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让我欢喜让我忧人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海河流域流经河北省70%以上的土地，与海河为邻的河北人民，自然是从中得到了不少的便利。但是，海河流域给河北也带来了频繁、严重的洪、涝、旱、碱等灾害。据档案史料统计，明代至民国时期的500多年时间里，河北地区共发生特大洪涝灾害23次，平均每百年4次。1917年，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受灾县份达104个，被淹面积38950平方公里，受灾村庄1.9万余个，受灾人口共620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海河流域进行综合治理，但是由于控制工程少，工程标准偏低，又处在丰水期，洪水灾害仍然比较严重。
1963的大水，让一个人下定了决心1963年8月上旬，海河流域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其之大、来势之猛、影响范围之广，为该地区所罕见。7天降雨总水量达600亿立方米，30天径流总量达302.73亿立方米，洪水漫过河堤，广大平原平地行洪，尽成泽国。这次特大的洪水给河北的工农业生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59.3亿元。如此惨重的损失，向人们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息：海河必须要治理了！中共中央对这次特大洪灾非常重视，1963年8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视察天津抗洪。8月23日，水电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刘澜波赴河北抗洪第一线视察。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先后到沧州、石家庄、衡水等地视察。短短数月内，先后有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抗洪斗争，这在建国以来的水利史上并不多见。1963年9月21日，中央救灾会议决定全面治理黄河、淮河、海河。9月25日，中共河北省委、省人委提出了河北省今后15年至20年治洪规划初步设想，提出必须下最大决心彻底根治河北水患，同时提出“经过15至20年的努力，达到完全能够抵御像1963年的甚至比1963年更大一些的洪水，以彻底改变河北省洪水为患的局面，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1963年的特大洪水，也让毛泽东忧心万分。在灾后的8个月里，他曾四次到河北视察灾情。1963年11月11日，毛泽东又来到河北灾区，他计算着河北的受灾年景，很沉重地说：从1949年到1963年15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分占一半多。他在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前，对省委负责同志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当时，河北省抗洪斗争展览会正在天津市新华体育场举行，河北省委领导同志请毛泽东为展览会题词，他当即答应，接着又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要做河北人，生在河南，死在河北。5天之后，11月17日，毛泽东挥笔题了七个大字：“一定要根治海河”，派人送到了河北省委。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谭震林、陆定一等也先后为河北省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这些都表明治理海河水患已经引起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对此次题词一事尤其重视，特别以书信的形式对河北省请求题词做了回复，他在信中说“林铁同志：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淘沙一词，待后再写”。
一个治水运动，在河北悄然酝酿毛泽东的题词，为根治河北水患确定了方针，是要“根治”，而非灾害过后就不了了之。毛泽东发出号召后，周恩来对河北的救灾和根治海河进行了具体安排，李先念副总理来到灾情最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农村，逐户了解群众生活安排情况，当即决定增调粮食，以保持农民的体质，同时，对县城的恢复作了具体部署。在国务院、华北局和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下，1964年河北省委制订了根治海河的全面规划，次年3月，中央书记处第395次会议决定：“请河北省和水电部就此共同做出治理规划，报中央批准纳入国家计划”。5月，河北省委向中央、国务院提交了《河北省委关于在“三五”期间根治海河重点工程的报告》。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河北省委的这一报告，并指示由国家计委和水电部统筹研究确定后报中央确定。至此，一场群众性的根治海河运动正式铺开了。“一定要根治海河”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治理海河的巨大决心。治理海河不单是治理现实的水患，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海河流域的水害，使人民能够永远安居乐业。充分表达了人民政府对于胜利完成根治海河这项历史任务的坚强决心和信心。这是人民政府与以往旧政府治理海河的重要区别。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号召和动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治水，掀起一场群众性的治水运动，这有利于弥补当时水利施工机械化程度较低的缺陷。
