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给水排水2020年中国城镇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与应用高级研讨会 (第十一届)邀请函暨征稿启事
 
当前位置: 首页 » 行业资讯 » 水业新闻 » 正文

最后一枝罂粟花:为什么商人不能依附权力 // 自由之花终将开放:中国式人事黑洞,会断送企业未来吗?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2-20  浏览次数:503
核心提示:最后一枝罂粟花:为什么商人不能依附权力 //自由之花终将开放:中国式人事黑洞,会断送企业未来吗?
青岛欧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中国无废城市建设及固废资源化利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大会
 
最后一枝罂粟花:为什么商人不能依附权力
m.kdnet.net 1885年11
李不太白
一、
从一个跑腿的小伙计,到中国首富,胡雪岩用了30年。
从中国首富到一贫如洗,只用了一天。
胡雪岩的这一生,像极了他的名字:胡雪岩,即“为什么是雪中山崖”之意。他的人生之路本来犹如大雪封山,仰头是万丈绝壁,他却找到了攀岩的藤条;可是等到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爬到了人世的峰顶后,却又遭遇雪崩一样的巨变,一切都瞬间被吞噬,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好像他不曾是个穷放牛娃。
好像他不曾富可敌国。
富可敌国本是个夸张的成语,形容一个人财富巨大,但在胡雪岩这里,它却是货真价实的比喻:高峰期的胡雪岩,个人资产一度达到白银3000万两,超过了清政府的国库储备金。
晚清政府虽然积弱积贫,但它巨大的身躯与人口摆在那,仍是世界大国。胡雪岩竟以一人之财胜了一个大国的财政储备,实属骇人听闻。
更没想到过的是,如此金银满堂、呼风唤雨的胡雪岩,最后竟然在贫寒交迫中离开了人世。
世人都说,经商要学胡雪岩。
可是到底学他什么呢?
是学他发迹时的勤勉与胆识、步步高升里的长袖善舞呢,还是学他高空坠落里无可奈何的警讯悲歌?
毛泽东说中国的秘密在农村。没错,从社会矛盾的角度而言,“农耕社会”的属性一直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主体。
但是,假如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化转换进程中的波诡云谲来说,则中国的秘密在胡雪岩。
二、
胡雪岩生活在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童年时是个安徽绩溪的放牛娃,没上过私塾,所有学识都由父亲传授,且只传到他12岁时为止——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生活窘迫的胡雪岩,一个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小学生,就不得不孤身一人从浙皖古道辗转向南,先后寄身于杭州等地的粮行、商行、钱庄之间,从扫地、倒夜壶等杂役干起,凭着踏实与勤奋,总算换得了一个“伙计”的身份。
随后的胡雪岩运气不错。钱庄掌柜无后,视胡雪岩为亲生,弥留之际将钱庄托付给了他。如果按这样的人生走下去,胡雪岩应该能够养活自己,娶妻生子,将一生交代过去。
但他遇到了一个人,生命的轨迹从此改变。
这个人就是王有龄。
胡雪岩到底是如何认识王有龄的,史料上并没有确切记载。小说里演绎的胡雪岩早前挪用钱庄500两银票,相助王有龄入京找通关系,使得空有“捐官”虚位的王有龄得以实授了个浙吏官职,纯属虚构,并非事实。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王有龄任湖州、杭州知府期间,胡雪岩居然转身一跃,代理起了政府的“业务”,办起政府性质的丝绸行,用政府的钱扶助当地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生丝,运往沪、杭,脱手变现后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中间不需支付任何利息。
胡雪岩从中收获丰厚。
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随着某人就任某市市长,某个商人的业务迅速在全市扩张,风头一时无两。
一点也不难想象,有了政府的委托与支持,胡雪岩的生意很快越做越大。
从丝绸、药店、店铺、钱庄,到军队粮械、政府漕运,随着湖州知府王有龄一路高升至浙江巡抚,胡雪岩的生意四面开花。时值太平天国、西方联军侵华的乱世之秋,胡雪岩掌控下的商业竟然握有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产。
胡雪岩攀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期。
让今日很多胡雪岩的崇拜者想不到的是,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胡雪岩已经无限接近了悬崖。
实际上,胡雪岩的故事本应就此终结。
他所以能逃过一劫,不过是纯属侥幸罢了。
三、
1861年冬,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了。
表面上,王有龄死于太平军。太平军围城两月,杭州城粮尽,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身为巡抚的王有龄苦撑不弃,城破之日杀身成仁,尽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节义。
但实情是,城本不必破,王有龄本不必死。
因为彪悍的左宗棠大军就在靠近杭州的安徽、江西边界,只须他挥师东进,杭州之围便立时可解。因为太平军李秀成部根本无心恋战,他们行的是“围魏救赵”之策,围攻杭州是虚,调动清军以解“天京”(今南京)的困境是真。
但左宗棠大军却一直徘徊在皖赣边界,就是不入浙江。
左宗棠学历不高,中举之后一直考不上进士,只能以幕僚身份跻身官场,所以立功心切,热爱表现,经常吹牛说自己是当今诸葛亮。这么一个大神,为什么不入浙江显神通呢?
因为曾国藩密令他勒马观变,坐等王有龄城破人亡。
曾国藩为什么要看着王有龄死呢?
因为王有龄的领导叫何桂清。
《清史稿》上对何桂清的评价完全是负分。身为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人品确实很烂,抢人家老婆不说,还在太平军兵临常州时,打死打伤求他留下守城的士绅数十人,弃城逃跑,东南官民对之人神共愤。
但若说何桂清是无能之徒,却并非事实。
还他在担任类似今天教育厅长时,就上书朝廷,痛骂本省领导军事懦弱,并拿出了对抗太平军的方案。就任浙江巡抚后,何桂清大力整顿地方军队,从财政上给予中央军强力支持,并与浙江提督邓绍良等人合作,多次击败太平军,收复徽州府、宁国府等浙皖两省多处失地,深受朝廷军机大臣彭蕴章赏识与支持,称之为“能臣”。
太平天国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何桂清却以功劳升任两江总督。正是在他的财物强力支持下,“江南大营”得以重建,并一度攻克镇江、九洑洲,合围了太平天国总部的江宁。
以一个区区教育厅长的身份,一路干到包围太平天国总部,要是何桂清没点真本事,怎么可能办得到呢?事实上,若非这家伙意志、胆魄不足,外加不得人心,近代史可能真没曾国藩的湘军什么事了。
这就绝不是湘军精英层愿意看到的了。
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鼓动人心,与两千多年传统儒家精神背道而驰,不可能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而且精神领袖洪秀全一入南京就早早开始享受,上层领导腐化而内斗激烈,最终酿成“天京事变”,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等各个核心的“王”死的死、走的走。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虽然太平军势头看似很猛,实际却不可能长久。
这样的话,由谁领导去剿灭太平军就是一件不世之功了。
这件功劳背后不但有名垂青史的无尽荣耀,还有实实在在的无数封赏、爵位、财富,哪个有抱负的能臣干将不怦然心动呢?事实也证明,后来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湘军集团能主导晚清政治大局,湘军能出15个总督、14个巡抚,全拜剿灭太平天国所赐。
与湘军争夺这件功劳的,何桂清算是主要竞争者了。
而王有龄是何桂清的同乡、主要辅助者之一。
所以身为湘军核心力量之一的左宗棠,怎么可能发兵救援王有龄呢?
假如左宗棠及时发兵,帮助王有龄击败“发匪”,那还不是彰显王有龄、何桂清们守土抗敌有功嘛!还不进一步加强了作为竞争者的何桂清集团的功劳,又能有湘军什么事呢?
只有王有龄的浙江丢掉了,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才能去拿回来,扩大湘军势力版图。因为同为朝廷军队,湘军只能收复贼匪侵占的失地,而不可能从同僚手中夺取朝廷的封土。
在不世巨功面前,牺牲一个王有龄算什么?
所以就可以看到,当曾国藩取代何桂清成为“两江总督”后,久拖不决的“何桂清弃城逃跑案”很快就有了定论,在曾国藩的力主之下,朝廷最终置众多求情声于不顾,在北京菜市口当街处死了何桂清。
曾国藩湘军要崛起,何桂清集团就必须衰落。
即使在儒家仁爱、克己复礼的面纱之下,两千多年的庸俗政治也从来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有的只是千年不变的你死我活。
那么,糊里糊涂夹杂在其中的胡雪岩又处于什么位置呢?那个时候,帮办打理浙江财政的胡雪岩,正是王有龄的左膀右臂,何桂清集团的得力干将。
连何桂清、王有龄都死了,胡雪岩能活吗?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事实上,如果不是受王有龄之命出城买粮征粮,被围困在杭州城的胡雪岩,结局也必然和王有龄大同小异。
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军大业中,他们都应该是烈士。
胡雪岩能逃过这一劫,但并不代表他就真的从此逃出了政治牺牲品的序列。
中国不是美国,胡雪岩不是特朗普。从古至今,以商人身份卷入权力范畴的,很少见到能够落得好下场的。
这是因为以中国商人的思维模式,即便生意版图做得再大,也并不足以理解中国大历史背后的政治文化。
四、
买了大批粮食的胡雪岩,因为太平军封锁了交通而无法进入杭州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有龄城破人亡。
王有龄杀身成仁了,胡雪岩又该去哪呢?
乱世之秋,闹饥荒的不止杭州城,左宗棠大军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缺粮,左大将军的部队已处于士兵哗变的边缘。左宗棠心急如焚。
然后胡雪岩就孤身一人去见左宗棠了,就如他13岁孤身南下谋生时一样。
然后胡雪岩就把20万石大米送给左宗棠了。
然后左宗棠对这位雪中送炭的大商人就感激不尽、信任有加了。
在左宗棠的提携之下,胡雪岩因祸得福,生意逢凶化吉,并从此更上一层楼——毕竟,左宗棠作为晚清“中兴”的一代名臣,其能量之大,远非区区一个王有龄可比。
此后,胡雪岩被左宗棠委任为总管,不但再度主持浙江全省钱粮,其胡氏钱庄还经办军饷,协助购买军火,钱庄甚至大量受理清军从战乱中掠夺来的钱财存款。
短短几年,胡雪岩就将钱庄、药店、丝绸、茶叶发展到遍布江浙,家产超过二千万银两,加冕“中国首富”。
长袖善舞的商人胡雪岩,随着官商之路可谓越走越远,生意版图一步步遍及天下,企业的规模从早年的掌控浙江半省财产,直至到富甲大清天下,个人财富直逼朝廷财政收入。甚至多位朝中大臣、满族王公、亲王贝勒也都成了胡雪岩“阜康钱庄”的客户。
故事到这里,看起来一帆风顺,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
故事到了完美,一般都是悲剧的开始。
这样的剧情并不稀罕。
比如平西王被法办前后,福布斯榜上富豪、有着各种“神奇”创业传说的徐某病死狱中;比如擦掉他们名字、填空成别的一堆名字也一样。
这些年来,屡屡抓出的腐败大案,足够震惊两千多年历史的了。它们的背后,又哪一个背后不站着一个胡雪岩的影子?几乎每一个在被惩处的官员背后,都有搭档着某个或某几个商人凋零的身影。
几乎很难说清有多少个城市或多或少地生长着这样的故事,更别说众多县市、乡镇的无数小号的胡雪岩们了。
它们那样恣意发育着,生长着,不受控制地走向它们的宿命——瞒天过海,或者万劫不复。
假如只是从道德、法律、纪律层面去刨根问底的话,一定是刨不清楚、问不到底的。
在每一个对权力或满脸堆欢、或战战兢兢的背后,都埋藏着一颗官员、商人、社会三败俱伤的种子。它是不是发芽,或者什么时候发芽,只是看机缘是否合适罢了。
因为一旦公器私用之后,身在其中的人,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能有效驾驭人性的欲望列车。
最终,那些巨贾与大卿们起起落落的大剧背后,那些官商悲欢故事的背后,不但是一个个体的失败,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要走向未来必须避开的沼泽地。
这样的故事,是中国社会推翻“三座大山”后的第四座大山,是催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慢性病毒,是伴随着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生长出的一枝妖艳的罂粟花。
