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课堂推荐论文选编

行为经济学与环境公共政策

文/陈雨田

推荐原因：本文针对环境公共政策发展中的最新前沿动向开展了综述性研究，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和梳理，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的图景。其中引述了部分案例，较为生动地说明了行为经济学对环境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意义。改进之处：作为文献综述，仍缺乏对理论的追溯，同时缺乏对理论发展脉络的把握。

内容摘要：近年来，行为经济学被广泛的运用于公共政策领域，特别是用于促进环境公共政策的执行。西方国家利用行为经济学在节能产品推广、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中国，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很少，政策实践几乎为零。本文将围绕“行为经济学与环境政策”，对国外现有的研究进行综述，希望能为中国推行环境公共政策带来启发。本综述将按照Thaler 和Sunstein的“选择架构理论”中涉及的原理展开，每部分针对一个原理，首先讲明该原理的具体内容，然后举例该原理在环境公共政策上的应用。

1.引入：行为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传统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假设：完全竞争、信息对称、理性人假说。但这三个假设过于理想，使经济学理论常常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为了让经济学理论更加接近现实，学者们不断对三个假定进行放松，由此补充、完善理论。放宽完全竞争假设，建立了分支学科信息经济学，创始人是乔治.阿克洛夫；放宽完全竞争假设，建立了分支学科产业经济学，著名的学者有古诺、斯蒂格勒等；放宽理性人假设，融入心理学的研究，有了行为经济学，主要学者有丹尼尔.卡勒曼、特沃斯基、弗农斯基。

行为经济学从兴起到现在不过半个多世纪，但因为其对人类行为内在机制的深入揭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被广泛地运用于投资决策、市场营销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研究被运用于推动公共政策实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理论上，Thaler 和Sunstein是集大成者。他们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中[1]，将“基于行为经济学，以极小的成本，极大地推动公共政策实施”的行为定义作“轻推（nudge）”，这一定义迅速传播，被众多学者接力研究。他们的理论被称为“选择架构理论”（choicearchitecture）,这套理论汇聚了几乎所有与公共政策上相关的行为经济学理论。

在实践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地将行为经济学用在公共政策领域。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有专门的行为经济学团队，以上提到的Sunstein就是奥巴马行为经济学研究团队的一员。他们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公共政策领域，例如燃油经济性、能源效率、环境保护、健康、肥胖防治；

英国政府也有专门研究行为经济学的团队，称为BIT（BehavioralInsights Team）。其研究成果被用于：禁烟、提高能源效率、器官捐赠、消费者保护，实施过程中为英国政府省了大量财力物力；

在欧洲，OECD（The Organisation for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出版了《消费者政策行为指南》（ConsumerPolicy Toolkit） ，提供了很多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政策建议；欧洲的私人组织，也积极地运用行为经济学实现环境、健康等目标。

对中国而言，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很少，运用行为经济学推动公共政策的实践也几乎为零。但事实上，国外的实践证实，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特别是在环境公共政策的执行中，行为经济学可以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近年来，国外利用行为经济学在节能产品推广、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文试图围绕“行为经济学与环境政策”，对国外现有的研究进行综述，希望能为中国推行环境政策带来启发，这就是本文的重要意义所在。

本综述将按照Thaler 和Sunstein的“选择架构理论”中涉及的原理展开，每部分针对一个原理，首先讲明该原理的具体内容，然后举例该原理在环境公共政策上的应用。

行为经济学研究	在环境政策上的应用
	学者	具体实践
惰性和推迟效应 （Inertia and Procrastination）	Cass.R.Sunstein（2013）	推广节能产品的使用
框架效应（frame effect）	Sunstein（2011）	推广节能产品的使用
	Hardisty（2010）	碳排放费用征收
知觉偏差（cognitive bias）	Allcott（2011)	克服“MPG幻觉”
社会影响（social norms）	Allcott（2011)；Costa &Kahn（2010）	促进居民节电

 

2.“选择架构理论”与环境公共政策

“选择架构理论”由Thaler 和Sunstein[2]在2008年首次提出，之后在学界被广泛研究。 “选择框架理论”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决策者面临选择时，选项呈现的不同形式会影响决策者的选择（Johnson E J(2012)[3]）。具体而言，“选择架构理论”包含一系列行为经济学的原理，包括惯性和推迟效应、框架效应、知觉偏差、社会影响等。下面将分述这些原理，并重点举例这些原理在环境公共政策上的运用。

