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部日前在其官网上公布了环保服务业试点名单，辽宁省环保厅等19个单位入选。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相关负责人指出，各地要紧密结合当地环保服务实际需求，针对阻碍环境服务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和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他同时指出，环境服务的探索不应仅限于试点地区，各地也可参照《环保服务业试点方案》自行开展试点工作。
记者了解到，此次获批试点19家单位，既有地方环境管理部门，也有产业园区、环保企业，环境服务供需双方都在积极参与探索。其中，辽宁和江苏两省环保厅，响应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起的促进环保服务业发展保障政策和环境管理机制的研究，辽宁将重点探索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监管机制，环保服务业公共平台构建等；江苏则依托辖区内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科技园区等，探索环境保护设施专业化运营等。
为一个区域环境改善提供全方位服务，考验的是环保企业的综合能力。这方面，四川环能德美和湖南永清环保率先尝试。而桑德环境和江西金达莱则走出城市，将分别在乡镇污水处理综合环境服务和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方面开展服务试点。在工业园区环境综合服务方面，既有行业新星中持环保，也有老牌的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更吸引了中节能这样的“巨无霸”，不过后者已经不再局限于水环境服务，而是着眼于园区环境质量改善的大盘子，重点探索区域多环境要素综合服务模式。
2012年11月20日，环境保护部印发《环保服务业试点工作方案》，全面启动试点工作；2013年初，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发展环保服务业的指导意见》。近年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积极推动在全国部分省市，围绕污染治理服务、环境监测社会化等方面，进行尝试和创新。
【水处理领域】
多地计划调整水价，价格杠杆解决水问题存争议
来源：每经网；作者：谢振宇
目前，因供水成本高于售价，供水企业面临亏损的现象并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国家目前大力推进阶梯水价的改革之下，北京等多地也正谋划上调水价。
然而，价格杠杆是否是解决国内“水问题”的唯一办法呢？目前对此争议颇大，反对者认为，供水作为公益性服务业之一，水价不能“一涨了之”。支持者认为，提价更能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有效杜绝浪费。
4月17日，北京市发改委举行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公布两套调价方案，设置三个阶梯水价。此外，去年至今，上海、南昌等地也曾谋划上调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根据发改委价格司2012年底在全国484个城市进行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国内推行阶梯水价的城市仅有133个，占调研城市的27.5%。
在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何文盛看来，目前水价不提也不合适，因为社会整体物价水平、生产的原材料、劳动力成本都在上涨，供水企业成本应是逐年提高的。“（供水）企业亏损是有可能的”。
目前，供水行业企业的亏损情况十分突出。据相关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供水行业仍处于亏损状态，利润总额为-16.88亿元，净利润为-19.13亿元，分别比2008年减亏30.79%和23.42%。全国有16个省份供水亏损。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不能再简单以成本作为唯一基础，还需体现水资源价值。“消费者支付形成水价收益并非完全归水务服务企业，企业获得的收入部分仍然需要依据其服务水平和服务成本而确定，并接受政府监管，而多出的部分，相当于‘水资源公共基金’，由政府应用于水资源的保护、管网的更新、生态恢复以及弱势群体的补贴等方面。”
据中国水网研究显示，中国水价占居民支付比例不到1%，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的国际通行标准是3%～5%，越缺水的地方比例越高。
何文盛则认为，在核算监审水务企业的成本时，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他指出，目前国内采取这一方式的地方较少。
“我认为一定要引入第三方，供水作为公益事业，它天生具有排他性。你难以从市场中找到定价作为参考，定价环节引入第三方，可作为外部的制约。”何文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若非如此，因企业跟政府签订了特许经营条约，可能会“年年喊亏损，因为成本增加的因素。这对政府和消费者都是不公平的。”
当前，由于成本仅由供水企业单方提供，无疑很难避免虚报成本等现象。兰州市2009年就对兰州威立雅的调价剔除掉一些成本。
李发庭表示，供水企业提供的成本表，监审过程中并不完全采用，“我们监审下来，差距一般都在一角以上，它（供水企业）算得宽、算得多，出差费、接待费等费用比较多。”
【固废处理领域】
全国土壤污染摸底后，多部委将再作详细调研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邵海鹏
近日，由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主导、耗时八年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出炉。这项调研被业界普遍认为是首次摸家底式的土壤污染调查。
公报结果称，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去年，各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案例不断涌现，“镉米”一跃变为热词，公众对土壤污染的关注在升温。实际上，为了统计土壤污染数据，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相关部委均进行着不同范围和规模上的调查。
据了解，统计工具和方法的不同，使得数据的发布和后续处理显得漫长而复杂。
多部委调研齐头并进
根据公报，此次调研覆盖面积为630万平方公里，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这组数据的得出，缘起还在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始于2005年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11年10月2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作报告表示，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
