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现代排水系统系百年前德国人修建
青岛古力，一百年前的远见
在中国，最不惧暴雨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也不是国际大都市上海，而是青岛。早在100多年前，德国人就为这个沿海小渔村，设计了足够使用百年的现代排水系统，其中雨污分流模式，即使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城市未能做到。
南都周刊主笔_杨猛 青岛报道
曾有人问：“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
龙应台说：“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如果用龙应台的标准衡量，那么青岛在100年前就进入先进行列。
1898年德国殖民军登陆青岛，立志要把这个只有2万人口的渔村，打造成海外殖民地的样板城市。当他们调集了当时德国一流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来到青岛，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实地勘察设计，形成了青岛的城建规划。17年后，战败的德国人给日本人，留下了一座号称“东方瑞士”的现代化城市。其中，极具现代意识的城市下水管网，让100年后的青岛人依旧受益。
在青岛的老城区，光滑的马牙石铺成的道路旁，被踩得斑驳的“古力盖”，乌黑发亮。我们仍然能看到德国人留下的“古力”。古力是德语“Gully”的音译，意思是指带有可供人出入井盖儿的地下雨污水坑道。这些古力盖中心，大都有一个“K”，“K”代表“KIAUTSCHOU”，意指胶澳。
对于在暴雨前接连失守的都市，青岛德式排水，对今天有哪些经验可资借鉴？一批近年来整理的德占领时期档案，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德国人考虑到百年之后
夏季暴雨，对地处季风区的中国城市是家常便饭。
5月17日，一场从前一天就开始下的大雨，在缓解青岛旱情的同时，也考验着市区的排水能力。当天，青岛市排水管理处，启动了防汛抢险二级预案。此前，青岛市政部门已经进行了77处积水点改造。
幸好天公作美，雨水持续了一天就停了，并没有给这个城市带来多大的麻烦，改造似乎起到了效果。望着减退的雨水，一位在老城区大港二路附近执勤的警官说：2007年下暴雨的时候，这里的积水都能淹到腰部，“都可以游泳了，现在经过改造，情况好些了。”
在地势低洼的青岛老城区，这样的积水路段每年都会出现。原青岛图书馆馆长鲁海埋怨说，积水是青岛河被填造成的。“老城区原本有条青岛河，天然起到泄雨水的作用，德国人就没在附近修暗渠。到了上世纪80年代，青岛河被填，上面盖起了高楼。雨水只能顺着地势，汇流到青海路等低洼地带，将近1公里的路段于是经常积水、被淹。”
“德国人修建的地下暗渠，宽阔到可以跑解放牌汽车。过去老城区下完雨，地面就干干净净的。反倒是新修的新城里的小区和街道，常听说‘古力盖冒溢’的新闻。”像鲁海这样的“老青岛”，总习惯拿现在的城市规划，和德国人占领时期的作个比较。从1898年占领青岛开始，到1914年被日本人赶走，德国人实际统治青岛17年，但德国人留下一座运转自如的城市同时，也让青岛人对城市建设有了挑剔苛刻的眼光。
《青岛晚报》编辑王占筠，从小就住在老城区鲁迅公园对面。“我的同学曾经下到德国人修建的地下暗渠，里面很宽敞，大人能都站立，就像一个庞大的迷宫，跟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下水道那样大。”
鲁海和王占筠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在他们的生活印记中，对“德国制造”很早就耳熟能详。青岛被公认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之一，很多青岛人认为，这是德国人便捷的排水系统遗留的财富。除了海洋气候，青岛石头路上基本没有裸露的尘土，完善的污水和雨水管道设施，对市容市貌的改善功不可没。
2004年10月，青岛档案馆人员在德国发现了一批记录青岛城市建设的原始档案，其中一部名为《胶澳发展备忘录》，系当年胶澳总督府组织编写。自1898年10月起，每年一记，直到1914年，不间断记录了17年，完整记下了当时德国殖民者建设地下管网的意图、理念及施工进度。
按照和清政府的租借条约，德占青岛99年。所以，德国殖民者登陆之初，它的城市规划建设几乎按照100年的高标准设计、施工。1914年德国人败走青岛，带走了全部青岛城建档案，其中包括所有的上下水管网分布图纸。生活用水在战事中遭到破坏，日本人自己修不了，只得专门招募德国技工修复上下水管网。在青岛主权被中国收回之后，德国政府才把这些档案图纸交还中国。
青岛历史学会副会长于佐臣说：“我第一次感觉到德国人对青岛地下水网的重视，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在德国人看来，这不单是市政建设，而是上升到了国家关系的层面。”
德国人之所以在青岛煞费苦心是有原因的。于佐臣说，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力图把青岛建成一个样板殖民城市，显示自己的强大，以此与英法竞争。因此不惜代价采用了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国家干预及军队管理，在市政规划、行政管理、路网建设、卫生保健等方面，都采取了若干新政策。“这对青岛形成现代化城市起到了重大影响。”
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看待的下水道
按照《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最初德国人在青岛铺设地下水网，是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考量。
在德占青岛之前，青岛只是一个只有2万人的自然渔村，没有地上水管，更没有下水道。为改善糟糕的卫生环境，登陆之初的德国人，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城市改良计划，他们要把青岛建设成为“接待南部欧洲病人的疗养地”。
初来乍到，殖民军水土不服。1898年10月，进入雨季后，德人中间经常发生肠炎，此病在欧人区和驻军中多有发生。备忘录显示，德国人认为大肠杆菌和痢疾流行，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土壤和饮用水污染、居住环境的拥挤。“由于土壤污染，伤寒病菌得以通过低洼处和颗粒空隙涂层，侵入地下水和水井中，而这些水井又是青岛唯一的水源。特别是倾盆大雨时，污水流入水井中，被污染的水是造成大肠杆菌的主要原因。”
或许从这一年开始，德国人意识到了与供水系统同步建设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因此《胶澳发展备忘录》明确提出，“通过中央输水管道提供保证安全的优质饮水，扩建下水道网，以及清运中国人的垃圾等，都是面临的紧迫任务。”
这是《胶澳发展备忘录》第一次提到筹划中的青岛下水道建设，并且在今后每年度的报告中都作为重点项目陈述总结。此后10几年间，关于饮用水和地下管网的建设，一直未有中断。
鲁海说，德国人采取的措施是带有歧视性的：禁止中国人在欧人区落户。青岛被划分欧人区，鲍岛则划为华人区。而地下管网的铺设工程，首先在欧人区开始。
这是青岛第一次大规模铺设下水管道的开端。青岛地势南低北高，丘陵地貌，这条线顺山势集中在南部老城区沿海一线。主要是在地下埋设暗渠。从1899年开始铺设，一次就铺了3500米。
鲁海记忆最深的是，在沿海栈桥两侧挖了雨水排泄口，直径2米，大人都能钻进去。为了防止海水涨潮倒灌，利用了地势坡差，出口高于水平面。曾有市民跟随向导顺利穿越暗渠，“但现在已经严禁出入了，尽管还能排水，但—般人连入口也不知道在哪里。”
按照熟识青岛历史的于佐臣分析，德国人修的地下排水设施主要有两种形式：地下是管道和暗渠，地上是明渠。第一批修建的暗渠集中在龙口路、江苏路、安徽路、中山路一带。德人总共修了12个排水系统，相互独立又彼此连接，暗渠总长度为5464米。