2.1惰性性和推迟效应

2.1.1基本原理

惰性（Inertia）是指人具有维持现状的倾向，即使改变现状他们可以获得的收益更多。惰性的存在使人们不愿意改变现状，如果改变现状程序复杂的话，人们的改变意愿将进一步降低。例如人们往往不愿意从旧版软件转向新版软件的使用，即使新版软件更加科学合理，如果新版软件注册程序复杂，人们的使用意愿将更低；推迟效应（Procrastination）可以简单理解为拖延症，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心理行为。是指人推迟或拖延完成某些任务，比如人们可能推迟注册养老金计划、推迟锻炼、推迟戒烟、推迟使用节能产品。

惰性和推迟效应的一个著名的应用是默认规则（default rules）。默认规则指的是由于惰性和推迟效应的存在，人们倾向于维持默认的选择，因而针对人们这种心理提出的默认规则就能发挥重要的社会影响。Eric J.Johnson和Daniel Goldstein（2003）[4]提到了器官捐赠的例子，最初，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85%的美国人都赞成器官捐献，但是少于一半的人做出捐献的选择，而更少的人（28%）会登记捐赠卡来确认同意捐赠。他们由此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默认每个人都会捐器官，不捐的需要填写登记卡。此后，真正参与到器官捐赠的人多了很多。

惰性和推迟效应的另一个应用是信息披露（disclosure）。惰性和推迟效应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拖延滞后，如果信息是复杂的，行动动机将更弱。Leventhal, Singer 和 Jones（1965）[5]提出当人们被通知到某个活动的好处同时又被通知参与这个活动清晰、直接的信息时，他们会更愿意去参加，比如“疫苗实验”，实验中人们在被告知注射这种疫苗的好处时，如果能同时了解到具体的计划和地图描述如何去注射疫苗，他们会更愿意参加。

2.1.2在环境公共政策上的应用——简化转向使用节能产品的程序

惰性和拖延让人们不愿意改变现状，即使改变可以为他们带来收益。当改变现状的程序复杂、改变途径不清楚时、信息不充足时，人的改变意愿将更低。比如从普通产品转向节能产品的使用：如果节能产品比较复杂、难以操作；或者这种转化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时，人的转变意愿就会很低。

例如，Cass R.Sunstein（2013）[6]发现，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愿意转向节能产品的使用，尽管节能产品的使用能为他们带来利益。当公共政策发生一点小小的改变——简化办理节能产品使用的程序（比如减少要填的表格）后，使用节能产品的人数明显上升。Sunstein认为，复杂的程序会强化拖延，而程序简化增加公共项目的参与率，“人们在环境政策上不主动，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参与，而是因为最佳路径模糊或难以操作”。

2.2 框架效应

2.2.1基本原理

简单地说，框架效应(frame effect)是指一个问题两种在逻辑意义上相似的说法却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最早提出框架效应的是Kanneman和Tversky（1981）[7]，框架效应可以分为三类（Levin，Schneider，Gaeth（1998）[8]），首先是风险选择框架效应，在这种效应中，一个潜在选择的结果包括了用各种方式描述的选项，每个都代表了不同的风险程度；其次是属性框架效应，在这种效应中，物品或者事件的属性成了框架操纵的焦点；最后是目标框架效应，在这种效应中，活动或者行为的目标被设计成了框架。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三种框架效应，下面分别给出对应的例子。

a.风险选择框架效应

Kahneman和Tversky（1981）[9]举了亚洲疾病问题的例子，这个问题讲的是美国正在对付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预计该疾病的发作会使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正面框架中A方案是200人将生还，B方案是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机会无人能生还，负面框架中C方案是400人将死去，D方案是1/3机会无人会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结果是正面框架中大部分人选A，负面框架中大部分人选D，但实际上A和C，B和D是等同的选项，由于表达的差异，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把生还当成收益，选择A以规避风险，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把死亡看作损失，选择D以冒风险企图减小损失。可见，面临收益时人们会小心翼翼选择风险规避，面临损失时人们甘愿冒风险倾向风险偏好。

b.属性框架效应

Levin和Gaeth（1998）提出了一个该效应的例子：对牛肉酱牛肉质量的判别好坏取决于牛肉酱被贴上标签为“75%瘦肉”或是“25%肥肉”，他们还发现了当牛肉酱被贴上了正面的标签即“75%”时，它们会被认为是更加好吃和不那么油腻。

c.目标框架效应

Meyerowitz和Chaiken（1987）[10]发现当女人们被提供了强调不参加胸测的消极影响而不是参加胸测的积极影响时，她们更倾向于参加胸测。前者所用的语言是“做胸测的女人在早期可治疗阶段找到肿瘤的几率更大”，后者所用的语言是“不做胸测的女人在早期可治疗阶段找到肿瘤的几率更低”。值得注意的是，与属性框架中正面和负面框架中行为都能带来好结果不同，目标框架中，正面框架强调收益的同时负面框架强调的是损失。

