度的情况而非中国的情况。参阅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15.）。

中国有众多的河流，从河流长度和流域面积大小来看，长江、黄河和珠江是最大的三条。这三大河流的流向都是自西向东。为了用水路把南北联系起来，中国人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人工密西西比河”——大运河，把长江、黄河两大河流和北方另外三条主要河流连接了起来。大运河今日长1794公里，而在十三世纪之前更长达2500公里，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之一（大运河的长度，分别为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长度的16倍和33倍），至今为止依然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工水运系统。中国另外一条较少为人所知的南北向运河，即建于公元前230年左右的灵渠，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运河。灵渠位于风景如画的桂林附近，把长江和珠江的两条重要支流——湘江和漓江——连接了起来，从而使得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彼此相连。在大运河和灵渠的沿岸，建有无数的闸门、水坝、蓄水池、码头、泊船处、维修设施、桥梁、货栈、旅馆、治安机构等，成为复杂而完整的水运系统。这两条运河的开凿，把中国的三大河流和赣江、湘江、汉水、淮河、海河等重要河流连为一体。除此之外，中国的海路运输网也覆盖了全部海岸。这样，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已建成了一个以3-T形水路网为基础的巨大的水运系统（这三个T字形水路网有一条共同的横向轴线—长江，而有三条不同的纵向两翼：第一条是汉水—湘江，第二条是京杭大运河—赣江，第三条是北洋航线和南洋航线。此外，湘江水系通过灵渠与珠江水系相连，而赣江水系则越过大虞岭一小段陆路后也与珠江水系相连），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其中。

简言之，正如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所言：中国人在治水和用水方面，在世界各国中非常突出（Joseph Needham, etc: Science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art III,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971, p.212。李约瑟此语，系引用清初来华传教士李明（Louis Lecomte）的观察和现代多位学者的意见。）

四、治水与“中国奇迹”

中国在治水方面所进行的努力，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这种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构成了上述中国三大奇迹的基础。

黄河大堤的兴建，使得中华文明得以逃脱世界上许多古代文明后来都消亡了的噩运。不仅如此，在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横跨内蒙古沙漠的中国内陆干旱贫瘠地区，中国人用黄河水创造出一个生机盎然的绿色地带。中国兴建的水利工程使得更多的富源得以开发（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得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洞庭湖地区、江汉平原上的灌溉系统，也使得这些地区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或者可以使“天下足”的粮仓），对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厥功甚伟。

在今天，中国的耕地仅占世界耕地的8.6%，但是却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0%——中国耕地在世界耕地中的比重，过去一般认为仅为7%，但据较新的估计为8.6%（参阅封志明、刘宝勤、杨艳昭：《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趋势分析与数据重建：1949～2003》，刊于《自然资源学报》2005年第1期）。2008年世界人口总数为67亿，而中国人口为13亿（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09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http://www. prb.org/pdf08/ 08WPDS_ Eng. Pdf）。在历史上，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更大，而耕地增加的速度则比世界其他地区慢得多——例如，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份额，1700年时为29%，1820年为37%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24）。在1700 1980年间，世界耕地总数增加了466%（D. Tilman, K. G. Cassman, P A.Matson, R. Naylor and S. Polasky: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intensiveproduction practices,” in Nature 418（6898）, August 2002: pp.671-677），而在中国，耕地在1770-1957年间只增加了177% （Dwight Perkins: AgriculturalDevelopment in）。1957年数字是中国耕地统计面积的峰值（封志明、刘宝勤、杨艳昭：《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趋势分析与数据重建：1949～2003》）。多亏中国耕地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耕地更高的生产力，才养活了中国的人口。不仅如此，在过去两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人民享有比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更高的生活水准——麦迪森（Angus Madison）认为早在公元十世纪，在人均收入方面，中国经济已领先世界，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五世纪（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15）。十五世纪之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仍然生活得不错。谢和耐（Jacque Gernet）指出：一般而言，在雍正朝和乾隆朝前半期，中国人过得比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人更好（Jacque Gernet: A History of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20‑21）。何炳棣也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的农民，比同时代法国的农民或者十九世纪前期普鲁士的农民以及德川时代日本的农民，都生活得更好（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94）。贝洛赫（Paul Bairoch）则估计，18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约为228美元，而十八世纪英国、法国不同年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在150-200美元之间（以上均为1960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转引自Fernand Braudel: The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Vol. 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534）。因此十八世纪后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说：“很久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它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良、人民最勤奋、人口最稠密”（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Electronic Classics Series, PSU-Hazleton, Hazleton, PA 18202, 2005, p.64）。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中国高效的灌溉系统，因为有了这个系统，中国耕地才有这样高的生产力——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相比，中国自然环境并不很好。中国北方和西北部长期以来受到沙漠化的威胁，自然环境尤其不佳。依照现在的统计，大约占中国耕地总数三分之一的3.31亿公顷耕地，正在退化，而其中2.62亿公顷已经退化，因此中国实际退化耕地和潜在退化耕地之比，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The World Bank: China: Air, Land, and Water: EnvironmentalPriorities for a New Millennium,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1, p. 18）。如果没有人工灌溉，中国很大一部分耕地将变成沙漠。