2013年，全国两会的一项提案提到，全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在16%以上。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得出的耕地面积20亿亩，也就意味着，将有超过3亿亩土地受到污染。
调查中国土壤污染，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并不是首家。农业部于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11年进行过四次农田污染情况调查，总调查面积4382.44万亩，超标面积446.79万亩，总超标率为10.2%，其中镉污染最为普遍，其次是砷、汞，再次是铜、铅。
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统计局于2007年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在去年年底举行的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世元透露，环保部土壤状况调查结果表明，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在区位上，在整个评价上，国土部与之趋同。
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处张旭辉对表示，这主要在于布点方法和密度不同，加上土地污染具有非均质性的特点，采样点的土壤污染与其所代表区域的真实污染情况存在一定差距，导致调查结果差异和部分重复调查。除此以外，土壤中的污染物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迁移转化，同一个点位在不同时期做调查，结果也可能不同。
当然，尤为重要的是，多部门在调查范围、对象、技术规范、标准等方面各有异同，可能导致调查结果差异和部分重复调查。部门之间的数据也是不会共享的。
仅是初步的概况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认为，要改变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的局面，理顺多部委之间的职责，或构建大部制，或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动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郭书田对表示，在大部制尚未解决之前，会先让环保部、国土部、农业部等多个部委，从制定土壤治理规划做起，一步步推进。难度在于重金属的污染，治理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解决的。自然投入就会大一些。
从最新的公报内容来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也分布于这些地区。毫无疑问，要想保住“舌尖上的安全”，首先就要保证土壤安全。
但是，公报也透露，本次土壤调查属于初步调查，具有概查的性质，目的是掌握全国土壤污染的总体态势，受客观条件限制，总体点位较疏。当然，由于土壤污染的不均匀性，且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慢，准确掌握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具有一定的困难。
据新华社报道，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相关人士此后表示，在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础上，环保部将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等部门组织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进一步摸清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目前已初步形成总体实施方案。
新华社另撰文称，已经公开的数据仅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全国土壤污染的总体态势概况，连获得统计准确的土壤污染面积的数据都困难。这离信息发布充分的要求尚有距离。
对此，张旭辉对本报解释，这次调查是全国性超大尺度的调查。结果反映的是国家土壤整体质量的变化，有助于帮助政府进行土壤环境保护的宏观决策，但不能用于指导土壤污染治理的具体工作。下一步国家应会开展加密调查和重点区域调查，进一步得出能够指导具体治理修复工作的污染数据。
修复成本巨大
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这就使得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在国外，土壤修复已经开展多年，中国开展的时间尚短，仍然处于试验阶段和市场培育期。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最初原国家环保总局公布通知，到环保部牵头制定《全国土壤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中国对于土壤修复日益重视。
我国土壤污染类型包括农业耕地污染、城市棕色地块(工业搬迁后留下的未经修复的土地)污染以及矿区土壤污染。不过，要想对这些土壤进行污染修复，所需资金数额巨大。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蓝虹撰文称，仅对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业耕地而言，即使采取土壤修复成本最低的植物修复法，每公顷(15亩)的修复成本也将达到30万元，耕地修复所需资金总额将高达6万亿元。
另外，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原先城市中的大批工业企业搬出城区，退出的原址凭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产生了大量城市棕色地块，在这些工业用地变更为居住用地或者开发为商业设施之前，必须开展土壤修复。这些至少有30万块，治理棕色地块所需资金数额巨大，可能达到几十万亿元。
至于矿区开发所造成的土壤污染，需要土壤修复的废弃矿山面积约150多万公顷。保守测算，每公顷治理资金最少需要9万元，则资金需求为1400多亿元。
张旭辉分析，目前，国家财政用于治理土地的费用，主要以专项资金的形式划拨，有国家发改委负责的国家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环保部和财政部负责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通常，国家财政资金资助的项目都需要地方予以一定比例的配套。
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认为，在这种修复面积大、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要主导建立污染土地风险评估等级系统，确立场地修复优先次序，并根据场地用途，确定治理目标。
对于城市中的棕地修复，因为地价较高，其修复费用可以通过各地政府或房地产企业以土地开发增值的方式解决。但是耕地污染，就在于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修复。