2.2.2 在环境公共政策上的应用

a.属性框架效应

Hardisty（2010）[11]从属性框架效应的角度研究了碳税的问题。他们首先让被试阅读一份环境政策的文件，文件涉及的内容是要给高碳排放的产品涨价。并告知他们，涨价的收入会用于建立应对气候变暖的基金。被试分为两组，两组阅读的材料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关于涨价合理性的解释：（a）第一组被告知，涨价属于个人需要交的环境税；（b）第二组被告知，涨价属于个人对环境的补偿（offset）。之后，向被试呈现一组商品：其中一个商品为正常价格，一个商品价格更高，原因是含有上述提到的税收或补偿。

实验发现，第二组被告知涨价属于环境补偿的消费者更愿意买高价的商品，而第一组被告知涨价是税收的消费者则购买高价商品的意愿降低。更有趣的是，不同的政治党派，实验结果还存在差异。美国的共和党被告知涨价属于税收时，购买意愿比起民主党，显著低（原因与共和党对税收一直持否定态度）。

Hardisty据此认为，政府收取碳排放的费用，以环境补偿的形式比以碳税的形式更有效，人们付费的意愿会更强。

b.目标框架效应

为了推广节能产品的使用，政府通常会提供一些使用节能产品的补贴。但以不同的形式去宣传这项补贴，得到的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Sunstein(2013)[12]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政府对节能产品的补贴可以通过两种表述告知人们：a.使用该种节能产品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补贴；b.不使用这种节能产品，将会失去政府给予的一定数量的补贴。结果发现，在第二种表述中，转向使用节能产品的人更多。

人具有“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大多数人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不对称，面对损失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面对获得的快乐感，这是目标框架效应起作用的原因。宣传节能产品时，更多的描述不用节能产品的损失，会比描述使用节能产品的收益更有效。

2.3知觉偏差

2.3.1基本原理

知觉是指个体对社会环境中的人和群体中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直觉判断和初步认识的过程。由于被知觉者的特点，以及知觉情景因素的复杂性，加上人往往通过直觉而非借助事实和分析进行判断，社会知觉往往发生偏差。知觉偏差常见的主要有：第一印象效应（首因效应）、近因效应、晕轮效应，定型效应等。

2.3.2 在环境公共政策上的应用

MPG幻觉（MPG illusion）是知觉偏差的一个典型例子。（Allcott，2011）[13]

MPG是美国常采用的标度汽车能效水平的单位，意为耗用一单位汽油能够行使多少公里。MPG越高，汽车的能效越高。但MPG的数值和汽车的耗能水平（行使单位路程的耗油量）不是线性的，二者互为倒数， MPG数值越高，再提高MPG带来的汽车耗能水平的下降越小。而人们经常会高估更换高MPG的车带来节能程度的提高，而低估更换低MPG的车带来节能程度的提高。

考虑两组汽车：（a）第一组为货车，一辆的能效为11MPG，一辆的能效为13MPG；（b）第二组为小汽车，一辆的能效是29MPG，一辆的能效为49MPG。大多数人会依靠直觉，认为第二组节能程度提高更大。但事实上，两组节能程度的差距是差不多的：如果改用GPM为单位（行驶一英里需要多少加仑汽油）计算二者的差距，都是0.014。说明，人们会高估更换高MPG的车带来的节能程度的提高，低估更换低能效的车带来的节能程度的提高。人们时常热衷于将29MPG的汽车改进为49MPG，而忽略11MPG到13MPG，仅仅只需要提高2MPG，就能达到完全一样的能耗水平的改善。

据此，为了避免MPG幻觉，政府在公布能效数据时，采用GPM（行驶一英里需要多少加仑汽油）为单位会好于用MPG，因为GPM更符合人的直觉判断。

2.4社会影响

2.4.1 基本原理

人作为群体性动物，行为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例如“胖瘦可以传染”：McFerran et al.（2011）[14]发现人的饮食习惯上受社会影响显著，而且瘦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饮食习惯影响。当瘦的人与胖的人长期共处时，其饮食习惯会变得与胖人相似。

2.4.2 在环境公共政策上的应用

如何利用社会影响来改变人的环境行为？目前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居民节电的做法：向个人通报同社区其他人的耗能情况，能够有效减少高耗能个人的耗能量。

