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气循环” - 也称“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这是熊彼特最常为后人引用的经济学主张。根据其说法，类似“景气循环”的主张早在19世纪的1830年代就被英国经济学家图克（Thomas Tooke）采用其时代的经济学术语提出过了，后来在重要的经济学家著作中也都约略地提到过这个概念，比如在李嘉图、马歇尔、庞巴维克跟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熊彼特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将景气循环的定义与作用给明确地展示出来之人而已。

哈佛大学

“创新”（Innovation) - 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在熊彼特经济模型中，能够成功“创新”的人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成功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 [3]  。

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采用他那德国历史学派的老成语调提出了他对于民主理论的观察。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关于民主的现代定

义：“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7] 。”他认为，民主就是政治精英竞争获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民主的实质在于一种竞争的选举过程。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权力，实施统治，但其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选择。熊彼特还将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相提并论。他认为，在民主的政治市场中，政治家根据选民的偏好提供政治纲领和政策在大选中自由竞争，争夺选民的选票。
熊彼特的民主定义标志着民主理论由人民直接统治的古典民主向现代的选举民主的重大转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中直接采用了熊彼特关于民主的定义，认为民主就是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的政体，并以此作为衡量民主的标准 [7]  。

被誉为“现代企业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一向承认其深受熊彼特的影响。

熊皮特影响

他与熊彼特同样强调企业家在“繁荣”这个目的上所扮演的角色比资本家更为关键，并且改良了熊彼特对于菁英的看法，更多于强调菁英份子的社会责任。另外他也同意“创新”便是生产要素的重新排列，且更深入的剖析了创新的价值。此外在他对于“泡沫经济”的观察中也可看出很明显的熊彼特学说影响。1931年熊彼特访问日本并做了三场对经济系学生的演说，此行后对日本文明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这三场演说后来证实为熊彼特在日本青年经济学者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几位当时坐在台下的学生后来成为熊彼特学说在日本的宣传人。回到美国后的熊彼特也对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中几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特别关爱。其终生都很欣赏日本文化。就是因为其对日本文化的友善态度并这几位学生毕生对老师的推崇，使得熊彼特在日本的知名度高过其在亚洲其他国家。这几位熊彼特在日本的推崇者是中山伊知郎（波昂大学时期学生）、东畑精一（同前）、都留重人（哈佛大学时期学生）、高田保马（听讲时已是经济学者）。这些人又影响了后一代的经济学家如塩野谷祐一与根井雅弘，其中塩野谷祐一是日本公认的熊彼特研究权威。

参考资料

• 1.  被重新发现的熊彼特  ．人民网[引用日期2015-11-03]
• 2.  学者称李克强是熊彼特的粉丝：相信创新的力量  ．新浪财经[引用日期2015-11-03]
• 3.  熊彼特-人物频道  ．和讯网[引用日期2015-11-03]
• 4.  什么是“熊彼特创新”  ．和讯网[引用日期2015-11-03]
• 5.  新华网评：创业创新事关全民全局   ．新华网[引用日期2015-11-03]
• 6.  人民网  ．李义平：创新与经济发展 ——重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引用日期2015-11-03]
• 7.  精英民主与多元民主  ．人民网[引用日期2015-11-03]

熊彼特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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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正是起因于创新过程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时间各一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物”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他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熊彼特创新理论

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他说：“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尽管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生活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经济变化；还有另一种经济变化，它是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的，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这种变化是那么多的重要经济现象的原因，所以，为它建立一种理论似乎是值得的。这种另一种经济变化就是“创新”。

熊彼特创新理论

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熊彼特力图引入创新概念以便从机制上解释经济发展。他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就是说，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规定。

熊彼特创新理论

作者 ｜ 慈玉鹏

来源 ｜《管理学家:实践版》

人是什么？一堆矛盾而已！

----大卫·休谟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是经济学家而不是管理学家，但他提出的创新理论，却在管理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1983年，为了纪念熊彼特诞辰100周年，管理学的泰斗彼得·德鲁克撰文，将熊彼特比做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认为“他有大智慧”，必将“永垂不朽”。的确，现在看来，围绕着熊彼特的是数不清的荣誉和光环，然而，在他生前却没有如此荣光。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言：“伴随着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来的始终是一种悲情与孤寂，他的理论（主要是创造性毁灭理论）在其去世多年后才为世人所接受与推崇，其‘经济财富守护神’的盛名与匆忙的一生相比，也显得姗姗来迟，步履蹒跚。”那么，在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成就的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熊彼特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在一篇未曾发表的自传性小说的开头，熊彼特写道：“请把我放在这样的背景中去看！否则将很难理解我所描写的一切。想要了解一个人，他的民族和他所生长的社会背景是关键。”

