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水转型与水务行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2026年11月）
摘要：本报告以中国治水体系的结构性转型为主线，系统考察治水理念、流域治理、水权与水市场、水管理与水政策、水务发展战略五个相互嵌套的领域。报告的核心判断是：中国治水正在经历三重转型的叠加——从**工程治水**转向**系统治水**，从**行政配置**转向**行政—市场混合配置**，从**建设主导**转向**运营主导**。这三重转型并非同步推进，其间的张力与错配，构成了当前水务行业几乎所有重要现象的结构性根源。
“十四五”期间水利建设完成投资5.68万亿元，是“十三五”的1.6倍；2025年单年完成12848亿元，连续四年超万亿元。“十五五”期间水网与城市地下管网两大涉水领域合计投资将超过10万亿元。投资规模仍在高位运行，但行业的核心矛盾已经不再是“钱够不够”，而是**钱以什么方式投、投后由谁运营、运营的激励从何而来**。水权交易2025年突破1.4万单、16亿立方米，但“惜售”与价格信号微弱并存；水资源税全面推行，但单一水价难以适配多水源供水格局；水务行业总营收逼近万亿，但前五企业市场份额不足10%，整合逻辑正在取代扩张逻辑；智慧水务全产业链口径已达1800亿—2100亿元，但“设备在赚钱、平台在承压”的分化揭示出数字化价值兑现的制度门槛。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中国水务行业正在进入“制度能力竞争”阶段**，决定成败的不再是工程能力和资本规模，而是价格机制、产权界定、付费模式、监管能力与组织化运营水平的系统匹配。
第一章 研究框架：治水转型的结构性逻辑
1.1 为什么“转型”需要被当作结构问题而非政策口号
“转型”一词在中国水利政策话语中出现频率极高，但其含义往往被简化为“从传统手段转向现代手段”或“从单一目标转向综合目标”。这种理解遮蔽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转型的困难不在于不知道方向，而在于既有制度安排下的激励结构与新方向不兼容**。
以洪水治理为例，传统模式以“控制”为核心，工程体系围绕将洪水尽快排走或拦蓄展开。当治水思路转向“洪水控制、洪水利用、洪水塑造”的系统解决方案时，需要的不仅是新增工程，更是对洪水资源属性与功能属性的制度性承认——这意味着汛限水位的调度规则、蓄滞洪区的补偿机制、洪水资源化的水权归属都需要相应调整。如果没有这些制度调整，“利用”和“塑造”就难以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实践。
同样，水权交易表面上是“引入市场机制”，实质上是**在水资源公有制的宪法框架下重新界定使用权的边界与可转让性**。2025年交易单数和水量均创历史新高，但“部分取用水户担心交易后取水许可指标被核减而‘惜售’”，说明交易活跃度的瓶颈不在平台技术，而在产权安全预期。价格偏低、收益难以覆盖节水投入成本，则进一步削弱了供给侧的参与动力。
因此，本报告将“转型”定义为**制度互补性的重新匹配**：新的治水目标要求价格、产权、付费、监管、组织等制度环节形成相互支持的组合，而非在旧组合中单项突进。以下各章的分析均围绕这一逻辑展开。
1.2 三重转型的叠加与错配
**第一重：工程治水→系统治水。** 这一转型的标志是“系统治理”被确立为治水思路的核心要素，以及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的相继施行。系统治水要求将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纳入统一框架，但现行管理体制仍以部门分工和层级分权为基础，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授权与协调能力有限。系统治理的“系统”在理念层面已经确立，在权责配置层面尚未完成。
**第二重：行政配置→行政—市场混合配置。** 水权交易、水资源税、水价改革、PPP新机制、REITs等工具的共同方向，是在行政配置框架内嵌入市场信号。但水作为兼具公共品、 merit good 和私人品属性的复合物品，市场机制的适用边界高度依赖具体场景：灌溉用水户之间的交易与跨省区取水权交易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水资源税的调节功能在水源单一地区与多水源地区效果迥异。**混合配置的关键不是“更多市场”，而是“在正确的位置放置正确的市场信号”** 。
**第三重：建设主导→运营主导。** 当水利投资连续多年超万亿、存量资产规模迅速膨胀之后，行业的主要瓶颈从“建成”转向“用好”。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已达2.6亿立方米/日，但近30%的老旧管网面临渗漏与溢流问题；农村供水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但县域统管比例72%意味着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服务人口未纳入专业化管护体系。运营主导意味着价值创造的重心从施工环节向运营效率、资产盘活和用户服务转移，也意味着水务企业的核心能力必须从“拿项目”转向“管资产”。
三重转型的**错配**集中体现为：系统治水要求跨部门协调，但市场工具的设计以单个项目或单个取水户为单位；运营主导要求长期稳定的收益预期，但水价调整的福利刚性和地方财政压力限制了价格信号的充分性；市场配置要求产权安全，但水权的法律属性仍在细化过程中。理解这些错配，是理解水务行业“规模增长与盈利分化并存”局面的关键。
1.3 报告的分析层次与结构安排
本报告后续章节按以下层次展开：
**第二章**处理治水转型的理念与制度框架，重点分析“十六字”治水思路的深化、洪水治理理念的扩展、以及“十五五”战略任务的制度含义。**第三章**聚焦流域治理，考察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治理成效与制度瓶颈，横向生态补偿的进展，以及地下水超采治理的阶段性成果。**第四章**分析水权与水市场，从产权界定、交易结构、价格信号和平台体系四个维度评估水市场的实际运行状态。**第五章**处理水管理与水政策，覆盖水资源刚性约束、水价与水资源税、节水制度、PPP新机制与投融资政策。**第六章**分析水务行业的发展战略，包括市场结构、竞争格局、智慧水务、投融资工具和整合路径。**第七章**讨论国际经验与本土化条件。**第八章**提出面向“十五五”的战略判断与建议。
第二章 治水转型：理念演进与制度框架
2.1 “十六字”治水思路的结构性含义
2014年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在此后十余年中经历了从理念宣示到制度建构的演进。2026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将其表述为“坚定不移践行”的总遵循，并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六项战略任务：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现代化水网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体系、水利体制机制法治管理体系。
