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军丨环保回忆录：大先生郑元景
王凯军老师年少成名，在科研上卓有成就。特别是，他和中国第一代环保工作者一起工作，经历了中国环保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去年值王凯军老师60岁生日，在弟子们的一再要求下，他开始陆续回顾从业以来的经历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口述了《环保回忆录》。绿茵陈和913工作室等一起，有幸记录整理相关内容。
本次选取的片段是他回忆自己的研究生导师郑元景先生。郑元景发明接触氧化，催生水解酸化，还是中国厌氧领域当之无愧的先驱。他对王凯军老师的环保生涯有深远影响。
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到北京环保所读研，水污染控制专业，师从郑元景（他出生于1934年，福建仙游人，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曾任北京市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我进入北京环保所的时候，他任环保所六室主任。
他是我国罕见的具有创新思维并有突出贡献却被业界淡忘的大师级人物，是中国一位在接触氧化、厌氧USAB和水解-好氧等多个方面具有开创性工作和杰出建树的大家。
我读研究生第一年，就是到处选课、到处上课，没太接触到导师。很多的研究生课程是在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八宝山那边的玉泉路)上的。
上课的一年期间，郑元景升任北京环保所副所长，很快又升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他当了局长后，我们接触机会更少了，所以一直我感觉他对我的影响不大，直到接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才逐步意识到他对我人生轨迹发展的深远影响，从多方向塑造了我的环保职业生涯的雏形。
先说一下他对环保行业的贡献。
1986年，我和恩师郑元景在水解酸化研究鉴定会上
接触氧化是郑元景等人发明的，郑元景时任北京环保所（目前的北京环科院）六室的主任。技术的发明源于郑元景看到污水处理的渠道旁壁上，流着流着就长出了白色的膜。他在这种现象启发下，用炉渣填料来做这种接触氧化，开始了用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城市污水的研究。
1975年左右，他们在北京一个污水处理领域老人熟悉而年轻人感觉很陌生的著名地方做实验，这个地方叫零号井，是一个污水提升泵站，在姚家井附近。
当时处理城市污水是两级接触氧化。一级十几分钟，第二级十几分钟，合起来就25分钟停留时间，水就能处理达标了，因为当时是主要看COD。这在现在也是不可想象的成果，25分钟水中COD去除达标。
并且，他们的奇迹还没有结束，在这个阶段，自然就引出来第二个问题了：曝气时间非常短，不到半个小时，如果设两个普通的沉淀则需要几个小时，很不匹配。如果不需要，怎么缩短时间？
接着他们就有了第二个发明，经过对氧化池中生物膜沉降特性的观察和分析，对沉降快的生物膜采取沉淀的方法，而对细小的悬浮物采取过滤截留的方法，即在沉淀池上部设过滤层。水流在池中的上升流速达到6-7m/h，停留时间仅仅15分钟，大大提高了沉淀效率，从而搞了一个新型沉淀池池子，叫做接触沉淀池。
可以看出，郑元景等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同时形成了两个重大创新。
当时，业界就有人说这个工艺比较麻烦，反对者也很多。我在《城市污水生物处理新技术开发与应用》一书中就此打抱不平，写到：“非常有意思的是时隔20年后，当运行方式更为复杂、同时需要反冲洗的曝气生物滤池由西欧传入我国时，人们很快全盘接受这一概念，并且认为将引起污水处理的一场革命。笔者无意在这里为接触氧化工艺应用于城市污水的状况翻案，仅仅从人们对于接触氧化工艺与曝气生物滤池的不同接受程度，反映出人们对国产技术和自有知识产权技术的过分苛求，从而扼杀了新兴技术的推广。”
所以我觉得接触氧化可以说就是郑元景发明的，但是现在国际上说是不是他最先发明的存在争议。因为日本大概同期也出现了接触氧化。但是，通过上面的介绍，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接触氧化工艺系统肯定是自行发展起来的。