在经济学历史上，1883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的2月8日，约瑟夫·熊彼特出生；6月5日，约翰·凯恩斯出生。看看熊彼特和凯恩斯两人后来的际遇和影响，不由让人发出“一时瑜亮”的感叹。同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这又预示着经济学界老一代的谢幕和新一代的出场，历史往往就是由这些偶合改变的。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代表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展开了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论论战”。一定意义上，马克思、门格尔、施穆勒三人，构成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前提，而与他同龄的凯恩斯，则是了解熊彼特的一个绝妙的参照。

约瑟夫·熊彼特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的特里希市（Triesch, Austro-Hungary，即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Trest，在布拉格以南120公里处）的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担任特里希市长一职，19世纪30年代早期，约瑟夫的曾祖父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纺织厂，引发了特里希的工业化进程，此后，约瑟夫的祖父和父亲先后继承了该厂的所有权，由于经营有方，该厂一直生意兴隆。这一家三代，无疑就是后来熊彼特描述的“企业家”原型。他的母亲乔安娜（Johanna Schumpeter）出生于医生世家，约瑟夫的外公时任伊赫拉瓦市一家市立医院的院长。

这一家庭在当时的奥匈帝国具有代表性，他们家境殷实，能够博得周围人们的羡慕，然而却很难进入社会上层。帝国社会崇拜的是贵族，人们对名字中是否带有冯（von）和被别人尊称为“阁下”是极为在意的。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不甘于现状，一直梦想着更上一层楼，跻身于贵族阶层。然而，天不遂人愿。1887年1月14日，在一次狩猎事故中，约瑟夫年仅31岁的父亲意外死亡。此时熊彼特还不满4周岁，母亲也刚满25周岁。祸不单行，乔安娜的父母也随后双双去世，一连串的打击，反而更加激发了乔安娜翘首期盼进入上层社会的意志，这位坚强的母亲，把对丈夫的期望全部转移到儿子身上。为此，她反复向年幼的熊彼特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你应该成功！你应该成为贵族社会的一员！”可以说，乔安娜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塑造了约瑟夫的矛盾性格，也成为日后约瑟夫忘我工作的动力之一。

进入上流社会离不开良好的教育，1888年10月，母子俩搬到了位于维也纳南150英里的格拉茨（Graz），约瑟夫·熊彼特进入格拉茨公民小学就读。在母亲的督导下，约瑟夫的拉丁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进步迅速，为日后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有资格、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1893年9月9日，32岁的乔安娜同比自己年长33岁的奥匈帝国陆军副元帅西格蒙德·冯·凯勒（Sigmund von Keler）结婚，由于继父的贵族身份，约瑟夫·熊彼特得以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赫赫有名的玛莉亚·特蕾西娅女王（Maria Theresia）于1747年创办的，女王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兼有奥地利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波西米亚国王三个头衔，这个学校就是女王为了推行她的开明专制改革、培养有学识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而举办的，是贵族子女接受教育的地方。后来奥匈帝国大多数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几乎都在该校读过书。对于乔安娜而言，约瑟夫能够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犹如打开了一扇通往上层社会的大门，从此，儿子辉煌的未来不再是梦。

熊彼特在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的课程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地理、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这个学校不仅课业繁重，而且要求非常高，例如，希腊语课程的教材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读本。这些课程，对一般学生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由于外语基础较好，再加上天资聪颖以及母亲的严格要求，熊彼特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因为学有余力，他还开始阅读社会学、哲学、建筑学的著作，甚至到附近的大学旁听感兴趣的课程。

1901年，熊彼特从特蕾西娅人文中学顺利毕业。这8年的“准贵族”学习经历，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熊彼特在这里从少年转变成了青年，性格逐渐定型，积淀了日后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扎实的语言功底，为他日后从事研究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优异的学业成绩，助长了他的桀骜不驯；贵族公子云集的环境熏陶，养成了他的风流倜傥；母亲的期望，种下了他自我奋斗的不竭动力。更重要的是，出身中产阶级的残酷现实，造就了他内心深处无法驱除的自卑。就身份而言，在贵族子弟中他明显属于异类；就才干而言，他又瞧不上那些纨绔公子的水平。恃才傲物与自卑情结的交织，伴随了熊彼特的一生。