这六项任务在逻辑上并非并列关系。**前两项是能力基础，第三项是治理目标，第四项是技术支撑，第五项是资源约束，第六项是制度保障**。其中第六项“体制机制法治管理体系”被置于“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表述之下，反映出决策层对制度短板的高度自觉。李国英在讲话中明确要求“强化水利科技创新体系、水利管理制度体系、市场化制度体系、水利法治体系，如期完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水利改革任务”。市场化制度体系与管理制度体系、法治体系并列，意味着“两手发力”中的市场之手已经被纳入水利改革的核心议程，而不再是附属性的补充手段。
从结构上看，“十六字”思路的内在张力恰恰构成了转型的动力来源。“节水优先”要求抑制需求，而“空间均衡”要求通过工程和制度手段重新配置供给；“系统治理”要求整体性，而“两手发力”中的市场机制以分散决策为基础。**治水转型的实质，就是在这些张力之间建立可操作的制度均衡**。
2.2 洪水治理理念的扩展：从危害性到资源性、功能性
洪水治理理念的变化是观察治水转型最清晰的窗口。传统洪水管理的认知基础是洪水的单一危害性，治理目标被简化为“将洪水挡住或排走”。李国英在2025年第19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及此后多个场合提出，对洪水属性的认知“不能固化在单一的危害性上，还应扩展至资源性、功能性”，并倡议构建“洪水控制、洪水利用、洪水塑造”的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人与洪水和谐共生。
这一表述的政策含义远超修辞层面。**“洪水利用”** 意味着洪水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被承认为可配置的水资源，这直接关联到汛限水位动态调整、蓄滞洪区运用后的水资源权属、以及洪水资源化的计量与补偿问题。**“洪水塑造”** 则更进一步，指向通过调度塑造有利于河流生态健康的水文过程，其制度前提是将生态需水纳入调度规则并赋予相应的优先级。2026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将“加快转变洪水传统治理管理理念和模式”写入工作部署，要求“构建洪水控制、洪水利用、洪水塑造的系统解决方案”。
然而，从理念到操作之间存在显著的制度缺口。洪水资源化的水量如何计量、由谁支配、能否进入水权交易，尚缺乏明确规则；蓄滞洪区运用补偿的标准与洪水利用产生的增益如何衔接，也未形成稳定机制。**如果这些制度环节不能跟进，“洪水利用”就难以摆脱“丰水年多蓄一点”的工程直觉，而无法成为可预期、可管理的治理实践**。
2.3 “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一个三层治理目标体系
2026年会议提出的“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构成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三层目标框架：
- **安澜江河**对应防洪安全，但其表述中包含了“既防治洪水泛滥……又防止人为侵占、破坏江河”的双向约束，意味着防洪不仅是工程问题，也是空间秩序问题。
- **生命江河**对应河流的基本生态存续，“确保江河不断流”“确保江河不萎缩”，将河流本身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保护对象，而非仅作为水资源载体。
- **幸福江河**则将治理目标延伸到人与河流的关系质量，同时包含“江河生态系统主体的幸福感”和“受惠于江河的人的幸福感”。
这一框架的分析价值在于，它**将“系统治理”从空间维度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扩展到了目标维度的分层整合**。三层目标之间存在优先级冲突的可能：安澜要求控制洪水，生命要求维持一定的洪水脉冲，幸福则涉及景观、亲水、文化等多维需求。冲突的协调不能依赖工程手段的单向优化，而需要建立目标之间的权衡规则和程序性安排。这是“系统治理”从理念走向制度的核心难点，也是流域治理体制改革的关键议题。
2.4 “十五五”水利战略任务的制度含义
六项战略任务中，**“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 和**“构建数字孪生水利体系”** 是投资最集中、产业影响最直接的两项。水网建设被置于“六张网”的国家级投资框架之中，“十五五”期间水网投资预计突破6万亿元，城市地下管网投资超5万亿元。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则要求“完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模拟数学模型系统、以效用为导向的数字孪生平台”，其产业含义是智慧水利从信息化项目向系统性基础设施升级。
但更具制度深意的是**“健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体系”** 与**“强化水利体制机制法治管理体系”** 的组合。“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目标：到2030年，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5年分别下降10%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以上，节水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非常规水利用量超过300亿立方米。这些量化目标能否实现，高度依赖水价、水资源税、水权交易、合同节水等市场化制度工具的实际效力，而非单纯的工程技术进步。
**一个值得注意的政策信号是**：2026年会议在部署“健全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时，将《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办法》的出台置于突出位置。这表明水资源刚性约束正在从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可考核的行政责任，其对企业用水行为和地方发展决策的约束力将趋于硬化。刚性约束的“刚性”程度，取决于考核指标的设计、数据质量以及考核结果的实际运用，这将是观察“十五五”水治理效能的关键窗口。
第三章 流域水治理：成效、制度与结构性矛盾
3.1 水质改善的阶段性成就与“最后一公里”问题