多彩的治水运动1治水机构是如何确定的？1965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负责河北海河系统列入国家计划的大型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规划和施工管理工作。紧接着在沧县兴济镇召开筹备会议。7月1日，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在沧州正式成立，驻沧州日报社内。7月中旬，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保定、天津7个专区及所属有关县，均成立了根治海河指挥部。海河指挥部是中央和地方相结合，各职能部门相结合的治水领导机构，这样的机构组成有利于发挥地方治水的积极性，有利于各个职能部门的配合，更好地为治理海河服务。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一直到了1980年7月9日，河北省水利局与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合并，组建为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的历史使命至此结束。2民工从哪来？1965年9月2日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以文件的形式对民工的来源、组织形式等作了具体规定。民工主要来自农民，无论直接受益区和是非直接受益区，都一样参加根治海河。这也反映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这对于当时施工机械化水平较低，以“人山人海”战术为主的根治海河工程来讲，能调动更多的人来参与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
民工首先是年龄18至50岁男整半劳力，其次是身体强壮没有暗疾的男整半劳动力。实践证明，这一点在根治海河施工中是最为重要的，因为高强度的劳动量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政治方面，受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影响，参加根治海河和其他升学、就业一样，其阶级成分受到很大的限制。虽然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年龄和身体符合民工条件的，也可以参加民工队伍，但是“数量不要过多，并严加管理，分工包干，落实到人”。为保证民工队伍的质量和战斗力，在民工的审批上，各级海河指挥部采取“自愿报名，领导审查批准相结合的办法”，组建一支“以农民组织起来的革命化的兴修水利的民工大军”。3民工怎么组织？民工实行军事化的组织形式，以原有民兵组织为基础，采用团、营、连、排、班建制。同时，从上到下建立起一系列的政治工作机构，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在施工队伍组织起来以后，以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对民工进行短期培训，规定“⑴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⑵邀请复员军人向民工讲解解放军的吃大苦、耐大劳，勇于战胜困难的硬骨头作风；⑶认真学习和讨论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八作风’；⑷落实民工集合时间、地点和行军路线，做好必须带往工地的工具、炊具、御寒衣物、学习书籍、教练枪弹及个人生活用品的准备，待命出发”。不久，一个个根治海河民兵团、民兵营、民兵连、民兵排出现在了海河工地上。
根治海河是整个海河流域范围内的施工，绝大部分民工都要经过长途跋涉外出施工，在长途运送上借鉴了战争年代行军的组织方式，规定“⑴民工队伍出发前，要有一部分干部和有关人员，按行军路线打好前站，做好必要准备；⑵民工沿途的社、队，要对民工进行热烈欢迎，并在食宿等方面给予方便；⑶教育民工遵守纪律，保证按时进入工地，在民工中开展爱民活动，搞好同沿途群众的关系；⑷营、连代工干部和医务人员要发挥艰苦朴素的作风，行军途中能够与民工同吃、同住和体贴民工的生活，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4“国家管饭”！1965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第395次会议讨论决定：“组织民工进行义务劳动，只发伙食补助，不补发工资”。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国家确定：“生产队集体出工，义务劳动，国家管饭，不记工资”的出工政策。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并对“国家管饭”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口粮标准是根据国家政策，每个人都有一份定量，由于工地活多吃得多，只吃自己口粮是不够的，所以国家给予粮款补贴，这就是国家管饭了”。尤其在根治海河工程早期，对于海河民工的补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的利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更是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国家管饭”的根治海河工程对他们来讲，是很具有诱惑力的，能够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如果一个家庭能有一个或两个劳动力参加根治海河，那么，他不但自己可以有“饭”吃，同时可以大大减轻家庭的负担。5干什么活？根治海河施工，主要是土方工程(主要是河道整治)和土石方混凝土工程(主要是道路桥梁和水库除险加固)。根据农闲季节，一般一年内安排春秋冬季施工，春季一般120天，过完大年初五就去上海河，直到麦熟前完工回家。秋收后，秋冬季施工60-120天不等，如果是河道整治土方工程一般60天，上冻前结束：如果是道路桥梁和水库除险加固土石方混凝土工程，一般120天，腊月底才能够收工回家过春节。