这一枝罂粟花,就叫做“权力崇拜”。
它的花瓣有两朵:
一朵叫做商借官势,乘风而起。
一朵叫做官取商势,飞流直下。
胡雪岩的大半生都得意于前者,最后却倒在了后者脚下。
而它们的源头,是两千年的大陆农耕文明。
五、
“权力崇拜”本来就是人类的共性之一,并非中国独有。
不同是,在中国,它更根深蒂固、更深入人们骨髓,其生命力之强劲也更历久弥新。
这种意识的形成,是由中国辽阔而不断扩大的统一疆域、构成农耕社会所必须的适宜平原与气候、儒家大一统礼教之三者合力造就的。
此处不再延展过广,只作简单分析。
古代的地方官员,有一个特别称谓,叫做“牧”。
比如三国时袁绍为冀州牧,刘备也做过徐州牧;即使在法儒精神兼备的《管子》一书里,第一篇也叫《牧民》。
什么是牧呢?牧就是放牧。
但它可不是说草原上放马人的,而是论述如何统治人民的。
人民居然可以用“牧”来统治,难道人民竟然是马牛羊吗?在古代统治者心里,差不多是这意思。民多愚则国好治,愚民跟马牛羊一样,都是国家的驯化的对象——只不过儒家说得好听点罢了,叫做“教化万民”。
虽然儒家一直倡导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社会实的际运行中,这个嘴上的次序却一直是倒过来的:君最贵,江山第二,人民最末,兴亡都是一个苦。
牧,这种骨子里的权力傲慢,一字见真章。
这样两千多年一直“牧”下来,就驯化出人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固化地建立了对权力的绝对畏惧、绝对依附以及绝对崇拜。
官是什么呢?是父母,是老爷,是主子,所以都叫父母官、官老爷。与之相对的,人民当然就是不肖子孙、仆人、奴才了。
哪有一点“民为贵”的影子呢?
其实“儒家”这种哲学思想,从诞生以来,就是以为权力服务为目标的。儒家对权力的依附、对权力的礼赞、对权力发自内心的服从,也是诸子百家中最为坚决而深情的——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儒家最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欢迎,最终也才获得“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垄断地位。
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从来靠的都是暴力,枪杆里出政权,哪有儒家什么事?但一旦王朝的战事大局已定,儒家就大受欢迎了,因为它非常有助于帮助统治者驯服人性、收服人心,最终达到制服人民的统治目的。
孔子念念不忘的是恢复“周礼”,那么一共四万多字的《周礼》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实在枯燥无味,全是流水账一样的记录了西周三百多种不同官位及其职责。除了君王的各种国家大典的礼仪外,甚至对不同官位的人应该如何穿衣、吃饭、用什么寝具与餐具,都有非常细致而严格的规定,所以《周礼》也叫《周官》。
孔子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通过繁复的“礼”,恢复权力之下的尊卑秩序。
对于农耕文明来说,这种严密的尊卑秩序是有利于社会稳定,从而保护依赖于天时的农耕作业的。它不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上说,它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也是合理的。
但当时间走到了今天,稍微想一下,就知道这种主张是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现代社会竞争需要的是核心是创新,而创新的种子来自于心灵的平等、自由,来自于打破常规的开拓、探索与合作,这些基本诉求又怎么可能在这种层层叠叠的权力秩序下开花结果呢?
因此春秋战国之后,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基本就死了,一直在翻来覆去诠释儒家的那一套。即使是被后人捧为“圣人”3.0版的王阳明,其“心学”之论,也不过是对宋儒“程朱理学”否定人性的再否定,再次回到孟子性本善那里罢了。
像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那般繁花并茂、思想创见层出不穷的局面,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
因为人们心灵上的那种平等、自由、明亮的春秋风骨,早已荡然无存了。汉代儒家统治地位确立后,华夏思想的天空进入了万古长夜。
封建王朝需要的知识分子,不过只是维护权力三纲五常的顺从者、守旧者与执行者罢了。
传统社会的儒家知识分子,毫不夸张的说,他们面临的处境只有两个:
不向权力靠拢,就不得好活。
不向权力臣服,就不得好死。
二十四史读来读去,都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历史。所谓成败得失,说的都是哪个国君明,哪个昏;哪个大臣忠,哪个奸;哪家兴,哪家亡,全是围绕“权力”展开的。
很少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民”层面的记录。
权力崇拜根源如此之深,正是两千多年农耕文明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实在难以轻易撼动。
以至于到了民国的近现代社会,权力崇拜者仍然视自己为天下主人,依然可以无所顾忌的予取予夺,即上文说的第一朵花瓣:官取商势。
而近代企业家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无法摆脱对权力的心惊胆战。
比如民国的企业家先驱们。
六、
民国的企业家有过黄金时代。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前后的二三十年间,世界物资普遍匮乏,市场需求旺盛,再加上中国鬼使神差的居然站队到“协约国”一方,稀里糊涂的赌对了方向,于是作为“交战国”与“胜利国”的中国企业家们,产品并不担心销路问题,只需开足马力生产就是了。
但到了1930年代后,市场趋于饱和,日子渐渐就不好过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934年春夏之际,无锡荣氏兄弟的申新公司就遭遇了经济危机。
荣氏兄弟的公司是个超级大集团。创办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即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辈。其创办的纺织、面粉等21家企业,“在衣食上拥有大半个中国”,是享誉民国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也是毛泽东口中的“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
这样一家公司遭遇危机,背后是十几万工人及家属的生计,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实在堪称是民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大事。
荣氏兄弟于是向南京民国政府求助,希望能得到贷款支持。
民国中央政府一定施以援手了吧?
手的确是伸过来了。
不过不是援手,而是权力的贪婪之手。
时为民国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盘算着乘荣氏公司的危机,由财政部以拨款300万元,以救助之名行蛇吞象之实,接管荣氏价值高达8000万的产业。好笑的是,陈公博最后之所以没有得逞,还是因为财政部长孔祥熙也跟他一样在觊觎荣氏产业,特别不想让陈公博的实业部独吞他们眼中的这块“肥肉”。
逃过一劫的荣氏企业,两年后再遇第二劫。
这次是扮演狼外婆的是宋子文。
到了1936年初,纺织市场仍然处于棉花贵、纱布贱的“倒挂”行情,生产一件纱就亏本一件,但不出纱的话工厂就要倒闭。荣氏公司的危机并没有缓解,荣宗敬只好找到中国银行求助,却不料正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下怀。
宋子文一年前就已谋划以增加资本、发行公司债、以债券来还旧债的方式来吞并荣氏公司的方案了。其吞掉荣氏公司的方式也很见他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博士派头:简单直接!他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两千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最后由于其他银行家的反对,宋子文才罢手。
这两次劫难真是让身为企业家的荣氏心惊胆战,传记中的描述是荣宗敬连当面拒绝宋子文的话都不敢说,只是之后与人说起时,表情痛苦到要哭的样子。
其实荣氏兄弟并不孤单,另外几个著名实业家都曾遭遇到了与他一样的险恶算计。
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又想要吞并民国“火柴大王”、“煤业大王”刘鸿生的煤矿,就几次找他商量,要与他合营。既怕又恨的刘鸿生无力抵抗,不敢拒绝又不能答应,只好聘请“中统”首脑陈果夫、陈立夫CC系的人担任总经理,利用宋子文与“二陈”的矛盾,从而避过产业被吞掠之灾,却从此处处受宋子文的打击。
在权力的群狼环伺中艰难求生的,还有民国赫赫有名的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卢作孚是一个立志以实业救国的民族英雄,他一手创办的民生航运公司,不但在与英美船队长江竞争中胜出,而且是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立过大功的。
据傅国涌先生的《大商人》所记,1938年,抗战最紧张的时候,若非卢作孚不舍昼夜的亲自制定运输方案、亲自指挥民生公司22条轮船打破长江枯水期航运规律、无条件出死力抢运,遍地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军用物资、兵器航空工业设备、机器工业及轻工业设备,是不可能逃过日军的轰炸的,那可是当时中国仅存的一点国家元气。
假如这些物资没了,则中国在二战时就再无生产能力了。
此后,民生公司又抢运出武器弹药30多万吨,运送出川军队270万多人,民生公司为此损失高达400万元之巨、死伤船员近200人,但他们像战士一样在所不辞。
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说它“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并没什么两样”,卢作孚自己说“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的多”。
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企业, 宋子文、孔祥熙也一直想据为己有。
宋子文先是安排其兄弟宋子安做了民生公司董事,接着又要他掌控下的中国银行投资民生公司,这样他就可以成为民生公司董事长了。早就看中民生公司的还有孔祥熙,几次想通过中央信托局名义投资民生公司、出任董事长。
不能如愿时,宋、孔就处处刁难民生公司。
小企业,自有小吏敲诈你,等到企业做大了呢?又有权力大鳄的血盆大口盯着你。
民国那些做出规模的企业家,表面上是人前人后一马平川的繁花似锦,其实无时不处在风雨飘摇的黑夜里。
卢作孚说:“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斯言已矣,其中辛酸甘苦,只有身当其中的人才能体会的吧!
勤勤苦苦一生经营,到最后家大业大了,谁负谁胜出却只有天知道。
文艺青年们怀念的民国腔,不是对历史残忍的无知,就是惺惺作态的矫情。只须看看那些真正民族的实业家们的传记,你就会知道他们在面上对民国政府重重摊派、搜刮是怎样地敢怒不敢言,又在内心深处对权力的巧取豪夺是怎样地如惊弓之鸟。
申新九厂的厂长吴昆生,就曾在凌晨四点醒来,看见荣氏兄弟中的大哥荣宗敬一个人在放声大哭:“我弄勿落了(吴语,不好办了、乱套了的意思),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的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
其实早在1927年,荣氏兄弟就因为没有认购足国民党摊牌的50万元库券,而被蒋介石密令查封产业与家产,通令军警缉拿。
什么鬼黄金时代?
不过是吃人时代罢了。
七、
近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算是非常彻底的解放运动了,对传统意识的打破非常深。
比如第一次建立了上层建筑下的乡村基层组织,第一次取消了地主阶层,第一次实现了男女平等,第一次破除了封建尊卑礼序而号召人民当家做主,毛泽东也第一次亲自否定了儒家思想,如毛诗云“孔子名高实秕糠”……但近现代革命结束几十年了,社会也推倒重建、焕然一新了,可是两千多年中国的巨大惯性,“权力崇拜”浓厚意识仍然深深地长在人心中。
从客观上来说,包括土地革命、取消地主阶层、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在内的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是对“权力崇拜”的一次暴风骤雨式的摧毁,从逻辑上来说,新中国应该是个平民式的公民社会。
但是,历史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加减法,并不是一下子将“权力崇拜”意识从社会中减掉就完成了。
“权力崇拜”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地上消失。