档案显示，暗渠都是埋在地下2米，直径最粗半米，细的如同手腕粗；管道则是用烧制的陶瓷管，每截2米左右，带螺丝口。管道接口麻纱外面沥青封口，一般多为一米半到2米长的短管，方便检修。明渠和暗渠，每隔50米就修道挖隧道，用雨篦子分流，挡住随雨水冲刷而来的泥沙。这套系统基本覆盖了青岛老城区，现在在青岛西部老城区，100多年前修建的暗渠至今还管用。
雨污分流，今天很多城市做不到
显然，最早修建的下水管道，主要是为了排雨。
《胶澳发展备忘录》1899-1900年度报告提到：目前完工的下水道仅供疏导雨水之用，而粪尿等还要靠粪桶清除。“华人清理者没有完成好他们承担下来的工作。他们要对及其杂乱无章和肮脏的环境负责。但是，若要至于更严格的要求之下，他们索性就不干了。”暂时安排的清运方法是，用马桶倒入铁罐再拉走，计划将来把粪便、家庭污水与雨水分离，并由下水道排走。
这是德国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雨污分流的概念。
青岛污水治理专家、麦岛污水处理厂总设计师姜言正评价说，雨污分流的规划是非常先进的，修建单独的污水管道，进行分类处理和排放，保障雨水管道的畅通，尤其是100年前能意识到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即便在今天，国内很多城市也做不到这一点。”
雨污分流的工程从论证到完工持续了5年之久，德国人显示了特有的耐心。1901年的备忘录记录：粪便和污水依然直接排放到海中，而污水下水道已进行了招标，计划施工。
而下一年的备忘录显示，这项工作终于有了眉目：把排放污水和建造下水道的工作，交给了一家德国公司。建筑工程大约需要2年时间完成。与此同时，“雨水下水道与街道扩建同步”。
“德国人的规划很长远，目标明确，提出了地上和地下同步进行的概念。”这让姜言正很感慨，目前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是小区或者道路建成了，才想起地下没有铺设管道，不断地挖，被民间笑称“扒路军”。
1905年，雨污分流的下水道投入使用。备忘录显示，光本年度，就“铺设了670米的水泥下水道，2296米的蛋形型材管水泥管道，1144米的陶管管道，将116座楼和院落接入了下水。”
在青岛市博物馆2楼，一段在城市管网改造中挖掘的蛋形型管材，已经作为文物展出。蛋形型管材截面形似鸭蛋，高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上宽下窄的设计，保证排水通畅，污水无法积存在管内。管道的上半部分是水泥，下半部分则在水泥上贴了层瓷瓦，可以起到防腐蚀的作用。
姜言正说，通过比较可知，德国人修建的管道，比如今城市大多数管道胸径都宽大。现在城市的问题是，“道路太拥挤了，不可能加大管道胸径专门用于排水。”他建议，可采用另一种方法，多建水处理厂，加大污水分流。
网络上有研究者指出，实际上，这截贴上了德国制造标签的管道，完完全全是“MADE IN CHINA”，采用的材料是地道中国生产的，施工的工人是地道的中国人，当时在青岛的德国人，除了住别墅的就是住军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做基础工作的技术和施工人员。他们所带来的，只是认真而又富有远见的设计理念，以及为达到设计目的而严守的施工质量而已。也许这才是，我们和一百多年前的德国人之间存在的差距。
据报载，前几年青岛城市施工，在老城区挖出的一段德制下水陶管居然砸不破，而后期的管道已经锈迹斑斑。包括古力盖，德国时期的至今完好如初，并且设计巧妙，不易被盗。这成为德国制造质量可靠的又一佐证。
类似的细节还有，德国制造的雨水管道带有反水阀，这样一来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管道堵塞，脏物也便于清理。管道堵塞的少，古力冒溢的就少。反水阀还能避免管道里的臭气散发到空中。
此前，无论雨水和污水，德国人是直排式的，直接加压排放到远海。1905年的备忘录则提出改变这一状况，特别提到，随着污水的积累，开始建立污水收集，并且建立了排水泵站。当年德国市政当局在青岛西部城区共建了5座泵站，太平路泵站是现存唯一的一座，除更换了一些老化的配件外，从水泵到房门、青石台阶等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太平路泵站至今仍可手动操作。
地下管网雨污分流之后，粪便污水跟雨水实现了分流。于是德国人在青岛建立了两个污水收集点。此间，青岛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有名的粪商刘子山。
刘子山白手起家，出身低微。懂几句德语，和德国人打交道后看上了收集粪便是无本买卖，为了解决城市排污问题，德国人把粪便收集的活交给刘子山，给他一部分钱，当他把处理的粪便卖出去做肥料又是一笔钱。最后刘子山靠承包城市粪便起家，又做房地产和鸦片走私，竟然成为青岛首富，据称这是近代第一位有据可查的粪商。
无法复制的德国经验
经过7年的建设，雨水、污水排水管道铺基本铺设完毕。1904年到1905年的备忘录显示，青岛的卫生状况得到了很大发展。从这一年开始，下水管道问题在施政报告中第一次没有作为单独章节出现。德国人骄傲地宣称，“由于有了良好的卫生设施，青岛的卫生情况是整个东亚地区最好的。”
此后，青岛的地下管网逐渐形成网络。1909年10月，备忘录说，青岛未接通下水管道的只有2户私人地皮和几处公用地皮，以及为华人修建的厕所。
但是内外有别，德国人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欧人区地盘上，华人区大鲍岛的下水管网开始仍然是雨污并流，共用一个管子。德国人给出的理由是：华人聚集的大鲍岛地区尚需很长时间，因为生意不佳，不能强制华人这样做。
根据统计，德占时期，在青岛修建的雨水管道29。97公里，污水管道41。07公里，雨污合流管道9。28公里。
“青岛人有句笑话，德国人赔了，日本人赚了，”鲁海说。日本人占领青岛后基本沿用了德国人的市政管理经验。此后，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青岛的市政设施并没有因为政权的交替，进行大的改造，设计的办法都是仿照德国人一以贯之。1930年到1935年国民政府主政时期，明沟暗渠总计37条，达1.5万多米，青岛的地下水网基本成型。这一成果享用至今。
“地下管网的德国经验，总结成三句话就是有长远规划，地上地下建设同步，制度健全。”于佐臣说，青岛的市容市貌之所以整洁，得益于良好的基础和合理的城建走向。
于佐臣通过德占时期档案得知，德国人的城市管理，一步步有条不紊，有统一的规划。青岛历任总督包括后期执政者，并没有赶着在各自的任期内突击完工，而是把城市建设当成百年大计，反观今天，“现在的城市建设，拍脑袋就来的事情太多了，不能严格限制约束，等城市大了出现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了。”
注重长远规划，也是留给污水治理专家姜言正最大的感触。“今天铺好了，半年后又开膛了。这都和建设规划、建设有直接关系。”
七八年前的青岛新城区，也是经常“开肠剖肚”。而现在，吸取德国经验的青岛市规定，在城市管理上搞协作制度，一旦有某条管线需要施工，市政工程养护管理部门会发出公告，要求所有地下管线经营企业前来登记施工计划，详细说明施工时间、施工方法等，开挖后，至少5年内将不准在该路段再次施工。
但是在姜言正看来，某种程度上，德国经验今天是无法复制的，“德国人的主要特点是慢工出细活。但是如今的地下管材标准化程度更高，材料都是工厂化生产。施工的只管挖渠，直接买好管道填埋，施工周期短。而德国人是完全就地取材，用人力铺设石头暗渠的做法，今天显然不太可能。”
“评判市政建设孰优孰劣，离不了社会背景的具体分析。”青岛市排水管理处的刘鲁峰，也认为现在不能照搬德国经验。
德国人当初的设计容积率是20万人口，1930年代青岛人口达到35到40万，而今天，青岛人口已经突破了700万，市区人口更是超过250万。而另一方面，德占时期，地下只有一种污水管线。现在的城市，一条街道上已经至少分布7条专业管线，要负责污水、雨水、自来水、电信、有线电视、燃气、供暖、电力、网络等。
“当年德国人时期，地下只有一种污水管道，想怎么铺就怎么铺。如今的人口密度已经非当年可比了。”对此，刘鲁峰不无感慨。
数据
