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给水排水2021年中国城镇污泥处理处置 技术与应用高级研讨会(第十二届)邀请函暨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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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炒热了总氮?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6-01-11  浏览次数:44
核心提示:城镇污水处理厂新排放标准把总氮指标炒热,以至于许多污水处理厂的专家纷纷撰写文章,讨论总氮、总磷指标到底怎样造成湖泊水体富营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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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给水排水2021年中国城镇污泥处理处置 技术与应用高级研讨会(第十二届)邀请函暨征稿启事
城镇污水处理厂新排放标准把总氮指标炒热,以至于许多污水处理厂的专家纷纷撰写文章,讨论总氮、总磷指标到底怎样造成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其实,这一争论起始于2006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下文把本来用于考核回用水的一级A标准作为排放标准使用。在不考虑技术可行性的条件下,任意提高了排放标准。因为一级A标准的初衷是为处理厂出水回用,不回用,则没必要达一级A。暂且不提回用水标准为什么定总氮指标,但实践告诉我们,达一级A标准的关键不是COD、氨氮,而是总氮。为总氮达标,需要增加碳源,如点滴甲醇,这样做违背了保护环境、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初衷。在2010年制定“十二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时,住建部专家郑兴灿提出:鉴于一级A尚无可靠达标方案,建议暂不执行。“十二五”规划指导组一致同意这个意见,没有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达一级A的要求。当时,国家发改委为批复丹江口库区污水处理厂达标标准时,也实事求是的征求专家意见,将达一级A标改为达一级B,总氮之热,少许缓和了一阵。
在全国加强排污控制的呼声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新排放标准再次把回用水标准作为排放标准,并进一步把地面水IV类水质标准作为排放标准的特别限值,一个回用水标准、一个地面水标准,都成为排放标准限值,使最难达标的总氮也炒到最热。
城镇污水处理厂新排放标准对总氮、总磷营养物的控制,首先是导向失误,城市生活污水控制氮磷的任务应优先贯彻清洁生产源分离,推动城乡营养物绿色大循环,来减少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氮磷污染物,而不是在污水处理厂盲目提高总氮、总磷等营养物指标的排放限值。其次,是对提高总氮控制指标与地面水湖库总氮指标达标的作用缺乏分析,我国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源是农业面源,至2013年化肥使用就达5912万吨,配合农业部2020年化肥封顶、8亿亩稳产高产田土壤有机质提高0.5%的战略行动,应该是控制氮磷污染的主战场。第三,制定氮磷控制指标必须突出地域性特征。我在《水质基准与水质标准》一书的前言中,特别指出“美国2000年特别颁布了《营养物基准技术指南》,将美国划分为十四个独立的生态区域,集中在总磷、总氮、叶绿素、透明度四个指标上进行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用统计方法确定各区基准值,而不是用实验方法确定。要求区分人为活动营养物与天然营养物所造成的富营养化差别。由于中国没有营养物分区调查、评价的系统资料,对于中国水质标准的总氮、总磷指标值确定,显然缺乏充足的根据,特别是人口密集的我国东部湖泊水库,更因区域汇流带来的总氮、总磷营养物而一筹莫展。中国应特别重视美国开展的营养物调查动向和科学方法。”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分区调查的报告仍未出台,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可以一刀切的提高总氮、总磷排放标准的理由吧。
说心里话,炒热总氮还打着防治富营养化的旗号将地面水标准值简单变为排放标准值,我十分担惊害怕,因为总氮指标最复杂,仅是评价富营养化程度的指标,在GB3838-2002标准中,我就建议把总氮、总磷从湖库标准中拿出来,像美国一样,另定富营养化评价标准,不要做为执法指标。现在,变动尚未有动静,又做为排放标准依据,这就跟处理厂每天的运行费挂上钩,每天流的是真金白银,压力山大,总氮承受不起呀。
总氮理论上包括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有机氮,但绝不能简单相加,因为各指标又各有基准依据,执法时,必须考虑总氮和这些指标的复杂组合关系。比如氨氮、硝酸盐氮是总氮一部分,但硝酸盐氮水质基准为10,定标准也为10。标准中氨指标限值与总氮相同,因为氨氮严格依据水质基准,总氮则选美国、日本、韩国等国标准的最大值再乘大于1的倍数,己成为全世界总氮最宽松的标准值,也就是V类2.0,IV类1.5。由于没有分区数据,总氮的科学依据与氨氮不在同一水平,用总氮单指标评价水质科学性就不够,引为排放标准依据,当然就更不够了。
期待管理者不要简单地把地面水标准转化为排放标准,标准制定者也不要简单地使用地面水标准的某一指标来制定排放标准限值,失误就在于过于简单化。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夏青:南水北调建立北方用水新秩序 进京后1:4混合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于10月正式通水,北京居民不久将饮用到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近日,南水北调中线、东线治污规划负责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做客中国经济网“江水北流3000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系列访谈大型报道活动”,他表示,南水北调将建立北方用水新秩序,北京人民对通水满怀期待,不过丹江水进京后将与原北京各水厂的水要按1:4比例混合,在口感上和原来相比没有多大区别。  
      夏青向中国经济网记者介绍,之所以要混合用水是由于南方水硫酸根含量和北方水不一样,如果只有南方来的水可能会使原来通水管道管壁中间一些垢受腐蚀而脱落,居民家中拧开水龙头的水就会有颜色。  
      虽然北京居民的感受可能不深,但夏青强调,南水北调的水进京后,将缓解北京的缺水情况,另外将间接起到建立北方用水新秩序的作用。他解释到:“第一步千方百计的把雨水用起来,现在我们雨水用的还不够,还要把除了排涝之外所有的水都应该用起来,补充地下水,另外补充河道。在雨水用过了之后,就应该重点用南水北调的水,南水北调的水用完了还不够,那么用当地水库的水,当地水库的水用完了还不够,那就得想法,比如河道里的一些残留的水,比如也许最危机的时候,还得用点地下水。”同时他强调,地下水是救命水,只要地表水能用,尽量减采地下水。  
      此外,夏青也一再强调要更加强节水宣传,增强节水意识。他指出,中国国土面积大,水资源分布存在季节和空间的不均匀上,从这点来讲跟欧美比差距太大。他进一步说明:“很多专家认为,北方缺水靠节水就够了,不一定花这么大力气搞南水北调。我个人认为二者不矛盾,调水的时候我们先做的规划是节水。北京在紧急的时候,确实水不够,节水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工夫,现在在水处理上花钱,起码北京浇花浇树的水,还有河道景观的水,已经不用一点干净水,用的都是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水,所以这个节水的工作一直在做。可以设想,当一个城市确实缺水的时候,水库也干了,地下水现在也超采的差不多了,到时候你没有供应的水源的话,那时候从战略上会感到很紧张的。”(记者 袁霓)