上述以3-T形水路网为基础的水运系统，把中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连贯了起来，成为中国的生命线。中国疆域辽阔，从热带直到寒温带，跨越了三十个纬度，各地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具有高度多元性——麦克尼尔（John McNeil）把中国两大河流以及大运河做了一个国际比喻：黄河，就像阿斯旺水坝以上的尼罗河一样，携带着灌溉用水和有养分的泥沙，穿过贫瘠的大地，流向大海，水流有明显的季节性。黄河可通航的河段大约600-800公里，与从尼罗河第一瀑布到海的距离相似。长江，流过中国中部，而自唐代中期以来，这一地区就已成为中国的谷仓。长江为这个地区提供了丰沛的灌溉用水以及廉价的水运，就像恒河之于印度一样。长江可通航的河段从入海口直到重庆，长达2700公里。但是由于有三峡之险，主要航运仍然在武汉以下，离海大约1100公里，大致相当于大型船舶可以通航的恒河河段（从入海口到阿拉哈巴德）。大运河则可视为一条人工开挖的密西西比河（John McNeil: “China’s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 in 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ed.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1-52）。对于麦氏的这一比喻，我觉得还可加上两点：就像西非的刚果河一样，珠江流过一个自然资源（特别是木材、金属、水果）丰富的热带地区，这个地区还具有水稻和甘蔗生产的巨大潜力。这些富源和潜力，在明代以前尚未很好开发。此外，1390公里长的辽河，也与俄国的伏尔加河相似，流经一个充满森林和草原的半寒带地区，直到清代之前，这一地区的资源基本上尚未开发。有了上述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水运系统，中国各地的资源也就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网络。各地的产品如牲畜、木材、粮食、鱼、盐、纤维（丝苎棉麻）、金属、建筑材料等，都可以相对低廉的运费运送到其他地方。这样，这个水运系统在中国创造出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和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也正因如此，与其他在领土和富源方面可以与中国相匹敌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统一程度都更高（John McNeil: “China’s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 in MarkElvin and Liu Ts'ui-jung ed.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简言之，如果没有中国人成功的治水，上述三大“中国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可以说，水与中国历史的这种紧密联系，是支持“中国特殊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此意义上来说，水确实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

五、结语：过去的延续和今天的挑战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过去依然映照着中国的现在。可以说，中国的现在正在和它的过去对话。

正如在过去一样，近代中国人继续致力于兴建更大、更多的灌溉系统。1952年，中国有52%的耕地是人工灌溉的耕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工灌溉的耕地只占其耕地的大约10%（Maddison: Chinese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15。）到了今天，借助于现代技术和大规模投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国内主要河流上大建水利工程。最近完工的三峡大坝，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但三峡大坝只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南水北调工程的一个部分。南水北调工程的设计目标，是把4.48亿立方米的长江水调到缺水的北方。这个庞大的工程，包括开挖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运河，由南向北，把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连接起来——这项工程包括三条把长江水引到北方的线路。第一条为东线，长1466公里，主要是利用大运河，少有新开挖的运河。中线和西线则大部分是新开挖的运河。中线长1432公里，从湖北丹江口一直延伸到天津。西线则需在世界上条件最艰难的青藏高原上开挖数百公里的运河。此项工程完成后，中国的主要地区都将在水文上更加密切地连为一体。

但是这些只是今天中国的水的故事的一个方面。中国在兴建巨大的水利工程时，面临着水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大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这些问题在未来几十年中还将不断恶化。

在今天，与中国迅速的经济成长相伴的是对水的需求的持续增加。中国人均淡水的数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随着需求量的增加，水的匮缺、污染、地下水位降低、大水大旱频繁发生等问题也不断加剧，并已日益接近危险的临界点，而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这种临界点已经来临——这些问题在中国北部特别严重。中国北部包括东北、西北、山东半岛、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这一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4.4 %, 人口却占全国的43. 2 % , 耕地占全国的58. 3%。根据调查, 中国北方缺水地区总面积已达约58×104km2,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等地。干旱少雨的年份, 常使河道干涸断流。见王瑗、盛连喜、李科、孙弘颜：《中国水资源现状分析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刊于《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北京）第19卷第3期，2008年，以及 The World Bank: China: Air, Land, and Water: EnvironmentalPriorities for a New Millennium, p.47。不仅如此，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受威胁最严重的淡水湖的水质有所改善，相反倒有指标说明中国地下水的污染问题还在恶化（The World Bank: China: Air,Land,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Priorities for a New Millennium, p.47）。中国为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水资源破坏的高昂代价。现在中国必须在水资源保护和继续进行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之间需求平衡，大力改善水资源，使得经济发展能够与水资源相符。

中国古代贤君唐太宗（公元599-649年）有一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英国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公元1561-1626年）也说：“读史使人明智”。探究中国历史与水的关系，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水对于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良机。我们应当怀着敬畏之心来对待水。由于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的身体都主要由水构成，因此关心水也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孔子“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教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都一样，中国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可言。

（编者按：此文为李伯重教授于2010年8月22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开幕式基调报告，原文用英文写成，并由大会组织委员会翻译为法文，一起刊布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网页上。该报告的英、法文以及此次大会的详细情况，参见会议网页http://www.ichs2010.org/home.asp。中译本刊载于《思想战线》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