青岛市市政公用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青岛的排水管线为2379公里，长度仅次于天津的2642公里，无锡和大连都是800公里，烟台是568公里，南京则只有46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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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之下，北京上海广州谁能逃脱
北京
北京超过80%的路面被混凝土、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雨水无法渗透，因而不得不进入城市的排水管网被排走。
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城八区共有地下排水管网3807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距离。其中雨水管道1386公里、合流管道756公里，共2000公里的雨水排水管网，通过清河、坝河、通惠河和凉水河这四大雨水排放系统进行排水。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城区排水系统有三分之二属于分流制，即雨水和污水沿不同的管道排入河流，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雨水和污水走同一管道，属合流制。
就整个北京市范围而言，排水系统的标准不算高。一般雨水排水管道的设计标准为“一年一遇”至“三年一遇”，应对每小时30毫米和50毫米的降雨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积水；但雨量一旦超过50毫米，城市内的积水就开始泛滥成灾。
天安门区域的排水系统表现优异，在2009年7月29日每小时高达80毫米的降雨量面前经受住了考验。
还有一些糟糕的消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李海燕去年年底公布的调查显示，北京市相当多的排水管道患有“肠梗阻”：近八成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约一半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至50%，个别管道内沉积物厚度甚至占到管道直径的65%以上。
上海
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上海中心城区以不透水地面为主，降雨排水主要依靠地面排水管网系统。上海城市排水管道，2007年已达到8100公里，虽然改变了过去逢暴雨必涝的现象，但目前设计标准依旧偏低，一般按照“一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仅能应付每小时降水小于30毫米的暴雨，只有少数重点地区按照3年以上的暴雨重现期来设计，可以应付每小时降水50毫米以上的暴雨。
实际上，过去30年中，上海的暴雨数量和降雨强度均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大暴雨平均为半年一遇，而特大暴雨或降雨超过每小时100毫米以上的暴雨共有11次，为三年一遇。显然，上海的雨水排水系统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广州
广州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偏低，中心城区现有排水管网6000多公里，达到“一年一遇”标准排水管网占总量的83%，达到“两年一遇”标准的排水管网仅占总数的9%，全市雨污分流任务仅完成9%，一旦发生强降雨就容易出现中心城区大面积水浸。
广州本来就是一个亚热带多雨城市，以往城市化建设水平不高，雨水可以通过绿地、农田、鱼塘排出，减少了雨水汇聚的风险。但现在城市硬地面积大了，建筑更密了，城市的自我调节能力也降低了。此外，广州因亚运临近，2000多个建设项目一起上马，一些建筑垃圾堵塞了排水管道，使管道的过水能力降低甚至丧失。(整理 徐卓君)
程晓陶：以法治理城市水患
程晓陶：以法治理城市水患
现代城市面对暴雨洪水显得更为脆弱。除非随城市的发展同时增大治水的投入和管理的力度，否则必然会出现水灾损失急剧增长的恶性局面。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城市型水灾害
南都周刊：您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沿海地区城市洪水预测与风险分析》一书中，以深圳、广州、天津三个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例，综合比较了国内外在快速城市化阶段治水方略调整的措施，探讨了现代防洪体系逐步完善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向。广州今夏这几次大水，跟过去相比有什么特点？
程晓陶：去年开始，广州投入9亿元整治水浸街，在今年遭受罕见暴雨的情况下，虽然一些老的易涝点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又暴露出许多新的易涝点。特别是大量的地下建筑进水，停车场变成“水库”，新建小区成了水塘，地铁被迫停运，交通陷入瘫痪，一些地方停水停电，可以说，近期接踵而来的暴雨洪水，更多地显现出了城市型水灾害的特点。
南都周刊：大城市正频繁地成为暴雨袭击的对象，这种现象是偶发的还是将长期存在？原因何在？
程晓陶：上世纪90年代初从广州去佛山，途中还能看到大片的农田。如今去佛山，就像还没出城一样。大家对“城市热岛效应”这个词已经不陌生了，但是对于超大型城市，“热岛效应”还会引发“雨岛效应”。由于大城市气温高、空气中粉尘大，热气上升，形成周边气流向城市汇聚的运动。一旦上升的热气流遭遇高空强对流的冷气团，形成暴雨，就使城市更容易成为暴雨袭击的中心，即所谓城市雨岛效应。因此，超大型城市容易出现市区暴雨的频率与强度会高于周边地区，而且这种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南都周刊：1982年日本长崎大水灾，第一次使人们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灾害”的概念。时至今日，“城市型水灾害”又显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程晓陶：城市人口资产密度提高，同等淹没情况下损失增加；城市面积扩张，新增市区过去为农业用地，防洪排涝标准较低，而洪涝风险较大；以往城外的行洪河道变成了市内的排水渠沟，加重了防洪负担；城市空间立体开发，一旦洪涝发生，不仅各种地下设施易遭灭顶之灾，高层建筑由于交通、供水、供气、供电等系统的瘫痪，损失亦在所难免。
现代城市面对暴雨洪水显得更为脆弱。除非随城市的发展同时增大治水的投入和管理的力度，否则必然会出现水灾损失急剧增长的恶性局面。
南都周刊：城市型水灾害对传统的治水理念与模式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程晓陶：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首先都是加强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但是河道水位迅速上升，使排水管网受到顶托，雨水不能自排，于是又加强了泵站的建设；而河道的行洪能力是有限的，且城市河道受两侧建筑物密集的影响，已难以拓宽，这就产生了第一次理念的转变，即改变让雨水尽快排入河道的传统思路，转而采取各种雨水蓄滞的措施，比如以立法形式要求新建、改建小区必须设置相应容积的雨水调节池，调节池中储存的雨水可在洪峰过后排入河道，或作为绿地浇灌和城市清洁等用水。但是调节池容积过大会增加成本，而利用率有限，于是又发展起各种雨水渗透技术，促使雨水回补地下，转变为有效的水资源。
南都周刊：2006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遭受大暴雨袭击，您当时撰文呼吁各地重视“城市型水灾害”的危害，各地未雨绸缪采取了有效防灾措施吗？