历史这条大河,总是曲折地、迂回地向前奔流不息的。
因此,当旨在推翻旧社会的新中国建国后,“权力崇拜”意识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很诡异的大江歌罢掉头东,在中华大地上又来了一次大迂回,最后演变成了“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进而给整个国家、社会、文化、人民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巨大伤害,其裂痕之深,至今未愈。
仅百余年的现代化运动,哪里是运行了两千多年的“权力崇拜”意识的敌手呢?
易变者,只是形态。
难变者,意识。
即便到了今天,“权力崇拜”这枝罂粟花虽没那么花枝招展了,却依旧在风中摇曳——这就是无处不见的“官本位”思想。
比如,你看时代走到了后工业文明社会、信息文明社会了,仍然能常常看到类似农耕文明社会那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使一个县市的科长、局长,也敢在比他阅历深厚的多、年纪长得多、社会贡献大的多企业家前摆足架势,吆三喝四,而很多企业家也多是陪着笑脸,好像双方都已经天然默认了这种情况的合理性。
你再牛,也就是个民营企业家。
他再小,也是官府的人。
事实上,权力也确实足够傲慢的。
早年间,开创了健力宝商业传奇的李经纬,其含泪仰天长叹的画面所带给世人的心灵震撼;一手创造华晨汽车繁荣局面的仰融,却被迫避走异国他乡,而最终企业、社会、政府三败俱伤的等悲剧性故事,不都是权力飞扬跋扈的剧本吗?
仰融,曾经创造中国企业第一个海外上市融资、以金杯客车引爆华尔街,也是“中华第一车”中华汽车的开创者,一度将华晨汽车打造成在国内车企第四,还是在2000年初,企业资产就达到了300亿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却在2002年突然被地方政府扫地出门,并被全球通缉,最后被迫流落美国。而拿下了华晨汽车的权力大员们,视野局限在权力范畴内,并无企业家的经营精神与办法,最后把如此一个优秀的企业折腾到巨亏。
振兴东北的雄心,从此只有扼腕叹息。
投资不过山海关,是担忧在权力崇拜者的坏情绪里,视自身权力的尊严与利益远大过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事物而已。
与仰融悲情相似的是,李经纬说健力宝是他养了十八年的孩子,但被说被人抱走就抱走了。傲慢的权力阶层最后宁愿把健力宝卖给后来被判入狱的诈骗犯张海,也不卖给李经纬团队。
而那个创造了“东方魔水”健力宝、品牌价值超过60亿元的李经纬,最后不但没有实现东方可口可乐的梦想,而且以两手空空、72岁高龄,在2011年以涉嫌转移资产罪被被判刑15年,他被没收的个人财产有多少呢?15万元。
这样的荒诞剧,一点也让人笑不出来。一时之间,仿佛让人想起了那句名言:“宁与外人,不与家奴。”
两年后,一代著名企业家、时代英雄李经纬,悲愤地离开了这个曾经让他奋斗、激动、满怀喜悦的世界,寒透人心。
当权力崇拜者不能放下自身权力的傲慢,不能包容那些真心做产业、拒绝臣服权力的企业家时,中国企业要想能够走出本土、进而以全球视野建立世界性品牌,是不可能的。
没有内在笃定与洋溢的心灵,就不可能自信地外争雄长。
无论如何,美国的一个毫无营养的垃圾食品可口可乐汽水卖遍了全球,而我们自己的“东方魔水”健力宝、曾经在奥运会上与女排一起开创传奇的健力宝、最有可能走向世界市场的中国饮料品牌健力宝,最后却只能眼看着它在权力的任性之下逐渐归于沉寂,凋零。
这是一个企业、更是一个社会的大悲剧。
因为这种社会心理蔓延所及,将极大地压抑那些真正堪称伟大的企业群体的自觉涌现。
同时将催生出众多依附于权力的、无助于塑造一个民族核心竞争力的、资源型的投机企业。
而这正是耗散中国精英群体雄心的新鸦片。
也是吞噬中华文明突破创新的黑洞。
八、
与这些“官威”相对的是,这种权力崇拜的潜意识表现在公民社会的商业世界里,即是许许多多商人的内心世界里,一方面是下意识地向对权力依附靠拢,另一方面又是对权力的忧惧与不安。
尤其是那些大贾巨富。
向权力靠拢,是企图因此获得资源支持、商业空间,或者是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保障。
对权力畏惧,是担心哪方面触犯了权力,或者攀附的哪方权力大树倒下了,企业就会随之坠入风雨飘摇、甚至万劫不复之境。
所以这些年来,就会有许多奇怪的现象。
一个企业根本之道难道不应该把心思花在探索创新、技术研发、产品打磨上吗?它所应热爱的难道不是用户、市场吗?它的着眼点难道不是应该是消费趋势变化吗?
投领导所好,想领导所想,能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胜出吗?
以这样的权力崇拜意识,又怎么能够真正建设起一个社会的现代文明呢?
须知没有公民人格上的平等、心灵上的自由,是不可能催生思想、科技、文化上的伟大创见的,也因此是不可能真正引领世界向前的。
当一个社会的潜意识还是以权力为崇拜对象时,一些企业就会很自然地把心思花在攀附权力、投机取巧上、以及所谓人脉网络搭建上,这样建立起来的企业,或许放在国内还能表面繁荣,爆买爆卖似乎很威武,但是拿到世界上去竞争,怎么可能有核心竞争力呢?
一个优秀的现代企业,应该以其卓越的产品在世界面前保有自尊,应该凭着它光辉的理想与追求成为社会进步的标杆。
而不必把心思放在怎么迎合权力、琢磨领导的个人喜好上。
人类价值的光芒,从来都建立于人格独立的基础之上。
商人热衷权力崇拜,不但是对企业家创业、创新、创造精神的亵渎,也势必将会把企业自身置入不可测的未来之中。
九、
1885年11月,当家产被朝廷钦差查抄一空后不久,62岁胡雪岩便于一贫如洗的凄风苦雨中郁郁而终。
胡雪岩是因为什么被抄家的呢?
据记载,胡雪岩以超常胆识投资2000万两巨资设厂囤积生丝,以图击败洋人对中国生丝市场的操纵把持——然而不幸流年不利,遭遇欧洲生丝产地意大利大丰收、及中法战争爆发等事件,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对,结果在与洋人的斗法中败下阵来,造成150万两亏空。雪上加霜的是,随后为了挽回损失,胡雪岩又到上海做银钱投机生意,再次大亏400万两。
两次巨亏引发了信任危机,再加上时年市面银根紧缩,胡氏“阜康钱庄”随之爆发了一系列挤兑风潮,在各种债主、顾客泰山压顶之下,上海总部及各地钱庄纷纷倒闭。
钱庄的破产又进一步引发官场反弹,因为包括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文煜在内的朝廷王公大臣在胡氏钱庄的存款也随之蒙受了巨额损失。
清政府于是立即出面查办胡雪岩,一代商业枭雄就此烟消云散。
但压倒胡雪岩的真是亏空吗?
只是550万两亏空,就能摧垮长袖善舞的中国首富胡雪岩了吗?
即使不说不是,也至少不仅仅是。
从胡雪岩的起家过程、时代的人事背景分析,就会发现胡雪岩的消亡是大概率事件。
因为在胡雪岩跌落深谷的关键时候,左宗棠病逝了——也就是说,彼时世界上保护胡雪岩的最大力量已消失了。
但即使左宗棠在,也未必能再施以援手了。因为早在去世之前,左宗棠就已经在与李鸿章的权力对峙局面中日薄西山了。左宗棠既已失势,胡雪岩就不可能不陷入危机。
因为疆防、海防之争,左宗棠与李鸿章早已成了水火不容的政敌。作为左宗棠的铁杆搭档,当财富熏天的胡雪岩遇到了权势熏天的李鸿章,就不能不成为后者收拾的对象。
就像曾国藩不可能救援王有龄一样。
就像取代左宗棠、胡雪岩组合的新势力搭档,是政客李鸿章、商人盛宣怀一样。
另一方面,胡雪岩经由替左宗棠协办军火而中饱私囊、大发横财,生意因此扩张遍及天下,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官员反感、弹劾。
比如时任驻英大使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当他从英国人口中得知英国的借款利息仅为三厘半,而左宗棠奏报到朝廷的胡雪岩所借洋款利息却为九厘七之多时,就愤慨之极,认为这等祸国殃民的奸商,即使以“汉奸罪”加以严惩也绝不为过。
还有旁观者的眼红,嫉妒,以及觊觎。
比如胡雪岩的大客户、朝廷大学士文煜就在胡雪岩钱庄倒闭时,仅以18万两银钱就吞没了胡雪岩价值数百万两的胡庆余堂。
商人即便身入政治,看见的还是商。
他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十、
商人为什么不能依附权力?
因为第一,商人的普遍属性,首先是追求利润;其次是追求更大的利润。
这就是导致了商人有不可遏止的不断扩张的冲动,而无限的扩张必然放大人性无限的贪婪,而权力并不喜欢贪婪的依附者。
因为第二,权力的运行规律,在商人能力边界之外。
商人理解的权力,是商业化的权力;而权力理解的商业,是权力治下的商业。二者有交集,但本质不同。
王有龄跟胡雪岩说,我的心里头实在有一些恐惧,有一些害怕,我们太顺利了,福兮祸之所依啊。这是官员跟商人说的,商人没听懂。
胡雪岩逃过了曾国藩与何桂清的第一劫,但没有逃过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第二劫。当李鸿章发现左宗棠所以能平定西部西北回民暴乱、剿灭分裂势力、收复新疆,都与胡雪岩的财力运筹、支持密切相关时,他就决定了欲扳倒左宗棠必先扳倒胡雪岩。
区区一个商人胡雪岩,虽然有朝廷的二品官职的封赏,却又怎么可能是李鸿章的对手?连晚清史都几乎是李鸿章留下的,胡雪岩是谁?
胡雪岩曾风趣地跟王有龄说,我发现商界和政界是一样的。这就是幼稚。他到死也不会明白乱世之中的政界比商界更危险。
因为第三,官员也有一般人都有的光明与弱点,而商人的依附、利润化的追求,将不断敦促官员遮蔽自己人性的光明、放大人性的弱点。最终,这种结合将为他们埋下地雷,不爆则已,一爆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
在替清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左宗棠多报了利息。以左宗棠自比诸葛亮的心性,他会主动寻求这样的人生污点吗?誓要青史留名的左宗棠,看中的功业,而不是钱财。他这么做是为了回报胡雪岩。而这种回报最终给他们留下了把柄,最后东窗事发。
因为第四,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尤其是在通过权力轻易获得的利益面前,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心如止水、不起贪念,包括权力本身。
当官员嫉妒或觊觎商人的财富时,商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胡雪岩娶了十几个小妾,自家庭院造的比朝廷亲王府还阔绰、奢华得多少倍,这种通过权力依附而获得的超级财富,怎么能不挑战权力阶层的情绪?
事实上,最后占有了胡府庭院的真是朝廷大学士文煜——胡雪岩的大客户。
经商要学胡雪岩?没有比这更加糟糕的商业模式了。
胡雪岩,乃是今日中国最糟糕的商学院。
也因此,胡雪岩式的故事一天不消失,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一天没有安全防护软件。
尽管如此,我们后人并无资格批评胡雪岩。
他的局限,是他所处时代的局限。
何况胡雪岩对现代中国的建立是有大功劳的。如果没有胡雪岩在中外商人之间苦苦周旋,倾力筹取左宗棠西征军费;如果胡雪岩在西方军火商之间比较来比较去,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20000多杆最新式洋枪洋炮;如果没有胡雪岩以最快速度将军费、军火、军粮运到西北前线,左宗棠就绝对不可能平定西北回民的暴动、就不可能阻止暴徒们对汉人的灭绝式的屠村屠城。
如果没有胡雪岩,左宗棠也绝对不可能从西北分裂势力与俄国人的联盟中收回新疆的。
比起镇压极端伊斯兰阻止的疯狂、收回辽阔的新疆国土,比起胡雪岩、左宗棠对现代中国的现实贡献,他们的人生污点是可以谅解的。
毕竟,谁让清政府没有财力平定西北呢?
尾声、
中华文明自有其的优长之处,中国人民自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中国的社会精英自有全球格局与奋发意志——但是,最终的成败,却取决于我们能不能避开自身文明中的阴影。
谁不正视此种阴影的存在,谁就不是这种文明的真正热爱者、真正的继承者。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中华民族当然也在一切民族之中,当然要学,当然要批评地学,当然不能盲目地学,当然不能一切照抄。
21世纪的又一个新年将要到了。
我相信中国商业新文明已经在孕育,我相信它终将会在某一天破晓而出,让中国的企业更繁荣、更健康。
因为我相信历史浩浩荡荡的大趋势,两千多年旧传统虽长,但时代却是加速度的。
因为我相信中华文明源头并非儒家,而是那兼容百家、并包于大融合之中的大创造力。
因为我相信站在全球竞争序列的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再徘徊于农耕文明的“大陆天下”的迷思中,不可能不迎接急剧变化的新时代,不可能不拥抱扑面而来的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巨变下的时代新浪潮。
它们终将与中华民族源头的创造力一起,在技术上、行为上、并最后在思想上消解“权力崇拜”的旧思想。
中华文明昨日之阴影,终将在明天消失。
最后一枝罂粟花,终将在明天凋谢。
商人们终将明白,他们唯一应该依附的是客户,是市场,是社会需求,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的巨轮,而不是大大小小的权力。
权力崇拜者们也终将发现,明日之世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薄厚,而不是官员权力的多少,才是一个国家立足世界的根本。
人民如果不消除权力崇拜的自我矮化意识、不从农耕文明服务权力的巨大阴影中走出;权力本身如果不收敛、不谦卑、不以服务社会精神为根本,则在今日现代世界,一个国家之未来断无长久繁荣的可能。
旧岁正去,新年已来。