生物接触氧化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由小岛贞男研究成功。他从河流自净现象得到启发，发现在河床的砾石表面生长着一层生物膜，对水体中的污染物有明显净化作用，他经过多次试验研究出接触氧化装置。这种装置从净化自来水开始，然后应用于污水和工业废水的二级和三级处理。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郑元景等人为探索城市污水处理新工艺，从一般污水处理的渠道中经常生长一层白色的生物膜这一现象分析，认为是丝状菌在其作用，并独立地开发了生物接触氧化和接触沉淀池相结合的二段法流程，从1975年起,先后开展了生物接触氧化法处理城市污水的小型试验和中型试验,中试实验规模为432立方米/天，于1977年通过鉴定。
我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工艺开发和应用，但是说起来与接触氧化还有一定缘分。我研究生期间第一次接触实际工程，是帮助导师调试，工作以后第一次出差，就是去参观接触氧化工程，第一次去企业采购产品也是买软性纤维填料。这也说明接触氧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污水处理领域占主导地位。
这个非常重要的工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设计院、大学和环保公司大家都搞接触氧化，特别是工业废水领域。
接触氧化，以炉渣这种廉价材料作为填料，是郑元景最先发明的。但是炉渣确实有一些问题，所以接触氧化经历了几个阶段，主要改进是填料。
第一阶段，大家都搞蜂窝填料，这时南方的各个环保厂，都会做那种玻璃钢的蜂窝填料，培养了一大批企业。如果说中国的环保产业起源于接触氧化填料的生产，有一点偏颇。但是，由于工业冷却塔也需要大量蜂窝填料，它与接触氧化填料一起支撑了早期的环保产业，一点也不为过。
填料发展的第二阶段，北京环保所的杨书铭(环保界元老)，当时从事纺织废水处理，通过行业优势利用纤维材料搞出纤维软填料，一时之间，大江南北环保公司都开始生产软性填料。
1985年左右，我在高碑店研究水解-好氧工艺遇到了污泥膨胀问题，需要用到填料，也是带着高碑店污水厂的小伙伴到扬州江都富民镇的江都环保设备厂(现为扬州澄露环境工程公司)购买。
后来，台湾回国学者和官员张崇华(曾任环保局科技司司长、总工)又发明了半软性填料，塑料的材料就出来了。有了半软性填料后，才有后来的桑德球那种球形的，以及现在的普拉克的填料。
接触氧化工艺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填料特性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开始的砂石等天然填料发展到人工合成材料填料，人们不断完善生物膜法废水处理技术，并使其优点进一步得到发挥。随着生物膜法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水处理工作者不断研制、开发、生产和应用各种填料，在丰富填料类别、促进填料技术的发展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接触氧化如果说从1975年开始算的话，一直到90年代末，都是风行于我国工业废水处理领域的核心技术。正是由于接触氧化工艺的发展，催生了中国环保产业的早期发展，并持续支撑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环保产业的半壁江山。
1978、1979年，对于世界厌氧发展史而言，举足轻重。这两年间，荷兰Lettinga团队关于UASB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学术界崭露头角，从而掀起了世界范围厌氧技术的研发浪潮，这股浪潮也自然席卷了环保事业正在崛起的中国。
惊人的是，三、四年后，1982年，中国的第一座应用UASB工艺的污水厂就在北京腐乳厂进入了工程阶段。即使在当下，这个速度也是超常的。更何况考虑到当时的信息传播效率，仅仅根据Lettinga的文献报告，当时中国同行无法查找更多的资料，也无法实时沟通咨询，这个速度的出现，无疑是奇迹。
实现这一奇迹的核心人物就是郑元景。他是中国率先研发UASB技术，并推动该技术在工业领域应用的第一人。
我在跟着他求学的研究生阶段，研究的方向不是正当红的工业废水厌氧处理，而是城市污水厌氧处理，是厌氧处理的冷门。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他，我从初出茅庐的青年时代，就被打上了厌氧的烙印，宛若墨黥，影响终身。
1982年，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他已经完成了中国的第一座UASB工艺污水厂，应用在北京腐乳厂。
这些事迹现在已经很难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我们仅仅可以看到1982年郑元景先生在《环境保护》杂志连载了6篇题为“高浓度有机污水处理”的文章。这6篇文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厌氧技术的机理、工艺设备以及在高浓度污水处理中的应用前景等。
