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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老总”与“阳光班”的孩子们
袁立在清华大学对学子们说：“人生就是一个圆……”
“近60岁的人，可以谈谈人生了吧。”袁立说。语气里，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洒脱。之所以听着举重若轻，是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谈人生，一个平民百姓与一个亿万富翁，谁更有说服力？”
这是数小时的采访中，袁立唯一一次提到“亿万富翁”这个字眼。更多的时候，这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倒像思想者，侃侃而谈着他的种种理念，关于读书、关于责任、关于管理、关于人生——
读书，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有经济学家统计过，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仅2.7年（发达国家是7.9年）。而“富大”，自1992年靠20万美元起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路走到了今天——拥有八个子公司的集团型制造业民企，年产值超过4亿人民币，纳税千余万元，成为全国胶带行业的佼佼者。
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坎坷、创下的业绩，袁立感慨，是读书使他有别于旁的民企老板，使他的企业具备了战略管理意识，从而傲然立于行业领先地位。
“一个人所能受到的最好教育，来自父母。”他说。当他开始懂事的时候， 母亲就不断地从供职的银行借书回家，从连环画到各种各样的小说，从科幻小说到历史小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契柯夫中短篇小说选》中的那篇《打赌》，小男子汉为道德的力量所震撼。“母亲让我养成阅读习惯，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终生阅读者，这对我以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长大了，因“文革”失学，当工人、跑销售，是书照亮了暗淡而漫长的青春岁月。企业走上正轨之后，安定下来的老总袁立寻回了儿时的好习惯：每天看书两小时。由于不甘心，这当年的优等生在业余时间，读高三，上大专、本科，一直到2001年修完MBA，还打算继续念博士。不是世俗的为文凭去镀金，全是非常学以致用的学习，“所以，我能够接触到世界上最新的一些理念、思想，为我的企业所用。”他把有关经济的读书心得写成文章，每月一篇，发表在企业报上，与同道分享。《中国的民营企业生命周期为什么那么短》、《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实施战略管理》、《中国民营企业家为何总是昙花一现》、《培训很贵，不培训更贵》、《合作双赢——企业战略管理中的白金法则》……这些真知灼见的结集《路漫漫兮——试论中国当前经济走势及富大战略决策》，在行业内外一时颇为抢手。
很自然地，袁立想做善事回馈社会，他的目光锁定了教育。“人有先天的优秀秉赋，但是学成之前，谁也不知道哪个是人才。如果一个人由于经济原因而辍学，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天才，对我们的国家、民族都是损失。我不敢说我现在帮助的这七八十个学生里面将来肯定会出现中国的牛顿或者爱因斯坦，但是我觉得这些孩子中有许多确实是很有天赋的。”帮助贫寒的孩子完成学业，他有个形象的比喻：让穷人家具备造血功能。读书，最能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啊！
1996年设立的“富大帮困基金”，每年投入五六十万元，主要用于教育事业，至今已达750万元。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因了袁总的一句“穷不要紧，但要有志气。富大会帮助你们读到大学毕业的”，舒展了愁眉，专注于学业了。
最新一期的《富大报》上，登载了一封致袁总的信：“每天，当我用拐杖撑着走上二楼教室时，虽感到如此困难重重，但我的脚步却是坚韧不拔的。因为在我的身后，有着袁伯伯您与社会上所有关心我的好心人，在催我奋进，使我每天都倍感自信与充满希望……”写信的李蔚箐，在首届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得了上海市一等奖、全国二等奖。
财富越多，社会责任也就越大
“阳光老总”的雅号，出处在“阳光基地”。
那年，袁立结识了华东政法学院的肖建国教授。肖的研究领域是青少年犯罪。听他披露，我国青少年犯罪重犯率高达70％。袁立大吃一惊，忙问怎么会。
