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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看海,百亿排水工程为何不管用?/大明城墙和德国的防水系统打了谁的脸?/城市内涝频发弊病如何解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6-07-06  浏览次数: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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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无废城市建设及固废资源化利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大会


武汉看海,百亿排水工程为何不管用?

07-04 00:57 搜狐

原标题: 武汉看海,百亿排水工程为何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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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看海,百亿排水工程为何不管用?

武汉看海,百亿排水工程为何不管用?


 

 导语:几乎“逢雨必涝”的武汉今年再度开启“看海”模式。7月的一场暴雨过后,城区出现多处严重渍水,45处路段车辆无法通行,体育场变成了游泳池。强降雨造成交通受阻,机场已启动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此外,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武汉轮渡、汽渡全线停航……而暴雨还没有停歇的意思。面对今年的超强厄尔尼诺,武汉市有关部门2013年宣称的“武汉投上百亿改造排水,3年后不怕大暴雨”,显得苍白无力又充满讽刺。

国内城市内涝严重 武汉首当其冲

今年6月入汛以来,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一座又一座城市陷入内涝之困。提到“内涝”,武汉这座城市首当其冲。2011年,武汉迎来一场特大暴雨,市区积水严重,引起广泛关注,市政府问责市水务系统4名官员。自那以后,内涝似乎已经成为了这座古城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春天来武汉看樱花、夏天来武汉看大海”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包括武汉在内,国内新扩建城市排水能力饱受诟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城市化速度过快,改变了当地原有的水循环系统,而在城市建设中,又缺乏统一、长远的规划,“换一届政府,换一个规划”,结果就是城市建设随意性太强,在排水系统这一需要统一规划的工程上,新旧规划之间缺乏衔接,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之间缺乏衔接,能发挥的效用必定有限。二、中国城市排水系统按照“X年一遇”的标准进行设计,而依照的都是历史资料,近年气候反常,降水加剧,大大超出设计标准。而“X年一遇”这样的标准又太过含糊,对于城市排涝缺乏明确的指导意义,比如多大程度降水,多少时间排干。三、城市规划建设中,所有楼顶地面都是硬化设计,不利于地表水下渗,地面径流绝大部分进入排水系统,在来势猛烈的降水中,排水系统肯定不堪负荷。

对武汉而言,内涝严重还有自身的特殊因素。武汉是一个滨江滨湖的内陆城市,雨量丰沛,多年平均降雨量约1280毫米,城区地面基本都在常年洪水位以下,再加上外围山地影响,在区域性暴雨环流形势都满足的条件下,湖北东部极易形成低涡,低涡加强则会引发持续性暴雨,继而形成灾害性暴雨。不过,地理因素古已有之,并不是解释近年来武汉内涝严重的决定因素。

除了以上一般性原因,武汉近年来的大拆大建,造成一些地段排水系统不畅,也加剧了内涝的程度。此外,尤其令人惋惜的是,近几十年来,武汉城市开发、违法填湖导致城市水系和湖泊面积不断萎缩,致使城市雨水的自然吸收和调蓄系统能力减弱和丧失。武汉被称为“百湖之市”,城内湖具有天然的泄洪作用,然而2010年武汉水域面积比1991年减少约39%,1950年主要城区湖泊127个,目前仅存30多个;与之相对应的,武汉市城市建设区总面积则逐年增加,从2006年的455平方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507平方公里,5年间面积增长了11.53%。

 


 

百亿排水工程也只是“亡羊补牢”

三年前,武汉水务局通过了《武汉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投资129.85亿元,改造、完善市内排水系统,信心十足号称三年后武汉将告别“看海”。当时的媒体宣称,“三年攻坚计划完成后,将能抵御200毫米/24小时、50毫米/1小时的特大暴雨。这样的雨量在武汉历史上平均10年才会出现一次”,“一天下15个东湖也不怕”。

