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似乎陷入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一边是“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能力中，垃圾焚烧要占到35%以上的比例，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提到垃圾焚烧目标；一边是老百姓对自己周边要建的垃圾焚烧厂，大多采取拒绝到底的态度。
垃圾处理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由来已久。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就已饱受垃圾的困扰。工业时代发展至今，垃圾处理除了一部分回收再利用外，仍然只有两个主要途径——填埋和焚烧。垃圾填埋由于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和破坏性巨大，在许多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目前，国际上针对生活垃圾处理普遍采用的是大型垃圾焚烧发电技术，通过焚烧将垃圾减量化，配备完善的无害化处理设备，且可以将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垃圾焚烧更是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最有效的不二之选。在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和日本，焚烧已经发展成为垃圾处理的主要手段。瑞士垃圾的80%为焚烧处理，日本和丹麦垃圾的70%以上为焚烧处理。我国垃圾焚烧处理率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的激增势必导致垃圾围城愈演愈烈。相对填埋等技术，垃圾经焚烧后不仅可大幅降低体积，从中获得电力能源，避免填埋等处理方式对地下水和土壤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更可解决我国各级城市人均面积和耕地面积紧张的难题。因而垃圾焚烧是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最有效的垃圾处理手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二五”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总投资约2636亿元，是“十一五”投资规划的3倍以上，到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垃圾发电处理规模需要从2010年底8.96万吨日上升至2015年末约30.7万吨日，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8%。“十二五”期间，预计新增垃圾焚烧处理能力21.7万吨/日，按平均投资40万元/吨日处理测算，“十二五”垃圾焚烧发电总投资规模为868亿元。这是国家首次将焚烧作为垃圾无害化处理措施之一，对其所占的比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无疑会进一步促进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蓬勃发展。然而如今，这一“成熟”的技术却因为工业时代的思维惯性，显现出先天不足。
2013年12月，多起垃圾焚烧事件集中爆发引发社会关注。12月4日，温州永强垃圾焚烧发电厂被爆污染严重；12月5日，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处理一期工程厂房发生爆炸；12月17日，央视报道武汉市全部五家垃圾焚烧厂存在违规经营且日产约600吨“飞灰”未按国家规定进行固化处理。在全国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生活垃圾焚烧已成为大城市垃圾处理的必由之路。而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垃圾焚烧处理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管理、标准、民意沟通等方面的缺失。
不久前，盛运股份通过发行股票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中科通用80.36%股权，以此为契机全面转型为国内垃圾焚烧领军企业。与此同时，光大国际宣布以3.85亿元的价格出售旗下福州青州大桥80%权益，以专注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再联想到近来北京、合肥、武汉、成都等多个城市纷纷上马或者拟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盛运股份大手笔并购以及光大国际抛弃如此稳健优质现金流背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诱惑力到底有多大，而企业又该如何在民众的反对和堆积如山的垃圾围城困境中找到平衡点？
在环保部近日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上，多位业界专家都认为，既然“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焚烧是垃圾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模式，那么地方政府还是应该通过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公众参与才广度，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化解公众对垃圾焚烧的“敌意”。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顾问总工白良成和他的团队曾走访了国内100多家垃圾焚烧厂，从学者角度，他认为，技术上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飞灰、恶臭、渗滤液、噪声等问题，但前提是运营垃圾焚烧厂的企业要有较强的管理水平，不能因为管理出现的漏洞污染周边环境。
国内也有一些能跟周边公众和平相处的垃圾焚烧厂，很多企业的经验就是每年发布一本环境报告，让公众了解企业一年烧了多少垃圾，发了多少电，特别是环境指标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每个月的指标都有公布，让公众容易接受。
刘阳生说，公众参与的力度，直接影响垃圾焚烧项目被认可的可能性。按照技术标准，垃圾焚烧厂与居民区应该有300米的防护距离，但在现实中，有的焚烧厂与居民区的距离低于300米，但由于公众参与度高，管理规范，大家都能相安无事。但有的焚烧厂，虽然距离居民区有1公里的距离，但由于公民知情权被漠视，管理又不到位，臭气熏天，老百姓自然要抵制。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岑超平则表示，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可以引入公众监督。比如，在线监测，有的地方确实出现数据造假的现象。根源是企业的环境意识不高。这样的数据如何让公众相信？岑超平建议，应引入第三方监管，加强公众参与，让更多的人到现场看看。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光靠环保部门监测站，难以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