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比例达到91.4%，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黄河干流连续四年全线保持Ⅱ类水质，主要支流基本消除劣Ⅴ类；2026年1—5月，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好Ⅲ水质比例分别达到90.9%和88.0%。太湖连续两年达Ⅲ类，洱海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以上。从大江大河的“主动脉”来看，中国水环境治理的成就是实质性的。
但生态环境部在2026年发布会中使用的比喻准确地揭示了下一阶段的问题结构：“就跟人的身体一样，现在主动脉都通了，但毛细血管还有些不怎么通的。”小微水体、农村沟渠、城市背街水体等“毛细血管”的治理，与大国控断面考核的逻辑存在本质差异：**前者高度分散、责任主体模糊、监测成本高、见效慢且难以纳入统一考核**。从“大江大河”向“小微水体”的延伸，意味着流域治理正在从以断面达标为核心的控制型模式，转向以人居环境和生态完整性为核心的质量型模式，后者对基层治理能力和长效运维机制的要求远高于前者。
3.2 长江保护法与黄河保护法：流域专门立法的制度效应与局限
长江保护法和黄河保护法的相继施行，为流域治理提供了专门性的法律框架。两部法律的核心制度贡献在于将流域作为一个法律单元加以确认，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行政区划对治理责任的切割。但法律的实施效果取决于配套制度的密度和执法协调的力度。
从实际运行看，两部法律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集中在**约束性红线设定**和**违法行为追责**两个环节，而在**跨行政区利益协调**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环节的制度供给仍然不足。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推进是对后一短板的回应，但其补偿标准的确立、补偿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效率、以及“保护者受益、受益者补偿”的可操作化，仍处于从“框架建立”向“实质运行”过渡的阶段。
3.3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从框架建立到实质运行
2025—2026年，横向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明显加速。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明确了时间表：到2027年，长江、黄河干流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成并稳定运行，各地基本建立覆盖辖区内重点河流的跨区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到2035年，补偿机制全面覆盖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干流及其重要支流。
这一时间表的设定标志着横向补偿从“鼓励探索”阶段进入“限期建成”阶段。但**“建成”与“有效”之间存在距离**。横向补偿的核心难题在于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和可协商性：上游保护行为产生的生态增益如何货币化，下游的支付意愿如何与支付能力匹配，补偿资金能否真正改变上游的发展激励。如果补偿标准过低或支付不稳定，横向补偿就可能退化为一种象征性的财政转移，而无法形成“保护行为—生态增益—经济回报”的闭环。
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横向补偿需要与**水权交易、生态产品认证、绿色金融**等工具形成组合。补偿提供基础性的、持续性的激励，水权交易和生态产品交易提供边际性的、增量的激励，绿色金融则为保护行为的前期投入提供跨期平滑。三者的衔接程度，将决定流域生态补偿从“转移支付型”向“价值实现型”跃迁的速度。
3.4 地下水超采治理：成效的脆弱性与制度可持续性
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是流域水治理中数据最为扎实的领域之一。与2020年相比，2025年底华北地区治理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回升3.76米，深层地下水水位平均回升7.65米。超采量较2015年减少85.8%，超采区面积减少32.8%，严重超采区面积减少98.9%。北京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已实现清零，平原区地下水位连续9年回升，增加储量近70亿立方米。
这些数字是真实的，但其**制度可持续性**需要审慎评估。水位回升的驱动因素中，南水北调水源置换、压减地下水开采量、生态补水等行政性措施占据主导地位，而水价信号和用水效率改进的贡献相对有限。这意味着治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的外部水源供给和行政管控强度。**如果水源条件发生变化，或者管控力度因经济压力而松弛，水位回升的趋势可能面临逆转风险**。将阶段性治理成果转化为稳态，需要从“压采”逻辑转向“用水效率—水价—替代水源”的常态化激励结构，使地下水保护成为用水主体的理性选择而非被动服从。
第四章 水权与水市场：产权界定与信号失灵
4.1 水权交易的发展阶段与当前规模
中国水权交易经历了从地方自发探索到国家平台统一建设的路径。2000年浙江东阳与义乌的水权转让被视为起点；2014年水利部在7个省份开展试点；2016年中国水权交易所组建；2021年以来用水权交易被纳入“两手发力”改革框架全面推进。到2025年，国家水权交易平台交易单数突破1.4万单，交易水量超16亿立方米，均创历史新高。跨区域交易持续拓展：四川甘孜与内蒙古阿拉善完成第二单黄河流域跨省区交易，河南焦作与开封达成南水北调中线受水区省内跨地市交易；安徽探索矿井水交易，海南、山西、湖北开展再生水交易，云南、四川、福建探索用水权抵质押融资。2025年8月，全国首个依托国家平台建设的省级水权交易服务中心在四川成立，开创了省级平台建设的先例。
从规模看，水权交易已经跨越了“零星试点”阶段。但**交易单数（1.4万单）与交易水量（16亿立方米）的比值**提示了一个重要特征：大量交易发生在灌溉用水户、村组等小尺度主体之间，单笔水量有限；跨区域、跨行业的大宗交易虽然在增长，但在总交易水量中的占比仍然有限。水权市场的“厚度”更多体现在交易频次上，而非大宗配置功能的发挥上。
4.2 产权安全与“惜售”：水权市场的核心制度瓶颈
中国水权交易所负责人明确指出了当前市场的几个结构性瓶颈：法律法规对用水权对应的权利义务、权属认定“不够细化完善”；一些地方仍习惯以行政方式配置水资源；**部分取用水户担心交易后取水许可指标被核减而“惜售”** ；交易价格偏低、收益难以覆盖节水投入成本。
“惜售”现象是理解水权市场运行状态的关键。它揭示了一个深层悖论：**水权交易的前提是水权的可让渡性，而可让渡性的制度保障又要求取水许可的稳定性；但当交易被理解为对许可持有者“不需要那么多水”的信号时，稳定性本身就被交易行为削弱了**。在取水许可总量控制与行政核减机制并存的环境下，理性的取水户会选择持有而非出售，即使出售能够带来即时收益。这不是市场参与者的“落后观念”，而是对制度环境的理性反应。