“他们回归社会以后，因为学历较低，加上有污点，没有人愿意招聘。最后为生活所逼，一部分人重新走上了犯罪道路。”
“你研究了这么多年，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国外有些好的经验，比如‘中途之家’，就是政府花钱，让一些丁克家庭收留刑满释放的孩子，给他们一个正常健康的环境，逐步逐步地感化他们，帮助他们慢慢回归社会。”
“让我的企业作为你说的这个‘中途之家’吧，企业容量大啊！”
两人激动地合计着，找到虹口区检察院。商量下来，就把那些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可挽救的孩子放在“富大”，让他们在半工半读中完成改造。“阳光基地”，一个比“中途之家”更充满希望的地方，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有研究者评价：“富大企业的探索成果，实际上给我们现在的社区矫治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富大’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搞一两次活动，一年两年就没有了，而是从1996、97年一直延续到今天。”
袁立则想得更远。他感到，企业如同一棵生长在自然环境里的植物，是土壤、阳光、雨露、空气等提供了其生存的养料。你这个企业老板会赚钱，成了一棵大树，如果这棵大树在扩展过程中，只知消耗资源却不向环境提供帮助，甚至破坏自然生态，那么这棵树也活不长久。这个自然的因果关系同样是适合企业的生存法则。企业在财富积累中，要消耗人力资源、能源、交通设施，包括土地、厂房以及政府、社会提供的各类服务等。回报社会不仅是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企业不断发展的生存之道。他得出的结论是：“占有财富就是占有资源，就意味着承担责任。财富越多，社会责任也就越大。”
所以，除了“阳光基地”，还有“阳光班”——袁立的母校继光中学，地处劳动人民聚居区。四年前，“富大”召集起44名家境贫寒的孩子，组成“阳光班”。从此以后，他们的开学典礼、主题班会、运动会，他们的中秋节、端午节，都沐浴了 “富大”的阳光。每年一度“富大儿女回家过年”、每个双休日集体家教……“阳光班”在学习音乐、书法、美术，提高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同时，成了年级组的总分第一、虹口区的先进集体。还有两批各10名贫困学生——“富大”包下了他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代办费、校服费、活动费，“富大”人跟他们谈人生、谈理想、谈感恩、谈奉献，每逢暑期“富大”就是大学生们的实习基地。还有培养了不少围棋好手的虹口区一中心小学围棋俱乐部……
这么多年过去了。“阳光基地”收治的16名失足青少年，回归社会后，绝大部分反响很好，有个学烹调的年轻人还在巴西开了中餐馆。10年前，“富大”承诺“跟踪资助”的10名贫困孩子，已有9名考进大学，其中2名入了党，5名成为上海市、区三好学生。“我们把这些都看成企业发展的组成部分。” 袁立表示，“富大”是把社会公益作为企业发展的项目之一来做的。每年在造预算时，都会根据企业发展规模制订这个项目的资金规划，而不只是拿出一笔钱一捐了事。
袁立信佛。信佛的人相信好心有好报？“有些人，很功利、很利己地烧香、拜佛，那是没用的。”他笑笑，讲了一个故事：“阳光基地”的事迹通过上海电视台转播后，感动了远在安徽马鞍山的马钢公司上上下下。那回，“富大”到马钢去签一个订单。那儿的人一听“富大”，就说我们知道啊，你们办了个“阳光基地”。人家对“富大”印象很好，“富大”很顺利地就拿到了订单。“做善事的时候，没想过要回报。但你无私奉献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却是绝对存在的。”
没有信仰的市场经济，走不远
“有信仰的市场经济”，就是人心向善，有前途。“没有信仰的市场经济”呢？就是物欲横流，人都钻在铜钱眼里，成为心灵空虚的拜金主义者，社会对个人没有制约，主流价值观模糊，怎么会有前途呢？袁立好恶分明：“我不喜欢没有信仰的人。”对于小环境，他很理想主义：至少，在“富大”，大家应该都是有信仰的。
“富大”招人，标准很特别：开宗明义就要求，孝敬父母。袁立加注：“一个不具备感恩心态的人，情商肯定极低。在一切感恩之中，对生你养你的父母的感恩之情是最深的。连这点都做不到的人，不会是好人。” 然后，再要求两条：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讲究诚信。有了这三条，才算好人。经过培训，成为“好人＋能人”，才是合格的“富大”人。每一个进“富大”的新人，翻开《员工守则》，就会读到“公司理念：富大为人人，人人为富大”、“企业文化：善待用户，善待员工。来自社会，回报社会，回归社会”。袁立告诉他们：“两个‘为’、两个‘善待’，概括起来就是两种理念，一是双赢，一是以人为本。”
