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也比不了中国市场，全球“智”力赴宴中国创新“黄金十年”
“我们中国人把海参当宝贝，可人家老美压根不当回事，送他们都不要。”
肖水根很想把美国人的创新项目介绍到中国来。有时候，差异越大，意味着发展空间越大。
作为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副校长助理，肖水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很看好中国市场。“美国有3亿多人口，中国的人口相当于美国的四倍多，你想这个市场有多大。而且中国的中产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整体上在赶超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超前消费的意识。现在中国年轻人人均每年换一部手机，但在美国这种情况很少，基本两年才换一部手机。”他说。
两年来，肖水根带着他的美国团队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青岛等中国内地城市走访，进行实地考察和洽谈。肖水根表示，他相信很快会有项目成功落地。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肖水根是目前希望对接中国市场的众多国际创新资源中的一员。现在的中国已成为国际创新链的关键节点，全球创新资源有加速向中国集聚趋势，“中国概念”逐渐得到认可。
“中国现在搞‘双创’，把创新发展驱动作为国家战略，政府出面出资金扶持，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大的力度。”肖水根表示，“接下来是中国创新的黄金十年，也是国际合作的黄金十年。”
被“盯上”的中国市场
近期，在杭州举办的“2017国际大学创新与投资合作论坛”吸引了来自中国香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一大拨国际知名高校和企业的代表，他们带着各自的路演项目，希望加强与国内各类园区、机构、创新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他们的创新成果在中国的落地与产业化。
“我们学校在内地的产业落地主要通过我们在内地的两个产学研基地：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广州南沙。目前，南沙有超过100名员工。基地的功能一部分是研发工作，但很大一个功能是进行技术推广，这两个点都是政府支持创立的。”香港科技大学(下称“香港科大”)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徐建告诉第一财经。
她所说的南沙产学研基地，就是落户于南沙自贸区的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目前，该院已建成物联网研发部、先进材料研发部、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研究部、绿色建筑与环境研发部等4个科研实体，成为香港科大面向内地最重要的知识转化平台。
徐建对记者表示，由于地理上的优势，他们对接的企业广东地区会更多一些，但也不限于广东。
华为的诺亚方舟实验室
例如，华为就与香港科大合建了两个实验室——通讯实验室和瞄准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诺亚方舟实验室;腾讯与香港科大合作了“微信-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目前，香港科大也在跟滴滴出行洽谈合作。
“企业在有了相当的实力之后，都要考虑转型升级这个问题，因为企业不是一招成功就可以招招成功，还是要预计它将来竞争的点在哪里，必须要做技术升级、技术储备。”徐建说，目前企业特别是有了一定实力的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哈佛、MIT(麻省理工)等美国知名高校负责人提出，他们愿意将一些前沿和新兴领域如材料科学、基因科学、人工智能、精准医疗等方面的创新成果移植到中国产业化土壤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永伟在其调研报告《深度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的路径与政策》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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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伟认为，像在美国波士顿、英国剑桥、以色列特拉维夫等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公司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很多基础性科学成果和前沿性技术突破，具有重要的科研和市场价值。但这些地区要么市场规模小，要么缺乏产业化配套条件，大量源头性创新资源找不到转化的出口或产业化支撑，很是“浪费”。同时，中国企业对国外创新资源需求迫切，需要以全球化视角解决需求端创新问题。
以德国为例，德国在工业自动化、通讯、医疗、装备制造方面有6万多家企业，95%是中小型企业或家族性企业，其中不乏在细分市场中处于全球独占地位的企业。
张永伟调研发现，近年来，德国一些家族企业新一代接班人不同于早期创始人相对保守和固化的经营理念，更倾向于全球化发展。目前已有一些德国中小企业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投资，并很快实现了与中国产业对接，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和示范作用。
“现在，引入中国资本、拓展中国市场、对接中国产业，已成为很多德国中小企业的新战略目标。”张永伟说。
对接的关键与难点
目前，国际创新资源正在中国悄然地遍地开花。
2016年6月，在中德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下，南京市与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在南京江北新区设立中德智能制造研究院，推进中德两国“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的战略合作。
2016年，浙江省新增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下称“国合基地”)数居全国第二位，国家级基地总数居全国第四位，国家级国合基地考核优秀数居全国首位。浙江也成为国际企业和研发机构寻求合作研发、技术转移、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的首选地区之一。
科技部数据显示，截至“十二五”末期，已建立了包括国际创新园、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在内的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549家。
大学技术成果与企业对接，最大的挑战是要从一个早期的研究成果到一个有高成熟度并可以进入市场的产品。徐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这里面涉及谁来投资、谁去做、做成什么样子，甚至包括中试、大试，到成品化等诸多问题和难点。
“促成成果落地的关键因素是双方都要有风险承担意识。工业界不能只等成熟的东西出来，所以他们自然会向大学寻求合作，去大学做投入和研发，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风险。同时，大学在政府的支持下，也可以再往下游多做一些，尽量跨越国际上所谓的‘死亡谷’，真正走到对岸。所以，双方都要尽量接好这个桥。”徐建对记者表示。
肖水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带过很多美国的创新团队到中国来，但在到中国落地这件事上，美方团队经常很难下定决心。“这里面有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不适应，以及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不了解而存在的担心。同时，这些团队都是初创企业，他们现在拿到的资金也不是很多，没有很多钱来雇人。此外，合作的中方在投资方面有时即便答应了也落实不了。”
针对上述问题，肖水根和他的团队也想了一些办法，让这些有意向来中国落地的美国创新团队实现“软着陆”。比如，一方面让他们与中国的孵化器合作，这些孵化器会向他们提供3个月免费的服务，在这3个月中让这些创业团队对中国的政策以及市场有初步的了解，从而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另一方面，在项目管理方面采取外包的形式，这样的话，美方团队在刚开始不需要雇用全职CEO，从而花钱不多也能马上进入市场，并有一个成果。
目前，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新技术的需求很大很迫切。肖水根说，针对现在中国“项目找不到钱，钱找不到项目”的情况，他们现在正在建立一个美国人的专利技术项目数据库，并快接近尾声——现已收集了3000多个项目。
“在美国，真正领导世界潮流的创新项目大多数是出自这些外国人。中国要成为科技强国，吸引这些创新项目进入中国将非常有帮助。”肖水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肖水根相信，随着来中国创业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些存在的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德国医疗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储诚钟在德国生活工作近30年，拥有不少德国高校和企业创新资源。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做了将近20年中德对接的工作后，他对存在的问题有切身感受。
首先，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很多好的新产品新技术到中国来，一旦进入市场，在市场行情比较好的情况下会有大量的模仿，同时中国的市场法制化还不完善。”
“企业之间信用体系也不规范，存在三角债问题，有时候合同形同虚设。德国政府对企业没有补贴、没有税收减免，而是通过改善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给企业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同时，在德国政府的干预较少，企业生产什么只需在行业协会备案即可，不像在中国需要很多部门的审批与监管，这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储诚钟向第一财经分析道。
他还表示很看好中国市场，如果上述问题能够逐步改善，将助推这个大市场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