破解惜售需要**将交易行为与许可核减在制度上脱钩**：明确交易的水量在许可周期内不因交易事实本身而被扣减，交易收益的合法性得到充分保护，节水产生的节余水量在下一轮许可分配中享有优先权或补偿。只有当“卖出水”不再隐含“失去水”的风险时，供给侧的意愿才能被实质性激活。
价格偏低是另一个相互强化的因素。当交易价格不足以覆盖节水投入的边际成本时，潜在卖方缺乏生产“可交易节余水量”的动力。水权交易价格的形成受到多重约束：行政指导价的残留、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水作为必需品的“公平价格”直觉。**水权价格信号的培育，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放开价格”，而是建立能够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节水边际成本和用水机会成本的定价参照系**，并在跨区域、跨行业交易中逐步形成可比较的价格发现机制。
4.3 交易类型的结构分析
当前水权交易可以区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其制度逻辑和市场潜力差异显著：
**区域水权交易**（包括跨省区和省内跨市）涉及政府间的水量指标让渡，其驱动力主要是区域发展战略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空间错配。这类交易的单笔水量大、影响面广，但交易频率低，且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协调。黄河流域跨省区交易在“打破省区‘惜售’壁垒”方面取得的进展具有示范意义，但其可复制性取决于流域管理机构协调权威的强弱。
**取水权交易**发生在持有取水许可的用水户之间，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最具潜力的领域。工业用水户之间的交易、工业向生活用水的转换、以及水源置换产生的节余水量交易，都具有较强的经济合理性。但这一领域受许可管理制度和交易规则的约束最深。
**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单笔规模小但数量众多，是交易单数的主要贡献者。其功能更多在于**在农户层面实现水量的余缺调剂和节水激励**，而非实现大规模的水资源再配置。这类交易对基层用水合作组织的能力依赖很高，其可持续性取决于组织化程度和计量设施的覆盖水平。
**非常规水交易**（再生水、矿井水等）代表着增量供给方向。海南、山西、湖北等地的再生水交易和安徽的矿井水交易虽然规模尚小，但其制度意义在于**将“非传统水源”纳入水权框架**，为水资源配置开辟了新的供给曲线。非常规水的水权界定、水质标准与交易规则，将是“十五五”期间水市场制度建设的前沿议题。
4.4 平台体系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
中国水权交易所四川省交易服务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平台+省级平台”的层级体系开始成形。全国统一用水权交易市场建设的目标是明确的，但“统一”的含义需要辨析：**统一的交易规则、统一的信息披露、统一的确权登记系统，与集中化的交易场所并非同一件事**。水权交易的物理属性（水量的地域依附性）决定了完全集中化的交易结构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更可行的路径是：国家平台承担规则制定、信息汇聚、跨区域交易撮合和价格监测功能，省级平台承担区域内交易的组织和初始分配的辅助功能，基层用水组织承担灌溉用水户交易的日常运行。
当前需要警惕的是**平台建设与交易实质的脱节**：如果地方自建平台与国家平台之间的数据不互通、规则不统一，交易信息的碎片化会进一步削弱价格发现功能。全国统一市场的“统一性”，首先应当体现在确权规则和交易规则的一致性上，而非平台形式上的归并。
第五章 水管理与水政策：价格、税收与规制
5.1 水资源刚性约束的制度化进程
“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四水四定”原则，正在从规划理念转化为考核约束。《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办法》的出台被列为2026年健全节水制度政策体系的首要事项，意味着水资源约束将进入**可问责的行政考核序列**。
刚性约束的制度效力取决于三个环节：**指标的科学性、监测的可靠性、后果的实在性**。用水总量和强度指标的分解需要与区域水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相适应；取用水计量监控的覆盖面和数据质量决定了考核是“真考核”还是“纸面考核”；考核结果与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权限、项目审批、财政转移支付之间的挂钩程度，则决定了约束的“刚性”是否具有行为含义。从目前的信息看，计量监控的硬件覆盖进展较快（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的监测感知层建设），但考核结果运用的制度设计仍处于起步阶段。
5.2 水价改革：多重目标下的渐进调整
中国水价体系由三个相对独立的子体系构成：**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城镇供水价格**和**水资源税**。三者的改革节奏和逻辑各不相同。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的制度框架在2022年《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修订后基本确立，核心是“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定价方法。2025年，首批运用这一方法的部属工程完成价格动态调整，推动定价时间在20年以上的部属工程完成水价动态调整，**平均增幅70%以上**。这一增幅的绝对水平值得注意：它反映的是长期未调整积累的价格扭曲的释放，而非持续的涨价趋势。2025年5月，丹江口水利枢纽等7个中央直属水利工程完成第一批次供水价格调整，标志着中央层级水利工程水价进入了常态化调整轨道。
**城镇供水价格**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和非居民超定额累进加价，2025年中办、国办《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再次确认了这一框架并强调“优化”而非“重构”。城镇水价调整的福利敏感性最高，地方政府的调整节奏普遍谨慎，价格调整往往滞后于成本变化。
**水资源税**在2025年实现了全国全面推行，首季征期全国31个省份征收104亿元，新试点地区申报户数8.7万户，较2024年水资源费缴费户数增加18%。改革遵循“税费平移”原则，居民正常生活用水和一般工商业用水负担保持不变，高耗水特种行业税负上升。新增的对工业用水达到国家供水定额先进值的纳税人减征20%水资源税的优惠政策，是**将税收工具从“收入功能”向“行为调节功能”延伸**的重要尝试。
然而，水价与水资源税改革面临一个共同的结构性约束：**供水格局正在从单一水源、单一工程、单一目标向跨流域（区域）、多水源、多目标转变，单一水价和水资源税政策效力有限**。当一座城市同时使用本地地表水、外调水、再生水和地下水时，不同水源的成本差异、水质差异和可靠性差异无法被一个统一的水价信号所反映。多水源供水格局要求**水源间的比价关系和容量—水量两部制价格**的精细化设计，而现行水价体系尚未系统回应这一要求。
