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由同济大学牵头组建的国家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召开工作推进会并发表《上海共识》。《共识》指出：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的建设是“十二五”我国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的重要任务。而实现污泥资源化为核心的处理处置，亟需理念转变、技术创新和设备产业化支撑——机遇就在其中。联盟将发挥各联盟成员单位的优势，通过专题开展污泥高效厌氧发酵、生物好氧发酵、协同焚烧、热能利用等领域的深化研究和工程示范，引领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化发展，实现共赢，将我国的污泥处理处置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让中国的“污泥资源循环梦”梦想成真。
联盟首届理事长、我校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戴晓虎教授介绍，许多发达国家已从法律层面上把污泥定义为生物固体，而不是废弃物，强调和推进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资源的回收利用。目前，美国的污水处理厂每年产生约560万吨干污泥，其中大约60％用于农业；日本年产污泥223万吨，其中131万吨用于建材，35万吨作为农用；英国和法国每年产生的污泥，60％用于土地。总体来看，欧洲各国52％的污泥为土地所利用。
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有个重要因素——重金属控制，这方面德国做得较好。1977年以后，德国的污泥中大部分重金属都呈下降趋势，铜、镍等元素的含量最近几年基本趋于稳定。究其原因，德国污泥处理费用较高，企业若想最大程度降低成本，必不可少的是做好污泥稳定化。并在此基础上，对污泥进行土地利用，实现资源化。“资源化是污泥处理处置的必然选择之一，稳定化则是污泥土地利用的核心。”戴晓虎说。
我国目前的污泥性质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低有机质、高含砂量（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了圆形沉砂池，脱砂效率低；大量的基建、施工建设导致泥砂水排入污水管网系统等）、重金属含量高（工业污水源头重金属处理系统不完善）。由于污泥含砂量高、有机物低、热值低，大大影响了污泥能源化处理的经济效益；由于污泥重金属含量高，直接影响了污泥土地利用的可能性。
针对这些特点，近年来联盟成员在污泥改性，处理效率和资源化产物品质提高，资源化产物利用等方面采取许多有效的措施，展开有益的探索。主要表现为：“高温热水解—厌氧消化—沼气和苗木带炭土利用”技术路线，改善了厌氧消化条件，提高了厌氧消化性能、沼气产量、稳定化水平、沼气和炭土质量；以沼气社会化利用、苗木栽培和移栽的独到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污泥全处理，过程全绿色，能源全平衡，资源全利用，成本可接受，资源利用可获益。
对那些有机质丰富的污泥等废弃物，采用“高温热水解—脱水—蛋白提取利用”技术路线，在处理污泥的同时，获得了制备具有良好保温性能泡沫混凝土的关键材料——蛋白发泡剂。“以上两种技术路线也体现了处理过程的低碳。”戴晓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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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处理市场逐渐启动

　　污泥市场目前并不受投资者关注。据观察，在污泥研讨会现场，作为参会的为数不多的投资机构的代表之一。分析这是由于污泥市场尚不完善，商业模式尚未成熟，可投资标的较少。
污泥处理运营潜在市场可达百亿。根据会议资料，目前我国年产含水率80%的污泥超过3000万吨，而根据《中国污泥处理处置市场分析报告(2013版)》，到2015年，全年城镇污水处理厂湿污泥含水率80%产生量将为3359万吨。如果按照一吨300元左右的平均运营费用计算，我国污泥处理的运营潜在市场达百亿。
根据《中国污泥处理处置市场分析报告(2013版)》，如果要完成《“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的内容，2013年到2015年间，还需要完成年处理规模378万吨的能力建设，即日处理能力1.04万吨。若等比例分配投资金额，还需要253亿元的投资建设需求。照这样计算，污泥处理每年的投资建设市场约8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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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污水处理差距显著 需借鉴经验补短板

　　环保部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明确将氨氮、氮氧化物的监测约束性指标加入到现有监测指标体系中。另外，水利部也开始重视水质监测工作，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水质监测网络体系。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郭凡礼表示，我国水环境污染形势严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水环境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主要体现在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3个方面。
我国虽然已经具备处理大规模城镇污水的能力，但仅仅实现了量的突破，在城镇污水的治理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即距离质的突破还有距离。今后5-10年，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压力将持续增长，水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均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水质标准的战略地位需提升，同时须加强水质标准科学性系统性方面研究，开拓符合我国国情的城镇污水处理融资机制。水污染防治将是大气污染防治之后另一重点环保投资领域。
城镇污水处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立法机构、政府、技术标准协会、社会资金方等多部门工作。以最有可比性及参考价值的美国为例，科学的标准、完善的法律法规、严格的污水进出管理制度及严厉的违法制裁、成熟的融资渠道体系，是其成功的经验。
与我国环境标准与法规管理截然分离的情况不同，美国的环境标准以环境法规的形式颁布，环境保护标准是美国环境法规体系的一个子集。完善与科学的水质标准体系驱动美国水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在《清洁水法》和《安全饮用水法》两部基石性法律的指导下，美国城镇污水处理得到了有效控制。
我国城镇污水的处理进程及处理水平与美国存在差距。美国城镇化已基本完成，污水处理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目前美国主要发展方向是污水的二次处理、针对保护性水源等重要水体的深度处理，美国污泥的资源化利用程度也远高于中国。而我国城镇化尚处发展阶段。截至2010年底，美国城镇化率已达到82.3%，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而我国城镇化率仅49.7%，尚处于发展阶段。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将随着城镇化发展而持续增长。我国“十二五”的城镇化率目标为51.5%，届时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城镇污水量持续增加，新增污水处理建设也将继续增长。在新增污水处理设施中，建制镇等中小城镇将是建设的重点。
我国污水排放标准的项目范围在逐步扩大。国内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项目范围从最初的COD、BOD、SS，扩展到营养盐氮、磷的从严控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项目在拓宽范围，但从项目的限值来看，我国标准的限值比美国的限值宽松，存在提升空间。
我国再生水回用事业尚处起步阶段。与美国相比，我国技术路线发展滞后，难以持续保证出水水质稳定性和可靠性；水质标准制定工作起步较晚，且无配套法律法规;再生水成本受制于处理工艺及处理规模，成本较高；商业模式以政府指导、政府强制用户使用为主，缺乏市场化机制。
投融资机制方面，美国政府早年即通过“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计划。截至2009年，每1美元的联邦政府投入，撬动2.53美元的社会资本的投入，产生的“杠杆效应”巨大。而我国城镇污水处理的投资主要依赖政府。单靠政府出资难以实现，但社会资本进入城镇污水处理领域面临诸多难题。我国在融资渠道、融资成本、税收、土地政策等方面引导与支持社会资本的力度不足。
参照上述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我国的后续工作重点可能在提高中小县镇污水处理能力、现有水厂升级改造、污泥处理处置、再生水利用、膜在污水处理升级改造及再生水利用中的应用、成立水业投融资平台等方面下大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