自由之花终将开放:中国式人事黑洞,会断送企业未来吗?

 2016-12-04 诸子围炉 李不太白

 


“你再向前一步,我即刻同你开战。” ——《寒战》

 

 

当时转身惹寂寥

为一部电影,冯小刚和万达杠上了。

这背后,又牵涉到一个人事纠葛。

叶宁,前万达文化副总裁,一手做起万达院线与影视的功勋重臣,鞍前马后追随老板王健林13年。不料大概是因为王健林为了万达国际化,重用从微软、新闻集团空降来的高耀群,让他寒了心,2016年3月,叶宁一转身跳槽到了华谊兄弟公司的CEO。

健林同志就不爽了。

跟我多年打江山的人,年会上刚重点表扬你,怎么可以投奔敌营呢?你说你这叫弃暗投明,还是叛变革命呢?

于是看着勾引者华谊兄弟,万达就不顺眼了。

于是这部由华谊兄弟投拍、冯小刚执导、名叫《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就遭到了万达院线的冷落,被故意调低这部电影的排片。

于是就轮到冯小刚不爽了。

冯小刚和华谊兄弟的关系,地球人都知道。作为华谊兄弟公司的老股东,义气所激,利益所指,冯小刚迅速校准好老炮儿的炮口,一溜重炮就向万达院线打过去了。

硝烟中横飞着关系,是非,恩怨,情仇,利益,直到炸平为止。

这是什么热辣的新戏码吗?

不就是13年家臣叶副总裁出走嘛,当年天天在毛太祖身边举红宝书的林副总裁还夜奔蒙古温都尔汗呢,鸦片将军张学良还在西安摸黑偷袭顶头上司、结义大哥蒋委座呢。

太阳底下又有什么新鲜事?

犹记这个夏天,郭德纲师徒恩怨吐血的江湖鸡毛,与这些庙堂纷争不是同一款八卦吗?