例如，美国的OPOWER的公司会定时向居民递送“家庭用电报告”，用电报告不仅包括居民自己的用电信息，还提供其与邻居用电量的对比情况。据Allcott(2011)估算 ，这个项目减少了2%的居民耗电量。这种利用社会影响降低个人能耗的做法几乎是无成本的，其取得的节能效果相当于在短期内将电价提升11%到20%，而提升电价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都是巨大的。具体的，用电量最高的用户平均节电量是6.3%，用电量低的家庭平均节电量为0.3%，可以看到，社会影响在节电上有很重要的作用。

类似的，Costa 和Kahn（2010）[15]他们发现，向被试家庭告知其他家庭的用电量，可以使全部家庭的平均用电量减少2%。他们进一步发现，家庭用电量的改变取决于家庭的政治派别：自由主义家庭会减少用电量，而政治保守派的家庭却倾向于增加用电量。

本文系《环境经济学》（2014年春季）课堂论文。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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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Allcott H. Consumers' perceptions andmisperceptions of energy cos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3):98-104.

2) Costa D L, Kahn M E. Energy conservation“nudges” and environmentalist ideology: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residentialelectricity field experiment[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3, 11(3): 680-702.

3) Eric J. Johnson, Daniel Goldstein(2003). DoDefaults Save Lives?. Science,302.

4) Hardisty D J, Johnson E J, Weber E U. A dirtyword or a dirty world? Attribute framing,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querytheory[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21(1): 86-92.

5) Johnson E J, Shu S B, Dellaert B G C, et al.Beyond nudges: Tools of a choice architecture[J]. Marketing Letters, 2012,23(2): 487-504.

6) Kahneman, D.,&Tversky, A. (1979). Prospect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47, 263–291.

7) Leventhal, H., Singer, R. and Jones, S(1965).Effects of fear and specificity of recommendation upon attitudes and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1), 20-29.

8) Levin, I. P., Schneider, S. L., and Gaeth, G.J. (1998). All frames are not created equal: A typology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framing eff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6(2),149- 188.

9) McFerran, B. et al., (2011). How the body typeof others impacts our food consumption. In R. Batra, P. Keller, and V. Strecher(Eds.) Leveraging consumer psychology for effective healthcommunications(151-170).Armonk, NY: M.E. Sharpe.

10) Meyerowitz, B. E., & Chaiken, S. (1987).The effect of message framing on breast self-examination attitudes, intentions,and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00–510

11) Sunstein C R. Behavioral Economics,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J]. Forthcoming in Handbook onResearch i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Lucia Reisch & John Thøgersen eds.),2013.

12) Sunstein C R. Nudges. gov: BehavioralEconomics and Regulation[J]. Forthcoming, Oxford Handbook of BehavioralEconomics and the Law (Eyal Zamir and Doron Teichman eds.), 2013.

13) Thaler R H, Sunstein C R. Nudge: Improving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 Thaler R H, Sunstein C R. Nudge: Improving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 Tversky A, Kahneman D. Rational choice andthe framing of decis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86: S251-S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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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aler R H, Sunstein C R.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 and happines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Thaler R H, Sunstein CR.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M]. Yale UniversityPress, 2008.

[3]Johnson E J, Shu S B, Dellaert B G C,et al. Beyond nudges: Tools of a choice architecture[J]. Marketing Letters,2012, 23(2): 487-504.

[4]Eric J. Johnson, Daniel Goldstein(2003).Do Defaults Save Lives?. Science,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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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unstein C R. Behavioral Economics,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Protection[J]. Forthcoming in Handbook on Research i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Lucia Reisch & John Thøgersen eds.), 2013.

[7] Kahneman, D.,&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47, 263–291.

[8] Levin, I. P., Schneider, S. L., and Gaeth, G. J. (1998). All framesare not created equal: A typology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framing effect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6(2), 149- 188.

[9] Tversky A, Kahneman D.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decis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86: S251-S278.

[10] Meyerowitz, B. E., & Chaiken, S. (1987). The effect of messageframing on breast self-examination attitudes,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Journal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00–510

[11] Hardisty D J, Johnson E J, Weber E U. A dirty word or a dirtyworld? Attribute framing,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query theory[J].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21(1): 86-92.

[12] Sunstein C R. Nudges. gov: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Regulation[J]. Forthcoming,Oxford 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Law (Eyal Zamir and DoronTeichman eds.), 2013.

[13] Allcott H. Consumers' 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 of energycos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3): 98-104.

[14] McFerran, B. et al., (2011). How the body type of others impactsour food consumption. In R. Batra, P. Keller, and V. Strecher (Eds.) Leveragingconsumer psychology for effective health communications(151-170).Armonk, NY:M.E. Sharpe.

[15] Costa D L, Kahn M E. Energy conservation “nudges” andenvironmentalist ideology: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residential electricityfield experiment[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3, 11(3):68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