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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洋务派代表人物，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他曾做过浙江巡抚、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封疆大吏，尤其在光绪朝时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南疆和北疆。左宗棠在官场纵横捭阖，但却俭朴从政，自号“忠介先生”，可谓晚清官员楷模。

　　清廉节俭

　　左宗棠自拟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

　　无论官职高低，左宗棠为官时都自甘清苦，廉洁为公。在他出任督抚时，只要有新上任的知县，穿着华丽的服饰来拜见，他便严加训斥，强调知县乃是亲民之官，事必躬亲，不适合穿漂亮衣服。凡有官员喜欢虚华奢侈者，都被他斥责或弹劾。故一时间，在他任职地方的下级官吏都争相崇尚朴素，官场风气大为改观。一次左宗棠赴京觐见慈禧太后，但宫内太监却向他索要宫门费，才可进入宫城。左宗棠大怒说，我曾在百万大军中出入，也无人敢阻挡，更不用说你这等鼠辈了，而且我也没多余的钱来给你，既然不准我觐见，就只有返回住所了。该太监闻听大惧，遂将其放行觐见，由此也可见左氏之廉洁。

　　左宗棠

　　为树立良好官风，左宗棠还以身作则，生活俭朴。他平常多穿普通的棉布衣袍，只有在公事场合才穿官服。有一年冬天，有位官员因公事到浙江谒见左宗棠，当时天气异常寒冷，左宗棠却仅穿一件布面皮袍会客。后留客人用饭，客人以为有盛宴招待，但桌上却只有几片白肉和一盆鸡汤。左宗棠爱读书写字，衣袖经常磨破，故曾请人专门制作一副套袖戴在衣服外面，以防频繁修补衣袖，门人为它取名“宫保（因左宗棠加太子少保衔）袖”，并被众人模仿而流传开来，一时传为佳话。在他六十大寿来临之际，为防止大肆庆贺，还特意叮嘱儿女们不准宴客开筵，亲友中有来祝者只是提供便餐招待。

　　清朝官员纵容子女奢靡享受，乃是常有之事，但左宗棠却教导子女们养成节俭之风，不能贪图钱财，认为：

　　凡人需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

　　在左宗棠的爱妻去世时，他也反对丧事大操大办，而是要求儿女节俭处理。他不准后辈在老家购置田产，大兴土木。有次儿女们以为父亲祝寿为名，将家中旧屋扩建修缮，他得知后，写信严厉痛骂：“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作为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与大多拥有万贯家财的其他督抚相比，左宗棠留给四个儿子的家产却只有2万多两，每人不过五千两而已。

　　爱民好施

　　当时地方官员往往恃权傲物，视民众为草芥，左宗棠为此训示下层官员要以身作则、爱民如子，他认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他在官员选拔中注重德才兼备，强调官员的心术与操守品德，对于官德不佳者予以弹劾。特别是他针对地方官员鱼肉百姓、摊捐杂税横行的现状，减少地方官府的乱收费，核减民众所缴的钱粮，受到百姓称赞。

　　《左文襄公年谱》中有“淮南通泰场范堤，公与运使巡视，议集资先筑潮墩，以御异患。”

　　与多数官吏贪财图利不同，左宗棠乐善好施，从不计较金钱。如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按清朝惯例，宁波海关为其提供八千两的平余银，他却全部转交给浙江赈抚局，用以赈济灾民与老弱病残。自湘军征战以来，各路带兵将领多靠战争掠夺与奖赏暴富，但左宗棠却不发战争财，凡是朝廷给予的犒劳赏赐，大都分给将士们。在他从兰州移师肃州指挥收复新疆作战时，还曾将兼任陕甘茶马使十年的三万余两的俸禄，全部交给代管后方事务的刘典，以备陕甘急需之用。他还在各种日常事务中，用自己的俸禄处理各种公事或资助那些有困难的部属，所以他们都对左宗棠感激佩服。当他的老部下刘典病故后，左宗棠特从自己俸禄中拿出六千两，安置刘典下葬，并为他建百岁坊及处理其他善后事宜，却不动用公款。

　　晚清灾害频发，民众深受其害，左宗棠还经常赈济灾民，如湖南发生水灾时，他捐银一万两，陕甘大旱时，又捐给陕西一万两、庆阳三千两，都对当地的赈灾大有帮助，救助了一批灾民。当时清政府规定，督抚一年的养廉金为银一万两到两万两不等。但他每年只取数百两作家用，其余全部接济部下、灾民或交公用，故自己的收入往往所剩无几。为此，他专门写信向家人解释寄钱少的原因，希望家人量入为出，勤俭度日。因接济家用不足，友人胡林翼曾为此特别函告湖南官绅，希望他们暂借部分金钱，用于左氏资助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