说起来,本公号“李不太白”并非嗑瓜子的妇女主任,向来对是非了无兴趣。但长期读先秦诸子养成个毛病,喜欢冷眼直取本质,在纷扰的大气象下探寻问题的出口,直觉就告诉我,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是密切相连的。

它们背后,有一个东西在晃荡,有一个或隐或现的暗能量在支配着伟大人民的行为惯性。

它是中国式人事的黑洞。

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声无息地发挥着影响,左右着当代中国企业与个人的未来。

其实早在之前的两篇笔记中,就想借着师徒这个话题来思考它,可惜诸事缠身,始终不能腾出连续的大段时光,理清思绪,结果写了两次都是碎片,草草收场。但又深知它们关系非小,于是陆陆续续地思考,重写,也融入了此前部分内容。

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了谈清楚,这一次笔记篇幅会比较长,没耐心没兴趣的人,读到这里就忙别的去吧。

留下来的随我绕个弯路,说些别的故事。

这些故事看似闲散,却必不可少。

便从一个奇男子说起。


一剑霜寒十四州

人世间的奇男子有许多种。

其中一种,叫做练剑归来去读书。黄仁宇就是这样一个奇男子。

关于黄仁宇先生弃学抗战、加入驻印远征军、在缅甸负伤后又到美国读博士做教授的传奇经历,已在本公号“李不太白”《2016年这个夏天,不会是万历十五年》一篇中说过。不过,那些热烈的叙述,还不能完全表达他对未来中国的价值。

未来本不可知。但黄仁宇先生中西合璧的独特眼界、大开大合而又细察秋毫的思考方式,不能不说是一把闪着冷光的剑,散发着照亮未来的星辉。

这就是他独特的“大历史观”。

他说,很多年轻人,认为光绪皇帝既错,康有为也错,孙中山仍错,袁世凯更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而今邓小平又错,这是采取局外人的眼光,而又以个人爱憎评论中国事物,作片面的武断……即使对中国现代史不满,我们也要看清,中国的革命如同一个长隧道,需要几百年才能看清。

他看到,两千年大陆农耕文明撞进时代时,蒋介石建立了一个上层组织外观,毛泽东创建了一个底层组织,还需要(邓小平)建立一个中层组织,以求三明治式社会结构之完整。

这等洞察,真是石破天惊。

很多人看历史,不过是一台乏味的复读机,或者蹲身在历史的水缸里喝水,要么做梦到历史的桃花树下数落叶,好一点的也只是担任历史电影大片的剪辑师。

黄仁宇看历史,却如同站在高高的山上俯视山脚下的万顷良田,又如弯身田间捡起几根麦穗仰望世事的白云苍狗。

他把历史延伸到了大视野下的现在、未来,又由之反溯到当初。

历史如烟,如流霞,如大江大河的奔腾不息。

世间却只有一个黄仁宇。

能在错综复杂的纷繁乱像之外,理出一个独立而令人震撼、叹服的头绪来,这样的身手,如同一位平常很少亮剑、出手就一招制敌的绝世剑客。

一剑霜寒十四州。

我喜欢这样的剑与剑客。

惟有这样又冷又酷的锋刃,可以刺穿历史的迷雾,斩断横亘于前的荆棘,在层峦叠嶂中独辟蹊径,看见未来。

这次,李不太白就仿照“大历史观”的方法,透过组织关系的幻象,追溯中国式企业人事的源头,探索人治大幕下的黎明微光。

人治,三千年大陆农耕经济趋利避害、自然选择的结果。

大明公司总裁张居正,将它发挥到了极致。

他的所有努力,也消失于人治。


功名如花人已去

张居正就任总裁时,老板万历帝才十岁。

万历他妈李皇后,将大明公司全权委托给了张居正,甚至包括教育万历的工作。张居正既是老板的老师,也是公司实际掌舵人。

大明公司需要这个掌舵人。

在张居正就任总裁前,大明公司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程序。

张居正冷眼旁观多年,对公司病根一清二楚。愤而请假在家的三年间,亲眼见到的民间饿殍遍野惨状,更深深刺痛了他内心。他怀着菩萨心肠,祭起霹雳手段,三线出击。

他大胆启用天才将领戚继光、李成梁去对抗外敌,任用凌云翼、殷正茂平叛内乱。

他推出酝酿数年之久的税制改革,以统一缴银替代弊病丛生的实物税与民役,大获成功。

他的KPI考核也十分霸道,大小官员年初制定计划,备份到内阁,年底对照,铁血奖惩。凌厉攻势下,工作效率唰唰唰就上去了。

他以无惧无畏的勇气,成熟的时局判断力,绝顶的治理才华,在大明阴郁的一生中留下了春天般的斑斓。大明公司终于摆脱破产危机,渐渐复苏,一派勃勃生机。

然而一封邮件,却改变了大局。

万历四年,1576年,大明14岁的老板朱翊钧收到了一封邮件,确切地说,是封举报信。

辽东分公司督查刘台,举报总裁张居正。

刘台罗列的七大罪状,也都是疾风骤雨改革中常有的事。件件没问题,却句句捅心窝。

张居正脸色变了。

这倒不是张总裁怕事,举报这种事在大明也是家常便饭。可是举报他的人,既非他上司,也非政敌或同僚。

竟是他多年栽培、一手提拔的学生。

许多人考不上大学,考上了也找不到好工作,工作了也没好机遇,有机遇也不一定轮得到,轮到了也未必有人支持。

刘台都有了,因为张居正的提携。

他把他面试为“进士”,在他进公司两年后,又提拔他为辽东分公司督查经理。

大哥就算你不感恩,也不用这么黑老师吧?

然而刘台不但黑得逆天,而且还黑出了一副很正义、很有理的表情来。

他这么胆大妄为,不是张居正对他不好,而是没有一直对他那么好。

刘台的辽东同事李成梁,打了大胜仗,刘台眼红,抢先写了喜报寄到总部邀功。这种事是很犯禁的,按大明公司制度,得降职惩罚。当然作为大明的CEO,张居正也可以低调处理。

张总裁大概是想教育一下弟子,就对刘台予以公开训斥、通报批评。

这下刘台不干了。

老师你怎能这样不给面子呢?他越想是越想不通,当天下午就创作发布了7000字长文《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喔,不对,那是郭德纲家的事。

张总裁惊呆了。

大明两百年,互撕天天有,丑闻像天女散花一样多,可学生起诉老师这事,闻所未闻。

起诉什么不重要,真相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儒家礼制下,连你的学生都起诉你,你还有脸混下去吗?

这种丢脸大事件一旦出现,潜藏在暗处的政敌像鲨鱼闻到了血腥味、马蜂被捅了窝一样,立刻群起而攻之。

张总裁向14岁的朱老板提交了辞职报告。

刘台用私愤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两年后,在师兄的榜样鼓舞下,又跳出两个小魔鬼。刘台的两个同班同学吴中行、赵用贤弹劾老师工作认真的太过分。

工作认真也有问题啊?有。

张居正亲爹病故了,按礼制,他应回家守孝三年。可是改革大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老板又年轻,张总裁哪敢离开呢?

于是吴、赵两位好弟子就以纲常礼教的神圣名义,攻击他们的张老师。

多正义啊!圣徒们这款“道德”的爆品,销量从来都是皇冠级。没说出口的,是他们要借机抬举自己。

这是一笔永远不会输的买卖。

谁敢反对“孝道”呢?何况大明公司的传统,历来保护职业批评家。

历史没有纪录张总裁是否因此怀疑人生。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动摇了他的内心。

万历七年,即弹劾事件两年后,张总裁下令关闭了大明公司64处书院。

由此,引发了更大的反弹。

一个“倒张运动”的黑幕开启了。

一场旧势力反攻改革派的暴风雨来了。

万历十年,张总裁劳累过度去世。朱老板万历亲政不久,就主持了对他有着亦父亦师之恩的张居正的批判。大明公司彻底进入了全面清算“国贼”的斗争运动中。

张居正十年当政,功高权重,不免傲慢张扬,个人私德也实在不算高明,这些正好给攻击者落下口实,那就让暴风雨更猛烈些吧。

凡张总裁实行的,都废除。凡张总裁反对的,都支持。凡张总裁的朋友,都是敌人。凡张总裁的敌人,都是朋友。

挽救大明的改革春风,彻底变成了西北风。

大明公司,重新启动了等死模式。

38年后,一个懒癌重度患者——荒疏国事几十年的万历帝去世了。

又过24年,朱家最后一位大老板崇祯帝自挂脖子于北京煤山,大明公司倒闭。

张居正的一生心血,全部付之东流。

但却不是没有意义。


欲飞无翼黯然收

看起来,张居正失败得很冤。

他曾经成功得如此明媚。

大明公司也差一点从此走上星光大道,然而却注定跌入污水塘。

你以为会从此进入了星光熠熠的天堂,可上帝为你打开的门却是通向地狱。

身在其中的张居正不可能明白,失败,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从出发起,就注定要失败。这种情形,就如同母鸡孵蛋,它立志要打破常规,孵化出一只凤凰来。

小鸡破壳后,慢慢能走,长出翅膀,长出凤冠,会跳,会低空飞,看起来很有希望成为一只凤凰。

但任凭母鸡如何费尽心机,深情期待,鸡窝里的蛋,终究还是不会长成凤凰的。

张居正,就是那只努力的母鸡。

张居正是不世出的卓越政治家,天纵其才。幼年是闻名荆州府的神童,7岁通六经大义,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23岁再中进士,进入中央领导人序列。

其中有几年,还是主考官担心他少年得志,将来难堪大任,故意让他落榜磨练他意志的。要不然20岁前,张居正就进中央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是神话。

我们知道,许多人考一辈子都过不了“举人”这一关。范进中举后为什么疯了?因为真的难考啊。大名鼎鼎的海瑞同学,也不过35岁才勉强中举,这也是他一生最高学历。中举后的海瑞连考几次,就是考不上进士,最后没办法,乖乖去福建南平县教育局工作了。

还有晚清左宗棠,中举后也考不上进士。

张居正呢?长得帅不说,什么秀才、举人、进士,简直就像他家田里的白菜萝卜,随便拿,先是神童,后是少年班大学生,接着是最年轻的中央储备干部。

如此奇遇,几百年也见不着一个。

概而言之,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你就是她歌里传唱的Super Star。

张居正也没辜负上天给的才华。

他的改革措施直击问题核心,并且,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成就。

本来大明公司创立200多年了,按历史规律,朝政已积重难返了,也该改朝换代了。但张居正几乎凭着一己之力让大明奇迹般重新焕发青春,好像个刚诞生的新王朝。

如果继任者“萧规曹随”,沿着张居正制定好路数继续前行,那么大明公司再延长一两百年的寿命也绝非痴人说梦。

可惜。绝顶聪明的张居正、坚韧无畏的张居正、抓住千载难逢机会的张居正、位高权重的张居正,还是——

失败了。

大明公司还是按照历史规律的剧本,残阳落幕如血,山河枯萎如荒草,曲终人散。

优秀如张居正者,都叹息着倒在了“中国式人事黑洞”的漫天迷雾里,又遑论其他庸人?

