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管理从“表演型”到“结果型”——只考核“天蓝水绿”的转变，让国内企业的商业导向发生根本变化，极大促进了全社会环境技术升级需求的爆发。

“到中国去”的企业主充满疑虑：自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扛着样品，坐一天飞机，签了合同，被灌醉在异国他乡之后，环境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为什么还是不能解决？

“你见过实木做的空气净化器吗？”

“请大家闭上眼睛，深深地吸气，想象此刻你正在芬兰的原始森林中，呼吸清新的空气……”2014年11月5日，第一届国际清洁技术转移和投融资峰会，芬兰空气净化器公司斯麦尔特（Air0）首席执行官Valle Kulmala演讲前这样对台下各国专家说：你见过实木做的空气净化器吗？

10个月前，Valle Kulmala与技术团队创立了公司斯麦尔特，以芬兰森林为卖点，目标市场针对中国。“我们是为中国空气污染而成立的，目前传统低质量的净化器对PM2.5的净化效率实际不足90%（尽管普遍宣称为99%以上），这并不能真正保护健康。”Kulmala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芬兰技术加上中国市场，是他决定跳进看上去已经一片“红海”的中国空气净化市场的原因。

和Kulmala一起组团来中国“路演”的还有十几家芬兰环境技术企业，他们有的拥有可以刷信用卡和设置密码的垃圾桶，这在欧洲主要用于支付垃圾处理费和防止他人乱放垃圾到你的桶里；还有的专门“贩卖”二氧化碳，用于替代水以清洁硬盘、芯片等电子设备，他们发现这项技术还可以用于清洗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的太阳能电站……从芬兰出发前，他们接受了如何与中国同行和资本打交道的培训。

最近，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环境技术“路演团”络绎不绝，一位从事国际环境技术转移的专家甚至说，这些人“不是在中国，就是在来中国的路上”。“各国向中国推介环境技术一直在进行，但是最近的趋势无疑大大加强，可以说非常迫切。”中科院北京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刘庆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刚到荷兰不久的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科技处参赞张新民也发现，在荷兰，除了传统的乳业之外，荷兰跟中国合作意愿最强烈的领域之一就是环境技术。“不仅是政府、协会和企业，很多个人创业者也瞄准了中-荷环境技术转移。”张新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过去我们的项目伙伴多是500强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中小型企业加入，已经上升到近50%，为什么？因为美国中小型企业的立身之本就是技术，这些技术企业在寻求中国合作上非常活跃。”由中美两国首脑唯一认可的两国能源企业界项目合作机构，中美能源合作项目合作委员会主任徐海洪说，智能电网、绿色建筑、煤炭清洁生产和页岩气等技术是美国的强项，其他领域诸如固废处理、水处理、可再生能源等技术，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亦有很多优势。

停滞的非商业转移

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国际环境技术转移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一般，国际技术转移主要指技术通过商业或非商业途径，从一国（地区）到另一国（地区）的转移活动，其仍然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渠道。

从技术转移的方式上来看，主要分为商业和非商业两种，非商业方式主要通过跨国界的技术合作、技术援助、学术会议等方式实现。目前，通过商业（技术交易）方式实现的技术转移占主流地位。

在斯德哥尔摩公约亚太区域技术转移促进中心咨询顾问吴昌敏看来，尽管斯德哥尔摩公约里说，缔约的发达国家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在履约当中提供技术援助，但这些机制并没有实质保障。“政府承诺去做技术援助，但是真正的技术核心要点，都是由私营公司拥有，可获得性非常差。”吴昌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王志芳看来，目前非商业的国际环境技术转移的现状面临“内涵全面并且成功的技术转移很少、专门的援助计划缺失、针对发展中国家政策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建设耗时长”等问题，非商业的国际环境技术转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往往被附加很多条件，允许进行的技术转移都是针对一些不适用或过时的技术。王志芳说，以德国为例，技术援助基本以免费派遣专家、提供设备及培训人员等方式进行，实际的技术转移并不多。

区域间的环境技术转移尽管广泛存在于中国各地与国外各地区的合作协议之下，但合作的政治意义却大于技术本身。“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开始与欧盟进行环境技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但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技术合作仍然很少。”王志芳说，市场失灵已成为国际环境技术转移不能有效开展的最大问题。

国家一提标准企业就找技术

就中国而言，情况正在改善。中国环境投资联盟理事长王世汶指出，最近商业的环境技术市场开始活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国内对环境技术升级的需求开始真正释放。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政府的环保标准收严。中信证券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研究员王海旭在专题报告中称，环保标准的提高对环保企业的直接影响是更高的环保技术要求。

以大气为例，2013年环保部公告将对重点控制区4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火电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水方面，目前污水排放的水质仍达不到国家标准，水质标准提高仍是必然趋势，比如北京的地方污水排放标准就已经大幅提高。

刘庆莲对这种政策刺激带来的巨大反应印象深刻，“比如之前国家对电镀行业的重金属排放指标要求一提出，一周之内我们收到大量技术需求，形成了国家一提高环保标准，企业就一窝蜂地出来找技术的特点。”刘庆莲表示，国家环保标准的宽严对企业环境技术的高低有直接影响。

在基础性的环境治理能力已经具备的情况下，若要培养更先进性的治理能力，与国际进行技术合作成为快速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最优路径。

环保产业的持续火热也导致更多产业资本进入，比如中国环保企业开始主动收购海外环保公司。“以整体收购的方式获得技术，现在能买得起了。”王世汶说，无论受让方和出让方，经济性都是决定合作与否的基本衡量标准。

更重要的是，宏观的环境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中信证券研究员王海旭认为，北京市将PM2.5纳入政府约束性考核体系，标志着我国的环境问题将由单纯的污染治理向环境质量改善升级，这将深刻改变政府的需求导向。

“过去政府衡量环境管理的考核指标是建了多少脱硫脱硝装置，污水处理率达到多少，现在不要再说建了多少厂了，一旦从过程管理升级成结果考核，技术就非常关键了。”王世汶认为，环境管理从“表演型”到“结果型”——只考核“天蓝水绿”的转变，让国内企业的商业导向发生根本变化，极大促进全社会环境技术升级需求的爆发。

知识产权坎难跨越

阻碍中国最终获得各国环境技术的核心，仍是饱受诟病的知识产权。

2014年3月，在旧金山举办的2014国际清洁技术峰会上，清晨6点半开始的“Go China”（到中国去）早餐会上挤满了人，四十多位美国企业主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便是：当你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扛着样品，坐一天飞机，签了合同，被灌醉在异国他乡之后，知识产权的问题为什么还是不能解决？

由于技术转移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的转移，环境领域如何解决知识产权问题便成为影响环境技术转移进程的重要因素。

河南大学环境与民商法研究所副教授郑书前的研究发现，过去环境领域的技术转移面临困难，因其背后存在着独特的法律问题有待解决。

“作为每个人对适宜环境的享有，环境权有基本人权的性质；而知识产权的本质则是私权，那么环境技术的知识产权，就面临环境权和知识产权的深层价值冲突。”郑书前认为，环境技术转移面临困难背后，正是这种复杂的利益纠葛。

中美能源合作项目合作委员会主任徐海洪认为，解决知识产权问题没有灵丹妙药，在技术转移领域，顺利执行的关键之一是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并通过严格明确的商业条款来规避潜在争端。

而对政府间非商业的技术转移而言，需尽快统一环境技术转移的定义。目前为止在国际环境公约领域对何谓环境技术并没有形成非常统一的说法，仅指出是对环境友好的技术，这为政府间的合作与谈判造成了不确定性，也为各机构对环境技术转移的统计带来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