5.3 节水制度与合同节水：市场化节水的前沿
节水相关产业市场规模在2025年超过7600亿元，正稳步向2027年万亿规模的阶段性目标迈进。节水产业的规模本身是积极的信号，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节水**服务模式**的创新。
合同节水管理是市场化节水最具制度含义的形式。其基本结构是：专业节水服务企业投入技术和资金进行节水改造，通过节水效益分享回收投资和获取收益。邯郸美的公司的“托管运营+效益分享+全流程管理”模式预计年节水量约11万吨；广州自来水公司采用“效益分享型”模式，一年间使大坦沙岛漏损率降低22.7%，累计节水517.5万立方米，创造效益621万元。江苏锡山探索了以金融机构为关键桥梁的合同节水模式，解决了节水改造的融资瓶颈。
合同节水的深层意义在于**将节水从“道德倡导”和“行政要求”转化为可计量的经济交易**。它的扩展条件不是技术能力的提升，而是**节水量计量和验证（M&V）体系的标准化、节水效益的可靠支付机制、以及公共机构预算制度对“支付节水服务费”的容纳**。当前合同节水在高校、宾馆、工业企业等计量条件好、用水集中、管理边界清晰的主体中推广较快，而在分散的农业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领域进展有限，恰恰印证了制度条件而非技术条件的主导作用。
5.4 PPP新机制与水利投融资的制度逻辑转换
2023年11月出台的PPP新机制以“使用者付费为主、特许经营为载体、民营企业优先”为核心，标志着水利领域市场化投融资从“规模扩张”转向“规范提质”。截至2025年11月，全国341个PPP新机制项目中水利领域占38个，总投资约399.77亿元，以TOT（52.63%）和BOT（31.58%）为主流模式，项目集中于河南、四川、河北等中西部省份。
新机制的制度逻辑转换是深刻的：旧机制下PPP的付费基础大量依赖政府支出责任（可行性缺口补助），实质上是以PPP之名行地方政府举债之实；新机制刚性约束使用者付费，意味着**只有能够产生可收费现金流的项目才具备采用PPP模式的资格**。这一约束对水利项目的筛选效应是结构性的：供水工程、污水处理、有发电功能的水利枢纽等经营性较强的项目适用性高，而纯公益性防洪工程、生态治理工程则难以满足使用者付费要求。
新机制面临的突出挑战也正在于此：**公益性项目与“使用者付费”要求难以匹配**；民营企业参与度低，纯民营项目仅占6.2%；价格调整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制约项目落地效率。破解这一困局的方向不在于放松使用者付费的约束，而在于**将公益性项目中可经营的部分与纯公益部分在项目结构上分离**，通过“水利+绿色能源”“水利+生态产品”“区域供水网络一体化”等组合模式，使可经营收益能够覆盖或部分覆盖整体成本。山东肥城水库BOT、河北馆陶供水设施TOT、甘肃玉门引水工程民营主导等案例的共同经验是：明确的付费基础、民营企业的效率优势、绩效挂钩的监管机制，三者缺一不可。
5.5 从“建设财政”到“资产运营”：投融资工具的扩展
“十四五”期间水利建设年均吸引社会资本超过千亿元，2025年单年社会资本1476亿元，创历史新高。但社会资本在水利总投资中的占比仍然有限，银行贷款在PPP项目中占比高达70%—80%，融资结构对债务的依赖度偏高。
REITs的引入为存量资产的盘活提供了新的工具。2024年浙江绍兴汤浦水库REITs成功上市，募集资金16.9亿元，净回收资金用于镜岭水库建设，实现了“盘活存量—投资增量”的循环。水利部明确“十五五”时期将“积极培育发行更多水利REITs”，并推进水网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试点，以多种措施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REITs的制度意义不在于融资规模（单只REITs的募集规模相对于万亿级投资而言有限），而在于它**为水利资产建立了一个市场化的估值基准和退出通道**。当存量水利资产可以通过REITs实现定价和交易时，资产的运营绩效就获得了独立于政府信用的市场评价，这对于推动“运营主导”转型具有杠杆效应。REITs扩围的瓶颈在于底层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和现金流稳定性：使用者付费比例低、价格调整不到位的项目难以满足REITs对分派率的要求。因此，**REITs的扩展与水价改革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六章 水务发展战略：市场结构、能力转型与整合逻辑
6.1 水务行业的市场规模与结构特征
2025年中国水务行业总营收约9800亿元，预计2026年首次突破1.05万亿元。水环境治理市场规模突破6700亿元（广义口径），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市场规模达1800亿元。城镇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6亿立方米/日，黑臭水体治理投资规模超过400亿元。
但市场规模的增长与行业盈利结构之间存在显著分化。以环境企业营收前50为观察窗口，2025年度前50企业平均营收75.36亿元，同比下降3.91%；营收超过200亿元的仅3家：光大环境280.20亿元、北控水务242.70亿元、首创环保200.50亿元。**行业前五企业合计市场份额不足10%，呈现高度分散格局**。首创环保2025年运营类业务收入157.92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83.62%，这一比例提示了行业领先企业的收入结构正在从工程导向转向运营导向。
高度分散的格局是水务行业的长期特征，其根源在于**水务资产的属地化属性与地方政府的控制偏好**。供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服务范围与行政区划高度重合，跨区域整合面临资产估值、人员安置、地方利益协调等多重摩擦。但这一格局正在被**省级水务集团的整合战略**所侵蚀。
6.2 省级水务集团的整合逻辑与并购实践
2025年水务并购整合的案例密度明显上升，且呈现出以省级水务集团为整合主体的特征。江西省水务集团收购宜春水务集团控股权，这是其收购的第三家地市级水司；中闽水务集团收购圣元环保旗下4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增加28万吨；重庆水务以3.54亿元收购重庆水投持有的渝江水务100%股权。省水务集团还以经营权移交方式接管奉新县城市供水，整合方式不限于股权收购。
