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二期《环保产业》
编者按：上周小编与大家分享了《环保产业》于2012年刊发的一篇名为“工业废水治理：真实的市场与真实的竞争”的旧稿后，没想到收到众多高端读者的热烈反馈，于是索性将该作者的另一篇名为《当强制性水质标准沦为权宜》的旧稿也翻出来，一来是借助微信这种受众更广的形式与更多关心环保产业的人士互动，二来也是对环保部“全国2.8亿人饮用水不安全”这一消息的历史呼应，看一看《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正式实施近两年后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思。
我们知道，每一滴水在到达终端用户之前，都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无论在哪一处拖泥带水，都可能导致人们入口的饮用水不洁，正因如此，才会担心这场全国考试终因“法不责众”而将最后期限变成无期限——本来是协同合作的一段佳话，却成了互相推诿的一张温床。下文中对供水每一相关环节的论述，是对政企分工和公私合作的市场预期，更是对中国优质饮用水的期盼。
◆第一关：防治水源污染
鄂学礼认为，最大障碍是水源地污染，而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在今年全国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的一句话也算是佐证：“全国20% 城市居民的饮用水水源地不达标。”虽然这句话未说明饮用水水源地总数，但是有其他资料表明，全国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为4555 个。这种现状催生的市场需求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修复，水质在线监测和相关的药剂与设备等，其中环境修复尤其是中国的弱项。
现实中，水体污染防治经常被视作一个目标，而不是一种手段，区别在于手段往往近在眼前，而目标却可以远在天边；但若仅仅把水体污染防治作为手段，而将目标抛诸脑后，以至于治理之后不事防护，就真的应验了“打江山易，守江山难”那句话。
至于用于这项事业的投资，则好比水中望月，镜里观花。中国政府每每公布一个规划，其庞大的投资计划都能让发达国家的企业连连咂舌，但置身其中后却百思不得其解，一是这些投资撬动市场的有效作用力远非想象的那般巨量，二是那么多人民币扔出去却似打了水漂一般难见成效。久而久之，这些外来的和尚就得出结论：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人不是缺钱，而是不会花钱。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谓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第二关：升级水厂工艺
有资料显示，我国饮用水污染事故有半数以上发生在水源地环节，另有近四成发生在管网和二次供水环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水厂就可以置身事外，总不能第一关过得踉踉跄跄，第二关再过得糊里糊涂。相反地，在新标准一路披荆斩棘的过程中，水厂最应该扮演起查缺补漏的角色，而不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对一时间难以扭转的水源地不合格情况作壁上观。
根据鄂学礼的介绍，让众多水厂在达标率一役中纷纷落马的指标主要是微生物，然后是有机污染物，要解决这些问题，水厂责无旁贷。而今年5 月份颁布《 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2020 年远景目标》也确实就城市、县城和重点镇的水厂改造提出了目标（表3），规划投资为465 亿元人民币。
在三种改造方式中，市场上比较期待的是第一种（深度处理）对先进产品和技术的需求，以及第三种对有关化学药剂的需求，尤其是从改造规模上看，最大的一块就是城市的深度处理（和预处理）。目前探讨比较多的深度处理主要是膜分离法、活性炭吸附法和臭氧法，三者各有优劣（表4），因此也可以结合运用，比如臭氧－活性炭和活性炭－超滤膜等。
综上种种，可以看出虽然单一技术无法百分百解决我国现存的饮用水水质问题，但是若能灵活运用，取长补短，并不算是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然而，每种技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存在投资大，费用高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去这第二关真正是卡在了“钱”字上，因为政府谈补贴色变，水厂谈成本色变，群众谈涨价色变。然而，这一关究竟是否可以因为钱的问题而蒙混过关？是否投资和费用真的贵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省下来的钱是否能够抵得过机会成本呢？
首先，全国有九成以上的水厂采用的都是传统的四步法工艺，即混凝、沉淀、过滤、（加氯）消毒，而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水厂更是把工艺简化为了消毒而已，如今世异时移，百年不变的传统工艺面对清澈不再的水源，即便有臭氧和活性炭助阵，有时也会力不从心，更不要提面对水源污染的应急能力。
其次，虽然全国各地频频以成本增加，入不敷出为由召开水价听证会来谋求水价上涨，却又始终拿不出一本能够说服公众的账单，而北京晓清环保集团总裁韩小清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吨水不算管网投资就是两三毛钱，加上管网也不到一块钱，其实供水比污水要好做得多。”
最后，被称为“纳滤之父”的蓝伟光博士经常就中国饮用水问题公开发表言论，他明确表示，在国家不补贴的情况下，将传统四步法工艺直接升级到以纳滤技术为核心的新兴工艺，每吨成本最高增加0.7 元。抛开纳滤技术可行性不谈，这番话的逻辑关系再明白不过——即便是应用最昂贵的膜法工艺，也不足以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时候可能又要回到老生常谈的水价问题——当城市建设维护资金和土地出让收益难以向水务倾斜的时候，无论是社会资本引入，还是企业自行筹措，实行责任就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落到了水价上面。只可惜，先有优质水还是先有高水价的口舌之争太滥，只会显得政府无情，水厂矫情，群众难为情。
就社会资本引入来说，水厂在所有环节中最早具备商业模式，包括股权转让、合资、BOT、TOT、O&M 等特许经营项目。根据Global Water Intelligence（全球水资讯）的中国水务项目数据库显示，全国这类项目共有二百多个，其增量在2006 年达到峰值（图1），后来在“溢价风潮”、经济危机和拉动内需的影响下才归于平静。这些模式在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市场预期的刺激下，若能惩前毖后，依然可以治病救人。
