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11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周宏春
2015-09-18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周宏春
■周宏春
二、多措并举推进绿色城镇化
１．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也应避免“生态足迹”过大
城镇化是人的聚集过程。人多了城市就有了活力，但也会增加“生态足迹”，增加环境保护压力。进城当市民，过上美好生活、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夙愿。一个城市经济要发展、要繁荣，就要一定数量的人口。进城人多了，生存所需要的消费品数量就大，消费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等相关行业就会发展起来。以人为本，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另一方面，人对环境的压力也大。满足市民吃饭需要有大量的农田长粮食；让居民过上好的生活要供水、供电、供气；居民生活垃圾要处理处置；满足家政要发展服务业，这些构成了城市的“生态足迹”。我国每年增加生活垃圾５２０万吨左右、生活污水１１．５亿吨、多消耗８０００万吨标煤。布局不合理将增加城市“生态足迹”。如西北干旱地区的居民过上与东南沿海地区同样的生活，要增加水、能源的消费。因此，城市布局应以“生态足迹”最小化为原则。人要天天吃饭、天天排泄，城市环境保护因而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２．缓解人地矛盾，走紧凑型城镇化道路
没有土地的城市化谈不上城市建设，但须节约土地，保障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由国际经验看，城市规模扩张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摊大饼”，以伦敦的城市扩张最为典型；另一个是超前规划，后发国家的城市建设大抵如此。这两种模式我国均存在。“摊大饼式”的城市化导致我国土地资源被大量占用：一些城市的“圈地”花样不断翻新，以“经营城市”为名的土地经营，以“招商引资”为名建设了连片厂房和园区……我国每年因城市化减少的土地数十万公顷，一些沿海地区基本见不到粮田，被水泥或沥青所覆盖。
因此，从人地矛盾紧张的现状出发，应将节地放在重要位置，推动城乡建设由规划变得快、功能分区乱、形象工程多、建筑物使用寿命短向规划适度超前、功能分区合理、设施配套齐全、建筑物经久耐用转变，形成与国土资源分布、发展潜力相适应的人口布局，形成符合“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等要求，又各具特色的城镇规模、产业特色和建筑风格，留下乡愁。守住“耕地红线”，保证粮食安全，并“留与子孙耕”。
３．促进产业升级，改善环境质量
没有产业发展城市将会衰亡，但产业升级要与城市化进程相吻合，不能盲目追求创新型经济。建国后，我国曾有生产型城市还是消费型城市的讨论，现今已没有人怀疑生产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因产业不景气出现房价几乎分文不值的情形；我国的一些资源型城市也因为产业接续问题，导致“矿竭城衰”的结局。
发挥比较优势，选择特色产业并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须从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管理、技术创新，以及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下力气，以企业为主体，以智能化、绿色化、市场化为方向，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循序渐进推进绿色制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实施创新驱动、进口替代和品牌战略，推动智慧城市、智能物流等的建设，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完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却由需求拉动。企业的生产先要满足市场需要，而市场需求由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所决定。例如，一个进城农民工想买好车子、想买大房子，但没有钱，向银行贷款又没有抵押，还不能露宿街头，在这些条件约束下只能“量入为出”买些生活必需品；有了钱就想买质量好的产品（由此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质量也有了新的诉求，进而要求政府提高环境标准，增加环境保护的投入等，最终改善城市环境质量，迈上低碳、绿色、智慧、生态、宜居之路。
发挥“互联网＋”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和旧城改造中，创新思路，以人为本，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导向。发挥“互联网＋”的节能减排效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促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建设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建筑，推广智慧化信息应用和新型信息服务，促进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效率，使人居环境更美好。
４．绿色循环发展是环境保护的根本举措
土地、水、能源、矿产、森林等是城市选址和规划建设的基础，我国古人就将“依山傍水”作为城市选址的依据。矿产资源从地下开采出来，生产居民生活必需品，但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加以循环利用，加强生产、流通和消费全过程管理，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大幅降低单位经济中的资源消耗强度，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循环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要求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原则，吃干榨净、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改变传统的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排放的“资源－产品－废弃”的线性增长模式，按“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过程耦合”和“资源共享”等关系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关注交换价值转向关注使用价值，形成“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的集约型增长模式。