程晓陶：据我所知，这几年，各城市都有很大的投入，济南在2007年遭受暴雨水灾之后，也加大了城区排水系统建设的力度。但是，这些工作应该说都没有摆脱“大灾之后有大治”的模式，算不上“未雨绸缪”，而是“亡羊补牢”之举。去年上海发生了因施工截断排水管网而受淹严重的事件，今年同样的问题在广州又重演了。
南都周刊：“看得见的高楼，看不见的下水道”，网友们认为各地方政府注重高堂华屋的建设，而对地下排水系统建设短视甚至采取漠视的态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程晓陶：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城市快速发展中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一些官员更愿意将钱花在看得见的、容易显现政绩的地方。再加上特大暴雨也不是年年都会发生，有些人就抱着侥幸心理。
他山之石
南都周刊：广州水灾之后，有市民回忆反映二战的一些外国电影里，城市下水道可以“作战”，人可在下水道中行走，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程晓陶：西方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比我们早。他们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建设早在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上世纪70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率先进入暴雨雨水的管理阶段，许多大城市的排水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实时控制，建设标准高，体系完善，有些大城市至今用的仍是一两百年前建成的排水系统，尽管城市规模与当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但排水系统仍运转自如。我国青岛市老城区的排水系统是早年德国规划建设的，近年来在大暴雨中经受了考验。同样暴雨条件下，一些城市新区却淹得厉害。
南都周刊：发达国家的城市排水系统有什么标准？我们有类似标准吗，国内一些大城市存在哪些不足？
程晓陶：为防范城市内涝，国外的城市排水标准普遍比国内高，纽约是“十至十五年一遇”(注：一年一遇是每小时可排36毫米雨量)的标准，东京是“五至十年一遇”，巴黎是“五年一遇”标准。
日本为了应对城市水灾，后来在大阪和东京修建10米直径的地下河，因为地下空间已经利用很充分了，大阪将地下河修到地下27米深，东京更是深达60米，正是这些看起来投入巨大，不断被强化的措施保证了城市的防洪安全。
我国城市防洪排涝也有相应的标准。大城市的标准规定较高，中小城市相对较低。一般是以城市人口数作为判断城市规模的指标，而标准设为区间值。经济条件好的、意识强的城市可能取上限，有些城市会取下限，甚至还没有达标。
南都周刊：除了提高排水系统标准，我们还可以在哪些生态方面做出努力，减少城市雨水径流？
程晓陶：在城市建设上除了采用透水砖铺装人行道，增加透水层，减少硬质铺装等外，国外也运用了一些生态方法改善雨水系统条件。比如，德国在城市排涝方面就做得很好，保证城市有很高的绿化率，减少了雨水径流。韩国近年来将过去填埋改造成道路的城市河涌，又重新恢复成河流，既改善了城市景观，又增强了防洪排涝的能力。
南都周刊：这次暴雨暴露了我国城市洪涝应急体系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经验，我们可以做哪些改进？
程晓陶：比如，我们建立了四级应急响应制度，但现在只是笼统地说启动了红色或是橙色预警或应急预案。而在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即使发布了红色预警，还会在地图上标注出哪些地方是高风险的红色，哪些地方是风险次之的橙色或蓝色，哪些地方是安全的绿色，并且通过电视和网络向公众发布。
目前在日本，利用计算机进行预测，水灾的风险信息还只能表现到街区，今后要进一步提高预测技术，处在危险区中的每一栋住宅，相应不同频率的淹没水位也要表示出来。公开发布这些风险信息，住宅的所有者或购买者，就可以去查对了。保险公司也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为保险费率的计算提供依据。
我国2002年开始启动编写城市防洪的新规范，已经开始将防洪和排涝统一起来考虑。先是按部标编写的，后又改为国标，目前已接近尾声，快要递送国务院了。以前的规范偏重工程层面，新规范将把预警、调度等非工程的层面囊括起来。
南都周刊：对于城市洪水风险的研究与预测，以及对市民防灾常识的推广，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程晓陶：近年来我们研发了城市洪涝的仿真技术，为城市洪涝风险的预测与风险图绘制提供了先进手段。在国外，风险图是对市民公布的，以帮助大家树立风险意识。目前国内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风险图还只是为防汛指挥部门内部掌握。
南都周刊：我们在城市排水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存在哪些不足？西方发达城市可以提供哪些借鉴？
程晓陶：日本的《下水道法》对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和各项技术指标都有严格规定，巴黎的排水法律体系也相当完善，围绕城市内涝预防、规划以及政府责任，进行全方位的立法。
我们应该进一步健全水灾应急管理体系，科学制定防汛应急预案；由于应急预案的实施需要短期紧急调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需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相关单位的责任义务与协调机制，以及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
链接 日本水害诉讼案的启示
文 _程晓陶 整理_李继锋
日本上世纪6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城市化进程加快。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城市治水的新、旧矛盾终于爆发了。
1972年7月发生在大阪一带的暴雨不算太大，7月9日至15日，总雨量只有328.5毫米，1小时最大降雨量才25.5毫米，却形成了洪水四溢的局面，大阪府的受灾群众达46502户。1973年，大阪府大东市71户灾民联名起诉，以国家、大阪府、大东市三级政府为被告，要求5255万日元的损害赔偿，这在日本是水害诉讼第一案。官司打了12年，直到1984年1月26日，东京最高裁判所做出终审判决，原告方败诉。
原告的依据是，日本于1947年10月颁布的“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与第三条，其中第二条说：由于公共建造物(例：道路、河流)的设置及管理中的缺陷，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确定由国家或公共团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作为一篇短文，无力论证其中是非曲直，只能从代表性观点中，择其精彩，记录如下。
原告方认为，国家与大阪府对一级河川谷田川的管理有缺陷，大东市对地方河道的管理有缺陷。由于地域的乱开发，使得上游洪水来得更急；铁路建设在河道狭窄处的弃土未及时清除，阻碍了行洪；上游原来起调节洪水作用的池溏，被市里占用建了小学，导致水害的危险年年增大。
1956年以来，居民多次陈情要求治理河道，拆除非法占据河道、有碍行洪的建筑，却没有人管。为此要求法院判决政府切实采取“根治洪水”(原文：二度发生不许)的治河措施，从法律上强制国家进行水害赔偿。
被告方则辩称，公共建造物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河川管理有其特殊性。首先，治水事业是长期的事业；第二，防洪工程耗资巨费，有财政制约；第三，河道的治理，需自下而上，有技术制约；第四，治水用地征收困难，有社会制约。