省级水务集团的整合逻辑与上一轮以跨区域扩张为特征的“跑马圈地”有本质区别。**上一轮扩张的驱动力是投资拉动和市场份额，整合的着眼点是项目获取；当前整合的驱动力是资产效率和管理协同，着眼点是区域内的管网连通、服务标准统一、采购与运营的规模效应，以及融资能力的集中**。在地方财政压力加大、水务资产收益率承压的背景下，省级平台以较低的资金成本和较强的信用等级接手地市水务资产，同时承担存量债务化解和设施更新投资的职能，形成了一种**“以整合换化债、以规模换信用”的务实逻辑**。
这一逻辑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整合后的运营改善是否真实发生。如果整合仅停留在股权层面，而管网漏损、产销差率、服务响应等运营指标没有实质性改进，那么规模扩大只会放大低效，而非创造价值。**整合的成败标准应当是运营指标的改善，而非资产规模的扩张**。
6.3 智慧水务：口径分化与价值兑现的制度条件
智慧水务是当前水务行业叙事中最活跃、也最容易产生误导的领域。公开报告中至少存在四个量级的市场规模读数：平台软件口径467.8亿元（2025年，增速22.1%）；数字水务系统口径突破98亿美元（约7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34.2%；全产业链口径1800亿—2100亿元；更宽口径约1460亿元。口径差异的根源在于对“什么算智慧水务”缺乏统一界定，而**口径的混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产业事实：它反映了智慧水务内部不同环节的成熟度和商业模式差异极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盈利结构的分化。智能水表等标准化硬件环节盈利能力稳健，智能水表CR5升至58.6%；而平台型智慧水务上市公司普遍承压，威派格2025年营收11.60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1.53亿元，和达科技营收同比下降35.88%。**“设备在赚钱、平台在承压”** 的格局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智慧水务的价值创造目前集中在硬件销售环节，而软件平台和系统集成的价值兑现受制于付费机制和运营能力的制度条件。
AI在边界清晰、反馈闭环短、数据密度足够的场景中已经产生了可验证的经济效益：污水处理曝气优化和智能加药场景中吨水电耗降低10%—37%、药耗降低20%—67%，管网漏损识别准确率超过92%。但这些技术效益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受制于三个非技术条件：**数据标准的统一、付费机制的重构、运营能力的组织化沉淀**。2026年CJJ 92—2026和GB/T 47884—2026等国家标准的实施正在为数据标准提供制度基础，合同节水与按效付费在部分地区的推广局部回应了付费机制问题，但运营能力的组织化沉淀是更难、更慢的环节。
“十五五”期间智慧水务的结构性机会集中在四条主线上：**漏损控制的刚性达标市场、污水处理节能降碳的运营优化市场、县域与农村供水的数字化补短板市场、数据资产化与碳资产化衍生出的新型价值空间**。其中，漏损控制市场的驱动力最强，因为它同时具备政策刚性（漏损率考核）、技术可行性（DMA分区计量和AI识别）和可计量的经济回报（节水直接降低成本和资源税支出）。县域和农村市场的潜力最大但支付能力最弱，需要与县域统管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组织变革同步推进。
6.4 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规模化与组织化
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71%，县域统管比例72%，提前两年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主要依赖水窖、水柜供水的人口较“十三五”末减少79%。“十四五”期间各地累计落实农村供水建设资金5902.8亿元，其中地方债券、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等市场化方式占比达到80%。2025年单年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投资1536亿元，贷款和社会资本占比超47%。
这些数据表明农村供水的“有无”问题已基本解决，下一阶段的核心矛盾转向**质量、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喝好水”意味着水质达标、水压稳定、服务响应及时，这些目标的实现成本远高于“有水喝”，而农村用户的价格承受能力和付费意愿有限。县域统管和城乡供水一体化是组织层面的回应：通过扩大服务半径和统一运营标准来摊薄单位成本，通过专业化管理来提升水质和可靠性。但**统管本身不解决付费问题**——如果水价无法覆盖运营成本，统管只是将分散的亏损集中化。
可行的路径是将农村供水的**基本保障功能与经营性服务功能分层**：基本保障部分由财政承担，经营性部分（超出基本保障标准的用水、延伸服务）按市场化原则定价。同时，将农村供水与**再生水利用、小型水利设施运营、分布式光伏**等可产生增量收益的业务捆绑，改善项目的整体现金流。这一逻辑与PPP新机制中“组合模式”的思路一致，其有效性取决于捆绑的业务是否具有真实的经济关联和可收费性。
6.5 水务企业的能力转型：从工程能力到运营能力
水务行业长期以工程建设能力为核心能力，企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项目获取、融资安排和施工管理上。当行业进入“运营主导”阶段后，核心能力需要向**资产运营效率、客户服务质量和成本精细化管理**迁移。
这一迁移的困难在于，工程能力与运营能力遵循不同的组织逻辑。工程能力依赖于项目制管理、资本动员和外部关系协调；运营能力依赖于标准化流程、持续的数据积累、一线员工的技能稳定性和渐进式改进的文化。水务企业中同时擅长两者的组织并不常见。领先企业的运营类收入占比提升（首创环保83.62%）是一个积极信号，但运营收入的增长本身不等于运营效率的提升。**衡量运营能力的关键指标——产销差率、吨水电耗药耗、污水处理达标稳定性、客户投诉响应时间——的持续改善，才是能力转型的可靠证据**。
运营能力的组织化沉淀还涉及**人才的职业路径**。在工程主导的时期，优秀的工程管理和市场开发人才是企业的核心资产；在运营主导的时期，工艺工程师、数据分析师、设备维护技师和客户服务管理者的价值上升。企业的薪酬体系、晋升通道和培训投入是否随之调整，是观察其能力转型真实程度的内部指标。
6.6 水环境治理的提质增效与“厂网一体”
城镇污水处理能力的大规模建设阶段已接近尾声，行业重心转向**既有设施的提质增效和管网系统的补齐**。近30%的老旧管网面临渗漏与溢流问题，催生了每年约600亿元的管网检测与修复市场。水生态修复方面，黑臭水体治理、湿地建设与河湖连通工程2025年投资规模超过400亿元。
