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曙松；杨现领
历史的成功不会自然导致未来的成功。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8%一路蹿升到52.7%，城市人口从1.7亿人猛增到7.1亿人，用了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花100多年才走过的道路。这种规模庞大、速度极快、“高度浓缩”的中国式道路，在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和资金流向三大问题变得尖锐的时候，下一阶段必然开始分化。
比如，农村和中小城镇，依然会加速，内陆中心城市则需要在存量上再配置，沿海城市的服务转型则要靠人才流人。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城镇化率相同的城市，一个由1000万个蓝领组成，一个由1000万个高科技人才组成，哪个城市可以发展服务业似乎不言而喻。
农村和中小城镇:依然加速
农村和中小城镇未来需要怎样的城镇化？最重要的就是人的问题，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有可能实现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提升，进而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具体而言，这里的城镇化将呈现几个显著特征。
特征一:唯一的“加速区”
从城镇化指标上看，50%是一个转折点，即在30%-50%之间是加速时期，50%-70%是减速时期。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城镇化进程的“减速区”。未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幅度预计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每年新增城市人口预计将保持在1500万左右。
然而，从结构上看，全国仍有多个省份城镇化率处于30%-50%之间，这些区域未来即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区”。
特征二:这里是流动人口的“回流区”
城镇化的核心是劳动力、资金的流动。过去20多年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这里基本上属于农村劳动力的净流出区。以河南为例，2010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2363万人，其中省内转移1148万人，省外输出1215万人(占河南省富余劳动力的51.42%)。
目前，中国已经到来的老龄化和特有的乡土情结将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工回流至流出地。以2008年为转折点，之后跨省就业的劳动力占比下降，乡外县内和县外省内的就业比重增加。微观调研数据也显示，随着中国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进程，71.4%的30岁以上农民工在未来3-5年会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或老家附近打工，相反，81.4%的20岁以下农民工会选择大城市。
对于第二次择业的农民来说，超过五成的农民工会选择在县外省内务工，同时有35%的农民工会选择在乡外县内务工，在省外的务工比例远远低于第一次外出务工。
在回乡务工的缘由中，有40%的考虑因素是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25%认为老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多机会，也有部分人考虑到在城市没有归宿感以及孩子的落户、教育等因素。
特征三:这里是农业现代化的“重镇区”
表面上看，这里城镇化率低、农业产值和农业就业比重高，但背后的核心却是现代农业发展不足，工业化对农业的带动作用不够，劳动力吸纳能力不强，城镇化率低是对这个问题的综合反映，它像是一个结果。因此，这里推动城镇化着重在两点:
第一，用现代技术和金融改造传统农业。首先无疑依然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和农业机械化。其次则是靠农村金融来拉动，培养一批职业农民和农民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农村金融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涌现一批农民企业家的时代。但当大银行不再理睬农村和农业，挤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就造成典型意义上的“金融二元结构”。下一阶段，农村金融、包括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商业银行全资持有的贷款子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或将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重点。
第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耕地流转。从经验来看，第一个政策底线是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耕地流转也不能改变用途。第二个政策底线是“增减挂钩”，将集体建设用地重新规划整理，一些复垦为耕地，另一些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在靠近城市、城镇和产业园区的范围内，发展农村社区，目前全国不少省市均有不同程度的试验。
二三线城市:“拥挤效应”来袭
对于内陆中心城市和沿海二三线城市来说，未来城镇化要明确一个前提:这里人口密度已经开始出现“拥挤效应”，唱大戏的依然是城市分工，敲大锣打边鼓也要有声有色。也就是说，城市和郊区、中心城市和外围之间需要通过减少有形和无形的交易成本，实现人口、资源和不同产业的重新配置。
特征一:交通网络一体化
这里下连外围郊区、中小城镇，上连已经成熟的沿海中心城市，为实现更好的城市功能和专业分工，还需要通过交通网络的一体化以缩短三个层面的距离，形成上下互连的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一是地上地下大联通，将城市与郊区、中心与外围之间连成一体，降低生产和贸易成本；二是高速铁路，将内陆中心城市与沿海中心城市连成一体，承接产业转移。
尽管交通网络的一体化对于城市分工十分重要，但并非问题的全部，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比如，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经济活动越密集，服务业的规模效应就越显著，对高科技人才和高新企业的吸引力就越大。从这个角度讲，内陆许多省会城市的规模和集中度已经具备被沿海辐射的首要条件。