被告方举例，即使在法制社会的美国，水害作为自然现象，水害诉讼法院也不受理，欧洲国家也是这样(原文如此，未经考证，请勿引用，笔者注)。
法官认为，国家赔偿法虽然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对于自然的河流如何认定建设与管理中的缺陷、如何计算赔偿的标准，并没有可操作的细则。因此必须先制定出实施的细则，作为判断此案的依据，并为今后判断类似案件提供一个样板。如果此案原告获胜的话，目前尚不能杜绝水害的日本，水害诉讼事件就会大量发生，必然陷国家财政于贫困。
“大东水害诉讼”被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河川行政管理变革的前奏曲”，是有其道理的。1975年，日本水害诉讼案件陡增到了18起。直到2001年，名古屋市天白区野并地区遭受水灾的居民和企业起诉市政府要求赔偿水灾损失。水害诉讼表达民众的希望：要消除水患，决非个人、家庭、团体的力量可为，只能靠政府。
首先，“大东水害诉讼”促使各级政府更加明确与重视起治水与河川管理的责任。感受到民间对治水需求的压力，日本第四、五个治水五年计划，投资的完成率迅速上升到95%与100%。其次，政府针对城市化进程中水灾害的新特点，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第三，澄清了围绕水害治理的一些急于求成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保证了国家治水方针长期有计划按比例的实施。第四，增大了科研投入。“新型都市水害”的成灾机理与治理对策，在日本文部省的科研事业费中，就被列入了一级资助的课题。
“大东水害诉讼”以及本世纪初的类似诉讼的意义是不容质疑的。日本水害诉讼争论中所推动的城市治水之变，对于正在高速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广州与水灾多年对抗未占上方
这个夜晚的降水，再次给广州带来了大范围的道路积水和交通拥堵，交通部门公布的数据称，当天市区内有21条主干道一度陷入瘫痪，商业最繁华的天河区甚至有超过三成的主干道交通受阻。无论是坐在开着空调的车里还是站在风雨大作的街头，无论是城市白领还是贩夫走卒，在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威严面前，没有人能逃脱考验。
深夜12点时，位于白云区黄石东路的大型社区“荷塘月色”的一个地下车库里，三个穿着短裤、背心的车主，正站在入口处交头接耳，他们的脚踝已经泡在从排水道里汩汩漫出的积水中。一位谨慎的车主甚至找来一把长长的大扫帚，费劲地把积水往一条横截式拦水沟里扫。一周前，这个社区的部分地下车库遭受水浸，幸运的是水位没有高到让汽车受损的程度。但这足以让提心吊胆的车主们在深夜下楼来。
车库值班人员指着入口斜坡两侧早已准备好的上百个沙袋，安慰这些车主们说，物业管理公司的所有人现在都是24小时待命，“只要雨势增大，我们马上就会抽水、垒沙袋的”。为了打消业主的疑虑，他还一路小跑地去打开抽水设备控制闸门，车库里马上传出一阵沉闷的抽水声音。这位精神抖擞的值班人员在对着车主们大声说：“你们看，都是好的，放心睡觉去吧”。这时那个正在扫水的车主才停了下来。
在不远处、另一栋临街居民楼下的地下车库入口处，十几名年轻保安已经筑起了两道齐腿高的沙袋水坝，阻挡住了路面上大量积水的快速涌入。这个车库上周被浸程度较为严重，现在里面只孤零零地停着两辆车，其他车辆都被主人开到了附近高地停放。
“荷塘月色”居委会一位负责人说，居委会现在同样保持待命状态，除了降雨时的巡查人员，居委会的其他工作人员也保持24小时手机开机，“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把汛情及时通报给上级部门和社区群众”。广州的无数社区现在都保持着这样的紧张状况。
而在谢峰一周前的伤心之地，停车场在被水浸后的几天之内修筑起一道齐腰高的砖墙。尽管这阻挡住了上游路面涌来的积水，但停车场却是空无一车——车都还七零八落地呆在维修厂。不过此时，谢峰倒是已经放心地睡着了。
也不是所有人都为大雨困恼。这天夜晚，几名在广州市从事服装贸易生意的非洲商人，被积水堵在了白云区童心路一段半米多深的“河流”旁。这些穿着西装的外国人学着广州人一样卷起裤腿，赤脚站在水中，但与正试探着清理下水口的市政工作人员和忧心忡忡的路人不同的是，这些广州城过客，为能在城市道路上见到如此景象而一脸惊喜。
他们指点着眼前波光闪烁的“河流”，不时发出“哇哦”的感叹。当一名用自行车驮着货物打算涉水的年轻人摇摇晃晃地无功而返时，这些非洲人哈哈大笑着淌水上去帮忙。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缺水的故乡简直不可思议。
这时，黄永祺正舒舒服服呆在家里观看当天骑士队跟凯尔特人队的NBA赛事录像。他在下午乌云密布大雨未落时就匆匆收工出门，逃离了数小时之后变成一片泽国的广州城区。
治水革命
在与水灾持续多年的对抗中，这座居住着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从未占过上风。
事实上，早在4月22日，一场大雨就已经让广州市的众多道路、商铺和民居遭受了水淹之苦。但是，5月7日、5月9日至5月14日，一周之内三场暴雨，降雨量达到440毫米，相当于广州年降雨量的1/4。这是广州1908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汛期从未出现过的状况。
尽管广州一向以包容的城市文化著称，但经历了一再导致糟糕后果的城市水灾后，“罕见”、“极端”一类的字眼已经让市民觉得难以接受了。有资料显示，广州的雨水排水管网已有20多年的时间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整治，而且相应的城市防涝措施也已落伍。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广州市中心两千年来均未发生过改变，排水系统围绕着市中心，逐渐扩大，汇成网络，依自然地势形成了由总干渠、马路渠、内街渠三部分组成的市内排水系统。排水管网收集雨污水后排入马路渠或内街渠，再流入总干渠，最终汇入珠江。
1990年之后，广州市排水系统在原有基础上，划分为雨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系统、合流排水系统和防洪排涝系统，并仍然采用重力自排的方式，依靠地势通过雨水管收集地面雨水，就近排入附近河涌。然而，这种自排方式弊端明显，随着城市建筑物增多，地表地貌发生变化，加之原有地形限制，城市水浸“黑点”随之形成。
历史上，广州曾多次发生内涝。以1915年为例，水患持续了22天，其中涨水8天，退水过程达14天，造成10万余人残伤。进入21世纪，2005年和2007年均有过强暴雨造成街区阻塞，但都没有超过此次的频率和强度。
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5月7日的水灾后，批评政府有关部门除了监控不到位、排涝不及时等情况，还存在“防范意识不强、责任意识不强、联动意识不强等主观原因”。他认为5月份的特大暴雨，对广州市今后的防洪排涝标准、应急联动水平以及抢险能力都提出了挑战。
但人们依然在互联网上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一位市民说，“如果生活频频被水灾侵袭，那再漂亮的城市也不过是用来观赏的水中楼阁罢了”。另一位市民则说“我们的政府似乎总是比较善于改正错误，但是不善于避免错误”，他抱怨政府部门以往在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建设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少地方政府已经饱尝了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导致的恶果——使用不久的高层建筑被爆破，道路上耸立着影响交通的“标志性”建筑，交通要道上就像拉链一样，被不停地撕开，填平，再撕开，再填平。而公众似乎从来不是城市发展变化的主人，他们一定程度不过是被动的接受者。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环境工程系教授车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不少城市的防洪规划还很落伍，规划只是为了防洪，为了排涝，完全是被动式的应付之举。他用 “马屎皮面光，里面一包糠”来形容这些城市的现状。
