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治国理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放在党建领域，即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强身健体，永葆活力生命力，而从严治党又是把“讲政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此产生一个重要命题，讲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才能讲好政治，要回答好该问题，必须廓清若干政治元素的基本范畴、现实表现及其相互关联，逐步形成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这个命题解决得好，既可以化解现实矛盾，也可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

关于政治品质

政治品质是政党政治的根本问题。作政治主体的政党，在立党之初必须廓清自己的政治品质，即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原点和起点，因此关系到所有政治元素的生成和发展。比如，为什么要“从严治党”，严的标准、依据和逻辑是什么？规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益的价值坐标和评价尺度是什么？诸如此类，都取决于政治品质。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不忘初心”，其关注的就是政治品质问题，为的是让每一名共产党员弄清党“为谁执政”和“怎样执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因为党内一批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出现政治迷失，认识不清人民是谁和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结果出现权力滥用，以致于走向偏离人民的道路。所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

党的政治品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作出科学界定和阐述，并且经过国际共运特别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已经有了足够的丰富和发展，只要党不蜕变，认识自己的政治品质不是难题。但也需要看到，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很多问题甚至发生本质性变革，比如，“人民”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是阶级渐变为阶层，政治学概念转化为社会学概念，如果忽视这些变化，“人民”就可能概念化和抽象化，甚至被异化。以前，党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扩大自己的阶级。当下有必要继续对这个问题作政治属性上的推进，以利于政治品质的维护。这其中有一个要害问题：政治属性的人民与社会属性的公民，其间能不能找到联系点。

关于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奠基于政治品质，落脚于根本目标或终极追求。因此，不同政治品质的政党必定形成各自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坚持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是异于世界大多数政党之根本所在，也是这个党获得精神动力特别是原动力之所在。

人类社会最富特色的两大精神世界，各为自己的精神之原点，一个是宗教信仰，另一个是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二者不兼容，选择了政治信仰就不可能再依靠宗教信仰，选择了宗教信仰也就不应当再把政治信仰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当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政治理念和文化传统存在差异，而对宗教的态度有所不同，越南共产党就允许党员有信仰宗教。至于苏共脱离军队，苏联红军的衣钵继承者俄军迅速恢复宗教信仰，更与民族文化传统关系密切。

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差异更带有根本性，但换个维度看问题，它们之间也存在相通或相一致的地方。信奉者在极度艰难或物质生活高度丰富后，都追寻或借助信仰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不管是政治信仰还是宗教信仰，都是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且追求的是具有终极性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很可能堕入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绝对价值的丧失”。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信仰问题。他提出“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还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尤其在对《准则》和《条例》作说明时指出，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

换言之，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根除腐败，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形而上”的问题。找不到物质利益之外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归宿，贪腐就是必然选择，反腐也就堕入“割韭菜”。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道路上，只能通过强化集团内成员的政治信仰来获得精神支撑，而不可能在坚持政治信仰的同时，寻求宗教信仰的支撑。

关于政治逻辑

政治逻辑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作出符合思维规律的认识。政治逻辑把政治品质、政治信仰及其相关政治要素联系起来，形成逻辑关系，以保证合规范并有效运行。自然界是联系的，因此生成规律并具有运动特征。政治系统更应当具备内在关联，由此保证一个政治集团或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

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其中存在一个重要政治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这一判断合乎政治逻辑。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其权力构成与运行模式，并且与文化传统、人文基础、政治逻辑紧密相关。比如，美国的联邦制、政党轮替与“三权分立”，这些制度设计必然导致政治权力碎片化，但在行政权上，总统就是元首，他可以不通过民主程序选拔内阁成员，这合乎其政治逻辑：既然选民将其推到国家元首的位置，那么在其负责的领域就是领导核心。再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给人以永远正确的感觉，或者说他们拥有终极权威，这种永远正确的权威性来自哪里？用一位大法官的话说：“我们不是因为正确才权威，而是因为权威才正确。”这就是西方的政治逻辑，奠基于美国深厚的人文基础。