普通市民对“15个东湖”没有概念,但三年后今天的情形似乎是对之前宣传的巨大讽刺。武汉水务局只是在“吹牛皮”吗?也并不是,据了解,在这场暴雨中,武汉大学一带渍水情况就没那么严重,一方面可以看出3年前的“百亿工程”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武大附近还有著名的东湖在发挥着蓄水作用。

厄尔尼诺现象曾在1983和1998年影响湖北省和长江流域,导致夏季降水均异常偏多。其主要特点为累计雨量大、暴雨过程多、降雨集中,位置稳定、夏秋连汛、气象灾害重。频繁的暴雨过程,致使山洪暴发、洪水泛滥、城市被淹,农作物受灾严重。今年武汉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在灾较为严重的江夏区,12个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63毫米,远远超出了“日降雨200毫米以内”的计划。所以只能说,就算水务局的三年攻坚行动计划完全落实,百亿排水工程也只能应付“十年一遇”的洪水灾情,用这样的计划和标准来对付“厄尔尼诺年”的武汉汛期实在太“吃力”了。

 国外城市防涝经验已是老生常谈

与中国很多城市相比,国外城市出现大面积城市内涝的概率相对偏低。发达国家、地区雨水标准体系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标准:一是管道排水标准;二是洪涝灾害控制标准。欧盟标准体系中明确规定了管道排水标准和涝灾控制标准;美国和澳大利亚标准体系明确规定了小暴雨排水系统标准和大暴雨排水系统控制标准。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有大小排水系统之分,防洪、排错和管道的标准是统一的。反观我国城市内涝控制标准和建设现状,目前还没有大排水系统的建设,更不用提相关标准的确立。

科学安排城市排水调度,建设环保型的透水沥青马路在实际防涝中十分关键。东京设有降雨信息系统来预测和统计各种降雨数据,并进行各地的排水调度。利用统计结果,可以在一些容易浸水的地区采取特殊的处理措施。比如,东京江东区南沙地区就建立了雨水调整池,其中最大的一个池一次可以最多存储2.5万立方米的雨水。此外,东京的城市规划部门重视绿地、砂石地面的吸收雨水作用,尽量减少地面硬化面积。

另外,健全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可以为城市防洪排涝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强制性洪水保险体制的国家,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洪水保险法》。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还组织绘制了洪水保险图,规定在城市行洪区内不准建任何建筑,在非行洪区内可以修建建筑物,但修建前必须购买洪水保险。纽约市在吸收联邦政府保险法的基础上,强制性出台了城市防内涝的地方性法律。纽约地方立法规定,城市新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不准在纽约下水道入海口附件建设任务大型建筑物。纽约政府还为一些城市生活低收入者主动购买洪水保险。在东京,政府立法规定道路等市政设施的建筑材料要有一定的透水性。在停车场、人行道等处铺设透水性路面或碎石路面,并建有渗水井,遇到降雨可以迅速将雨水渗透到地。近年来,东京政府还把路面逐渐改变为环保的透水沥青。在一些公园的小广场、水池等设下,还建有小型的蓄水池,容积通常为数千立方米,用于雨季存水。

对武汉和国内其他饱受内涝之苦的城市而言,打造“海绵城市”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防涝需要长远、统一的规划,多部门的通力合作,“一劳永逸”的姿态不可取。判断城市规模和承载力、改造旧城排水系统、制定管道排水标准都在防涝的体系之内,“X年一遇”的含糊指标早已无法掌控日益严峻的洪涝局面。只有借鉴国际纽约、东京、伦敦的排涝实践经验,完善洪水风险管理体系,城市排水系统与自然水体的泄洪调节能力相结合,排水工程与非工程措施(比如洪涝预警)相结合,才能真正结束年年“看海”的尴尬。


 

大明城墙和德国的防水系统打了谁的脸?


 


编辑整理:依然   来源:微信公号园艺(ID: yuanyi009)  

 

曾有人问:“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

龙应台说:“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3个小时。”


 

一、年年夏天看海  城市排水就这么难?


