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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分：15 -
提问时间 2016-07-28 11:41
来源：路财主
作者：路瑞锁
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危机，一轮又一轮的GDP上涨，一轮又一轮的资产膨胀，一轮又一轮的贫富差距剧增，一轮又一轮的失业浪潮与企业破产，一轮又一轮的政府货币刺激，一轮又一轮针对中产阶级的财富洗劫……
当代经济体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模式？却从来没有人说清楚。
就跟新闻记者们总是想搞个大新闻一样，我一直也想憋个大招，想给当代经济做一个整体的素描，或者装逼点儿说，想要给当代经济建立一个简洁的模型——嗯，听起来好像民间科学家声称自己发现了什么崭新的物理理论……
但是，在这个对当代经济的素描里，我并不想依靠这样或那样已有的经济理论，而是依赖于与自己、与他人生活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经验和感觉——至少，我就是这样来认知世界经济、看待财经事件的。
借用我最喜欢的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
“我之所以要写这些东西，并不是要加工一部艺术品，而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逻辑上的审美活动，我是不会写的。”
人类的基本需求包括了水、食物、住所、能源、教育、医疗和自由等，而人类在最近60年来所获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不仅足以傲视地球上除人类之外的所有生物，而且足以傲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
现代的世界富足到什么地步呢？富足到80%以上的人，根本不用担心食物问题！这其中包括了现在能够读到我微信公众号文章的你。
当绝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满足，这就是丰裕时代。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成就，这意味着人类已经脱离了基本的生物生存层面——生物层面上看，所有的生物都是为了食物和延续后代而生存于这个地球上，但作为一个种群而言，从来没有一种生物达到了整体上长久性食物丰裕这样的目标，而逆天的人类，现在做到了。
在这样一个丰裕时代，所谓的“经济”呈现了很多我们所没有想到过的新特点。
在中国，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应该都学过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在这里，我暂不深入讨论商品和货币的起源及本质）。
马克思将商品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马克思将货币也划归为商品，不过是承载“交换价值”的一类特殊商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大规模应用以前，人类进行商品生产和买卖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想要得到“使用价值”——如果用G（goods）来代表商品，M（Money）来代表货币的话，人类的商品和货币循环流程可以简单总结为：
G—M—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典时代人们获得金钱的主要目的是购买商品来消费、使用、生产，想要得到的是使用价值，人们并不以得到金钱为最终目的（将服务也作为商品来看待）
这个GMG的古典时代，持续了多久呢？
5000年！按照我对于金融历史的理解和划分，这一模式从人类商品贸易诞生以来，在西方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就世界范围内来看，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
由于能源和机器的使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大规模采用，再加上科技进步和人权进步，用了大概200多年的时间，人类很快就摆脱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食物），19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要国家解决了民众的基本温饱问题之后，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是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东西了，由此，人类商品和货币的循环模式也悄然发生了变迁。
人们不再追求使用价值，而是开始追求“交换价值”，这样一来，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被大大的提升，然后逐步变成了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最终目标：
M—G—M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在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这是为什么我首先强调“丰裕时代”的原因）的现代社会，人们获得金钱的主要目的，并不一定是当下的购买商品消费和使用，而只是纯粹的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为了满足未来的不确定的某种欲望）。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绝大多数人的终极目标已经变成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那是不是一定要像古典时代一样，绝大多数人自己需要投身生产活动呢？
当然不是——众所周知，你也可以投身金融市场，这就是所谓的“投资理财”。
接下来，我把M和G分开来讲。
G，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就可以理解为经济构成。在古典社会，G非常简单，就是商品与服务——但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G在很大程度上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和古典社会完全一样的真实的商品和服务，第二类，则是包括了股票、期货乃至各种各样云里来雾里去以钱换钱的金融资产。
对应到现实世界，正是当代社会的经济系统的两个部分。第一类可以理解为GDP所统计的内容——很多人将其称之为“实体经济（Real Economy）”；第二类，就是金融资产交易类的所谓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或叫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
什么叫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指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了物质转换和价值转换的经济活动。最典型的，你建一个工厂，生产鞋帽，你必定要将相应的劳力、房产、各种原材料和能源，转换为别人愿意购买的商品，你赚到的钱，来自物质转换和价值增殖。