中学毕业后，同大多数出身贵族的同学不同，熊彼特申请攻读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学位。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奥匈帝国是讲门第的，尽管他有优异的成绩，也养成了贵族式的举止习惯，但由于自己出身中产阶级，若选择仕途或进入军界，很难有光明的前途。在熊彼特及其母亲乔安娜看来，屈居人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术道路。虽然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熊彼特一直强调理论的纯学术性，反对学术过于现实化，以一个超俗脱凡的纯学者自居，但考虑到熊彼特以后闯荡政界和金融界的事实，笔者认为，此时他选择学术道路，肯定带有一定程度的无奈和功利。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学术之都、艺术之都，而维也纳大学，则是这个学术之都中最璀璨的明珠。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时，由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经济学，历经“方法论论战”的洗礼，经由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庞巴维克（Eugen Bohm- Bawerk）的继承发展，已经蔚然成型，成为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匹敌的理论体系。由于熊彼特选择攻读法学和政治学学位，所以进入大学的第一学年他并没有过多关注经济学。从第二学年开始，他被经济学吸引，并创作了他平生的第一批学术论文（统计学方面），这可以视为他日后强调经济学要注重应用统计学知识的滥觞。

随后几年的大学生涯，熊彼特一方面是位才华横溢、勤奋刻苦的学生，为了钻研一个理论问题，可以整日待在图书馆中，废寝忘食；另一方面是位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在教授和同学们面前夸夸其谈。为了满足谈资，他会在私下花费大量时间充实自己的脑子。这种似乎是为了炫耀，或者是为了掩饰什么的“两面性”，正是中学时代贵族子弟圈子留下的印痕。此时的熊彼特，吃饭总要去最高档的餐厅，点最贵的红酒，穿着必定考究，言谈必定高傲。由于人长得帅气，能讨女生喜欢，还得到了“风流多情”的评价。

大学最后一学年，熊彼特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讨论课，一同参加的同学包括奥托·鲍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等。这几位后来都名闻遐迩。鲍尔和希法亭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米塞斯则得到庞巴维克真传，坚持自由竞争和宪政民主，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庞巴维克选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讨论的主题，如此一来，庞巴维克、米塞斯为一方，鲍尔、希法亭为另一方，课堂就成了辩论场。而熊彼特在这种辩论中最为特殊，他摆出一副超然姿态，一会儿代表这一方，一会儿又为另一方辩护，在双方之间不停地转换立场。对于熊彼特来说，立场是次要的，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才是重要的；观点是次要的，方法的精到和思辨的缜密才是重要的。这一点，在熊彼特后来的经历中也不断有所表现。

受教于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同未来世界上的一流学者朝夕相处，并与他们进行知识上的交锋，使熊彼特领略到了经济学的无穷魅力，享受到让无数人羡慕不已的美味佳肴。1906年2月16日，熊彼特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为了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随即开始横跨亚非欧的游历。舟车劳顿之余，熊彼特依然以独特的风格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一方面，他积极投入学术活动，在柏林参加施穆勒的经济学讨论课，在法国参观世界著名的巴黎大学，在伦敦拜会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并开始构思自己的处女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精髓》（The Nature and Essence TheoreticalEconomics）；另一方面，他讲气派，住豪宅，骑高头大马，频频出入上层社交场合，结交各界名流。此时的熊彼特，颇有些志得意满，他曾对人戏言说，自己一生有三大目标：做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欧洲最出色的骑手、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907年，才华横溢的熊彼特，遇到了貌美如花的英国女子格拉迪丝·西维尔（Gladys Richarde Seaver），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两人随即陷入热恋， 11月5日，熊彼特和西维尔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虽然美好，却因两人聚少离多，感情日渐淡薄，随着两人双双出现外遇，这段婚姻后来变得有名无实。

游历结束后，在老师庞巴维克的推荐下，熊彼特到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大学任教。切尔诺维茨是个距离俄国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地方（今属乌克兰），但熊彼特初出茅庐，意气奋发，桀骜不驯的性格依然如故，令校方头疼不已。官方开学集会，所有教师都正装按时到会，唯有他一人迟到而且还穿着马裤猎装，院长指责他，他反而对院长说，会议时间同他的骑马时间冲突，干脆调整会议时间来适应他。再如，因为档案管理员不允许学生自由查阅档案，他一怒之下，竟然去找管理员进行决斗。虽然生活上放荡不羁，但是他在学术研究上却成果迭出。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顺利出版。在这本书中，熊彼特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人物，创新与企业家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兴衰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该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熊彼特一举成名。1911年，他申请格拉茨大学的教授席位，然而，这个学校的聘任委员会反感他的言行与狂放，对他的学术成就不认账。最后，凭借庞巴维克的推荐和政府的干预，由奥匈帝国皇帝弗朗兹·约瑟夫在胡浮堡皇宫亲自接见熊彼特，并授予他大学教授头衔，从此，熊彼特成为了“整个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对熊彼特最大的教训来自于格拉茨大学学生的反抗。就在熊彼特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二年，学生们对他的不满爆发出来，指责熊彼特的课程难度太大，书目太多，分数太低，讲课内容太乱。学生们把熊彼特赶出教室，还要求校方换人。骚乱持续了三星期，惊动了州长和教育部。经过这一事件，熊彼特有了明显的改变。