 

二、650年前修建的南京城墙 自动排水系统 呈水龙奇观


水龙奇观越漂亮,说明我们的城墙就越稳固。


 


南京明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定都南京的产物和象征,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建造在江南的统一全国的都城城墙 。
 


南京城在刚建成时共有四重城墙,由外向内分别为外郭(外城)、内城(京城)、皇城和宫城。



外郭大部为夯土城墙,原有18座城门,周长约60千米,约20公里为砖造,早已湮没无存,仅余城门的地名流传至今。


内城为“土筑砖包”,夯土筑成的城墙外由城砖或条石包砌。内城因地形而建,呈不规则状,突破了以往都城为方形的城制。



内城原本开有13座城门,与外郭城门合称“里十三,外十八”。


内城在20世纪50年代时仍大体完好,但是在其后20年间遭受严重破坏,现存长度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二。



内城原有的13座城门,历经战火、破坏以及改建之后,现存的明代城门还有聚宝门(中华门)、石城门(汉西门)、神策门和平门)和清凉门,其中除神策门还保留有清朝时修建的城楼之外,其他城门的城楼都已无存。


古代城墙的主要作用是防御,可古代的设计师们,在建造城墙时,考虑的项目非常齐全,并且非常非常久远,远非现代人所能及。当然,防水系统也做为了重中之重。



作为战时的防守:聚宝门是这些城门中最坚固的一个,城楼以下部分基本保存完整,而且有所谓“藏军洞”的特殊设施。“藏军洞”实际上就是里端封闭的砖券门洞,在战时可供兵士休息和用来存放军事物资。这种“藏军洞”在聚宝门最南一道的城墙上计有两层共13个,左右两侧的城墙下部又各有7个,加起来有27个。每洞可容纳兵士100人以上,共可藏兵达3000人以上。这种设施在中国古代的其他大城中是极为少见的。


每座城门都有内外两道门,外面一道是从城头上放下来的“千斤闸”,具有坚固的防御作用;里面一道则是木质再加铁皮做成的两扇大门。在平时,行人车马都从城门洞里通过。


 


 


 


 


 


防水排水:明城墙的防、排水系统科学适用,功能包括城垣自身防、排水和对城区的防、排水两部分。城墙填层上部,采用桐油、石灰、黄工拌合的灰浆封顶夯实,厚约1—2米,在其上面和沿墙体两侧直至墙根用灰浆砌筑5—10余层城砖;墙体顶面设置了石质排水明沟,在其明沟约50米距离设置石质出水槽将水排出墙体。城区的防、排水系统,主要是利用城墙底部设置的水关、涵闸。



秦淮河出入口处分别建有东水关和西水关,水关设有闸门3道,前后2道为木闸门,中间设铁栅门以防潜水入城之敌。东水关内侧还设有33座瓮洞,分为3层(上面两层为藏兵洞),下层(中洞可通船)通水。此外,还设有金川河闸、玄武湖的“通心水坝”(即武庙闸)、前湖的半山园闸与琵琶湖的琵琶闸等多处涵闸。这些涵闸,设有铜、铁管和铜水闸,只能进水不可进人,设计巧妙、结构合理。

 


 


 


 


 

三、德国人在青岛年只干一件事 修下水道



 

德国人一共在中国青岛待了17年,没修别墅,没盖大楼,没搞布满喷泉鲜花和七彩灯光的广场,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把下水道给修了。


 


没人看得见德国佬做的这些,基本上属于吃力不讨好。可是100年以后,全中国人都看见了:一个从来不淹水的青岛!他们把中国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发挥的淋淋尽致。
 



 

顺着青岛栈桥海岸线以东约5咪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呈拱形设计的暗渠,高度约2.5米,宽度约3米,一个成人可以轻松地走入其间。


 


最不惧暴雨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也不是国际大都市上海,也不会是南京,而是青岛。100多年前,德国人就为这个沿海小渔村,设计了足够使用百年的现代排水系统,其中雨污分流模式,即使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城市未能做到。

 


青岛,中国最不怕淹的城市,不管下多大的雨,积水从不会没过脚脖子, 这得益于上世纪初德国人……
 



 

【施工标准】:青岛原德国租界区的下水道,在高效使用了百余年后,一些接口零件需更换,经查询,当年的公司已不存在,一个德国企业发来电子邮件说:根据德国企业的施工标准,在老化零件周边3米范围内,可以找到存放备件的小仓库。依建议果然找到了小仓库,里面全是用油布包好的备用件,依旧光亮如新。


 

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居然“遗传”给了德国人!