“厂网一体”是提质增效的组织载体。传统体制下，污水处理厂与配套管网往往由不同主体建设运营，厂端追求达标排放和能耗优化，网端缺乏维护激励，导致“厂进水浓度低—处理效率浪费—溢流污染”的恶性循环。厂网一体将厂、网、河纳入同一运营主体的绩效责任，使运营者内化管网维护的收益。这一模式在政策层面得到鼓励，但其实施面临**资产归属分散、存量债务划分、跨部门协调**等障碍。厂网一体的推进速度，取决于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将分散在住建、城管、水利等系统的涉水资产进行实质性归集。
6.7 水务ESG与绿色金融：工具进展与实质约束
水务企业是绿色债券市场的重要发行主体。碧水源发行2025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科创票据），募集资金用于水污染防治装备制造；中国水务集团发行绿色中期票据（债券通）；昆山市水务集团发行苏州首单“绿色+可持续挂钩”永续中票；台州市水务集团发行绿色可续期债券，票面利率2.5%，认购倍数2.98倍。ICMA《绿色债券原则》（2025年5月版）将“可持续水资源与废水管理”明确纳入合格项目类别。
绿色债券的发行便利和成本优势是真实的，但**ESG工具与水务运营改善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审慎评估**。绿色债券的资金用途合规性审查关注的是“钱是否投向了绿色项目”，而非“绿色项目的运营是否产生了可验证的环境效益”。如果募投项目的节水、减排效果缺乏第三方核证和持续披露，绿色债券就可能沦为低成本的融资标签，而非环境绩效的治理工具。**ESG对水务行业真正有价值的推进方向，是将可持续挂钩债券的票面利率与可量化的运营KPI（如漏损率、吨水电耗、再生水回用率）挂钩**，使融资成本反映运营改善的真实进展。目前“可持续挂钩”品种的出现是朝向这一方向的初步尝试，但挂钩指标的雄心水平和验证机制的严格程度仍有提升空间。
第七章 国际比较：制度条件的可比性
7.1 以色列：稀缺条件下的制度密集化
以色列的水管理体系以**国家所有、统一调配、严格监管**为基本特征。《水法》规定境内所有水资源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水资源委员会负责定价、调拨与监管。这一制度结构是在极端缺水条件下形成的：北部年降雨700—800毫米，南部沙漠仅20毫米，制度设计必须以水资源的统一权威配置为前提。
以色列经验的可借鉴之处不在于其具体机构设置，而在于**制度密度与稀缺程度的匹配**。在水量极度稀缺的环境中，每一单位水的配置都需要精确的计量、定价和监管，制度成本相对于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是合理的。中国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华北地区和西北部分地区，面临类似的制度需求；但在水资源相对丰裕的南方地区，同等密度的制度安排可能带来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差异化的制度密度**——在稀缺地区实施更精细的计量、定价和配额管理，在丰水地区更多依赖水质保护和生态空间管控——可能是比全国统一制度模板更适配的策略。
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已更新至第六代，再生水用于农业灌溉的收费标准比国家供水管网水价低约20%，这些需求侧管理工具的有效性依赖于**价格信号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反馈**：价格反映稀缺，稀缺驱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缓解稀缺并改变价格的合理水平。中国节水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这一反馈循环，而当前水价信号的微弱程度限制了循环的启动。
7.2 新加坡：机构整合与再生水的系统嵌入
新加坡水资源管理的关键制度特征之一是**机构整合**：将供水和污水处理分散的行政职能整合到统一机构之下，消除了“供水者不关心污水、排水者不关心供水”的碎片化激励。新加坡的再生水（NEWater）使用反渗透膜技术，清洁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饮用水标准，再生水进入生活供水系统与自来水配比供应。
新加坡经验的核心启示是**“系统治理”需要组织载体**。系统治理在理念上要求将水量、水质、水生态统筹考虑，但如果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分属不同机构，统筹就只能依靠外部协调，而协调成本会随着系统复杂度的上升而急剧增加。中国正在推进的“厂网一体”“城乡供水一体化”“县域统管”在组织逻辑上与新加坡的机构整合方向一致，但中国的行政区划层级更多、部门利益更复杂，整合的难度和所需时间远大于城市国家。
再生水的系统嵌入是另一个值得对照的维度。新加坡将再生水纳入**常规供水组合**而非作为“替代水源”的边缘化处理，这要求再生水的质量标准、管网系统、定价规则与常规水源一体化设计。中国再生水利用量已突破220亿立方米，市场规模1800亿元，但在大多数城市，再生水仍处于“补充性水源”的制度定位，其管网独立性、水质标准与用户接受度限制了系统嵌入的深度。将再生水从“项目层面的示范”提升到“系统层面的常规配置”，需要规划、投资、定价和监管的全链条调整。
7.3 国际经验的适用边界
以色列和新加坡的经验在比较研究中常被引用，但两者的制度条件与中国存在根本差异：**国家规模、行政层级复杂度、水资源条件的区域异质性，以及水在农业和粮食安全中的战略权重**。以色列和新加坡都是小型经济体，中央政府的协调成本低，政策执行的穿透力强；中国的水治理需要在巨大的空间异质性和多层级治理结构中运行。
因此，国际经验的正确用法不是“移植制度”，而是**识别制度功能上的等价物**。以色列的“统一调配”功能在中国可能由流域管理机构和跨区域水权交易共同承担；新加坡的“机构整合”功能在中国可能通过厂网一体、省级水务集团整合和河长制的协调机制组合来实现。功能等价物的识别，比制度形式的模仿更有分析价值。
第八章 战略判断与建议
8.1 核心判断
**判断一：水务行业的投资峰值尚未到来，但投资的边际回报结构已经改变。** “十五五”水网和地下管网合计超过1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仍将支撑行业的总量增长，但增量投资中，运营性投资（管网维护、设备更新、数字化改造、农村供水提质）的占比将上升，新建工程主导的模式逐步让位于“新建+更新+运营”的混合模式。企业的竞争力将更多取决于运营效率而非施工能力。
**判断二：水权市场的“制度厚度”而非“交易规模”是下一阶段的瓶颈。** 1.4万单的交易频次证明了平台的运行能力，但“惜售”、价格信号微弱和跨区域大宗交易有限，说明水权作为可交易资产的法律安全性和定价参照系尚未充分建立。水权市场的深化需要与取水许可制度改革、水资源税的收入使用、以及流域层面的水量分配方案形成联动。
**判断三：水价改革的空间不在“涨价”，而在“结构”。** 居民用水价格的福利敏感性限制了总体价格水平的调整空间，但多水源供水格局下的水源比价、容量—水量两部制价格、再生水的系统性定价、以及水权交易的价格发现，都存在显著的结构性改进空间。结构性价格改革的政治阻力小于总体提价，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潜力更大。
**判断四：水务行业的整合将加速，但整合的价值取决于运营改善的真实发生。** 省级水务集团的整合逻辑具有财政和信用的合理性，但如果整合不能带来管网漏损下降、服务标准统一和采购运营协同的实际收益，规模扩大只会放大低效。整合的考核标准应当从“资产规模”转向“运营KPI的改善幅度”。
**判断五：智慧水务的价值兑现需要“付费机制”的突破，而非技术的进一步供给。** AI在曝气优化、加药控制和漏损识别中的经济效益已经被验证，但平台型企业的亏损表明，技术价值转化为商业收入需要**按效付费、合同节水、漏损达标对赌**等付费结构的制度化。技术供给不是瓶颈，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才是。
8.2 面向“十五五”的若干建议