什么是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虚拟经济是指不从事实际生产、不参与价值转换和价值创造而直接“以钱生钱”为目的的所有经济活动，其投资回报纯粹来自资产价格本身之上升或下跌。比方房屋产权的买来卖去，股票、国债、公司债、期货、期权以及直接针对各国钞票的外汇买卖……此外还包括博彩业、艺术收藏等产业。
当代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总量，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经济 = 实体经济（商品和服务贸易）+ 虚拟经济（金融资产交易）
2014年，用GDP来计算全球的实体经济，其总额大概是77.3万亿美元；然而，虚拟经济的总额却大到普通人难以想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各国央行和金融机构的数据统计：金融衍生品未平仓合约名义价值2012年底为633万亿美元；股票市场有70万亿美元，债券市场约60万亿美元（仅美国国债就有18万亿美元），房地产市场217万亿美元……
如果采用GDP的统计方式（按交易量计算），计算这些金融资产的交易量，那么虚拟经济的数据令人侧目——目前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每日交易额各自约2万亿美元；黄金等贵金属市场每日交易额1万亿美元以上；石油、铜、粮食等大宗商品每日全球交易量约2万亿美元；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量高达5万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的金融衍生品（如CDS、利率期货等）交易额每日不低于7万亿美元，还有房地产的交易额……
按照每年250个交易日计算，全球每年金融资产交易量很可能超过5000万亿美元！
以原油为例。2013年，人类生产和消费的原油总量为330亿桶——也就是说，实际经济的石油交易量约330亿桶；那你猜猜仅CME（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ICE（伦敦洲际交易所）的石油期货一年交易总量有多少？
答案是：3520亿桶！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刻画出当前世界经济体系最简洁的框架。
当然，我们也可以画出1970年代以前，人类经济的简单框架——1970年，人类实体经济的规模大约在5.5万亿美元，而虚拟经济总量则不超过5000亿美元。
这，才是过去与现在的根本区别。
对比1970年代到现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比的图表，你肯定感到很好奇——为什么在过去的40年里，人类的虚拟经济如此狂飙突进？
我们先看下面这幅图——我用美元的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和总量作为人类1970年代以来货币和信用扩张的一个代表。
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开始进入丰裕社会，实体经济再也容纳不下持续增加的货币供应，为了解决滞涨问题，金融创新被大肆鼓励——尽管说公开的股票交易17世纪初就已经在荷兰出现，但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反客为主却要从1970年代的美国算起。
华尔街有句名言：“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正是通过将实体经济的各个行业和实体财富形式证券化，虚拟经济的规模开始象吹气球一样不断膨胀。
以房地产的资产证券化为例，来说明一下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兴起。
1972年，美国发明可转手的房屋贷款抵押证券，但整个1970年代其规模较小，从1981年开始，RMBS（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住宅房贷担保证券）大量发行，并且有两家新加入的GSE（Government Support Enterprise，政府支持企业），即Freddie Mac和Fannie mae为抵押贷款提供担保。
1982年，RMBS发行额首次超过500亿美元，到了2003年仅机构担保的RMBS总额就增加到2.13万亿美元之多，还有1万亿美元的非机构担保债券，到了2006年更是增长到5.6万亿美元之巨。在RMBS出现后，还有CMBS（商业地产贷款担保证券）和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等以房地产为标的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相继出现。
房地产证券化只是实体经济证券化的一个例子而已，其他如ABS（资产支持证券）、CDO（债务担保证券）也在197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到2006年底两者相加也有近3万亿美元。
不仅实体经济被证券化，一些能产生现金流的金融资产标的，更是被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二次、三次证券化。例如，美国金融机构创造了可变利率存款单、可变利率抵押契约、可变利率贷款等，其最初用来应对1971年之后利率市场化的趋势，但最终却形成了有关利率的可供大额金融交易的债权债务工具；金融机构又开发出金融期货、期权、互换等大批金融衍生品，一开始都是作为金融对冲工具而出现，但随后不久，这些金融衍生品到了后来本身又成为了炒作的对象，可用来吸纳大量美元藏身其中；其他的，还包括了信用违约互换、远期利率合约、利率互换、利率期货、货币期货、货币互换等等金融工具，最终都变成了可供交易的金融资产。
这些“金融创新”产品迅速在美国金融市场流行之后，很快就扩展到欧洲、日本等地，然后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交易品种，然后每天都有数万亿美元资金在其中进进出出，目的仅仅是为了从金融资产的涨跌之间获利。
在不断的金融创新和政策监管的放松之下，美国的金融市场迅速繁荣膨胀，吸引了大量的美元投入其中，1970年代以来增发的美元再也不必流通到市面上去购买商品和服务（正是不断增发的美元在1970年代引起西方国家滞胀），金融市场变成了美元最重要的蓄水池——既然大家的钱都用于炒作金融资产，同样的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率不见了踪影。
政府当然乐见其成，监管机构也不断放松监管法规。到1990年代后期，虚拟经济的规模就已经超越实体经济。
实际上，由中央银行们所增发的货币从未消失，只不过他们不再去购买实体经济中的商品和服务，他们进入了虚拟经济体系，进入了金融市场，正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从股市到房地产，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开始了一波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在2001年的科技股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接力这一场泡沫，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