关于政治伦理

政治伦理实际上就是围绕政治行为作出的伦理道德规范，且根据成文或不成文规范进行伦理和道德评价，通过评价表明何为道德和怎样有道德。文艺复兴时期马基亚维利曾经将政治学和伦理学作了区分，但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研究政治活动中政治与伦理关系的学科产生，因此有了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的尺度和标准取决于政治品质和政治信仰，什么样的政党有什么样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政治修养和政治行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思想观点，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政治伦理思想。比如，为了解决“打铁还须自身硬”，出台了“八条规定”，并且这些规定的着重点是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最高层，有了最高层的率先垂范，“看齐意识”就产生逻辑力量和伦理道德的力量。进一步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深认识。

既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党的政治伦理原则，就必须在道德提倡的基础上化为评价党及其成员的具体尺度。依照政治逻辑分析，所有政党都是为本国人民打工，并且所有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仆人，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但不是所有政党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曾经做到，也会因为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改变。怎样才能避免出现蜕变？很重要的是遵循政治伦理原则。

既然“不走西方政党轮替的道路”是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就必须确立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执政能力要求。最先进的政党必须有“洁癖”。既然明确把自己定位为先进政党，那么就需要有超越西方政党的纯洁度，而这个纯洁度不仅包括政治上的纯洁，还包括行政上和品德上的纯洁。就党内成员来讲，必须“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护党”。必须忠诚于党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果不是这样，就违背了政治伦理，属于道德缺失。

这样的要求并不为过，任何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都必须遵循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任何社会和社会中的组织要保证和谐有序，也必须制订伦理道德规范，同时，因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不尽相同。西方是由个体而国家，我们是由国家而个体，西方的伦理道德规范起源于宗教，我们的伦理道德规范奠基于小农经济，经由孔孟的思想融合而成。“三纲五常”今天来看存在腐朽的东西，但却是维系封建统治上千年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集团，要保证坚强有力，政治规矩这样的刚性约束不可少，但政治伦理这样的柔性约束同样不可或缺。所谓“刚柔相济，阴阳互补”。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是由先进分子带领的政治集团，最高领导层就应当拥有更坚定的信仰信念。所以，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就必须拥有政治和思想上的引领能力。所以，中央连续出台约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包括最高层的规章制度，由此树立起道义的标杆，进而要求党内成员树立“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其中同样包含着政治伦理规范。

关于政治规矩

政治规矩就是政治领域或党的系统内应当遵循的规章制度，成文的是有准则条例等，不成文的则是通识、常识。政治规矩奠基于政治品质和政治信仰，受政治逻辑和政治伦理的影响。政治规矩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概念，也是其治国理政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习近平同志主政以来，强力推行“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有了这样的治国理念，也就有了政治规矩，这是十分合逻辑的事情。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围绕这一命题加以阐述。“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为了便于遵循，他对政治规矩的内涵或外延作了廓清：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一种制度规范、纪律要求、规矩约束具备了科学性，至少表现在，当需要追究的时候，让每一个责任人承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不能因为执行的是领导的命令，就不负有责任，领导有领导的责任，执行者有执行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约束机制，同时也向党内民主迈出一大步。以往为什么一到追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实体责任者，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不完善，规矩弹性化。

政治规矩主要规范的是领导干部行为，这一点充分反映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包括10个坚决，8个不允许，6个不准，基本上开列了政治规矩的主要方面。

可以肯定，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的坚守理念和相应的措施，必将让那些对“从严治党”持怀疑态度或观望态度者，由此更新认知。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口号，更非权益之计，而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策，只能长期坚持，不能有丝毫松懈。当人们的认知发生改变，会逐步化作习惯，形成自觉，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普遍拥有这样的认识及其行为，党便进入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新通道。