生态用水不能缺——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


 

提起南水北调,许多人不理解,北方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可以通过节水来实现,为什么要花血本调水到北方?从事环境研究20多年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说,我们应该从生态用水的角度来看待南水北调。

什么是生态用水?夏青说,生态用水是指河流必要的天然径流量,可以受纳一定的污水,维持水生生物的生长,以及维持区域地下水的补给。生态用水需要多少有地带性特征。在我国北方,黄河、淮河、海河等河流出现了季节性断流,河水干枯,河不成河,所以就谈不上生态用水。在生态用水严重短缺的河段,一定是污染严重、农灌缺水、中下游水位下降、海水倒灌等现象突出。

通常,流域水资源的利用率超过30%,河流生态系统就会出现问题。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的利用率都已超过了30%,淮河、黄河甚至达到了80%以上。水资源利用率高恰恰是黄、淮、海区域生态水欠账多的原因。

夏青说,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人们择水而居,河岸两边人口越来越稠密,工业和生活用水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城市化、工业化引发大量污染物进入河流湖泊;二是粗放型农业和技术落后的工业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万元产值用水量高,每亩农灌用水量也高;三是水利调度一直以防洪、农灌为重点,生态用水未摆上位置。

因为河流低流量或断流都会影响河流生态系统,所以在美国生态用水早已成为河流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标准规定,河流径流量与污水量之比为100∶1时,可以不考虑治理污染;这个比例在10∶1以下时,就必须进行严格的毒理实验。在我国水污染较重的淮河、海河、辽河,枯水期径污比远远低于此标准,海河枯水期水流量趋于零。夏青说,即便海河、淮河的污染物全部实现二级处理,流入河道的水也超过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需要5倍于污水的清水来稀释。因此,在这些流域,污水处理厂出水还需要考虑寻找出路,才能保证河流达到水质标准。

环保部门从水污染防治的角度出发,一直呼吁要考虑生态用水。可喜的是,水利部已提出要实现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的转变,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将使生态用水概念贯穿到水利工作中,包括建立节水型社会,从节水的角度调整工业、农业的产业结构,以及实行分质供水、污水回用、雨水补给地下水等等。夏青说,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改变用水结构,改变水循环过程。因此,各部门必须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用经济的杠杆完成调控。长江水资源目前利用率在17%,到2030年,最大利用率应该在23%,这就能保证长江的生态平衡。为恢复北方水生态系统,为北方补充生态用水,还生态欠账,南水北调实在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其意义会在若干年之后显现出来。(2001年5月19日《中国环境报》记者 屈遐)





 

夏青 简介: 
夏青,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研究员。1978年起,开拓了中国水环境容量、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是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境标志领域的著名专家。主持了长江、黄河等五大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担任了淮河、太湖、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规划技术总负责;参与制修订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建立并完善了中国水环境分类管理系统;指导建立了世界最大的中国水环境功能区划地理信息系统。担任多项国家科技攻关课题、专题负责人,并多次荣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出版专著20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培养博士,硕士11人。现任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秘书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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