下表是美国自1971年-2001年间叫得出名的金融创新列表。
中国也并不例外，只是相比美国要晚上30年而已。大约从2005年起，中国也基本进入丰裕社会，中国央行所扩张的信用已经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到了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由此在2007年创出了全球最昂贵的股市泡沫（虽然在2007年底和2015年两次破灭），更创出迄今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的房地产泡沫……
有人问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运行的逻辑有区别么？
有，当然有！岂止是有区别，甚至根本就是相反的逻辑模式。
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不管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不管是凯恩斯学派还是货币主义学派，不管是制度学派还是奥地利学派，包括马克思那一套蹩脚的剩余价值理论，我将他们统统称之为“实体经济学”。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以上所有的经济学都假定人都是为了使用价值而获取商品和服务，所以对消费者来说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对于生产者来说，也存在着边际成本下降理论（具体见下图）。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不适用金融资产
边际成本递减理论不适用金融资产
但是，进入丰裕社会之后，人们首要目标变成了获取货币，而虚拟经济中的金融资产，因为购买和出售都只是账户数字变迁，从购买者（消费者）的角度看，并没有什么边际效用递减原则，而是越多越好，与资产规模的比例相关，谁也不会嫌账户上的钱太多；从供应者（生产者）的角度来看，金融资产一旦被设计出来，就可以批量化生产，也并没有什么边际成本递延原则。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实体经济中的商品和服务或是虚拟经济中的金融资产，大家关注的都是商品（资产）的指示标志——价格的变动。然而，虚拟经济中资产价格的运行逻辑与实体经济中商品价格的运行逻辑却完全相反。
实体经济里面商品和服务价格基本符合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多的特点，但虚拟经济却是价格上涨引发进一步的上涨，直到不断突破大众心理预期，价格超出资金供给能力，价格开始出现突然性崩溃；接下来，价格下跌引发进一步的价格下跌，直到远远跌破大众的心理预期，跌破基本成本，然后出现大反弹（具体见下面的两幅图）。
换句话说，实体经济中的价格规律是负反馈，而虚拟经济中的价格规律是正反馈。
实体经济中周而复始的价格负反馈规律
虚拟经济中周而复始的价格正反馈规律
说到底，实体经济中关于价格的“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与虚拟经济中关于价格的“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根本就是两码事！
换句话说，所有那些针对传统实体经济的一系列经济理论都已经无法支撑和解释当前的经济形势——此市场非彼市场，此规律非彼规律！
政府和央行，倘若真的想要“挽救经济”，想要起到所谓的“顺应市场规律”，新时代之下，装模作样的关注通货膨胀远远不够，更要关注一轮又一轮的资产价格膨胀和崩溃！
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文 刘鹤导语本文获得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胡祖六推荐语：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是刘鹤负责的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报告之总结。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症的异同，做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值得重视的观察与评论，并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三点我认为很有价值的政策思考与建议。
刘鹤文章正确地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所面临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在民主政体，这些挑战可能绑架政府危机处置的政策与策略，导致处置延误，甚至采取急功近利的，在中长期具有危害性的政策，比如保护主义。但我认为，美国迄今的政策把握还算比较平衡，并没有走极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呈现固有的周期性波动，有时会发生严重的经济或金融危机，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市场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遗憾地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左派势力开始抬头，错误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破产了，结果中国近几年市场化改革与开放裹足不前，错失良机。通过客观认识评估西方金融危机，中国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训，从而帮助我们今后更有效地维持金融系统稳定性，更好更快地推进整体改革进程。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报告课题组组长：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第一部分：两次危机的共性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10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第二部分：三大政策思考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总报告执笔人刘鹤。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别征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同时还征求过中央财办内部杨伟民、蒲淳、刘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作者对这些同事提出的意见表示由衷感谢。
本文刊于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较》 原文题目为《经济学——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刘鹤）》
来源： 共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