唯其如此,才更让人痛心。

因为世间再无张居正。

李不太白也相信,即便张居正磊落如日月,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他还是会失败。

历史这把扫帚,不是哈利·波特骑的那一个。

它会收纳往事,却变不出魔法来。

本朝太祖有诗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其实天哪里有什么情呢?《老子》里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苍穹之下,你生也好,灭也好,天都没意见。

有的只是人间自己的规律。

翻翻三千年的农耕社会,但凡改革者,几乎都没有好结果,从西汉的王莽、北宋的王安石,到大明的张居正、晚清的康有为。

太多的东方英雄人物与他的事业,不是倒在向前的漫漫征途上,而是祸起萧墙,突然亡于内部纷争的剧变中

中国式人事黑洞为什么永无尽头?

难道真的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说的那样,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有什么酱缸文化、喜欢内耗吗?

柏杨的话也曾让我无言以对。

后来长期读先秦诸子,思考得多了,渐渐开了一点智慧,才知道——

柏杨的话,根本是老愤青的浅见。

这老先生受限于个人的视野眼界,一叶障目,只见树木摇曳、不见森林穆然,只见山头滑坡、不见群岭巍峨,只见表象不见实质。

一件事,一种现象,你用五十年的眼光看,那是破绽百出。

你用一百年看,也还是徒唤奈何。

如果你学黄仁宇先生,用“大历史观”的方法,站在高高的历史山上,用上两百年、五百年的视野远眺,那才能看出端倪来。

大江大河还是奔腾的那一条。

有人悲叹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人却吟哦出“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样恢弘的胸襟与眼界来。

南怀瑾先生说,我们眼前会吃点亏,但是终究不会吃亏的。

五千年文化灿若星辉,三万里山河风云壮阔,英雄人物层出不穷,这些因素发育出来的民族性格又怎么会是苟且的怪物呢?

何况作为整体的人性,从来不是眼花缭乱的火烧云,核心基本层面都一样,无非吃喝拉撒、七情六欲、生存发展、探索享受罢了。

既然如此,事情毛病又出在哪呢?

李不太白阅读思考后看见——

在大陆农耕文明运行的人治模式下,一台机器运行得久了,有一个危险的bug。

昔与今的张居正们,没有杀毒软件。

却并非人的问题。


天地为笼人作鸟

农耕文明,三千年中华帝国的根基。

它的运行方式与海洋文明不同。

海洋文明里捞生活的人们,四海漂泊,跟陌生人贸易,彼此没有信赖基础,靠什么交易呢?靠契约。所以渐渐地,“契约关系”就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长久以来,大陆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却是适应自身的另一种文化——中国式人情关系。

它像一个飞梭的针线,东连西连,就把大量不确定的、陌生的、存在变数的社会关系,慢慢地变为可控的、有内在联系的一张大网。

网中关系千丝万缕,多头牵连,渐渐形成固定习俗,像一双无形的手织就一个坚硬襁褓,保护着陆地上男耕女织的脆弱子民。

农耕文明,为什么要人情关系网保护呢?

这是因为从耕种到收获,往往要耗时一年,其中任何一个时候被中断、破坏或被迫离开,都意味着失去最终的果实。一年白忙活还是小事,失去粮食要饿死人的。

所以稳定,就成了农耕的第一生产要素。

但是,洪水爆发、河流改道、干旱、蝗灾等天灾,外族入侵、盗匪抢掠等人祸,都有可能破坏农耕的稳定。

怎样才能保障稳定呢?

首先是一家人相依为命、共同耕种收获。其次是一族人相互帮衬。再次是一乡人保家守土。

家人,族人,乡人,渐渐形成了牢固的命运共同体,人情关系就在其中诞生了。

这种同心圆式的人情关系,也最低限度地保障了农耕对“天灾人祸”的抵抗力。

另一方面,农耕经济下的中央帝国统治需要,也促进了人情关系社会结构的形成。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历朝历代的帝国统治者,都对可能导致“陌生关系”的迁徙十分警惕。未经允许,没有通行证私自出行的农民,就有可能被抓起来受法律制裁。

他们有个统一的称呼:流民。

流民有什么不好啊?人流动,物流通,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快递小哥满街跑,多幸福啊。

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事。

在农耕社会的统治者看来,流民不务正业,不安分守己,是巨大的社会隐患。事实上,历朝历代,造反与叛乱大都发源于流民。汉末黄巾军,起于流民;唐末黄巢起义,起于流民;明末李自成造反,还是起于流民。

流民如此危险,就成了统治者的大忌。宋代政治家张师亮曾写到,“禁迁徙,止流民”。元明清三代,都统统严禁农民私自迁徙。

帝国推崇的是安土重迁、身土不二。在古老人情社会里安分守己,被星罗棋布的关系约束,不越礼,不逾节,才是本分。

禁陌了生人,剩下就都是熟人了。

朝廷对迁徙、出行的严格限制,导致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可能走不出方圆几十里。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人情关系。

不要说一个乡里,就是周围七八个乡,一打听,基本都能联系上个子丑寅卯的,全都是知根知底的。

比如两个人路上起了冲突,打了起来,最后一理论,发现你的大舅妈的表姐夫的三哥,是他二姑夫的六姨妹的堂弟,原来大家都是亲戚啊,于是就有话好好说,和解了。

这就叫什么呢?不打不相识。

我们也特别喜欢攀关系。比如到外地问路,见到年纪大的就喊大妈、阿姨、大姐、大叔、大哥,年纪轻的就喊小妹、小兄弟,一个uncle,我们就有诸如叔叔、伯父、姑父、舅父、表叔、堂表叔、表姑父等十八种叫法。

都是人情关系细致的延伸。

就这样,人情关系网通过一层层的长触角,把农耕经济中所有的冲突、利益,都在内部消化完毕。

本来挺难办好的事,因为“走了关系”,就可能办成。本来很好办的事情,因为没有关系,可能就变得很难办。

所以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网里属于哪个网眼,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保护与靠山。一个人没有社会人情关系,在农耕社会里是很难立足的,那对个体来说真是很恐怖的事情。

这样的话,人情关系就不但是重要了,简直是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人情往来与维护,也就成了生活中的大事。

一个人想做什么事情,不想做什么事,都得按照人情习俗来。

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有些事你万不可做。

到得后来,维持人情关系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实际生存利益的选择了。

它渐渐演变成为一种品行上的东西。

“你懂礼数吗?”人们在心里问道。一个人如果不懂礼数,会被社会视为不会做人的表现。

那样的话,他的前途就很可疑了。

与之相应地,人情关系社会的长期发展,渐渐就催生出了一套保障这种关系的配套文化,并形成了内容繁复的、精神约束力十分强大的一个习俗控制系统,无处不在,无远弗届。

统治者将它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国家行为,推行到整个帝国,并得到了民间社会的有力呼应。

它大一统于汉武帝时的董仲舒,登峰造极于北宋的朱熹,将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层次分明地粘合成一个巨大的整体。

它保障了辽阔大陆农耕经济形态的有效运行,是三千年大陆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

也是不断窒息农耕社会的囚笼。

它形大如天地,位尊如神明,无人能敌。

直到今天,它的暗能量还无处不在。

它叫——伦理道德。


借道孔丘修成桥

很多人以为,伦理道德是孔子的发明。

但孔子本意是什么呢?他把已经衰落的、回不去的周朝贵族生活形态,经过一番归纳整理,提出了礼、仁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是幻想能回到周朝,重温远去的旧梦。

他说一要克己,二要复礼。

可是周礼,还能复吗?