6进场和退场根治海河开始，海河工到海河工地进场和退场路途近的一般徒步推车去，路途远的做火车闷罐车皮去，然后再徒步去。70年代，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后，海河工去海河工地，学习解放军徒步推车肩扛手拿拉练进退场。就象淮海战役支前一样，道路上浩浩荡荡全是海河工。出门时，村领导和妻子儿女来相送，回来时，村里给开个欢迎会。
7工地上的作息每天清晨，启明星放亮就是吃早饭和上工的时间；晚上太阳落山才能够收工回营房吃饭。中午一般休息一个钟头吃午饭，上午和下午有食堂伙夫送水到工地，海河工休息15分钟时间喝水。晚上，工棚内年轻的后生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尽快进入了梦乡。工地上的活按照团、营、连、排的编制人数的多少，分割给施工任务。每个民工整天的在自己所在的排分给的施工区域内挖河筑堤。工地上红旗招展，劳动号子声震天响，鼓干劲，争上游，一片生龙活虎的景象，每个海河工没有含冤叫屈的。大字标语“一定要根治海河”、“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海河儿女多壮志、大青河畔英雄多”，布满了营房和工地。每个工期内，海河工不能够离开工地，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够回老家。每个工期内各个县团的电影放映队每个月到每个民兵营播放一次电影。每个工期内后方县委和革委会主要领导组织区、公社、村干部到工地慰问一次。有时县委还带来了家乡的文工团到工地来演出一次。8有趣的“和谐”在根治海河的过程中，也正好开始了“文化的大革命”。但是，“文化的大革命”无论怎么闹，两派怎么闹对立，搞武斗，都没有影响到根治海河的步伐。特别是在文革两派闹的最严重的68-69年，有的专区还同时出现了两个指挥部，区、公社、村各出了两派闹对立的海河工到海河工地施工。但在工地上，两派不仅没有闹对立，还比干劲，争上游。
深远的意义根治海河开始于1964年，到1980年基本结束。根治海河是一项以河北省为主体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运动，它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勤俭治水，精心设计，科学施工，在共和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明显的特点是:工程浩大、持续时间长、大兵团作战、军事化指挥机构、民工的军事化管理等。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运动,其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影响深远。
根治海河运动已经成为了历史，十几年的根治海河，为河北的水患治理积累了经验。根治海河工程，无论对于河北乃至全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基本解决了海河流域的水患问题，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它塑造了整整一代海河民工，他们的经历也融入到根治海河的历史中，共同折射出时代的内涵。
来源：河北档案
治国先治水：神话、历史、政治中的洪水
2016年07月06日
来源：《天涯》 作者：叶舒宪
对政治或其它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
两种政治：治人与治水
中国人所说的政治，从知识考古学的意义上推究，与西文中的politics有相当距离。
据《布卢姆斯伯里英语词源词典》，英语的politics一词出于希腊词ta politika，意思为管理市民、国家事物。politika又是从词根polites派生出来的，后者指市民。由于古希腊的国家以城邦社会为特征，所以管理和统治城邦的市民就是最基本的国事。从这一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写出了他那名垂千古的《政治学》大著，并留下了关于“人是政治动物”的格言。
城邦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构成的，市民社会中难免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政治学作为“政治家的学术”，就这样在一开始便建立在人际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
今日中国人对“政治”一词的理解，以通行最广的工具书《辞海》为代表，可以说几乎全盘西化了。该书的解说如下：