现实摆在面前，比发泄怨气的批评更重要的是冷静的反思。在车伍眼中，中国城市的防涝规划和建设“需要一场革命来推动”，“包括理念、技术的革命、规范标准的革命、法规的革命、管理的革命等一整套系统，才能缓解这种灾害”。
广州市排水管理中心承诺，将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管网系统。一个具体指标是，新建城区将按三年至五年一遇的排水标准建设，而老城区则会通过系统改造逐步提高排水标准。但依旧有人质疑，如果下一次再来个百年一遇的暴雨，是否又是一次恶性循环？
5月23日中午，谢峰在维修厂看到了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汽车。他正在为数额不菲的维修费最终由谁买单而犯愁，“如果保险公司不能全赔的话，我们还得去跟停车场交涉”。
这天的气象新闻说，南方地区的第五次强降雨过程已接近尾声。但谢峰眼下最希望的是4S店能尽快把车修好。“我已经受够了”，他说。上个星期在坐摩托车赶去学校的路上，他差点跟司机一起摔进了一个水坑里。
广州“水战”：鲤鱼在高楼间水中畅游
广州“水战”
南都周刊记者_ 周鹏 广州报道
雨夜灾民
厚重的铅灰色积雨云，如潮水般，一波波地袭来。
5月7日，凌晨三点。
在接连不断的雷鸣声中，中学体育教师谢峰，被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窗外，大雨滂沱，闪电不时划破浓黑的夜幕。
这雨下得太大了。恼怒的他，以为又是哪个骗子打来的欺诈电话。但是，话筒里，有人在嘈杂的风雨中大声叫喊：“你的车被水淹了，赶快过来看看”。 说话的是白云区黄石家私城停车场的工作人员，离谢峰家四百多米远。
20分钟后，浑身被大雨浇透的谢峰，看到了心碎的一幕——他每天停车的这片面积不大的露天停车场已经变成了齐腰深的水潭，才买了大半年的朗逸轿车只剩一小块银灰色的车顶在水中若隐若现。周围的水域里，还有三十多辆轿车同遭此厄运。
一旁地势更低的地下车库早已被淹成湖泊，数量更多的轿车完全被泡在浑浊的水底。一名车库值班人员忐忑不安地解释说，水涨得太快，他们搬沙袋筑的防水堤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水涌过来很快就把车库淹了”。
几个面色铁青的车主，像灾民一样站在停车场旁边的斜坡上。一台比消防栓大不了多少的红色抽水机，轰鸣着，徒劳地把积水抽向远处。但是，这些水很快就会顺着地势倒流回来。附近路上的下水井早已被蜂拥而至的雨水灌满，正像帮凶一样不停地向外涌。
最早赶到的车主懊恼地告诉其他人，不用打电话找保险公司报案了，“全广州都被淹了，保险公司的人手早就派光了”。这个早来几步的车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汽车被不断抬高的积水淹没。
无计可施的车主们垂头丧气地在风雨中散去。在淌水回家的途中，谢峰的一只拖鞋差点被水冲走，一番手忙脚乱地追逐后，才好不容易被捞到。
回到家，谢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未眠。今后一段时间里，他得每天大清早先转两趟公交车，再搭乘摩托车才能赶到地处郊区的学校。
谢峰只是那个晚上广州市内数以万计有着相似遭遇的灾民之一。从5月6日晚上8点到7日上午，一场历史罕见的暴雨，在城市坚硬的地面一路流淌，淌过往外涌水的排水系统，淌过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淌过随处可见的被围闭着的工地，淌过因亚运被粉饰一新的老旧楼房，夹带着树叶、泥沙和废纸、塑料袋、饮料瓶一路向前，直到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停留下来，而后在惊慌失措的人们眼前越升越高。当天晚上，广州市内出现内涝灾情的地方多达118处，其中44处严重水浸。
“天空就像裂开了一样”，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但年近三十的谢峰，以往还未曾经历过如此猛烈的暴雨。
“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在幼儿园里，谢峰就学会哼唱这首代代传唱的民间童谣。“水浸”，这个广州人发明的词汇，在5月被媒体频频使用。谢峰说，这次应该改成“落雨大，水淹城”。
就在谢峰的汽车被不断抬升的水面吞没时，远在越秀区天河立交桥上的电脑配件经销商黄永祺，坐在自己的帕萨特汽车里，已经焦头烂额了。尽管车窗挡住了车外噼啪作响的雨点，却挡不住漫长等待后心里滋生出的烦躁。
这个中年人在这个交通枢纽上，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借着雨刮抹开挡风玻璃上厚厚水幕的间隙，他看见，前面广州大道中一段数百米的道路，已经被高过车轮的浑黄积水淹没。不时有司机冒着大雨跳下车掂脚向前方眺望几眼，然后赶紧缩回车里。他们下方的立交桥桥脚，一片汹涌的河水正滚滚向前。
水灾让广州市内众多的道路严重堵塞，数以万计的汽车被堵在路上动弹不得，广州大道、中山大道这样的城市主干道，一度瘫痪达数小时之久，无数人滞留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夜不能归。夜晚11点多，一位朋友给黄永祺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去帮喝了酒的同事开车，结果同事酒都醒了，他还被水困在路上。
这天夜晚，距天河立交不远的商业旺地杨箕村里，临街商铺的老板们弯着腰一刻不停地用脸盆、水桶往沙袋砌成的拦水坝外倒水，而在另一处IT公司密集的天河区岗顶，有人看到一条红色锦鲤在高楼间的水中畅游。
直到天蒙蒙亮时，广州大道中路上的积水才逐渐消退，黄永祺终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这个夜晚，广州市区范围内平均降雨高达128.45毫米，这座城市第一次启动了一级暴雨应急响应。夜幕中，广州市有7人在雨中殒命，水灾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亿元。
5月7日下午，谢峰的朗逸车终于在仍未停息的小雨中被拖到了4S店，而这里已经横七竖八地摆满了数十辆污浊不堪的汽车。这一天，广州市众多4S店迎来了一波史无前例的汽车维修浪潮。
广东省保监局5月9日透露，此前两天内全省共计接到的“水浸车”车险报案超过1.3万例，预计此次暴雨造成的损失赔付将达到1.39亿元。
在等待办理手续时，谢峰听到身旁同样遭受厄运的车主说，昨晚广州市气象局先后发出了暴雨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信号，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收到预警。当谢峰疑惑不解地问这些预警信号有什么含义时，这些车主面面相觑。一位女车主猜测，“可能就是指雨下得越来越厉害吧”。
地下“儿童”
没有哪座城市像广州一样，在近些年如此频繁地因为水灾而备受关注。当报纸、电视、互联网开始铺天盖地报道5月7日的水灾时，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在持续多年耗费巨资的排水系统改造后，广州这座大城市为什么还会一次次在暴雨中陷入困境？
在广州不为人知的地面之下，埋藏着问题的答案——一张由无数根直径数十厘米和少部分直径超过一米的混凝土管道组成的排水管网深埋其中，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这张日益庞大的管网的设计排水标准跟大多数国内城市一样，沿用着“老城区一至两年一遇，新城区三年一遇”的前苏联模式。
多年前，当全球气候变暖只是危言耸听，厄尔尼诺、城市雨岛之类的概念还无人理解时，这张管网就已经在默默地为广州人服务了。但每到雨季，它免不了会因为不够健全导致的城市水浸而不时受到批评。