中国厌氧的这一时期，最牛的一个标志性项目是什么呢？就是郑元景所做成的扬子乙烯PTA项目。
当时南京的扬子乙烯引进了全国第一套精对苯二甲酸（PTA）装置。PTA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属于较难处理的石油化工废水。国外，如美国Amoco公司的PTA污水处理工程采用全部好氧处理工艺，其HRT达到8～10d(加上调节达10～15d)。
那时候北京环科所有个人叫杨海林，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副所长。后来此人竞争环保所所长没竞争上，就去从政了，当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经贸委主任。
他拉着郑元景争取到这个PTA废水项目，采用国内的厌氧－好氧工艺处理技术，总HRT约为2d(加上预处理仅5d)左右，是单纯采用好氧工艺HRT的1/4～1/3。因此从能耗、投资、占地等方面看，厌氧－好氧处理PTA废水是较为合理的工艺。
当时，郑元景手下有吴卫国、杨一平和申立贤等几个干将，风头正劲。这个事儿当时我没参与，但是确实虽身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项目现场参观十分震撼，12000立方米的厌氧反应器，分四组厌氧池(每组内又有五个厌氧池并联)。十年后我写《UASB反应器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时，认真、系统地总结了扬子工程的经验，那时才认识到当时国内厌氧UASB设计的经验不多，应用的最大单池UASB反应器容积较小，如果直接扩大到12000立方米的工程是有一定风险的。做这样大的工程，不敢疏忽。
所以，每个系列采用分格的方式，每个系列为5个600立方米反应单元。令我惊异的是每一个池子都是600方的设计，细看图纸，每个单体竟然跟最开始郑元景在通县腐乳厂的单体池子一模一样。
郑元景先生就一个一个单元累加成系列，一个一个系列扩大到4个系列，使得总池容达到12000方，做到了全国最大，全世界也最大。这体现了采用分系列和分格的设计思想，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减少放大过程中风险的最佳办法。
这在中国是一个标志性项目，从清华啤酒废水项目的成功到了难降解的PTA废水，做到了世界领先或同步发展。
因为这些标志性事件、标志性工程，使郑元景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推动厌氧在工业废水处理领域的第一人，引领了工业废水处理的发展导向，成为我国早期环保产业的标志性人物。我大概在十年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进入到这一领域，带领十方公司成为第三代厌氧团队（见前文），推动中国厌氧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1985年前后，我在郑元景的指导下开发出了水解-好氧联合工艺。
读研第二年，我准备进入实验写综述阶段。此时的郑元景先生已就任北京环保局副局长，他的厌氧视角正在从工业废水转到城市污水处理中应用的可能性和相关优势性。
这是一个大胆而创新的想法。行业前沿的技术研究方向，正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了城市污水领域。包括郑元景、Lettinga教授，都是在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取得成功后，将应用领域转向城市污水。事实上，行业的大家们都有一个共识：厌氧工艺在城市污水上的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
在这一时期，北京市开始计划新建一座5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这也是在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北京不得不应对的环境挑战。
若照搬国际标准工艺，至少存在三项问题：第一是投资高，50万吨污水厂的建设投资对于北京市也不是小数目；第二是能耗高，按照国际标准的活性污泥二级处理工艺来算，则50万吨污水厂的运营能耗在北京市装机容量的占比就太可观了；第三是出水水平低。当时北京的污水中40%左右是工业废水，北京东郊的工业区更是焦化厂、化工厂众多，废水的可生化性差，BOD/COD仅有0.3左右。最开始，高碑店中试厂的出水COD在120-150之间，即便是8个小时的停留时间，也达不到当时COD100的排放标准。
