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卸任的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刊文点名批南水北调工程。文章称，用外调水模式解决城市缺水，已引发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南水北调工程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劳民伤财，还没有全线完工，其恐怖影响已经显现，其隐患比三峡工程更可怕，或成为中原大地的灾难根源。

　　6月6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被免职。据悉，仇保兴已经到了副部级官员退休的年龄。仇保兴在住建系统已经任职13年。今年2月，仇保兴在《给水排水》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批中国的调水工程。

　　《财新网》曾报导，最近数十年内，中国大多数省份实施了跨流域调水工程。在民间和学者层面，对此发出批评声音的不绝于耳，但中国高层官员发声批评调水，实为罕见。仇保兴的署名文章中写道：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带来用水量突增、城市水资源紧张等问题，中国许多地方都采取了外部调水的办法来解决缺水问题，如引黄济青、南水北调、引汉济渭等。

　　“随着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长，带来了调水越来越困难、调出地水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等诸多问题;同时，外调水工程量大、投资和运行成本高，调来水与当地水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一些地方出现了调来水与当地水成分差异导致自来水管道内的水垢溶解析出，形成了新的污染，且相当难以治理。所以，以长距离调水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仇保兴还援引了前苏联时期阿姆河、锡尔河引水项目与咸海遭遇的例子，来说明不当调水引发的生态灾难。

　　近年来，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负面报导不断出现。中国号称南水北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工程横穿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涉及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输水线路长，穿越河流多，工程涉及面广，包含水库、湖泊、运河、河道、大坝、泵站、隧洞、渡槽、暗涵、倒虹吸、pccp管道、渠道等水利工程项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巨型水利工程，其规模及难度国内外均无先例。大陆环境污染严重，众多癌症高发区与当地化工厂等排放污水有关。该工程东线和中线均流经环境污染严重地区，尤其流经众多癌症高发地，未来进入北京等城市千家万户厨房餐桌的南水，将是污秽不堪甚或致癌毒水。南水北调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致癌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总投资额5千亿元，总工期长达50年。官媒公布截至2013年4月，南水北调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超2千亿元。2001年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打着为北京奥运会提供清洁水的旗号，南水北调工程急急忙忙上马。这个工程有三条调水路线，即东线、中线和西线方案。南水北调工程比三峡工程大2.5倍。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自2002和2003年相继开工，有关专家和环保部门不断地发出警告，指工程会严重破坏流域生态环境，水质也会迅速恶化，发生严重水污染问题。早在2006年，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就提出，东线工程可能会使干线水质迅速恶化，发生严重水污染事件。

　　为了把10亿立方米/年的水(相当于永定河的流量)引入北京，引水渠道要横穿中原700多条自然河流，打破这些河流的自然规律。其隐患比三峡更大、威胁的面积更广，很有可能成为中原大地的灾难根源。《财新网》报导，多名学者指出，作为中线源头的汉江，中线调水后，汉江襄樊段水位下降严重，水污染将加重，水生鱼类可能大幅减少。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南水北调后或将导致长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从而影响上海的饮用水质，造成水源危机。

　　2013年11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鄂竟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承认，南水北调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没做好。所谓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基本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在当局作出这个重大决定时，并没有经过审查批准的南水北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直到六年之后，在2008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32次常委会议才审议批准了《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这是决策在前，可行性研究在后，一个完全颠倒的决策程序。万里在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所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中指出，“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大国，现代化建设任务之繁重，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大大增加了决策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也有领导多次强调，坚决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但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在前，可行性研究在后，工程即将完工才发现基础数据没有做好，程序颠倒，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