有一次，他去拜访员工，“进门只觉得浑身发冷，像到了沙漠，因为那个家连一张报纸都没有的。”回到公司，他为所有中层干部的办公室配了书橱，希望他们自觉买书、读书，让读书像吃饭、睡觉、娱乐一样融入生命的每一天。
这个整天思想着的老总，希望与他的员工分享自己的价值观，希望有一天更多的员工能够认同他的价值观。他甚至“立志要把‘富大’办成一所大学校，我也下定决心当好校长”。长假过后的第一天，是公司法定的员工培训日，每年三次，雷打不动。在企业里，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企业文化，核心就是孔孟之道，就是儒学。“中国人的平均智商要超过美国人、日本人，为什么总是落后于人？”他判断，“是情商出了问题。”他不断地、苦口婆心地灌输，回报社会、帮助弱者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熏陶的作用，终于显现了：在不久前公司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超过98％的员工认为，公司每年举行的社会慈善活动很有意义，是企业的一份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形象。
1998年的一天，袁立路遇老同事。对方不理解：“你现在自己是老板了，还为谁这么卖力？”这一问，引发了他的思考：是啊，我这么多年起早贪黑为企业建功立业，为何从未有人评我当先进？答案不言而喻：我是老板。老板就是没有名份的标兵。悟出了个中道理，他的经营理念也随之大变：要让标兵都变成老板，让大家共同富有，让更多的人来当家理财，一起把企业搞大。他拿出1000万元股份，把其中的20％赠给中层干部和标兵，公司的老板由１个变成了10个。三年后，增值到了5000万。
袁立介绍：“这叫MBO(Management Buyout)，管理层收购，通过收购使企业的经营者变成所有者。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国家就流行了。”他修改了一句中国俗语来诠释MBO：小河有水大河满。
在“富大”培养200个百万富翁、20个千万富翁，让所有员工在10年内居有房、行有车。这是袁立10年前绘就的财富蓝图。如今，公司已经孕育了30多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也悄然出现了……
人生，就是由浅入深、由深入浅
1950年，袁立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工家庭。小学时，他一度天天把贫困的同桌带回家吃午饭。他在社会上行善，是赚到了“第一桶金”就开始的。
如今，顶着民革服务全国先进个人、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慈善之星和虹口区政协常委、虹口区工商联副会长、上海市未成年犯假释基地站长等荣誉或头衔的这个人，还珍藏着创业时为审批图章跑过整整一年、送过货、拉过外地客户的一部两轮摩托车，珍藏着当年的一张小办公桌、一把锈迹斑斑的折叠椅。最早的外地客户退休了，来上海玩，跟他吃顿饭、叙叙旧，顺便对人吹嘘“袁总亲自开摩托车拉过我”。采访到中午，他照常回家陪母亲吃饭。他爱穿松紧口的布鞋、戴100多元的天梭电子表，“一个人为别人活，才时时关心别人怎么看自己，才需要各种装门面的东西。有的人用劳力士、宝马包装，可三句话一说就露马脚了。人还是要讲内涵。”忽然有一天，他戒掉了每天两包的烟，酒也很少喝了，因为“自己觉得一辈子的烟酒‘定额’大概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而对事业的使命感又促使他保养身体，不光为了自己和家庭，还为了员工、公司、客户、银行、社会。
袁立的“财富与人生”主题演讲，深受清华、北大学子的追捧。那些书生，何曾聆听过这等贴切、有益的教导！比如，“人生就是一个圆，由浅入深、再由深入浅。”演讲者以自己几十年来交通工具的变化，潇洒地写照这个“圆”：最早是步行，然后是自行车、助动车、摩托车，一直换到轿车，桑塔那换成奔驰，现在上下班又骑回自行车、又步行。骑自行车到市政协开会，“走地面，走小路，一路上看见很多新的风景，心情很好。不像以前坐小车，出门上高架，什么都看不见。”
袁立也有叹息的时候。“帮了这么多学生，想不到几个大学毕业的都要求我们别再提帮困的事，免得影响他们的前途。唉！”像是自我安慰，他又喃喃自语：“沈强肯定不会这样……后面这些学生也不会的……” 沈强，是他无意中帮助的儿时伙伴的遗孤。
曾经在箱根湖畔，袁立看日本人垂钓。鱼上钩后，那人在河滩上用尺量，鱼长27厘米，遂放生。原来，法律规定不到30厘米的鱼是不可以吃的。旁观的他大为感慨：“人前人后、有人没人一个样。此人是为自己活。”这个故事，被他拿来为自己的善行作注脚：“我为自己活，所以做好事。”于是，不再提那些令人失望的大学毕业生。
他开始憧憬新的梦：办一家图书馆和一所综合性中级技术学校，都是公益性的、不收费的。
作者： 潘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