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十一五”期间，环境信访30多万件，行政复议2614件，相比之下，行政诉讼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

当前，中国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公平正义怎么保障、收入分配怎么改革、食品安全怎么监管、养老问题怎么破解、道德失范怎么治理、干部作风怎么改进、环境恶化怎么扭转……这些问题，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也是影响发展稳定的重要政治问题，甚至个别问题还相当激烈而敏感，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害群众感情，甚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面对严峻而复杂的形势，政府部门有自己的苦衷，个别群体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些基层官员也琢磨着自己的政绩和乌纱帽，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长期忍耐下去，各种利益、力量的博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治国安邦，法治唯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更是指明了解决难题的根本出路。法律是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合法和违法为基本范畴调节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各级政府部门、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把自己置于法律约束范围之内，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更为重要的是，法治是防止作恶的有力武器，是调节冲突的有效手段，是制约行为的基本措施。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群众，都要树立法治思维，必须学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想问题、办事情。简而言之就是将社会问题纳入到法制化轨道，利用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首先，要有法可依，这是破解社会现实难题的前提。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对于一些社会难题所涉及的领域尚欠缺法律的规范，或者法律存在滞后现象，这使得很多纠纷不能从法律获得直接救济，在其他领域也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比如怎么扭转环境恶化问题，我国目前已有近30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且加入了28个国际条约和协定，相比之下环境保护法是近年来法律出台频率最高的领域。但据统计，“十一五”期间，环境信访30多万件，行政复议2614件，相比之下，行政诉讼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为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这么难？归根结底是现行环保法律存在不少“短板”的原因。有的法律问题无法可依，比如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基本空白，标准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很差；有的内容无法适应新形势，标准过低，尺度过宽。比如依《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企业最高只能被处以违法损失30%的罚款，难以适应当前经济形势下对污染治理的经费需求。所以要解决社会难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的合理性、全面性、及时性、严密性和协调一致性，使立法更加科学、公正，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并尽量避免过于滞后。

其次，要有法必依，这是实行法治的中心环节。但在现实生活中，对已制定法律的执行和遵守仍不理想，有法不依的现象还比较常见，这是实行法治的主要障碍。必须看到，破解社会难题，有法必依是全社会的事。一方面要求处于法律关系当中的主体要普遍守法，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另一方面要求执法、司法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也要严守职责、依法办案，必须将现有法律执行到底。比如，以如何解决养老难题来说。当前，随着中国社会日益步入老龄化阶段，“四二一”家庭普遍涌现，据统计，我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的比例已达49.7%。大中城市的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比例更高，达到56.1%。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去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此次修订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尽管这一被称为“常回家看看法”的条款在如何操作实施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既然立了法，就不能因为执行起来有难度就让它成为一纸空文。

再次，就是要执法必严。所谓执法必严就是要求司法、执法机关和司法、执法工作人员在依法行使职权、实施法律规范的活动中，严格依法办事，严肃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在解决社会难题过程中，这是最直接的方式。比如，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历来把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已成为一项全局性的战略任务。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对于满足城乡居民对安全优质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竞争力增强的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面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我们必须保持严打的“高压线”，用“铁腕”严厉打击，切实解决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让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使其不敢以身试法，扭转食品安全犯罪频发的情况。2013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惩处违法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最后，就是要违法必究，这是解决社会难题的基本保障。所谓违法必究，就是努力消除“权大于法”等特权思想的干扰，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解决公众普遍呼吁的司法公正问题，就要完善体制促进公正，筑起金钱、权力、人情等干扰司法公正的隔离墙。所以，要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只有真正地实现违法必究，才能保障法制工作收到成效，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比如，在“酒驾入刑”后，更多的人们开始拒绝酒后驾车，甚至会劝阻他人酒后驾车，法律便用确定指引的方式给行为人设定了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这使得“法”在解决社会难题时具备了一般行为规范所具有的特质。正是由于“法”在破解社会难题中发挥强制作用，即通过法律制裁维护人们的权利，增强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才有效提高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观念，有效保证了社会稳定，增强人们的安全感等。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惩恶扬善”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难题的解决，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对于政府来讲，必须树立依法行政的思维方式，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由于受多年来行政化思维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往往习惯性地将其定义为冲击政府的政治事件，把群众合理的利益表达定性为敌我矛盾，导致矛盾激化，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既然是利益矛盾，我们只有用民主和法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关于“是非”的矛盾，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关于利益得失的矛盾，用综合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由于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存在着权力寻租、司法腐败、行政权力滥用等现象，导致了人们对政党、政府、法院等的不信任，官民矛盾突出，仇官、仇富的情绪加剧。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重塑政府的良好形象，恢复政府的公信力，必须坚持约束权力，消除权力绝对化的趋势。

对于社会公民来讲，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通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身权益。当然也要看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公民的规则意识还比较淡薄，主要表现为法律意识不足、缺乏公民的责任感、缺乏参政议政的监督意识等，更有一些人“信访不信法”，信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信条，把“闹”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通过制造事端引发围观，把小矛盾演变成大事件。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本来有理的事情变得无理，本来合法的维权行为演变成违法行为，本来可能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反而要受到法律的惩治。因此，必须坚决反对以“闹”来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和做法，把问题的解决纳入到法制化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