　　汉江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汉中市，从西北向东南流，经过丹江口水库，最后在武汉入长江。汉江流域面积15.9万平方公里，流域涉及甘肃、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河南六省市。甘肃、陕西、河南三省属于“水少的”中国北方，而不是“水多的”中国南方。汉江流域则是长江流域中传统的干旱地区。汉江流域的平均降雨量873毫米，与南水北调的输入地华北平原相仿。该流域的降雨呈北方地区的降雨特征，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汉江是长江各大支流中变化最大的河流，黄家港站的最大流量为二万零九百立方米/秒，最小流量仅为四十一立方米/秒，最大流量为最小流量的510倍，专家指不适合做南水北调的水源。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旦完工，不输水是不行的，少输水也是不行的。但是汉江河流生态系统无法承担如此大的输水量，因此还要从长江干流调水。从短期来看，可以从三峡大坝上游的支流调一些水去增加汉江的水量，但只是应急措施;从长远来看，从长江干流调水，只能从三峡水库调水。这就需要增加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和增加三峡大坝的坝顶高度。这个在三峡工程规划中已经打好了伏笔。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大坝坝顶高度海拔185米。在不改变大坝高度的情况下，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可以提高八米。但是这还不能满足南水北调的需要，需要再增加坝高。人们从丹江口大坝加高的实践可以看到，增加坝高并非一件难事，十分困难的是移民和淹没损失。

　　从长江干流调水救汉江，会加剧三峡大坝下游地区的缺水风险。自从三峡水库蓄水后，鄱阳湖、洞庭湖面积的缩小加剧，湖底出露的次数和时间加长。如果再从汉江调水，将来从长江干流调水，下游地区的缺水问题会更加严重，鄱阳湖、洞庭湖的湖泊生态体系会崩溃。这样又需要再后续工程，就是从西藏调水，这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行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问题比三峡大坝更加严峻。三峡大坝是守一个点，国务院颁布了安全保卫条例，调了几千武警，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一条线，总干渠长1241.2公里。总干渠是一条高架在中原大地的悬河，一旦发生渠毁事故，比黄河在洪水期溃堤的后果还要严重。输水渠道被炸的事故过去就有发生，如著名的红旗渠就几次被人炸毁。调几千武警，可能还不能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渠道的安全。简单估算，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的费用要远远超过南水北调工程本身的费用。在此人们必须再付一次学费，就像为文化大革命付了一次昂贵的学费，而什么也没有学会一样。

　　北京市严重缺水，人均年水资源量不足100立方米，堪比非洲沙漠。当局欲采用南水北调方式填补水资源缺口，每年从南方调运10亿立方米水进京。但北京市水务局称，仅靠这些南水北调的水，不能改变北京市的缺水现状。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则表示，北京市缺水的现状是中国人为造成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是中国违背科学、战天斗地的表现。

　　北京市从1999年开始进入连续枯水期，水资源量每年急剧下降，导致整个城市多年处于严重缺水状态。北京市每年平均用水总量达36亿立方米，而年均水资源供应总量仅有21亿立方米，年均水资源缺口达15亿立方米。北京市人均年水资源量甚至不足100立方米，而国际标准是人均500立方米为极度缺水。北京市的缺水程度甚至超过以干旱著称的中东和北非地区，“比沙漠还缺水”。

　　北京市在历史上并不缺水，相反北京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是中国风水最好的城市之一。有五条大河流经北京市，其中最大的河流永定河素有“小黄河”之称。并且北京市的水域众多，如万泉河、玉渊潭、莲花池等。而如今作为海河流域较大支流的永定河已经干涸。为了保障城市供水，北京市开始取用地下水和水库的水。但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从1999年的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24米左右，水位下降了至少12米。水位下降导致地面开始沉降，北京市目前已处于一个2650平方公里的大漏斗上，建筑、道路和供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因受沉降影响而频繁发生损毁事故。

　　北京市附近的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两大水库是北京市的取水源，自1999年开始，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的进水量开始锐减。拦截永定河水的官厅水库在1997年，就由于水质不达标不能再作为城市供水体系。密云水库入库的水量也逐年减少，其下游的潮白河段如今已基本干涸。目前两大水库再也无法供水给北京。