关于政治修养

政治修养是指政治集团中的人或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人对政治与政治活动的理解把握，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内化。政治修养与人文修养、人生修养有相通之处，同时有很大区别。相通于修养提升路径和方式，区别在于修养内容，人文修养是通过优秀人文传统或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完善自己。人生修养是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标准，通过人生实践或人生体验感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政治修养则是遵循政治集团的规则和要求，或者说要按照集团的政治品质、政治信仰和政治伦理去修为。

政治修养不是纯粹的“形而上”，而是与政治行为紧密联系，并且修养水平与高度反映在政治行为中。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先进政党，要求其成员特别是高层次成员具有中央一再强调的政治定力和责任担当。怎样才能拥有政治定力？这需要政治自信，而政治自信决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必须依靠坚定的政治信仰信念作基础，如果没有对主义的崇尚，心中就不会有根基，面对各种价值观的冲击，必然会出现摇摆。至于责任担当，应与此相一致。当然，如果拥有了政治伦理的辅助，承载力一定会更强，因为有了政治伦理意识，就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就是选择了一个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就必须有所牺牲，也就是敢于担当。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党的建设理论不断丰富发展，比如，中央越来越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一定意义上已经将其纳入到政治建设的辅助要素。这是合乎逻辑甚至合乎政治逻辑的。人存在人性、社会性、政治性，要有强烈的政治性或党性修养，必须以人性作基础。同时，真正有政治修养或有真正的政治修养的人，也应当有社会性和人性。

关于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是指政治集团或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在特定利益基础上，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用、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实现而展开的活动。换个角度讲，所有政治集团的成员都存在三大属性和属性基础上的行为，人性是自然属性，其行为必然有“食，色，性也”。

人性的东西经过社会塑造或社会规范，行为便发生变化。正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所阐释的，底层的潜意识部分，人类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结构中的遗传痕迹，逐渐成为集体潜意识。这种集体潜意识不同于后天习得的个体潜意识，它是通过先天遗传的，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东西。“由于人类遗传下来的原型不需要借助经验的帮助即可使个人的行动在类似的情境下与他的祖先的行动相似”，所以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就是说，人的社会性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已经包含了理性的成分。

政治行为更是如此，有什么样的政治集团，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品质、政治信仰，同时有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伦理，所有这些都对集团内的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又因为政治集团较其他社会组织有更强的组织力或强制力，因而每个成员都必须依据集团意志决定行止。

要实现政治自觉，以至于达到荣格所讲的无意识，很重要的是不断提升和强化集团内成员的信仰信念，一旦政治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努力上升为信仰信念，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这一点由革命战争年代先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可以看出。比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有一次向父亲提问：“长征的时候你都做了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跟着走！”跟谁走？表现出来的是跟着红军队伍走，但内含的本质却是跟着信仰信念走。所以，只有坚定的信仰信念才能启发政治自觉，才有党和人民所要求或期盼的政治行为。

关于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本身就是讲政治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上述政治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是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重要标志，因为政治生态建设带有系统性、基础性和根本性。

认定政治生态具有系统性，在于任何社会的、政治的、自然的生态形成和变化，都是各种相关要素共同构成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生态建设是系统建设、机制建设的缘由。讲其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在于其与体制制度相类似，“制度不好，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制度好，坏人也会被改造”，个案或阶段性问题的解决，效力是有限度的，只有形成良好生态，正向塑造才能形成。

环境改造人，这原本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历史与现实，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皆证明这方面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在不同程度影响周围环境的同时，更多地是接受环境的改造。由此，掌握执政权力的执政党，不管是“治”党还是“治”人，都必须从优化环境入手，这样可以事半功倍。