世上没有同一条河流,周朝已是往事,留下的残垣断壁哪还能重建?好比今天,我们又怎么可能恢复明清时的前朝旧习呢。

多么不现实的春秋大梦。

等到350年后,董仲舒忽然又把孔子旧梦搬出来,删减提炼加工,迭代升级。董仲舒要恢复周礼吗?他完全没那个兴趣。

他几乎像个目标清楚的生意人,把伦理道德当作一个好使的软件,又拉来阴阳五行的东西,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融为一炉,炼成一套帝权天授的系统,贩卖给汉武帝,帮他运转好这台叫“中央帝国”的超级机器。

就这样,礼与仁被加工成了国家意志,成了一个管理工具。孔子的理想也被修修剪剪,包装成了说给投资人听的情怀故事。

本来像散文诗一样的儒家理想,开始有了层层的世俗体系,又经过各个朝代一次次的迭代升级,逐渐演变成了主导人心的“天理”。

想象一下,如果伦理道德是一场全国运动会,操场上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那一定是人声鼎沸,彩旗飘飘。

每面旗帜上都会写个大字,分别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悌,节,恕。齐刷刷的好大一个阵容。可实际上,连孔子、董仲舒本人都做不到这些。

宋儒朱熹说,存天理啊,灭人欲。人欲可以灭掉吗?人欲要是能灭,老鼠都成佛了。

然而尽管明知人人做不到,旗帜还是要竖在那的,需要时就拿起来挥舞一下。

挥舞时也理直气壮。每个熟读儒家文章的人,都显得特别自信,仿佛既有孔老夫子和朝廷在帮他站岗,天下大道就都在自己这一边。他好像忽然间拥有了天赋神权,可以任意斥责他人不合伦理纲常的“卑陋”言行。

这就是为什么大明一个七品的言官,就敢闪着警灯、扬着喇叭追打内阁首辅的原因。

不是他牛逼,是他竖着的旗帜太彪悍。

伦理道德成了大杀器,至高无上的权威。

法律、制度,都得匍伏在它脚下。

比如“于情于理”,情就被放在理之前,情比理大。又如“罪不容恕,情有可原”,法律上都该判刑了,因为伦理道德的缘故就免了。

明面上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执行时也可以酌情网开一面,或者杀鸡儆猴,干掉一个吓吓得了,其它同犯者可以既往不咎。

明面上叫铁面无私,执行时也可以叫入乡随俗,不要跟广大群众过不去。

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处理,其实是没有原则的。处罚重一点还是轻一点,甚至不处罚;提拔的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或者不提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情好恶, 或者基于世俗人情的考量与判断。

人情关系永不死,信伦理道德者得永生。

一旦伦理道德说不行,行也不行。

就算皇帝老子,也得在它面前俯首称臣。

比如大明公司老板万历,要改立太子,一群人说不行,不合伦理啊。双方斗争十多年,最后还是没办成。为此万历数十年不上朝,就在那跟大臣们呕气,耗干了大明气运。

伦理道德说行,不行也得行。

大明公司优秀的哲学家李贽,就伦理道德的低气压下,愤而剃度出家了。

李贽是多年小官,吃不饱穿不暖,七个孩子夭折六个。可他回到家乡泉州,正值倭寇入侵,城里缺粮,他这种“大人物”要负担起三十几个族人的吃饭问题。本已在沉闷社会中找不到精神出路的李贽,这一下更加窘迫,也彻底断了对世俗的最后一点留恋。

这还不算最惨的。和李贽同时代的著名散文家归有光,要担负起吃喝的族人有多少呢?说起来挺吓人的:一百多人。

就算开公司,一百多人也是不小负担啊。

奇怪吗?这一点都不奇怪。

你路子最广,伦理道德所在,你敢不为族人谋出路,舆论的吐沫就会淹死你。

因为每个人都是伦理道德的粉丝,热爱着它,歌颂着它,支持着它。

可是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大家拥护伦理道德,真是觉悟有多亮、品格有多高吗?

不太可能。主要还是因为这种以忠、孝、义为核心的东西,对自己有利。

朝廷为什么要数千年如一日,大张旗鼓地表彰忠臣呢?因为“忠”有利于朝廷统治啊。

江湖为什么摆上关二爷牌位,崇尚义气呢?因为“义”可以保障自己生存利益啊。

民间为什么爱赞美孝子、歌颂孝道故事呢?因为一个讲“孝”道的社会可以让每个人老有所养、晚年享有尊严啊。

东方社会一向是耻于讲利益,却特别喜欢攀交情、谈忠心、讲义气。

因为利益都掩藏在伦理道德里。

以讲伦理道德的方式代替实际利益谈判,是中国人最高明的创造,排在四大发明之前。

到了明朝,这种行为方式终于达到了极致。这是因为大明文化上的学习、效仿的对象并不是蒙古人建立的元,而是宋。

宋儒朱熹的偏激理论,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大明得到了最为充分的社会实践。

人人戴着伦理道德的帽子,以谈利益为耻。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一个忠诚的人、一个讲义气的人,忽然在某一件事上对你不利、甚至危害到了你的利益了呢?

还赞不赞美、崇尚不崇尚、表彰不表彰他呢?

这是件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当农耕经济发展出用伦理道德替代利益的高明路数后,却并没有另外开辟出一条为解决利益冲突、意见相左的小径。

明明是利益,却没办法谈判,大家都遮着。

孟子曰,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君子哪能谈利益呢?大家都是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怎么能染上铜臭呢?

士农工商,最鄙陋的商人才谈利益呢。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嘛。

谈利益的都是小人吗?这种论断就是耍流氓了。你不说,还堵死了对方的嘴。

但利益不会因为他是孙子就走人,你是道德爷爷就跟你姓。利益没有情感,也没有辈分,它要么让步,要么交易,要么战争。

利益冲突之下,深陷伦理道德漩涡里的人们,既不可能签署和平协议,也不可能“双方协商不成、则到甲方所在地法院仲裁”。

道德的约束摆在那里,利益的冲突又是实在的,怎么办是好呢?

这就为中国式人事留下了黑洞。

也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从道德里来,还回到道德里去。

根本没有其他选项可以打勾。

它的巨大阴影,足以吞没所有的人治光芒。你是九五之尊的帝王也好,你是沉沦下僚的小吏也罢,全都逃不过一劫。


他非白玉鬼神愁

现在,张居正就影响到了他人利益。

倒不是他的改革,触动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他是个划时代的聪明人,自然也很懂得怎么去实现心中的抱负。

但太聪明的人有个不好的一点,就是老以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

所以聪明人大多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不懂得考虑别人感受。这正是关系社会的大忌。

有人写诗拍他马屁找工作,张居正说你这花拳秀脚不堪大用,一边凉快去吧。

他也不把皇帝放眼里,说好的辅政却做成了摄政,也就是代替皇帝执掌行政大权。打工能把老板都打成待业青年,你有才。

他大权独揽,业绩光彩夺目,这叫排队等着跟你轮岗的政客心里怎么想啊?

于是总攻时间一到,烟花弹雨就下了。

都是对人不对事,先攻击他的道德品行。

这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都是套路。

就连王安石那样操守无可指责的君子,都被监察副部长人身攻击,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什么“外示朴野,中藏巧诈”,何况张居正还是行事招摇、私德并不咋样的人呢?

超级牛人张居正,三百年大明绝无仅有的伟大政治家,立马变成超级渣。

所有小黑屋里的丑事,都被放了出来。

比如张居正经常要求万历帝俭朴,他自己呢?在京城修建豪宅不说,回一次家探亲,也要不惜花费巨资定做了超级大轿,要32个人抬,里面有客厅,卧室,厨房,浮夸得没个边,就这样还一路招摇,对地方大员孝敬他的金银、田契、字画也不拒收。

比如张居正讲究。喜欢华服,打死也不穿有折痕的衣服;美食控,平时一餐百菜,摆满桌还嘀咕说不知道吃啥好。

美食控也算了,他还是美女控,养了不少歌姬美妾。据王世贞同志的小报告记载, 张居正死于纵欲过度,五六十岁的人了,还大量服用春药,流连于如花美眷之间。

他还多少利用手中权力,协助三个儿子高中进士,其中还一个榜眼,一个状元。

他手伸得是够长,护短也有一套。他提拔的殷正茂平私吞了大量钱财。但张居正说,正茂同志好歹能平叛啊,特么的之前将军钱财没少贪,可见了叛军拔脚就跑啊。此外,他对亲友及仆人违法乱纪也没见约束过。

很快,英雄张居正就变成了烂仔。

品行这么污的人,能干出什么好事呢?

于是他所有的改革都是祸国殃民、蒙蔽圣听,都是为了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徇私舞弊。

此贼不破,天下不宁。此法不除,大明危矣。

等到张居正的“变法”都被废光光,是是非非都早已灰飞湮灭了,大明也奄奄一息了,才想起来给张居正平反。

可惜这个时候,流民来了,李自成来了,努尔哈赤来了。大明却来不及了。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受到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那谁歌里唱的《至少还有你》。大明还有谁呢?还有大清。

帅哥张居正最后一丝的改革痕迹都早已经烟消云散了,你还抱个屁啊?

其实不要说是区区一个天纵其才的张居正,就是整个中央帝国摆在这个超级黑洞面前,也都会坠入万劫不复之境。

李不太白一再提及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就因为这本书用最平凡的叙事,最深刻的揭示了“伦理道德”这个系统发展至登峰造极时,是如何活活闷死一个帝国的。

天才首辅张居正失败了。稳重的大学士申时行失败了。廉洁明星海瑞失败了。哲学家李贽失败了。天才将军戚继光失败了。开始想有所作为的万历皇帝失败了。

一个张口伦理、闭口道德的社会失败了。

一个被“存天理、灭人欲”绝对化了的儒教乌托邦式的理想,失败了。

一个社会实践的失败总纪录。

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凡是优秀的都不得善终。

一个公司不能容下最优秀的人才,无非是被淘汰。但如果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能容下最优秀的人才呢?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帮不干事的水军部队,可以搞晕、搞垮了一帮干事的、想干事的社会精英的。

也就是一张巨网笼罩着神州大地,使你除了心灰意冷、和光同尘之外,什么都进退不得。

实际上,在大明公司伦理道德这张光芒夺目的网上,大家都是一个个扑腾的飞蛾。

人人心里打磨着利益的暗箭,却偏偏耍着伦理道德的明枪。

伦理道德到了明代,已彻底走入了死胡同。

时至今日,近400年过去了。

我们的社会走出伦理道德的暗影了吗?