◆第三关：改造老旧管网
无论是58.2％，还是83％，主要考察的还都是水厂出水水质，尚不足以触及中国饮用水安全问题的最痛处——输送管网，这一关的作用好比“0”之前的“1”，一子错，满盘皆落索。目前我国供水管网每年大约新增3 万公里（图2），就老旧程度来说，使用年限在50 年以上的大约有10％；就材质来说，灰口铸铁管、普通水泥管和镀锌铁管这类劣质管材大约占40％。形势虽然严峻，但是“危”“机”并存，据测算，改造全国三分之一的供水管网大约需要投资1500 亿元，对这个利好的感知让很多管材供应商兴奋不已。而且《 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2020 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对使用年限超过50 年和灰口铸铁管、石棉水泥管等落后管材的供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共计9.23 万公里，其中设市城市4.20 万公里，县城2.51 万公里，重点镇2.52万公里。
然而这一次，钱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却不是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之前许多省市都能拿出“十一五”期间供水管网改造的成绩单，但仔细看去，解决的还是那些比较容易解决或者不解决不行的问题，类似老旧城区这样的硬骨头似乎依然如故。纵向分析，供水管网是初建阶段因产品市场局限性和建设者未能远视到未来需求而遗留的历史问题，经过时间沉积，解决起来往往剪不断，理还乱；横向分析，管网新建、改建和扩建牵涉到市政规划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中国”马路拉链“现象多年来屡遭抨击却又屡禁不止的前提下，供水管网的改造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是单一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说，管网改造这项以城市为单位的任务甚至比污染防治这种以流域为单位的任务还要艰巨，但若以这些困难为理由迂回逃避，则与讳疾忌医无异。雨果说下水管道是城市的良心（consciousness），结果被国人抛开原意而用来针砭时弊，其实供水管道又何尝不是城市的良心？
◆第四关：督管二次供水
大势所趋，中国住房的供求曲线必定会让高层住宅遍地开花，迅速繁衍，即便比不上香港特区的高耸入云和吉隆坡的密密匝匝，也肯定会离低层和多层住宅越来越远。相形之下，本应与时俱进的二次供水却只能羞赧，媒体曝光的那些高、中、低位蓄水池和水箱、管道、阀门、水泵机组总是一副不堪入目的样子，以至于其他用户也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信任危机愈演愈烈，维权战争爆发频繁。
表面来看，二次供水环节象征着“一次供水”的终止，设施都是由开发商建造，由物业公司管理，供水相关部门可以用一句典型的中国式官话来撇清责任：“那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但是随着饮用水安全问题提上日程，这块监管死角不能再偏安一隅。至于具体办法，天则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部主任赵旭较为推崇“重庆模式”（表5），认为它可以清晰界定各方责任，不会产生二次供水设施产权争议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意味着商机，能调动二次供水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笔者相信，虽然这些模式都是人为的归纳总结，没必要为哪一个束手束脚，但只要虚心学习，取长补短，总能找到适合自己城市的出路。直言不讳地说，二次供水这一关能否顺利通过，不在于工作能力，而在于工作态度，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监督管理，能否立杆见影都取决于此。在贯彻新标准的所有关卡中，二次供水环节最容易打通，却也最容易让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若任凭它持续引发20％的饮用水污染事故，情何以堪？“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对供水安全风险隐患突出的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改造，改造规模约0.08 亿立方米/ 日，涉及城镇居民1390万户，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
◆第五关：完善检验能力
目前我国仍有部分省区不具备新标准全部（106 项）指标检测能力，相当数量的城市常规（42 项）指标检测能力较弱，部分水厂尤其是一些小型水厂日检（10 项）指标检测能力不完善，难以对供水水质实施有效监控。可以说，新标准的公布同样考验到了各地配套的水质检验能力。据鄂学礼介绍，由于好多县级水厂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实验室需要以省为单位，而且要求每个市都具备这样的检验能力也会造成较大浪费，所以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分级管理，即省级和省级市单位要求能够检验全部指标；地级市单位要求能够检验常规指标和当地需要的非常规指标；县级单位要求能够检验常规指标（表6）。
即便是这种折衷式建设需求，也能够带动巨量市场，因为很多指标的检验仪器动辄就是几十万元一套。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商机有90％都被外资企业拿走，质谱类更是几乎被外资企业尽收囊中。或许正是由于刚性需求，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这些外购仪器的价格不降反升，实在是中国制造的无奈。
虽然关卡重重，但平心而论，这些还算不上蜀道之难，通关秘籍就是八个字：责任在心，资金开道。既然“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那么我们唯有期望，新标准的全面贯彻不会错过太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媒体看好新标准的一鼓作气，认为直饮水时代即将到来，而个别城市也很自豪地宣布当地供水能够直饮，但笔者理性分析，直饮水距离中国人依然很远。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发达国家将自来水称为饮用水（drinking water）时，我们还是不得不根据国情将其纠正为水龙头里出来的水（tapwater），换句话说，沁园和美的这样的终端饮用水服务商会继续风光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