从问题入手分析，结果同样如此。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贪腐之所以如此严重，与政治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恶化有关。政治生态的变化有其客观必然性。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大批成员为了人民的利益，背叛自己的阶级，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由此而拥有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与生态有很大关系，那时权力是不能直接兑换成利益的，因为战争的环境决定了你不能保护既得利益。进入执政阶段，条件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党的建设没有很好地适应这种变化，结果是一段时间出现了信仰信念缺失，组织纪律松懈，意志力焕散，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寻租，进而形成了不良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塑造现象。所以，习近平同志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为什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反腐为突破口，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全力净化政治环境，营造优良的政治生态？就在于抓根本。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只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能保证开创国家事业新局面。今天，我们党内已经实现了政治生态的好转，只要我们进一步推进“讲政治”，也就是从理论到实践上不断发展前进，政治生态一定会不断得到优化。

（公方彬，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军队作风、廉政建设。主要著作有《决策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原野》等。）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作为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从事政党政治研究的公方彬，在开展纪念活动期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党建》杂志、《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晚报》发表四篇纪念文章。他说，同一个主题能够连续撰写四篇文章而不雷同，正是源自于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长征不仅仅在80年前有意义，更因为其极强的现实关照力，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54岁的公方彬，无论谈年轻时前线作战，或是谈从事专业理论研究，还是谈教导子女，都特别强调责任和道德的担当。他认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抱着当英雄的心态三上战场

公方彬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出生就自带着红色基因。公方彬家族祖辈中有一位革命战争年代的老英雄，这让公方彬自小崇拜英雄，进而想成为英雄。

16岁高中毕业以后，公方彬在家乡做着一份文书工作。后来，文书工作被别人取代，他就决定要去当兵。在边境，公方彬3次走上战场，每一次都是抱着要当英雄的心态上去的。“活着要当英雄，死了也一定是英雄。”公方彬回忆当年的自己。

很多年以后，当年的老领导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还说，当时新兵里面最勇敢的就是公方彬，不怕死。公方彬说，当年他还是个文学青年，英雄主义的作品看了很多，也让他有了更强烈的英雄情结。

34年用200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除了想在战场上做个轰轰烈烈的英雄，在平时，公方彬也默默地做着一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34年来，他不间断地资助着贫困地区的学生读书。到现在一共资助了800多名学生，资助金额近200万元。

这些学生中，已经有500多人考上了大学，最早受助学生中已经有人成为青年科学家、教授。仅在今年，就有几十人考上大学，其中还有两个考上了清华大学。公方彬说，自己现在每年要拿出十几万元的稿费、讲课费，资助120名学生读书，靠得就是坚定的信仰信念，因此有强大的精神支撑。

至于何时会停止资助，他的回答是，要么中国再没有贫困学生，要么自己也进入了贫困者的行列。

要求准儿媳妇追求“精神担当”

精神的力量，也在公方彬的家庭生活中体现。去年，他的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准备结婚。上门的第一天，就在饭桌上公方彬对着当时的准儿媳说，我们这个家庭是很阳光、很温馨、很向上，但我也得提醒你，加入这个家庭必须有担当精神，“我们家不追求财富贵族的生活，但却追求精神贵族的担当。”

第一次见到儿媳妇就说出这样的话，这让公方彬的妻子很不满意。但公方彬说，既然准备在思想的道路上作个“圣徒”，就必须有牺牲的准备，并且所有最亲近的人也应有这样的思想和心理准备。

跋涉思想雷区必须有牺牲精神

近年来，公方彬一直从事政党政治的研究工作。他陆续发表了关于“新政治观”的文章，出版了《大思想》、《大战略》等专著。他说，自己触及的命题，多数敏感度高、风险大，既然是在雷区跋涉，没有牺牲精神不行。公方彬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为思想而牺牲的人，这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苍白的，“我准备做一个为思想而牺牲的人。”公方彬的义无反顾，也获得了妻子、儿子、儿媳的支持。

他说，这就是担当，这就是信仰，是精神的原动力。当有一天，自己真的牺牲在思想的道路上，其实印证的就是自己的精神追求，说明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思想者，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尽到了自己能够尽到的一切。