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实质是一定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上古汉语中很早就有“政治”两字连用的例子，但仅用来表示政事得到治理，并没有合成专用名词的意思。《尚书·毕命》云：“道洽政治，泽润生命。”孔传：“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乃浸润生民。”贾谊《新书·大政下》：“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勤之。”这些语境中的“政治”，实指“政被治”。“政”是名词，“治”用为动词的被动形态。两字也可分开来用，词性看得更明白。如《韩非子·五蠹》：“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者也。”
其实中国的“政治”与西方不同，这只要看看中央电视台《决胜》就会略有了解：8月大洪峰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深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公开宣布把水患当作举国上下当前的头等大事。那几个镜头虽然稍纵即逝，但毕竟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最接近中国特色“政治”本义的政治。
不论是古人的礼治与法治之争，还是今人的人治与法治之辨，一旦面对更为根本的“水治”危机，都难免立即退居次要地位。
在我们的汉字中，“治水”的“治”字和“治国”的“治”竟是同一个字。当然还有一大批由“治”字为根组成的合成词，如治病、治人、治身、治心、治世、治安、治田、治理、治学、治经，等等，几乎多不胜举。如果有人要问所有这么多“治”的意思究竟是怎样派生引申出来的，到底哪一个意思在先，哪一个在后，那么只要看看这个字的三点水偏旁就可以豁然明白了。治水才是“治”字由来的本义吧！
与“治”相对的反义词是“乱”。古人云：水横行逆行曰乱。所谓逆行，就是指没有顺着河道所规定的方向正常运行。而一旦水流漫出河道，其泛滥之势也就是“乱”的直接表现。由水的正常运行来代表秩序状态，于是有了作为名词的“治”，以及“大治”等合成词；由水的非正常运行来表示无序的或失序的状态，于是有了“乱”、“大乱”等比喻措辞。古神话讲到补天大神女娲确立宇宙秩序之前的状态，有“水浩洋而不息”的说法，这正是对“乱”的惯用说明。《释名·释言语》：“乱，浑也。”这个从水的“浑”字又写作“混”，常在神话叙述中用来描绘开辟之先的浑茫无序的原始大水状态。如《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治乱”作为合成词又可以同“兴衰”连用，这就是治乱兴衰之说的产生。其中当然包含着治则兴、乱则衰的对应因果关系，更包含着从自然秩序到社会秩序的类比推理。既然不按照河道规定的路径流动的水叫逆行之水——“乱”，那么敢于倒行逆施的臣子当然要被视为“逆臣”了。站在正统立场上的儒书编撰者还依据权力话语的“讨逆”逻辑，炮制出更为激烈的骂词“乱臣贼子”之类，对一切犯上行为加以刻毒的诅咒。《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思是说，孔子在编年史《春秋》的编撰中突出体现褒贬分明的叙述原则，让一切叛逆之人感到恐惧。
“治”的原初蕴涵也许不是指用人力去战胜洪水，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整重构，达到人水的和谐和均衡状态。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
治乱辩证法
“治”与“乱”既有相对的一面，又有相通和相互转化的一面。由此构成了古汉语中非常微妙的“反训”现象，让今人和外国人往往摸不着头绪。比如古代颇具权威性的几部字典《说文解字》和《尔雅》、《玉篇》等，都用“治”或“理”来解释“乱”。古书《尚书·盘庚》的“乱政”一语，注释家也用“治”来解释。不管怎样强调训诂学的原理，这样的解释总给人一种指鹿为马、是非不分的感觉。
从生态政治的角度去看，疑难或许可以顿然冰释。对于人类而言，任何一种自然灾害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再大的地震也不会持续不停，再凶猛的洪水也迟早要悄悄退去。按照祸福相倚、否极泰来的规律，由“乱”再到“治”，也不过是一步之遥。《圣经》洪水神话中的挪亚方舟，便是这种由乱到治的引渡象征。犹太教神学认为，洪水是神对人间社会罪恶的惩罚和清洗，洪水之后必然出现新的圣洁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乱”可理解为“治”的前提；“治”也就成了“乱”的结果。
潜藏在这个有趣的语言现象背后的是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因此，由“治国先治水”这句古训中引发出的生态政治的原理对于农业社会统治者来说，无论古今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这同亚里士多德以城邦的市民社会为基点的“政治家之学术”，显然不能混为一谈。可见由于国情的差异，中国的“政治”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政治。
治水为王
实际上，洪水与国人并不只是敌对的关系。在今人与洪水抗争和对立的表面现象背后，还潜藏着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比如：古人把开天辟地之前的状态设想为昏暗不明的洪荒一片，称之为“混沌”，又把我们先祖赖以立足的国土尊称为“九州”或“神州”，这都是与洪水记忆密切相关的名词。“州”字的本来意义就是“水中可居处之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洪水，何来九州？我们文明国家的最初建立就是以一场大洪水为直接契机的。
对于“胜者为王败者为贼”这句千古传承的政治箴言，一般都从社会斗争的胜败去理解，但用在创建我们王朝国家的第一任国王大禹开辟夏朝这一事件上，就不大合适了。只能从人与自然斗争的角度去理解。治水的成功与失败，注定了大禹和他的生父鲧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声誉：治水的胜者禹理所当然地登上社会权力的顶端，成为万民拥戴的万王之王；治水的失败者鲧却不得不面对死有余辜的厄运。