**第一，将水权“惜售”问题的制度脱钩作为水市场建设的优先事项。** 明确交易水量不因交易事实而在许可周期内被核减，交易收益的合法性得到充分保护，节水形成的节余水量在下一轮许可分配中享有优先权。这一制度调整的技术难度不高，但对水权市场供给侧的激活具有关键作用。
**第二，在多水源城市开展水价结构改革试点。** 选择同时使用本地水、外调水、再生水和地下水的典型城市，试点水源间比价关系、容量—水量两部制水价和再生水系统性定价，积累可推广的结构性改革经验。试点的评估标准不是价格水平的涨跌，而是水源配置结构、节水效果和用户负担分布的变化。
**第三，将横向生态补偿与流域水权交易进行机制衔接。** 横向补偿提供基础性、持续性的保护激励，水权交易和生态产品交易提供边际性、增量性的激励。在长江、黄河干流补偿机制2027年建成的目标下，同步设计补偿资金与交易收益的互补规则，避免两套机制各自运行、激励重叠或相互抵消。
**第四，以“运营KPI挂钩”重构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的设计。** 将票面利率调整与漏损率、吨水电耗、再生水回用率等可验证的运营指标挂钩，并要求第三方持续核证，使绿色金融工具从“融资标签”升级为“运营治理工具”。
**第五，省级水务集团的整合考核从资产规模转向运营改善。** 在整合的绩效评价中，将产销差率、污水处理达标稳定性、农村供水水质合格率、客户投诉响应时间等运营指标置于与资产规模同等或更高的权重，防止整合沦为报表合并而运营实质不变。
**第六，为“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建立可操作的制度接口。** 在洪水资源化的计量规则、蓄滞洪区运用补偿与水资源增益的分配、生态调度与发电灌溉调度之间的优先级规则等方面开展制度设计试点，使洪水治理理念的扩展落到可执行的规则层面。
结语：
中国治水转型的深层动力，来自一个基本事实的展开：**当工程能力足以在物理层面“控制”水的时候，水治理的瓶颈就不可避免地转移到制度层面——转移到谁有权使用水、以什么价格使用、使用后的成本由谁承担、以及不同目标之间的优先次序如何确定**。“十四五”和“十五五”交接之际，中国水利站在一个投资规模仍在扩张、但制度能力的边际重要性急剧上升的节点上。
水权交易“惜售”背后的产权安全焦虑，水价调整在多水源格局前的结构性失语，智慧水务“设备赚钱、平台承压”的盈利分化，省级水务整合中规模扩张与运营改善之间的潜在脱节，横向生态补偿从框架到实质的距离——这些现象各自看似是不同领域的技术性问题，但它们共享同一个根源：**新治水目标所需要的制度互补性尚未形成**。单项制度的推进——建一个平台、发一只REITs、调一次水价——可以产生局部改善，但只有当价格信号、产权规则、付费机制、监管能力和组织载体相互支持时，转型才会从政策话语变为行业现实。
对于水务行业的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战略评估的坐标系需要调整：**不再以“投资规模”和“项目数量”为首要指标，而以“在制度条件改善中占据有利位置的能力”为核心**——谁能够在水价结构改革中提供可复制的解决方案，谁能够在运营KPI的改善上建立可验证的记录，谁能够将智慧水务的技术效益转化为可收费的服务，谁就将在“制度能力竞争”阶段获得结构性优势。规模仍然重要，但规模的回报将越来越取决于规模之上的制度匹配与运营深度。
报告说明：本报告基于截至2026年11月的公开政策文件、统计数据、行业研究和企业信息编制。部分市场规模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报告在相关章节已作辨析。报告中的判断和建议属于分析性意见，不构成投资或政策决策的直接依据。
免责声明：本报告基于公开信息和行业研究数据编制，仅供行业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风险自己承担。
中国给水排水2027年大会主办协办技术报告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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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自各部委行业管理单位、各大高校、科研机构、设计院所、工程总承包（EPC）公司、水务集团、水务（排水）管理、城市更新技术及典型案例、污水处理厂设备更新及提标改造工程技术及典型案例、水务环境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新技术、新材料、新场景应用、智慧绿色低碳水厂建设及运行、废水及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建设及运行、水务降本增效技术及实践、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工业（园区）污泥处理处置、绿色零碳园区建设及运营、固废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垃圾渗滤液处理、污水处理厂、水环境综合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溢流污染治理、工业企业的水处理技术/管理专家等申请发言，作与会议主题相关的优秀报告。（王领全 13752275003 主办、协办、报告、展览展示等）
新兴产业水务发展：超纯水供应技术，冷却系统运维管理，新兴产业废水处理，新兴产业废水污染监测，废旧汽车电池处置废水处理技术，废弃太阳能、风能组件处置废水处理技术。（王领全 13752275003 主办、协办、报告、展览展示等）
中国给水排水智慧水务大会 会议主题：
1、城乡水务数字化转型政策方向与行业发展新趋势
2、智慧水务顶层设计与数字孪生平台建设实践
3、供排水管网漏损智能监测与精准管控技术
4、AI大模型在水务调度、水质预警、运维巡检中的应用
5、水务数据中台建设、数据治理与数据安全
6、污水处理厂智能化升级、智能加药、工艺数字调控
7、二次供水智慧化改造、水质在线监测与风险管控
8、智慧水务项目建设模式、投资管控与运维长效机制
9、物联网感知、新一代传感设备在水务场景落地应用
10、智慧水务建设难点复盘、典型项目经验与教训
（王领全 13752275003 主办、协办、报告、展览展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