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设施不是公园、高尔夫球场，对环境多少都有影响，交通的影响，臭味的影响，心里的影响，特别对房地产的无形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有人称为厌恶型设施。但垃圾处理设施又是一个城市必须的。哪一个城市可以离开垃圾处理设施呢？

很多城市目前采用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填埋处理方式。填埋处理对环境的影响是显著的，特别是容量大的填埋场。不要说内地管理差填埋场臭味影响显著，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香港填埋场臭气可以影响到深圳，韩国首都圈填埋场附近居民也有抗议。

如果将垃圾填埋改为现代化的焚烧发电，污染显著减少,无论对周围环境改善还是周围居民的健康都是十分有益的，是进步的，是正能量，但现实中却往往行不通。在地产繁荣和土地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地产开发争先恐后的接近这些垃圾场（尽管有城市规划，但并没有具体的条款能够剥夺产权者造房的权利）。一些城市填埋场超负荷使用使得剩余填埋场容量快速下降，还使得部分人对填埋场封场产生非分预期，并成为反对建设现代化垃圾焚烧厂内在动力。挤走垃圾场，使自己的资产实现超预期升值是不言自明的。许多城市如北京、广州等地，原本要在填埋场建设垃圾焚烧厂，因为有抗议，就改变了选址。有了榜样，有了预期，大家纷纷仿效，因为以健康与环保的原因否决垃圾焚烧厂选址，还能有那里可选呢？。

日前，有报道，某市政协委员们提议在现有填埋场建垃圾焚烧厂，我认为这是个好建议，但愿能够落实。针对当前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选择，可归纳为两种模式：改善模式和革命模式。

改善模式，在现有基础上提高、改善，比如将现有填埋处理改成现代化的焚烧处理，将现有填埋场场址作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厂址，再持续改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水平、运营水平包括监督管理水平。北京朝阳区高安屯生活垃圾处理场，济南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深圳宝安区老虎坑生活垃圾填埋场，海口生活垃圾填埋场，等等，都可以体现用现代化垃圾焚烧替代垃圾填埋给周围环境带来的显著改善。东莞两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更新改造也可以体现生活垃圾焚烧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向。

革命模式，就是将垃圾场（厂）关闭，选择到另外地方建设。为什么我们“革命模式“容易流行或比较流行，这又涉及我们的规划土地制度（规划改变快或可以轻易改变），政府强势，发展快，地产豪强力量大等因素。在革命模式演变过程中，也把我国的社会治理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以稳定和谐为名，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不在兼顾，公平正义任由市场支配，许多地方垃圾处理问题能拖则拖，处理厂址能远则远，短期行为、非理性行为、应急行为层出不穷，公众对政府信任危机进一步加剧。为了应对革命模式的压力，不惜动用舆论造势，政策规划跟进等手段。典型如：《关于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6]82号）规定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不能建在：（1）大中城市建成区和城市规划区；（2）城镇或大的集中居民区主导风向的上风向。这一政策造成的混乱与影响至今仍然广泛存在。风向是相对的而且是变化的，甲地的下风向可能是乙地的上风向，一年四季风向也会不同，有北风，也会有南风，依靠风向选择必然走入死胡同。如果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不能建设在城市规划区，又如何符合该规划。

革命模式当然会对要关闭的垃圾场（厂）周围环境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带来的问题，这些垃圾要去哪里，在哪里处理，并没有想好或并没有解决。如果以生活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之名，把生活垃圾焚烧厂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且不说运输费用大幅度增加、垃圾运输过程产生排放也会增加，而这些地方往往是山地或农地、绿地，这些地方也往往是城市的食物、水甚至空气的来源，如果有生活垃圾焚烧厂有二恶英污染，这不是危害更加直接吗（二恶英的危害主要是通过食物）？

如果认可生活垃圾焚烧厂必须要建，如果认可地产成为个人乃至地方的主要利益驱动，那么现行生活垃圾焚烧厂的环评制度设计已经走入死胡同，要在一个新地方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还要让周围人（又不确定多大范围）大多数赞成，谁会相信这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