　　由于地下水被过度开采，目前已经面临枯竭，同时两大水库干涸，导致北京市目前唯一能够采用的补水方式就是借水，采取南水北调的方式，引长江水入京，以缓解紧张的用水困境。但北京水务局副局长刘斌公开表示，南水北调的这些水，仍然不会改变北京市目前严重缺水的现状。目前北京市人口为2069万人，即使每年增加1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量，人均还不足50立方米。并且北京市每年新增人口约50万，每人年均生活用水量达80立方米，每年新增水资源需求就达4000万立方米。目前北京市每年超采地下水5亿立方米，从河北省调入3亿立方米，方能保证日常水资源供应。如遇严重干旱缺水年份，则10亿立方米所剩无几。

　　北京缺水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人为因素造成的。南水北调工程缺乏最基础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数据，决策依据的仅仅只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据称毛泽东在1952年到黄河考查时称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要从南方借一千亿的水。到长江视查时就说建三峡水库，而一千亿相当于两条黄河的水量。王维洛称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只是凭其个人印象。随后中国就在永定河上修建官厅水库截取河水，拦截自然水源，最后导致永定河水出现断流和污染。之后的三峡工程阻断长江，又意图南水北调，仅凭毛泽东的一句话作为决策依据，就把工程盲目上马。

　　目前北京市缺水严重，如果按照目前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和模式的话，北京市的自然资源必将出现空前的紧张，这个城市最终也将走向崩溃。大陆这种体制把优质的资源都集中到北京，导致其它地方没有继续发展的机会，很多年轻人只能跑到北京打拼，结果北京市人口必然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公共服务却跟不上，自然资源又是有限的，那就只能靠牺牲其他省的利益来供给北京。但其他省是不可能无限去牺牲的，这将导致北京市出现人口恶性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走向崩溃。

　　北京是中国的一块风水宝地，是这么多朝代的京城。是当局毁了永定河、清河、拒马河，毁了北京所有的河，北京的缺水，确实是人为地破坏，错误评估水而导致的。而且南水北调也不能解决北京缺水的问题，拆东墙补西墙，多地就会缺水。回过头来重新考虑，南水北调工程的整个构思有问题，拆东墙补西墙，还搞不好。南水北调这一刀切下去，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乱掉了。

　　而南水北调的最后社会影响，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摧毁，对中国国教圣地的淹没。宗教都有其圣地，中国的道教也是国教，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道教的圣地就在丹江口水库底。而你要跟以色列说把耶路撒冷给巴勒斯坦人，他会什么反映?苏联斯大林镇压得那么厉害，也没敢动莫斯科旁边的东正教圣地谢尔盖耶夫镇。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两大世纪水利工程，但比三峡工程更可怕的南水北调工程专家却集体沉默，是因为三峡工程让他们学会了自保，为了生存而选择沉默。修建三峡时反对意见非常强烈。三峡建成后是否引发了自然灾害也为人们广泛质疑。奇怪的是南水北调工程几乎没有专家反对，顺利开工建成。

　　为什么三峡工程上马时，有那么多知识份子敢冒着自己身心的代价批评，南水北调就没有人批评了?不是南水北调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不如山峡工程那么坏，是中国的知识份子聪明了。三峡工程中在最后报告上签字的那些专家们，最后都成了工程院和科学院的院士，成了对国家有贡献的特殊专家和院士，得了这个奖那个奖。再看看那九位没有签名的专家，他们的水平绝对在签了字的人之上，但是没有一个人成为院士。这些中国知识份子还想进入科学最高殿堂的知识份子，他们在三峡工程的学习过程中，知道了还是不说的好，说了也没有用。如果他们说了，现在很可能连一个科研的题目、科研经费都拿不到，就像黄万里一样。

　　所以三峡工程在中国学术界造成了一个很坏的影响，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道教圣地被淹没，本应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可他们却不说了。当知识份子不能自由地发出声音时，不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时，国家的灾难就开始了。(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