低碳发展，是当今的国际潮流，要求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不断降低人为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不至于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增长率已居世界前列。一些西方国家对进口产品提出“碳足迹”要求，“碳关税”成为维护本国利益的绿色壁垒。应放眼全球、立足城市实际，推进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和交通节能工作，开展城市运营的低碳管理，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５．形成绿色城镇化的长效机制
用明天的视野规划和建设城市工程。随着我国城市化的纵深推进，规划调整、功能优化、运营管理、维护改造等仍将是重要任务，应将资源环境容量作为约束条件，可持续性作为目标。一些国外城市规划，２００年前出台仍起着建设蓝图的作用；我国一些城市规划是“领导一动规划重弄”、“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超前太多和预测不足并存，表面工程、形象工程建设多、造成的浪费大，下水道、环保设施等建设严重滞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按照生态学原理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以交通为纽带建设形成城市带、城市群。
加强城市环境管理。应优化现有城市功能分区、交通等的运行，加大地下综合廊道建设力度，减少“拉链马路”现象；建设雨污分流、雨水利用系统，建成能自然积存、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在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中，不能大拆大建，而应尽可能多地保留胡同和特色民居，留下逛街、购物、娱乐、锻炼等居民生活必需空间；充分利用好信息化技术，循序渐进地建设智慧城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鼓励公众绿色低碳出行，在不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以尽可能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
建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参与的治理结构，实现城市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应当创造一个人人守法、自觉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社会氛围，而不能寄希望于“猫捉老鼠”式的监管。宜居的城市环境，需要居民的觉醒和行动，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如捡起“菜篮子”、循环使用包装物等，还应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如垃圾分类、爱护公共卫生、植树造林等。在迈向“两个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天蓝地绿水清的环境目标，早日迈进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以色列城镇化带给中国哪些启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易鹏[微博](盘古智库理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指导委员会委员) 李玲飞(盘古智库学术秘书，北京大学[微博]博士)
以色列城镇化以布局合理、人性化为重心，城市中间不是高密度，没有高楼。特拉维夫两三层楼比较多，路边有很多小店，感觉很便捷。马路中间就是一个绿化带，中间就有一个商场。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造大广场、大马路，表面看起来很漂亮，但实际并不人性化。
以色列城镇化给中国哪些启示一、以色列城镇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首先，以色列城镇化有产业做支撑。以色列基本可以叫做全域城镇化，而且它的城镇化是有产业做支撑的，因为它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都很发达。以色列还有一个特殊的角度——全民兵役，可以降低失业率，因为战事也是就业的一部分。
中国城镇化在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能不能往前走，关键是看城市就业这个抓手。农民要从农民身份转变为市民身份，就要从农业这个产业进入到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或者进入到贸易业、金融业、信息行业等服务业中来。
换言之，只有就业才能使城镇化得以持续。如果让大量没有产业支撑的农民进入城市，城市失业率会非常高，失业的农民会成为游民乃至暴民。现在电子商务概念很多，我们做过课题，结论是电子商务越发展农村越没机会，电子商务是服务业，要有人才，要有配套，必须在大城市。农村电子商务可以卖一些水果等。总之，未来中国城市要通过产业支撑来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其次，以色列城镇化以节能环保为基础。以色列对资源的节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以色列的自然条件远不如甘肃，但是他们绿化很漂亮，环境也不错。目前我们要节约能源，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搞大阅兵，要单双号限行，我觉得很搞笑，为了空气好就把车和工厂都停下来，为什么不全停？空气质量不好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能源消耗大。
我们总说北京缺水，但和以色列比，北京缺什么水？举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下雨，尤其下暴雨的时候，水都是怎么收集的？都没有这个概念体系。以色列建在戈壁中，这和以色列节俭意识有关。如果现在高收入人群水价翻十倍，家庭条件很差的给补贴，保证北京家家节水。清华金控要想办法，可以用这个钱做节水设备投资。
再次，以色列城镇化以布局合理、人性化为重心。以色列城市中间不是高密度，没有高楼。特拉维夫两三层楼比较多，路边有很多小店，感觉很便捷。马路中间就是一个绿化带，中间就有一个商场。
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造大广场、大马路，表面看起来很漂亮，但实际并不人性化。比如，陆家嘴(50.05, -0.61, -1.20%)外表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当你在那工作就会发现，因为马路太宽，想吃饭、想买瓶水都找不着地方，而且商业中心有很高的物业成本，吃饭很贵。在陆家嘴一带工作的有几十万人，绝大多数是工薪阶层，这样的消费并不适合他们。为什么万达[微博]百货干不下去，就是因为成本太高。