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熊彼特得以免除军役，但奥地利已经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自1916年开始，熊彼特逐渐走出书斋，介入政治活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等部分。由于熊彼特积极奔走，再加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尔和希法亭等人的推荐以及形势的需要，他先后出任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经济顾问和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这时的熊彼特，仅仅36岁，可谓前途无量。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彼特人生的这段巅峰时期，他的性格弱点也全都暴露了出来。熊彼特的血液里，没有政客和商人的基因，所以，别人看起来相当好的从政经商道路，都被他自己搞砸了。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重要性，这无疑同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社会化”政策格格不入。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是指把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化为社会所有。这种政策违背熊彼特的学术逻辑，但却在战后具有应急性质，所以，在德国社会化委员会中，熊彼特出人意料地主张迅速、全面地推进社会化。对此，他对那些诧异者给出的解释是：“当有人想要自杀的时候，最好留个医生在他身边。”在待人接物方面，熊彼特也显得幼稚，缺少政客的圆滑，在同事们中间难以取得支持和信任。在私生活方面，面对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经济形势，作为财政部长，熊彼特呼吁国民多多储蓄，勒紧腰带过日子，而他自己却租下了一整座城堡，在一家豪华酒店里有一间套房，甚至还养着几匹宝马。通观上述种种，熊彼特为人诟病自然在所难免，不得不辞职。

1919年10月份，熊彼特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开始进入商界冒险。1921年7月，鉴于熊彼特前任财政部长的身份以及经济学教授的头衔，奥地利的彼得曼银行（Biedermann Bank）邀请他担任行长，并且待遇丰厚，以换取政府对这个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许可。对熊彼特而言，这正中下怀，一方面自己的奢侈生活可以延续，另一方面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不过，银行只是想用他的名头，并不给他决策权，这倒也合熊彼特的心意，他把精力用在股票市场的投机上。开始，熊彼特运气不错，财源滚滚，于是，他更加趾高气扬，生活越来越奢侈，甚至完全无视世人的目光。据说有一次他甚至租了一辆马车，怀拥两个妓女招摇过市！还有一位在熊彼特家住过一段时间的妓女，自称奈莉·熊彼特（Nelly Schumpeter），四处宣扬自己是他的妻子！然而，这种富贵终属黄粱一梦，他给一个特蕾西娅中学同窗的骗子提供担保，使他几乎破产。1924年，奥地利发生经济危机，他在股市的投资也血本无归。9月11日，熊彼特被濒临破产而改组的彼得曼银行辞退，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积蓄用来偿债，即使这样，彻底还清债务，仍然花了他此后15年的时间。

铩羽而归，熊彼特不得不重操旧业。1925年10月15日，他被获准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公共财政学院担任教授。熊彼特的到来，在德国经济学术圈引起不小的轰动，一位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学生写道：“在波恩，让熊彼特授课的想法对经济学的学术世界是引起轰动的事情。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德国大学重新讲授经济理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波恩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经济学家的麦加。”除授课、研究经济理论之外，熊彼特还要撰写大量迎合公众口味的时评短文，以赚取外快，因为他还欠着一屁股债。但即便如此，熊彼特也绝不会勒紧腰带过日子。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就在成为波恩大学教授之后的第20天，他以改信路德新教的方式，同比他年轻20岁的安娜·莱辛格（Annie Reisinger，即安妮）结婚。此时的熊彼特，可谓身心俱疲，只有在安妮那里，才能找到久违的宁静。为了不让新婚妻子受委屈，熊彼特不惜重金，租下了德国皇帝年轻时曾经住过的房子。很快，安妮怀孕了，这对新婚夫妇翘首盼望着新生命的诞生。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26年，当一切似乎正在好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22日，65岁的母亲乔安娜因动脉硬化在维也纳去世。自从4岁始，熊彼特就与母亲相依为命，无论何时，母亲都是他的信心来源和精神支撑，不论政界失意，还是投资缩水，都不会使熊彼特气馁，只要他的母亲在，斗志就在。如今，母亲已逝，熊彼特在世上惟一的亲人就只有妻子安妮了。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8月3日，安妮因产后大出血不幸去世，而尚未来得及取名的儿子，也在出生3小时45分钟之后夭折。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之后，熊彼特的精神几近崩溃，当天晚上，他写道：“我可怜的、心爱的安妮不在了……我也许应受许多惩罚，但不应该受这种惩罚。”妻儿去世后，熊彼特将他们安葬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波普尔斯多夫墓地（Poppelsdorf Cemetery），他甚至买了一对墓地，以便自己死后能够葬在安妮身边。在以后的日子里，熊彼特每天都要独自一人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而在他家里，则挂着妻子和儿子的遗像。安妮自己的房间，一点都没有变动，甚至她的衣服仍旧挂在衣柜中。安妮去世之后不久，熊彼特发现了她的一本日记，从此开始每天摘抄其中的段落，这个习惯，他终生都没有改变。