(来源:微信公号园艺)



 

城市内涝频发弊病如何解

2016-07-05 黄志龙 


 

在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应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承担起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和管网建设的主体责任,从根本上缓解城市内涝频发的弊病

 


 


 

作者 黄志龙(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台湾文化人士龙应台有一句名言:“验证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发达,一场大雨足矣”。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南方地区武汉、南京、广州等主要城市频繁出现“看海”景象、城市内涝愈演愈烈,其主要原因是严重滞后的城市排水系统,越来越难以满足我国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边界不断扩张的需要。笔者建言,在当前经济持续下行背景下,中央政府可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大城市地区的地下管网建设,全面改造和升级城市排水系统。之所以如此建言,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市地下排水管网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地下和地上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大概为1:1,然而,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中仅有4%投向地下排水系统,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城市始终未能摆脱“先地上,后地下”的发展模式。从住建部统计数据看,2015年全国16个试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992个,投资279亿元,这一投资规模甚至不及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一条干线地铁的建设投入。举例来说,武汉作为全国内涝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曾在2015年制定了详细的内涝治理方案,计划三年内投资162.9亿元,实施项目455个。然而,在其资金来源中,中央财政每年提供5亿元补助,武汉市政府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换句话说,中央和地方财政三年累计投入仅30亿元,其他133亿元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长期贷款、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显然,在城市排水系统仍然是公共产品、无法盈利的情况下,这一融资模式不可能完成预期投资目标。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得城市排水系统标准低、年久失修等问题凸显。

其次,中央政府财政扩张的空间相对较大。长期以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是地方政府及下属融资平台企业。然而,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地方政府扩大投资显得有心无力。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截至2015年末全国政府债务共计26.66万亿元,包括10.66万亿元的中央政府债务和1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二者比重分别为40%和60%。而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占公共债务的比重一直都在30%以下,联邦政府债务占比则在70%以上。与美国相比,我国作为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府债务更应占据政府债务的主要部分。因此,中央政府应成为当前阶段性加杠杆的主体,特别是在地方政府控杠杆的背景下,中央财政加大对公共属性更强、无法盈利的排水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显得尤为必要。

再次,我国具有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中央主导重大水利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恰逢1998年“百年一遇”的长江特大洪灾,中央政府在1998-2000年三年就发行了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定向用于水利、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等全国各地区的重大项目投资。三年内,我国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引导总投资规模高达24000亿元,其中,荆江大堤加固工程、洪湖监利长江干堤加固工程等长江水利六大工程是重大国债工程,在随后十余年的长江防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中央财政投入相对减少,长江大堤加固工程落后于更高标准防洪的需要,这是造成今年长江流域再次爆发洪灾的重要原因。

最后,中央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刺激民间投资的信心。鉴于当前经济增长前景较为悲观,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为落实权威人士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真正积极”的政策精神,重建国内外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应充分发挥扩中央张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经济的稳定器作用。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之成为过剩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的重要引流器,用于改善当前一、二线中心城市排水系统等地下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根本上消除城市内涝频发的隐患。具体而言,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发布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采取BT(投资—转让)模式向民营企业公开透明地招投标,甚至可考虑设定项目投资中民间投资比例,从而刺激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信心。

综上所述,近年来城市内涝根源在于地方政府“重地上、轻地下”的发展思路,加上地下管网具有完全公共产品的属性,无法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积极性不高。在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应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承担起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和管网建设的主体责任,从根本上缓解城市内涝频发的弊病。■ l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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