但是对比以色列，那里的路很窄，会有很小的商铺，像巴菲特这样的人请人家吃饭，就在路边的一个牛排馆。这样才能有更为人性化的服务业。
最后，以色列城镇化只讲“里子”，以务实为宗旨。以色列人很清楚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他们有残酷的生存环境，所以很务实。特拉维夫房子修得不漂亮也不高档，但是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特拉维夫很多建筑也都不是很高档，都比较朴素。他们穿着也不是很高档，出行也不高档，房子也不是很高档，这与他们的文化有关。
为什么扎克伯格开着很破的车，穿着很破的衣服？扎克伯格成功以后对中国人产生很多影响。以前中国企业家成功标准是要有私人飞机、漂亮的太太、有很多的钱、要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当人大代表，这是中国企业家的标配。中国真的有必要向以色列的文化观念学习，不要讲排场。
中国未来城镇化一定要在乎“里子”，而不是在乎面子。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中国还有数亿低收入阶层群体，他们要进入城市，不可能像企业家生活在CBD区域一样来看待这个城市。因为很难看，就拿掉移动摊贩，我们为了面子就把这个功能除掉。我和市委书记讲，不要动不动做客厅，人更多的是在床上，客厅是装的。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务实，讲“里子”。
二、由点及面、由以色列城镇化研究说开去
说了这么多以色列的城镇化研究，其实我们对很多地方还是不了解。以色列研究很容易抽象化，很容易用简单的标签化来看待。盘古智库在未来要更深入地做国别研究。因为中国迅猛崛起，全世界都在“打量”中国，而中国要想更好地和平崛起，必须与其他国家多交流多沟通，必须更好地了解对方，不能单靠高层拍脑袋。那么，怎么更多更好地去了解？
首先，要“沉下去”做研究。中国现在要“走出去”，不但对于以色列，对于伊朗，对于美国，我们自以为是，不了解人家。这些文化差异不了解清楚，和人家合作就很难。我们想赚钱，人家不这么思考，有可能人家视生存为第一法则。
华为给我们做了很多榜样，华为国际化不是一帆风顺，交了很多学费。文化、游戏规则都要交学费，如果你永远不交学费，永远走不出去。我们一看到亏损就不过去了，这怎么成。一带一路中很多国家不好搞定，但是如果不沉下去，不形成自己的文化融入进去，我们永远都走不出去。走不出去的国家成为不了世界大国，迟早要走出去。
我们要考虑一百年，三百年，不考虑五年十年。我们先投资，到一定阶段会走进去。这一点，我们要向以色列学习，日本学习，下手要刀刀见血，日本细致，德国人也是一样。要学美国的战略，德国的细致，以色列的精细，日本的耐心，这个角度是有价值的。中国做中亚研究的专家实地去的不多，昝涛刚从中亚考察回来。我们要沉下来，不要指望一两年出成果。像王旭，研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要十年磨一剑，要扎扎实实的推动，扎扎实实的执行，扎扎实实的往前走。
其次，要建立多元评判标准体系。对以色列而言，我们要用多元角度看待以色列。很多人说犹太人很精明，反过来讲，人家认为中国太油条。世界是多元的，我们对他们的文化性格要有所理解，但是理解结果不是唯一的标准。
以色列是创新，创新和经济有关。而阿富汗地区、巴基斯坦地区、其他宗教地区，包括中国西藏地区藏传佛教人员，可能又是另一套评判标准。北京一些官员有一次开会时讲，每年给西藏和新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闹事？你把钱看成第一位，人家不把钱看成第一位，这就容易出问题。
我们要建立多维体系的评判标准，这非常重要。如果不建立评判标准我们与其打起交道来很难。如何把以色列宗教的和而不同统一起来？价值观的领域可以破题。我们要深入犹太人教育，要有宽容的语言在这里。总之，评判标准要多元，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
再次，要注重民间的面对面交流。今天上午开会时，某部长讲领导人之间要有私人交情，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美苏之间为什么发生冷战，差一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误会、冷漠。误会是因为被媒体绑架，两方媒体都在报道要被灭种，但是领导人并没有这么想，这就差一点导致战争。
有了私人交流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地谈。民间的力量越多，国家间关系会越稳定。习主席到美国访问，美国舆论不利于中国。奥巴马正在倒计时，估计美国下任总统都不会对中国友善。扭转这种局面，很重要的一点要靠企业。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华为趟出一条路出来，如果中国有一百一万个华为，中国肯定不一样，华为17万员工，一百个就是17亿。如果有一万个华为企业，很多问题就很好办。在民间的各种力量中，同样包括智库。我们马上要去土耳其，与他们的大学、智库、使领馆、工商业协会等沟通交流。
我们就是要从第二轨道、第三轨道、第四轨道等多轨道，多管齐下才能构筑和平世界。时刻采用战争解决问题是最愚蠢的代价也最高，但是往往避免不了，要通过各种管道沟通。中国如果能和以色列成为朋友，爱面子的人和爱里子的人携手前行，这是全世界往前走的一大步。
最后，要找好小切入点。我们今天会做以色列、土耳其，未来会不断扩大。我们会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研究，做好玩的研究。比如说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我们就做一个小研究：日本在吉尔吉斯坦是怎么做工作的？这个研究很小，但是就有价值。
我们做宏大的研究没有意义。要弄清楚印度、日本是怎么在当地做工作的。日本他们做的就很细致。像华为，在海外做了快20年。他们也要做大国战略研究——在大国到底以什么形态出现、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怎么深入。他们最需要的可能不是独联体20多个国家的地理、经济、政治、宗教等等比较宽泛的东西，他们企业愿意看那种专题研究。比如说三星[微博]在独联体市场做得最大，那么三星怎么在这个地方搞专业，怎么做经营。吉尔吉斯斯坦小国家没有人特别关注，但是他当时革命时、动乱时，有非常深层次的原因，这些专题对企业界是更感兴趣的。
背景补充
“城镇化”一词，其实是中国学者创造的新词汇。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城市化”的概念被应用到中国城市规划中。“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
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国土面积辽阔的中国有超过两万的中小城镇，这些地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城市的水平。所以出于区域发展均衡性的考量，学者们选择用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城镇化，来定位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介绍：盘古智库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