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之路的大门由关闭到敞开，如今已经正在向公众拓宽。从关闭、敞开到拓宽一路走来，离不开政府、环保部门和公众的共同推动。
曲折的公开之路
事实上，环保部门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先行军。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即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在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环保部门第一个出台了细则，走在了各部委的前列；2013年，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除了制定环境信息公开细则，从2008年开始，环境保护部每年均发布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对每年环境信息公开工作进行总结分析。
但是，环境信息公开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其实早在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就发布《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要求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但是企业并不买账。从2003年至今，十几年过去了，仍有企业以商业机密等各种借口拒绝公布环境信息。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力度不足，而城市环境信息公开程度也不理想。国内外环保民间组织对全国120座环保重点城市2013年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给予了评价。报告显示，在重点污染企业排放数据公开方面，120个城市中，仅27个城市公布了重点污染企业排放数据，但无一城市达到及格线。93个城市因未公布相关数据，被记为零分。
信息公开难在哪？
为何环境信息公开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公众却难以满意？为什么公众的环境知情权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据笔者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是不自信。一些企业和政府对自己的环境污染治理情况和环境管理能力缺少自信，担心环境信息公开以后，公众了解其真实环境信息，一旦出现环境问题，会让自己难以收场，就抱有能瞒则瞒的心态，抵触环境信息公开。
二是不情愿。某些企业污染治理存在一些问题，怕公众了解真实环境信息，因此，不愿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想法，担心公布环境信息会引起企业反感，宁愿捂着、盖着、护着污染企业，也不愿意公开环境信息；或者担心公众会对环保部门“干涉”过多，给自己添麻烦，不愿意让公众监督。
三是不能透。一些建设项目或者企业存在暗箱操作，不能曝光。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环境管理能力不足，对环境信息收集整理不够，无法满足公众对环境信息公开的需求。
无论是出于不自信、不情愿，还是不能透，一些地方将公众摆在对立面上，认为公开环境信息是多此一举，“没事找事”。面对公众要求环境信息公开的需求，要么祭出“拖”字诀，要么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只公布部分无关紧要的环境信息来敷衍公众。最终的结果是，公众面对环境信息公开的玻璃门，由怀疑变误解，由抵触到反对，原本可以由一个新闻发布会或者听证会解决的问题，最终升级导致群体性事件。
如何击破玻璃门？
环境信息公开不仅考验环保部门，而且是对政府工作的一个全面反映。针对环境信息公开的重重玻璃门，如何才能击破？
从根源上，要提高政府环境管理能力和企业污染治理水平。所谓“君子坦荡荡”，自己环境管理到位，企业环境治理“立身则正”，360度无死角，还怕公众监督挑毛病吗？只管大大方方敞开来让公众监督。
台湾新北市八里垃圾焚烧发电厂在门口树立了巨大的显示屏，实时公布焚烧厂排出的烟气监测数据，这不仅仅是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更是将公开环境信息当作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
其次，要制定严格的环境信息公开奖惩制度。法律上有“无罪推定”，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是否可以做“有罪推定”：不主动公开环境信息，要么是心里有鬼，有环境污染问题，要么是自身能力不足。对那些环境信息公开不力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负责人，应采取惩罚措施。
此外，还应细化环境信息公开条款，避免漏洞。比如，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仍有不少企业或地方政府以涉密为由拒绝公开环境信息。为了避免“涉密”挡箭牌，北京市的《规定》明确了可以不公开的信息范围和定义。为此，北京市还提出建立监督机制，避免相关部门以此为借口拒绝公开信息。
只有及时准确地公开环境信息，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公众才能了解环境污染的真实情况，才能更好地参与和监督，才能更好地配合环保部门，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