《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这两例由克服危机而获得权威，再进而获得权力的现象，使人们想到古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他是在猜破斯芬克斯女妖的谜语之后被拥戴为国王的。洪水也好，猛兽也好，妖怪的谜语也好，这都是给人民生命造成巨大威胁的灾难之源，又是常人难以对付的危机考验，社会中哪个人能够挺身而出，克服危机，也就不言而喻地成为自然与社会秩序的恢复者，理所当然会受到公众的崇拜和拥戴。政治与生态的密切关联，在此表现得极为清晰。胜者为王的道理显然也包括战胜自然暴力，解决生态危机的一面。
人类学者从自然与文化的整合体着眼，政治问题就不单纯是政治学所能够范围的了。新近发达起来的生态人类学认为，在十九世纪被机械地划分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和宗教等事物，实在不能孤立起来看。就连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也是和环境及自然生态因素交织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之中的。
根据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任何社会都可以视为由多种力量组成的场，由不同利益所驱动的是方向和动力不同的各种向心或离心的力，它们各尽所能地在这个场中表演。它们的交互作用形成相对的平衡态，一旦某一种力获得单方面的强化，就有可能打破平衡，导致社会的解体。危机（灾害）的来临可以改变原有的力量对比，使人员、资源、财富在社会中重新配置，这有助于化解平时威胁平衡的力量冲突，让社会整体形成共度危难的合力。因而，危机的克服总是可以带来权威的巩固、社群的凝聚。在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乱”训“治”的所以然的道理。
文明的生态史观
如果有人要问：从何时起，洪水与我们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应该说，这个缘分可以上溯到北京猿人时期，甚至早到黄土高原形成之际。更新世的后期，这里的气候发生较大变化。由西北大冰川吹来的巨风，横扫戈壁沙漠，卷起滚滚黄尘向东飘落，盖满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地质学资料显示，甘陕一带的黄土层，厚度为一百三十米，而豫晋地区的黄土也至少有五六十米之厚。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曾用风神与雨神的争斗来比喻东亚地区的生态特征。黄土地是风神的杰作，但雨神则成为黄土的克星。东亚大陆西高东低的地形特征和太平洋暖湿气流造成的季节性运动，加剧了雨神的威力。每逢夏季，暴雨倾盆而降，把松散的黄土地冲刷得四分五裂。日久天长，形成大大小小的沟沟川川，汇聚为滚滚东流的江河，自古以来就注定了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必须常年面对洪水。在这里孕育出的文明从一开始就和洪水结下不解之缘，催生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循环哲理，永无穷尽地演绎着治乱兴衰的生态政治原理。
就这样，风神年复一年的带来黄土，雨神也年复一年地带走黄土，二神的争斗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时不时出现的泥雨现象，便是二神之争势均力敌、难解难分的实物见证。
难怪，中国民间最为流行的祈祷之词不是上帝保佑，也不是佛祖开恩，而是对最具原生性的二大自然神的呼求：“风调雨顺”。
然而，人类的生存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水与土之间的均衡。华北的初民在这不利的环境中谋求农业的发展，需要可耕的田地。砍林开荒的结果，原有的森林消灭了，黄土丧失草木的保护，更容易随波逐流，大量流失，而雨水由于缺乏草木的容蓄，带着黄土，奔流而下。在这大自然的作用之下，奠定了中华农业文明赖以顽强生长的特殊困难的生态基础，其最大特点就是：
无雨便旱，多雨就涝。
旱灾加洪灾就这样成了千百代农人无法摆脱的循环噩梦，或者可以说就是“龙的传人”与生俱来的宿命。什么是龙？中国人为什么将这样一种莫须有的神秘动物奉为至高无上的祖神？
说穿了，龙就是水神，是华夏农业社会赖以生息的首要自然元素的神化。
夏禹商汤，唐宗宋祖，凡是在这片土地上称王称霸者，无不首先面对水的难题。夏禹面对的是滔滔洪水，商汤面对的是七年大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万变不离其宗，统治者总是围绕着水之多少的两极效应而施展其生态政治的策略，在干旱与洪涝的张力场之间穷于应付、疲于奔命。
传说中的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腿上的毛都磨光了。从正面讲，这是公而忘私、身先士卒精神的杰出表现，可以为今日所说的抗洪精神找到最初的根源；从反面看，这也说明了华夏文明创始者面对不利环境的艰辛与无奈，以及早期充当帝王者的责任、义务及必须付出的奉献。
古代中国的水患之深重，素来以黄河为最。在有史料记录的二千五百年成文历史上，黄河泛滥的次数达到四百多次。究竟有多少黄土泥沙被黄河激流带入下游，冲进大海，恐怕谁也说不清了。淤积的黄泥阻塞河道，造成泛滥和河流改道的现象，也已是屡见不鲜。仅从黄河入海口的情况看，或在河北，或在山东，或在江苏，史书中均有记载。华北平原大地上黄河故道纵横伸展，历历可数。在1911年以前的二千一百一十七年之间，发生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旱灾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其频繁之程度可谓世界罕见。