在面目模糊不清的“城市化”的召唤下，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无数国内城市地面上的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现代化，但具有良好渗水功能的农田绿地也越来越多地被抹上水泥铺上石板，城市天然的排水帮手——河涌沟渠也越来越窄、淤泥也越积越高。城市管理者憧憬着城市化美好前景的脑海中，地下排水管网总是被掉以轻心，成为总也长不大的羸弱的儿童。
这些“儿童”痛苦地承受着城市排水的重担，每逢雨季往往就不堪重负。在广州，在5月7日中被暴雨彻底击倒的，除了排水管网，还有地面上那些密集的道路、宽大的广场、雄伟的商场高楼所代表的头重脚轻的城市追求。
广州已经没有修建法国巴黎地下运河般宏大的地下排水系统的机会了。市区里密集的道路楼房，会让所有人打消掉把城市挖个底朝天地重建排水系统的念头。
现在能做的，大多只能是增加排水管道，提升水泵抽水能力，加强城市工程建设管理之类的修补措施。这样做短时间内难以彻底解决城市的水灾难题，甚至不过是把麻烦推给邻居。
因逢雨必浸而备受诟病的岗顶一带，从去年开始进行了排水管网和排水泵站改造后，使得在5月份的数场大雨中这里没有再出现以往严重水浸的场面，但离此不远处的暨南大学，却在5月7日的暴雨后被淹成了“威尼斯”。暨南大学一位后勤部门负责人认为，正是由于岗顶的排水工程架构不良，使得校内排水系统被堵塞，才导致了学校大面积被水浸。
去年开始，广州斥资9亿元对城里的200多处易浸地点进行改造，在5月7日的暴雨之夜，被改造过的地点相当多未出现严重水浸，但在全市出现的118处内涝点中，有89处为新增内涝点。
一周后，在接连不断的阴雨天气中还没缓过劲来的广州，再次遭受了一场历史性大暴雨。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信心表明，“5·14”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90.67毫米，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高达145.69毫米，
挎包里的秘密
当5月14日晚上8点，走出位于环市东路的写字楼时，程晓颖并没有因门外已经漫过人行道的湍流积水而却步。她从自己漂亮的橙色挎包里掏出了一双拖鞋穿在脚上后，便撑着伞赶向公交车站，把一帮穿着皮鞋的同事甩在身后。如果不愿牺牲皮鞋，这些人就只有等到外面的积水消退后才能回家。
每当雨季来临后，在广州工作了四年的程晓颖就会随身携带一双拖鞋。“听起来挺尴尬的，但总比穿着泡在水里的皮鞋走路要好得多吧”，这位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策划经理的年轻白领笑着说，广州街头那些时髦女孩的挎包里并不都是化妆品、手机、钥匙这样的小物件，“也许还塞着一双拖鞋”。
像程晓颖一样，饱受城市水灾困扰的广州人，在最近的这场大雨中明显更加谨慎了。事实上，普通公众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他法。
目击者：女子呼救之后随即被漩涡卷走
20日，钟志坚正和同学一起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打听李淑芬消息时，却接到了警方让他去辨认尸体的电话。警方称经法医检验，死者属溺水死亡。经过DNA比对，确认与失踪的李淑芬的DNA吻合。
“我更希望她是被人绑架了，这样起码她还活着。”在赶往二沙岛的水警东河道派出所路上，李淑芬的同学们依然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钟志坚则默默地祈祷着奇迹的出现：“她最近有一个牙碰掉了，她一边脸有个疤，她肯定戴着米奇的项链和米奇手表……”他说，如果认尸时这些特征都没有，则可证明那不是李淑芬。
下午来到广州的李淑芬父亲，在录像里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警方解释尸体已经高度腐烂，脸面也看不清了，做完DNA鉴定后即火化了。警方只安排李淑芬父亲看录像，看尸检解剖过程。李淑芬的母亲闻讯晕倒在派出所门口。
这一天是李淑芬的20周岁的生日。
59厘米
22日早上6时许，李淑芬父母、亲朋，以及她的同学出现在她遇难的排水沟，燃香祭奠。几天前，李淑芬就是从这个59厘米高的水泥围栏上滑进了水沟。而在悲剧发生的第二天，当地的街道办在上面安装了钢筋栅栏，红色的油漆未干。
排水沟就在在天河客运站到东星厂站天源路旁。华宇进口汽车修配厂正处于这两点之间，店门旁边有一条深约1.5米的下水沟，从山上直泄而下，水流流经马路下方，通向对面工地方向，再通往其他区域。
“如果水泥栏修高一米或者早装栅栏，哪怕这两样都没有，在下水道的排水口装个栅栏，孩子也不会那么快被卷走，还有挽救的可能。”李淑芬的父亲说，“明显是管理责任，可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说法。”
据当晚目击李淑芬跌下下水道的华宇进口汽车修配厂职工称，“当时听到一声呼救，我再跑过去时，只是看到一只手在水上挣扎，之后那名女子就被漩涡卷走了，根本没法看清是何样貌和衣着。”
当晚在场的汽修厂员工都记得，持续暴雨导致整条路面都被水淹，没过了膝盖，汽车在水中熄火，排成了长龙。就连下水沟里的水也漫了上来，水深已经让人看不到水沟旁边的小台阶。天河客运站附近一带交通大瘫痪，客运站内因大雨滞留的乘客有六七百人。
“在这个女孩出事之前，附近学校的一对情侣，男的为了躲水滑进了下水沟，他可能是死死抓住了旁边的电线，被其他几个人手拉手给拽了上来。否则，那天冲走的就不止一个人。”另一名目击者说。
“往年水害时，公司办公室里的最高水位59CM，今年达到了149CM，这是我到公司十年来从来没有见到的。”排水沟附近盈威客车配件公司的一名员工说，因为这几场大雨公司损失了三十多万。
“2009年，广州投入了9亿元进行‘水浸街’的改造，重点治理全市228个水浸‘黑点’，但这儿却不见效果。”这名员工表示不解。
马路对面的一家经营建筑材料的店主介绍，他所处的地段属于地势较高的地段，他开店四年，门口从没有进水，而今年水也漫过了膝盖。他认为今年之所以频繁遭受水浸，是正在施工的地铁站挖断了以前的排水系统。
“本来天源路上，客运站到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之间，两头高，中间低，华宇进口汽车修配厂所处的是这个‘V’字形地势的低端，再加上地下排水系统不顺畅，积水就会经常出现。”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10月，广州市轨道交通六号工程施工13标长湴站正式开工，长湴站为地下两层出岛式车站，主体结构外包全长348.9m，标准段跨度19.7m，基底埋深约18m。在工程介绍中，有文字介绍该处工程难处之一是“地下暗管的迁移”。
当李淑芬的家人祭拜后离开，人群逐渐散去，马路中间的地铁站施工队机器又开始轰鸣，路上的行人复又行色匆匆。一辆市政工程车辆悄然停在排水沟旁，车上下来两名年轻人一边谈笑风生，一边拿出相机和卷尺，拍照，测量。
他们似乎都已经忘记，在8天前的那个雨夜，这个水沟曾经吞噬过一个花季的女孩儿。
20岁
“我为什么没有权利见我的乖女儿的最后一面啊！”李淑芬的母亲被亲戚搀扶着，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禇红色盒子，舍不得撒手。那里面是她寻找了8天的女儿。7时30分许，拜祭活动结束，众人赶到殡仪馆。钟志坚和几名同学，抱着鲜花站在在旁边。
而李淑芬母亲不知道的是，在5月6日夜间到7日凌晨，广州各区(市)普降大暴雨，不少地方还出现特大暴雨。广州市气象台自有预警信号以来首次发布全市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暴雨造成广州7人死亡。
警方介绍，广州市政府曾在2004年发布《无人认领尸体处理办法》，包括经公安部门鉴定为死亡24小时以上或者溺水死亡三四小时以上的或者尸体已经出现膨胀、臭味等症状的，相关部门可以自行决定火化。
虽然警方解释火化符合规定，但李淑芬的亲友还是表示难以理解，为什么尸体17日就已经找到，却要拖到20日鉴定结果才通知家属。
最后一次见女儿是“五一”假期，女儿陪了爸妈几天。“今年母亲节，女儿还打来电话，祝我节日快乐，虽然没有礼物但比什么都珍贵。”在母亲眼中，女儿读大学后，懂事了许多，“她不是太聪明，但学习很刻苦，成绩突出。她还说，等毕业了留在广州工作，将来好好孝敬爸妈。”