再比如地理位置，短链条的服务模式更灵活便捷，交易成本更低。西藏许多城市的地理位置和条件决定了那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极高，很有可能被隔离在城市繁荣的大门之外。
还有，土地在工商业用途之间转换的灵活度。城市功能分散化和专业分工，意味着中心和外围城市需要承担不同的功能，因此，土地用途需要顺利转换，中心城市需要更多的商业用地，而郊区和外围城市则需要更多的工业用地。
特征二:内陆中心城市崛起
综合交通、人口规模、地理位置等因素，未来最具潜力的城市是由市场力量综合打造的，而非由政府打造的。具体而言，各省市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圈”规划，谁最终能够胜出，取决于市场，而不是设想。
目前来看，规划中的“城市圈”有16个，多处在“三纵两横”城市带，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以韩国大邱市为例，发达的公路和高铁网络将它与周边的浦项市、龟尾市、蔚山市、釜山市连接起来，从而使不同城市在汽车制造、电子制造等行业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
重庆、武汉、成都、郑州、西安、合肥、长沙、南昌、太原、济南等城市规划中的区域中心城市不可能同步享受来自沿海增长中心的“辐射效应”，同步实现快速的增长。在这场内陆城市的竞争中，有的城市会优先发展，有的城市会靠后发展，有的城市甚至会停滞不前。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陆“城市圈”的概念可能更像是一个“中心点”，而非一个繁荣共享、同步发展、分工协作的“经济圈”，在中心城市规模、房价、地价、科技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前，郊区和外围城市仍将服务于中心城市的发展。
无界之城
未富者求富，已富者求变。但对于沿海城市和边疆城市而言，关键都在于重构——打破分割，寻求更大程度的开放，从地理空间上获取机会。
特征一:开放而变“无界之城”
如果不存在人为和自然的限制，我们就会面对一个理想状态下的“无界之城”、“无界之国”。
开放的“世界之城”往往是现代服务业的中心城市。首先，全球经济最主要的变化是所有产业对服务业的需求都在日益增长；其次，服务业特别是现代可贸易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生产集中的客观要求；再次，服务业终端产品的运输成本极低，甚至可以忽略，这使得服务业中心城市可以在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上完成配送。这使得全球性的中心城市所构成的服务网络可以跨越东西南北，成为全球的服务业中心。
特征二:转型而变“服务业之城”
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三个最受益的城市，未来的城镇化对于它们而言，不在于如何增长，而在于如何转型。
原因在于:(1)人口密度很可能已经由“密度优势”进入“密度负担”阶段。以北京为例，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分别是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的3倍、22倍。(2)若以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衡量，以房价与人均收人作为对比指标，这三个发达城市与内陆城市之间的“城市人口争夺”或已展开。以长沙为例，“北上深”平均人均收人是长沙的1.2倍，房价却是长沙的3.5倍，2011年长沙市常住人口704万人，户籍人口650万人，是内陆省会城市中为数不多的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之一。(3)发达城市目前正处于城市增长动力的转型期，原有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优势正在消失，新兴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优势尚未形成，而与周边国际大城市如香港、东京、新加坡等的竞争也不可避免。
事实上，沿海一线城市的未来并非总是乐观，反而一线城市郊区的发展更为确定。
从我们的分析框架考察，未来的重点一是向外，二是向内，向外要顺应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区域一体化、新兴市场国家城镇化浪潮方兴未艾的三大趋势，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减少资本流动的市场分割，实现对外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向内则要顺应产业转移、内需扩张两大趋势，形成一个有效的供应链和交通网，将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对接起来。
特征三:边疆城市，向新兴国家开放
我们用广西开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广西地处中国的南疆，东面毗邻珠三角这一区域增长中心，背靠大西南，南临北部湾，与越南水陆相连，处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位置，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纽带。
由于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相似，广西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分割更容易减少。而且广西的海岸线长约1595公里，占我国大陆海岸线的1/11左右，北部湾海域面积12.9万平方公里，是渤海海域面积的1.67倍，可建200个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码头。
这些先天条件，再加上多数东盟国家的城镇化率低于50%，未来城镇化的潜力巨大，广西完全有条件从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受益。以与广西接壤的越南为例，越南近10年的GDP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年均增长7%以上。东盟国家有近5亿人口，大多数国家政局稳定，经济增长前景看好，对外分割的破除将使广西打开这一巨大的生产和消费市场，分享东盟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蛋糕”。（完）
文章来源：《商界评论》 2013年第11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城镇化突进与突变 2014-01-29 巴曙松研究员金融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