为了排遣心灵上的苦痛，熊彼特试图通过发狂的工作来暂时忘却精神上的痛苦。在安妮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他发表了15篇文章和5篇书评。此外，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也让他逐渐从悲痛中走出，重新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学研究上。1927年，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在马萨诸塞的剑桥镇教了一个学年的经济学课程。这一个学年的工作，使哈佛和熊彼特都在心中接受了对方。1928年秋回到波恩时，熊彼特已经从伤痛中恢复，但他依然每天会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彼特重访哈佛，并且接受神户大学邀请到日本讲学。这段经历，使他对日本产生了深厚感情，另一方面，熊彼特也对日本经济学界产生了持久影响，由于他强调要研究数理经济学，“以至于今天一些最为出色的数理经济学家是日本人”。至今，日本一桥大学仍保留着一座“熊彼特教授图书馆”。

1932年9月，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正式成为该校的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到来，为哈佛经济学院注入了巨大活力。他俨然是经济学术圈中的“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水平焕发了勃勃生机，聚集了号称“熊彼特之七贤会”的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包括爱德华·梅森、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列昂惕夫（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哈里斯、道格拉斯·布朗、奥佛顿·泰勒。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包括弗里茨·马克卢普、罗伯特·海伯纳、保罗·斯威齐、保罗·萨缪尔森（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留重人、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等等。正是从熊彼特开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进入了历史上的辉煌年代。

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熊彼特一刻也没有停止理论研究工作。经过近十年的思考和写作，1938年12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Business Cycles: A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终于杀青并出版，在这部两卷本巨著中，熊彼特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经济大萧条提出了迥异于凯恩斯的观点和解决方案。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使熊彼特郁郁寡欢，因为奥地利是他的故乡，德意志文明和日本文明是他精神家园。为了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战争中转移开，他开始撰写“小杂文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年出版之后，这本他自己不看重的书却受到广泛好评，成为畅销书。随后，熊彼特开始撰写《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Analysis），直至去世，该书仍未杀青，最终由其遗孀伊丽莎白·熊彼特（Elisabeth Boody Schumpeter）编辑整理后于1954年出版，而此时，伊丽莎白也已因积劳成疾去世两年了。

承受了政坛和商界的折磨，经过了母亲、妻儿去世的打击，熊彼特依然在同命运进行抗争。在风格上，他依旧是那个贵族气息浓郁的教授，每次上课都踏着最后一分钟准时出现在门口，“优雅地脱下那件制作精良的大衣，黑色的帽子被搁到一边，然后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地脱下手套……”感情生活上，虽然他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一点都没有减少，而且一直保持着摘抄安妮日记的习惯，然而，他身边不乏年轻漂亮女人的身影。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左右，熊彼特的研究助手米娅成为他实际上的情人，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八年，最终因熊彼特移居美国而不得不分手。在哈佛，熊彼特的身边同样不缺少女人，包括在一次讨论课上认识的女博士莫丽，也成为熊彼特的挚友。

不知不觉，熊彼特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日益厌烦了无所拘束的单身汉生活，渴望有一个宁静的居所，能够让他“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此时，有一个女人，恰恰能够给予熊彼特这些，她就是伊丽莎白·布迪·法鲁斯奇。1937年8月16日，54岁的新郎和39岁的新娘在纽约的一所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而这位曾经的“浪荡贵族公子哥儿”，随后迎来了自己在学术上的第二个高产期。

1950年1月8日，熊彼特因动脉硬化去世，享年66岁。纵观熊彼特的一生，传记作者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曾说：“矛盾、失败、灾难和失望是熊彼特生活和工作的主要音符。他过着一种矛盾的生活，从事着一种矛盾的事业。他思考着矛盾的思想，写着充满矛盾的著作。……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这一失败的事业作为整体却是一种成功。”\\
来源：管理学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