在同学们的眼中，李淑芬很开朗也很善良，和大家相处得特别好，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宝宝”。李淑芬在大学里是校团委的学生干部，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学习也不错，和老师同学相处都很融洽。
“宝宝，希望你走好……愿你在天国幸福、开心……我们会还你公道。若下世再见，定必与你结良缘。”这是钟志坚QQ上的签名。
“突然的一个电话说DNA吻合的时候，所有人都呆了，但大家都不愿意相信。下午五点左右，又一个电话证实了你已经离开我们了。那个时候，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有来，我和豆腐两个人在一旁吃着速食面，一边默默的流眼泪。我和豆腐说‘一定要撑住，不要哭，如果我们都撑不住了，你的爸爸妈妈怎么办。一定要顶住不要哭，晚上回到宿舍再哭。’于是我们两人在等你爸爸妈妈的时候，不断的唱歌，唱着愉快的歌。我一遍遍的抬起头，为了眼泪不再往下掉。直到晚上8点多，你爸爸妈妈还有亲戚终于到了。”
李淑芬同学把这个纪念她的帖子，贴在了自己的QQ空间和论坛里。“为什么让你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去。虽然生命已经逝去，可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用法律的武器让你在天国不再悲伤。”
但他们很快发现，南华工商学院论坛的“校园自由港”和“南华茶馆”，原来讨论“李淑芬事件”和“祝李淑芬生日快乐”的帖子很快删除了。
在李淑芬被发现的棠下涌，煤炭般乌黑发亮的污水缓缓流淌，工人们正在两岸紧张地施工。媒体报道，“广州正举全市之力，系统推进污水治理和河涌综合整治工程，治水半年花22亿，确保2010年6月底前全市水环境明显改善。”
如果没有5月14日那次致命的约会，这个刚满20岁的江门女孩，或许不久的将来就会看到珠水流淌，河涌纵横，“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广州新景。
都市水患：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化难题
都市水患
在地下世界里，他们是文明的另一面，也是城市的智慧和良心。而所有这一切检验，只需要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雨。
3年前，济南、郑州等城市，数十人因暴雨而丧生。3年后的今天，一周三场暴雨，让广州这座大都市迅速沦陷，羊城成水城，汽车成潜水艇，现代化的光鲜瞬间被冲刷殆尽，城市里，弥漫着雨的危险。
曾几何时，城市——这个可以躲避山洪、泥石流袭击的“安全地带”，危如累卵。除了异常气候原因外，我们更应该正对的是不堪一击的地下排水系统。在“城市化”的感召下，在一味追求地面光鲜的标准下，支撑城市命脉的地下水系统，被轻易地漠视，如一个没有营养输送的孩子，羸弱得经不起风吹雨打。
如何治水，这是中国都市新命题。
这并不单是广州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城市集体需要面对的现代化难题。
致命的约会
李淑芬从清远赶来广州和男友相会，庆祝她的20岁生日。然而，繁华都市的一场暴雨却夺去了她的生命。
南都周刊记者_ 李继锋 实习生_任月月
2010年5月14日，广州入夏来的第三场暴雨，带走了一个20岁女大学生的爱情和她的梦。
3小时
周末的李淑芬有个甜蜜的约会，本来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却用了3个小时。
李淑芬在16时30分离开校园去车站时，才给男朋友钟志坚打电话，说晚上要从清远坐车到广州去看他。李淑芬是南华工商学院清远分校的大一学生，男友就读于从化的一所大学。5月20日是李淑芬20岁的生日，两人相约5月15日到广州市番禺长隆欢乐世界游玩。
17时40分，李淑芬乘坐大巴从清远出发，他们相约在天河客运站会合。
“等接到她后，我们就坐地铁去番禺，到同学宿舍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去长隆。”钟志坚说，“一路上我们通了十几次电话。”
19时，车要到广州时，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不久便暴雨如注。不时有炸雷在车顶滚过，闪电仿佛劈开了夜空。进入市区的路口堵起了长龙，大巴绕道机场高速才转上天河区的天源路，直奔天河客运站。
“龙洞收费站那边水浸了，车过不去，会晚点到。”李淑芬在钟志坚打来的电话中说。钟志坚已提前来到天河客运站接车，不少路段严重积水。
这是进入5月以来广东遭遇的第三场暴雨。事后交警部门表示，“5·14”暴雨对交通的负面影响全面超过“5·7”暴雨，市区21条主干道瘫痪，其中天河区最为严重，超过三成主干道交通受阻。
黄埔大道上，汽车一个小时挪动200米，BRT师大暨大段被淹，天河路和中山大道大瘫痪1小时左右。华景新城BRT道东往西方向公交车堵成“火车”，三元里地铁站D1出口因水浸关闭，天河客运站因大雨塞车滞留六七百人，白云机场57个航班延误，上千旅客滞留。
雨越下越大，一个多小时后，钟志坚接到李淑芬打来的电话，李淑芬说大巴被困在水里，一直没有动过，几名乘客已经下车自行走了，她也想下车。“她听说在龙洞牌坊附近有捷径到天河客运站，我让她继续等等。”钟志坚说。
20时30分左右，李淑芬又打了一个电话给男友，兴奋地说已经在龙洞下车，正在步行前往客运站的路上。这是钟志坚接到的女友最后一个电话。之后他反复拨打女友的手机都无人接听。20时50分许，李淑芬的手机关机了。
当晚同车的李淑芬的校友回忆，李淑芬第一次在龙洞下车后，发现雨大又上了第二辆车，但这辆车还是动不了，她索性就在旁边的公交车站下了车，冒雨随着人流向客运站走去。
钟志坚打不通电话，也不知道李淑芬下车的距离有多远，索性就坐在候车厅里等。“也可能她在路边的店里避雨。”钟志坚不停地安慰忐忑不安的自己。22时了，还不见李淑芬，钟志坚开始给要好的同学打电话，大家都好言宽慰他，谁也没有往坏处想。
夜半，钟志坚打了个盹儿，他看见李淑芬一袭黑色外套，淡粉色碎花连衣裙，一手拎着Nike手提包，一手拎着黑色高跟鞋，浑身湿漉漉地向他走来。猛然间醒来，空荡荡的候车大厅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睡意全消，独自坐到天明。
6天
第二天7点，钟志坚和汇合来的同学去派出所报警，警方让他们继续寻找，称“人员失踪不到24小时，不予立案”。于是，几十位热心的同学，开始了长达6天的寻人之旅。
“你们有见过这个女孩子吗？”“如有市民提供线索找到李淑芬，将给予重奖1000元。”在天河客运站一带，10多名大学生忙着散发传单，上面印着李淑芬的照片和介绍。客运站周围数公里的单位、小区的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他们从李淑芬下车的地点沿路打听旅馆、便利店，也问过沿线的门卫和环卫工人。
同时，其他同学各自分工，分别在各大网络论坛、QQ群和微博(http://t.sina.com.cn)上发布寻人消息。“我们白天到处打听，贴了两百多张寻人启事，到了晚上，我们就在网上看网友提供的信息。”李淑芬的高中同学傅启华说。
15日晚上7时许，大家把李淑芬失踪的消息告诉了她的家人，并到派出所报了案。李淑芬的父母连夜赶到广州。
派出所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李淑芬当时身穿黑色短外套，淡粉色碎花连衣裙，脚穿黑色高跟鞋，手拿一个黄色Nike手提包。“中途她曾下过两次车。第一次在距离天河客运站几十米的天桥处，但她很快又上了另一辆公交车。第二辆车也走不了，她就干脆下车自己走了。”
钟志坚说，李淑芬第二次下车的路段有一个摄像头，可以清楚看到她往天河客运站方向走去，但在下一个摄像头的拍摄路段却不见她的踪影。“这两个摄像头中间有一段路看不到，而这段路上有一段下水道没有护栏，警方推测淑芬可能掉进下水道的排水口了。”钟志坚和同学们不愿意相信这个推断。
17日晚，天河警方组织警力进行寻找和调查。考虑到当时暴雨水浸街，女生有跌落水沟的可能性，警方及时将情况通报消防、水务、街道等部门，共同组织人员对事发附近的明暗水沟进行全面搜索，但一直未发现李淑芬的踪影。
而就在当天，广州市水上公安分局东河道派出所在接到群众报警后，在天河区棠下涌打捞起一具女性尸体。但后来称跟李淑芬的特征不符，李家人被提取了DNA，不过，未能去现场辨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