国务院部署跟进
庞大的资金需求，没有社会资金的投入，肯定是解决不了的。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总工程师宋云对表示，政府应该通过经济和财政手段，为棕地修复和再开发提供激励机制和筹措资金。比如，环境税、清理补贴、贷款、担保、市场许可证等。
至于目前的政府投资，宋云表示，主要用于在典型地区组织开展土壤污染治理试点示范，逐步建立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体系，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修复。
事实上，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并对污染的土壤进行防治和保护。根据国务院部署，环境保护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同时，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土壤环境保护列入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
3月18日，环保部审议并原则通过《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强化科技支撑，发挥市场作用，引导公众参与。到2020年，农用地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全国土壤环境状况稳中向好。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在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因为即使在资金、技术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土壤的治理过程仍然漫长。尤其是应该控制现有污染，防止出现治理后再污染的情况。
此前呼吁已久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如今也被高层重视。今年两会期间，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提到，该法目前已形成初稿，加快立法，将为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提供法律保障。
张旭辉说，立法缺失是治理修复当前的最大问题。其次，资金问题，国家财政不可能全部兜底，必须建立以“污染者付费”为核心的污染责任制度，让污染责任者为修复掏钱，同时也给污染者敲响警钟，制止污染土地进一步增加。
【大气治理领域】
中国调整能源战略向雾霾宣战
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周锐
面对十面“霾”伏冬夏不歇的局面，中国对能源战略作出调整，通过节约优先控制总量，清洁发展“绿化”结构等一系列落在实处的举措，向雾霾“宣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研究讨论了能源发展中的相关战略问题和重大项目。
会议要求，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提高能源绿色、低碳、智能发展水平，实施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加强生态环保的节能减排措施，促进改善大气质量，走出一条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能源发展之路，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支撑。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上述会议传递出中国能源发展的一些新特点。他表示，相比于过去主要关注一般的能源供应不足，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也成为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关注的主题。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将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速度，打好治理雾霾的硬仗。
“将雾霾治理纳入战略考量的新举措，说明中国能源战略比以前更加落到实处”，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所教授林伯强对中新社记者表示，治理雾霾的战略导向将对中国整个能源体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变化就是中国将控制能源总量，“能源消费增长不会再那么快了”。
周大地也认为总量控制是结构调整的基础。他分析说，中国虽然在很早以前就提出要控制能源总量，但做得并不好。在能源需求高速增长而新能源发展跟不上的情况下，各地还是在依靠煤炭来填补缺口，“调结构调了这么多年，煤炭占比依然是三分之二”。
有基于此，此次会议强调要大力实施节约优先战略，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着手，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单位节能工程，推广节能发电调度办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较少的能源消耗促进经济社会较快发展。
“除了更少的能源消耗，要治理雾霾，中国还需要更加清洁的能源结构”，林伯强指出，改变能源结构的关键问题是：用什么去替代煤炭？
李克强在本次会议上给出答案。他表示中国当前要开工一批重大项目。要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基础上，有序开工合理的水电项目。加强风能、太阳能发电基地和配套电力送出工程建设。发展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
李克强强调，调整能源结构，关键要推进能源体制改革。要放开竞争性业务，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有序进入能源开发领域公平竞争。积极推进清费立税，深化煤炭资源税改革。
“这些内容是对当前一些紧迫问题的一个总结”，周大地分析说，中国将通过进一步加快发展核电和水电来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模式。对于清洁能源推进过程中的一些难点，官方此番也展现出加快解决问题的意向。
林伯强强调了改革对于能源结构调整的意义。他表示，相比于此前对新能源的补贴，官方未来应更注重提升传统能源的成本，“如果煤炭的使用成本上去了，新能源的发展机会自然而然也就会出现”。
虽然认为能源结构调整以及配套改革的推进已经迫在眉睫，但林伯强也提醒，中国能源转型不能走极端，必须立足国内，以我为主，相关的转变都以确保能源安全为前提。
周大地也提醒说，要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并采取多元化能源战略还需要时间。毕竟没有任何一种能源可以说一上来就把其他能源给替代了。除了发展清洁能源，如何推动煤炭更清洁化的利用也是中国治理雾霾需要解决的问题。
环境服务业试点名单公布
来源：中国环境保；作者：陈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