近年来由于长江上游地区人口激增，生态破坏严重，滚滚长江也变成了黄水翻腾的泥流，从颜色上看已同黄河不相上下。淤积河床的结果便是水位抬高，水患加剧，其对华中和华东的威胁呈现为逐年递增的趋势。今年更是出现了北方黄河干涸断流，南方长江超历史大泛滥的强烈对照局面。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周王朝统治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自然力量驱使的。这种自然力来自黄土高原的环境。通常河流的水里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纪录。所以黄河经常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以古鉴今，靠天吃饭的龙之后裔，就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环境之下，成就了世界上迄今寿命最长久的文明。难道应验的是“天降大任于斯人”？
洪水神话与现实灾难
1998年震惊中华大地的最突出事件是长江特大洪水。
灾难虽已过去，可是这场百年不遇的洪灾给十二亿各族人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沉痛记忆。灾害的规模和破坏力是空前的；数百万军民殊死抗洪的战斗也是空前的；举国上下的震动程度也是空前的。生活在这个世纪中的中国人对自然灾害的最大最深的印象，莫过于唐山大地震、长江大洪水！
人类生存与自然灾害间的亘古冲突给我们上了生动直观的一课，其教训之深远，上自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下至每一位失去家园或亲人的受难者，都会有铭心刻骨的效力；情感的激流渐渐平息之后，理性的思考之门必须开启：同样的灾难还会再度降临吗？ 水患和治水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宿命吗？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宿命又是如何与我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探究华夏祖先时代流传下来的洪水神话，或可给出一些解答的线索，因为神话是民族最深沉的记忆和智慧之渊薮，在文字尚未发明和普及的史前时代，凝聚和负载社会信息的主要形式便是口耳相传的神话。
从比较神话学的立场看，洪水神话是具有世界性的主要神话类型。除了干旱缺雨的非洲外，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民族都有其分布流传的迹象。对照之下，中国上古洪水神话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简言之，就是治水型和逃生型的叙述差异与思想差异。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洪水，各族神话教给人的办法大同小异，那就是及时躲避，逃得性命。逃命的方式以《圣经》的挪亚方舟神话最有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乘葫芦、大龟、竹筏、独木舟而逃生的细节差异。但不管细节如何变换，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劫后余生的逃命主题。相形之下，只有我们汉族的洪水神话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治水主题，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抗洪救灾。鲧禹治水的传说就这样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流传最广的故事。
与当今的现实相参照，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以数以百万计的血肉之躯去迎战洪水的到来。可以说“治水”从大禹的时代起便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头等大事，它通过四千年的历史反复，积淀为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倔强的情结。
为什么中外洪水神话会有这样大的叙述差异呢？各族神话产生于神灵信仰时期，灭绝世界的洪水往往代表神意对人类实施惩罚，所以渺小的人是无法同神意相对抗的。鲧禹治水传说没有突出神人对立和惩罚的意思。洪水与人虽构成冲突，但这仅仅是较为现实的生态冲突的反映，并不体现宗教意识浓厚的神人冲突。洪水既然不代表超自然的神力，那么治理它就成了人的生存责任。可见，宗教观念淡薄、注重现实性的中国人本思想给我们民族的神话奠定了基调。
中国人自古就以“龙的传人”自居。民间都知道这种现实中莫须有的神秘物是水神。对“龙”这种神话生物的分析表明，治水神话的主角鲧和禹，从符号学角度看，均可还原为水生生物（鲧字从鱼会意，禹字从虫[蛇]会意）或水陆两栖生物。由水生的神性动物代表陆生的人类同大水打交道，当然要比人类自己出面有利多了。 水与土之间的张力就这样因水陆两栖生物的出场而得到调解。龙的形象也好，化身鲧禹的鱼龙也好，作为人力与神力、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调解者，体现出特色鲜明的天人合一精神。
叶舒宪，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等 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