您坚持资助学生的行动很了不起，基于什么想法这样做？

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能算是内心世界或价值观的外化、社会化。每一个社会的人都负有这样的责任，只是因条件和能力的限制，表现有所不同。当然，自己能够坚持数十年，缘于精神境界与价值追求通过修养获得提升。

我从事理论工作，研究重点之一是信仰与道德，要实现突破，不能依靠逻辑推理，必须有切身体验。有关部门曾经推荐我参评全国道德模范，我坚决不同意，我两次荣立一等功、四次三等功、二级英模、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我已经不需要荣誉。我是思想者，更重要的是通过思想成果来实现价值。道德行为是安抚自己的灵魂，推动和深化理论研究，不必也不应过度张扬。

您研究的是思想，对于大国崛起，您的研究最关注什么问题？

中华民族崛起最不可缺少的是信仰信念。民族也好，政治集团也好，都需要有原动力。“新长征”路上的原动力应该包含两个东西：整个民族几千年成长道路上积淀下来的精神成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凝成的长征精神在内的所有精神成果。同时，走好大国道路，很重要的是塑造大国思维、大国胸怀，尤其要有定力、有耐心，太急躁就会丧失理性，就会付出过大的代价。科技上不去、文化上不去、道义力量上不去，当大国就只有掏钱的份儿，所以我们要把握节奏，要练内功。

正如您所说，我们有几千年积淀的精神成果，那您怎么看待回归传统？

历史和文化传统不能切断，切断就是虚无主义，就没有了根。但是一定要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萃取好东西，这方面的工作远不到位。现在有些人一再进行仇恨教育，比如，跑到自己开的肯德基门口打砸，妄言和谁谁断绝经济交往，这种思维有问题，这不是折腾别人，而成了折腾自己。折腾别人不对，折腾自己更糟糕、更傻。

对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必须持开放包容心态，不能总是讲敌视和排斥。近现代以来咱们创造的东西很少，怎么抗拒？回到刀耕火种时代吗？有些人用着手机、互联网，开着汽车，高喊排斥西方文化，典型的双重人格。在全球化时代，谁抗拒文明谁就会自寻没落。中国文化并不都优秀，相反存在大量制约前行的元素，这种情况下陷入自恋、自负，不可能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

您认为，这种“抗拒”的精神状态怎样才能被改变？

要反思，要有问题意识。一个在广西支教十多年的德国人，长期观察后感言：中国人太急切了！只重视面子、财富、地位，灵魂被远远甩在后面，这难免不失去对人生意义的深切把握。都说要听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我们现在还听得到吗？所以，经济发展要主动降速，让灵魂跟上脚步，进入躯体，再次倾听灵魂深处的声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世界不会接受我们，最后甚至会讨厌自己。

您怎么看失去信念和信仰的人，怎么看反腐？

中国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反腐，都是敢动刀子，但从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精神归宿和更高尚的价值目标，或者说没有解决“形而上”的问题。“千里当官为了吃穿”，“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既然官员所有的努力归结起来就是追逐等级利益，就是光宗耀祖，腐败在所难免。

所以，今天强调“不忘初心”，弘扬长征精神，重建价值坐标，应当是治本之策，解决的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中的“不想腐”。只要真正搞清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是价值和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何为幸福和怎样赢得幸福”这些根本问题、终极命题，才能敢言找到物质利益之外的原动力，才能真正解决贪腐问题。

在“新长征路”上重塑信仰，您认为应该怎么做？

“新长征路”难在超越自我，我们不能停留在二元对峙、冷战思维，而是要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来引领世界。世界已经给了中国这样的机会，需要我们真正把握住。怎样把握机会？就是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创造出圆梦精神。包括三个方面：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的成果，共产党创造的精神成果，整个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三者合起来注入我们的圆梦精神，我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引领世界的重要精神成果，这就是我们这代留给后代的精神成果。

（记者 李嘉瑞 实习生 张林 ）
 

公方彬：中国军队特有的文化性格造就担当精神

2018年05月22日08:05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