当小金用7000字战斗檄文跟郭德纲老师决裂、而不能坐下来聊聊合伙合同时,当追随健林同志13年的叶宁眼见老板握着空降兵的手走在国际舞台上、于是转身投奔华谊兄弟时,当吃瓜群众搬着小凳子围观万科股份之争中王的桃色故事时,我们知道——

要走出农耕文明的bug,路还长着呢。

是的,我们不再羞谈利益,不再以道德仲裁一切。但同时几乎是出于本能,我们还是习惯运用伦理道德的能量,试图建立一个面对工业经济、甚至互联网经济下的人事关系。

可是现状是什么呢?是工业经济的发展精神,却并不追求人情关系网,也不在意“存天理, 灭人欲”、忠孝义的那些伦理道德。

而是严格规则下的生产效率。

是精确的利益、利润计算。

显然,伦理道德将面临更激烈的冲突。

那些人中龙凤们,对此应深有体会。


攀龙附凤非我有

在我们父辈一级的创业实践中,有两个人可谓是泰山北斗级的教父。

一个如高山巍峨不语,不怒自威。

一个如冬夜寒星,冷辉自洒,照亮大地。

他们经历过共和国的艰难时世,挨过饿,吃过苦,走过“文革”,热爱过主席。一点都不用怀疑,他们对国家前途怀有深沉情感,身上有着明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他们的爱国,估计超过了计较个人得失。

他们把创业当作了报效祖国的途径。

我们甚至能听出他们话语背后的壮怀激烈。

好像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好像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好像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好像是沙场秋点兵。

但是挨着他们的青年,却未必这么想。

我听说,有一部分90后,他们的梦想是35岁前发完横财,然后周游列国,吃喝等死。

这可能是玩笑。但显然父辈、儿辈、孙辈这一代代人,是不同生态下生长出的不同生物。萧条异代不同时。

冯小刚的《老炮儿》输出的是什么价值观呢?无非是失落的义气。

可是忠孝义治天下,年轻人却没有这想法。工业文明也不太爱谈这些。

所以,当企业界两位父辈的泰山北斗——早年间的柳传志、任正非,愿意用伦理道德上的深情交换,实现具体利益上的双赢时,他们都迎来了失望。

他们施恩于人,栽培追随者,希望他们因此感恩戴德,对企业忠心不二。他们不断提升对方薪资待遇、给足空间,希望籍此赢得人心。

但是那时的人事故事,并不美好。

柳传志当年相中了一个刚毕业的青年俊杰。他破格将联想公司营销重任委托给这个青年,并期待着培养他成为集团的接班人。

不久后,他把接班人送进了监狱。

柳传志悲凉地发现,这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好像并不想只做人家的弟子。他似乎更喜欢另起炉灶。

他的营销部,成了叫板柳传志的独立王国。

当然他后来出狱后,请师父吃了饭,认了错,拿到50万元创业资金,一路历经坎坷,许多年后,终于起了个很大很大的炉灶。

2016918日,孙宏斌的融创地产斥资138亿元,收购了联想旗下的地产业务。

这似乎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一个有着勃勃野心的青年人,误入了一个长者的世界,被期待着以忠义双全、产业报国。

他们最后貌似大团圆的结局,更像是传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运气收获到的。

特别是当他的师父是军人出身时。

比如早年的任正非。

任正非当年赏识的这个年轻人,也是天才。这个湖南的少年,15岁就成为了理工大学少年班的一员。到26岁时,任正非已将他委任为华为的常务副总裁。

少年心事当拿云,世界是你们的嘛。于是30岁时,他横下一条心,从华为分钱带人出走,成为任正非的直接竞争对手。

六年后,任老先生将之收拾回炉,摆任闲职。

此后他又离开华为,加入百度,再离开创业,一路波折,运气差到家。

2016315日,身为公司CEO的他,涉嫌内幕交易,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这个叫李一男的男一号,写下的故事实在太跌宕起伏了。

一个收购于9.18,一个受审于3.15,都是特别的日子。他们不同的仅仅在于,一个事变成功了,一个却身陷囹圄。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今天又有多少第一代的创业者,仍然为接班人的问题,在月下独自徘徊?

又有多少带头大哥,无奈之下,习惯用信息不对称的旧办法去摆平背后的恩怨情仇?

又有多少互联网巨头公司的二哥三哥五哥们,有意无意地布下暗黑的收割联盟,忽然一夜之间,带领人马夜奔,与昨日的故主划下楚河汉界,两军对垒?

这算是揭竿起义呢,还是血腥江湖?

三千年农耕文明所呈现出的巨大惯性,并不是三十年市场可以消化的。

工业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是付出回报,是企业利益最大化。身在其中的人,不可能不想着自己个人价值最大化。

昨日忠孝义的传统修辞,又怎么能填写得了工业经济下利益的表格?

契约精神又不可能在一天建成。合同上的商业规则要变成人心的条约,也需要冬去春来一样的变化时间。

在工业经济下,组织成员与领导之间的人事关系,既有对道德威权的服从,也有实际利益的交换。而当实际利益远远高于服从时,交换者就会选择中止交换。

形势比人强,这基本是必然的。

何况今日之中国,在辽阔大地里,在星罗棋布的高楼大厦森林里,同时并存着农耕、工业、互联网三种经济形态,又相互杂糅融合。

这种形势导致的,必然是更复杂的人事关系。

其实呢,同时也是更加简单的。


却看自由花满头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终极假设。

假如不考虑是非对错,正常的离职不算,特殊的例子也不算,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要背叛出他工作的企业呢?

大概有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价值观或经营观不同,不能兼容。

他说应该往右,你说未来在左。我说基于兴趣的岛群经济将成为新常态,你说互联网就是要打破孤岛,共联共享。他主张重资产,掌握核心技术,你要轻资产小步快跑…

马和牛之间隔着风,跑不到一块去。

那没办法,只有分道扬镳。

第二,现有企业环境,阻碍了自己获得更大利益,或者利益(包括实际利益、心理利益)分配不平衡。

我跟你多年,一起做大了公司,你却重用外人,拿土豆不当粮食。心情低落,愤而出走。

还有自己觉得某块市场有前途,或掌握了某种资源,或者掌握某种技术,不愿意拿出来在公司共享,于是自己出去自己搞。

农耕经济下,这两种情况都没出路。

农耕经济只有一种价值观,你只能像鱼在湖中一样,被水包围。然后利益的冲突,就只有拿道德说事。

在工业经济下呢,也不大好办。

企业分家的痛苦,不是当事人或没亲眼见过,不可能理解。财产怎么分?技术怎么分?客户怎么分?团队怎么分?难分。难解。

最后搞不好就走上了同甘共苦、同床异梦、同归于尽三部曲。

这种颇富戏剧张力的事情,如果要开一个忆苦思甜大会的话,那估计会有十万个老板上台痛哭流涕。太特么的伤心了。

可是就算是伤心到太平洋,那也是你自找的。又没人拿枪逼着你做老板。

好一点就是和平离开,在新领域另打江山。这个多少还能保持一些恩情,还能把酒言欢,或者相逢一笑泯恩仇。

但这些在未来,都统统不是问题。

在未来,甚至现在,在连接与共享的经济形态下,诞生的是新的人事关系文明。

首先价值观不一样的,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去。

你爱绣花,就和绣花的组成兴趣小组经营;你爱舞剑,就和舞剑的玩出个公司。兴趣就是公司的基因,公司就是兴趣的组合。

而我可以确保,任何一个大公司,出于对未来不可知突变的危机感,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兴趣小组。

他现在没做,不代表未来不做。他现在满不在乎,不代表未来就没有恐惧。

这里也没有什么传统公司、新兴公司之分。颠覆一家矿泉水公司的,可能是一家火箭配件公司。拿下一个服饰巨头公司的,可能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鬼。改变一个行业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行业的某个意外发现。

这就叫新一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次也不会再有任何组织,可以阻碍你去实现自身价值与利益。

因为未来,不会再有雇员的概念。

你所能从属的只有自己的内心,所能忠于的只有自己的梦想,所能实现的只有独立个体的价值。没有人会再愿意做别人的跟班,每一颗种子都是为了长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

你不再隶属于某一个组织,不再依附于某一个权威,甚至不再某个具体的地方办公。

有且只有一种情况,才是人心甘情愿效力的:公司的理想与自己的理想重叠,或者有较大的交集,可以在公司大理想下实现自己的小理想,温暖自己的“小确幸”,可以在组织大价值下实现个人的小价值。

即组织之于个人的作用。

同时也即个人之于组织的作用。

自由的花,终将在明天盛开。

虽然今天的企业人事关系,黑洞仍然存在。

但请不要再抱残守缺,不要再用主任、恩人、老板、东家、权威的旧思想拥抱今天的阳光、明天的朝霞。

不要再用一种看待家臣、雇员、学员的旧眼光,打量着新一代的青年。

不要再用君君臣臣、忠义礼孝的昨日惯性,面对新世界的竞争。

比物的现代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如果你以为这是奇谈怪论,那你将失去未来。

当然人情关系仍旧有益,伦理道德仍有光辉,却一定是在明确利益规则、价值共识之下。

劳动人民在解放自己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顺便解放了中国式人事的黑洞。

未来可能不如你想,但你已在路上。

希望你永远是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主人。

 

最后,本公号“李不太白”总结下观点,纪念那些逝去的历史、那不折不挠的英雄张居正——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一过千年

李不太白


当时转身惹寂寥,

一剑霜寒十四州。

功名如花人已去,

欲飞无翼黯然收。

天地为笼人作鸟,

借道孔丘修成桥。

攀龙附凤非我有,

他非白玉鬼神愁。

山雾茫茫归何处,

却看自由花满头。

 

 

 

 

 
微信扫一扫关注中国水业网/>
</div>
<div class= 
 
[ 行业资讯搜索 ]  [ ]  [ 打印本文 ]  [ 关闭窗口 ]

 
0条 [查看全部]  相关评论

 
推荐图文
推荐行业资讯
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