在我国国情背景下，城市污水处理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同时还涉及到经济、技术和政策等各个方面，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解决。从实际出发，根据污水的性质及用途，研究效率高、投资少、能耗低、占地少、运转费用低的污水处理工艺是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污水厂建设之前，北京市在高碑店先建立起了能够容纳三条以上技术路线的中试厂，几条千吨级的中试装置，对各种技术路线进行探索。中试厂肩负使命而来，重点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三项问题。
高碑店中试厂前期主要是由北京市政局和市政院合作，我们是在他们用完结束后，在那儿借场地做。郑元景把我派到高碑店做小试，内容是用厌氧技术处理城市污水。郑元景最初想法是若用厌氧处理城市污水，两级厌氧如果需要8小时，后面衔接的好氧曝气时间能大幅降低，约4小时。综合下来看，厌氧共需要的处理时间与活性污泥二级处理工艺差不多，基建投资也基本相当，但能够显著降低能耗。
他成立了一个针对此项研究的课题小组。在我进入课题时，已经有两个人在课题组开展研究。一个是北工大毕业的刘斌，他待的时间很短，后来出国了。还有一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刘玫。
我与水解酸化的结缘，便是从高碑店这里开始。
读研第二年，我准备进入实验写综述阶段。在刘玫等人第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我在综述阶段提出，放弃厌氧产甲烷阶段。我提出不追求厌氧单元的效率最大化，可以极大地缩短厌氧水力停留时间并提高污水的可生化性，，即利用厌氧的产酸阶段作为后续好氧段的预处理工序。从而达到水解-好氧联合工艺整体的最优。这是当时学习系统论在污水处理领域的成功运用。
郑元景早也就有类似的想法，一天他找我和刘玫，说两级厌氧停留时间8小时，去除率仅仅40%-60%，而第一级厌氧2小时就可以去除30-40%，并且，生活污水的产气量非常少，所以，就有了缩短停留时间的想法。这是他对成本和效率又一个直觉性和本质的判断。
高碑店中试厂
当时高碑店的工艺有两个系列，两个初沉池，后头衔接两个曝气池。我们改了其中的一个系列，把原先工艺中的平流式多斗初沉池改成水解池，采用升流式进水方式的污泥床反应器，中试规模高达2000吨/日，但不设三相分离器。在改造、调试、监测中，中试进行了一年，我们也在这一次的四季更迭中收获了成果。
中试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身为中试厂厂长的徐冬利的大力支持。徐冬利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一起经历过太多事情，所以他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好朋友，他对我们要从事的一些研究、遇到的一些技术和从事的工程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不依赖学识的、正确的直觉判断，所以对我专业上有很大帮助。
我因为有这个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中试，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在中试结束，大约1986年底的时候，就高碑店中试情况组织了鉴定会，请顾夏声（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李远义（北京市政设计院院长）、许京琪(曾任北京建工学院院长，北京市政设计院院长)、秦裕珩（原北京环保所四大金刚之一，曾任中国化工规划研究院总工）等多名行业大咖专家来做鉴定。
鉴定会在提问、答辩、争论、交流学习的气氛中开了两天。这是我第一次作为被鉴定人面对多位大咖，也是我迄今为止经历过的时间最长的单项科研成果鉴定会。
在这个鉴定会报告编写过程中，在最开始的版本中，做最后的经济结论时，设定了水解池、曝气池、浓缩池、消化池等流程，郑元景当时提议：“水解之后，污泥就稳定了，不再需要消化。”这是他关于水解-好氧生物处理工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实，郑元景对污泥稳定的这个判断，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污泥什么样的状态是稳定化？我们的理解，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甚至在我到了荷兰以后，还因为这个概念跟我一个原定的副导师产生了严重的争论。郑元景对于工艺简洁性和成本的直觉，在这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
据此，我们取消了污泥消化环节，把污水处理的流程确定了下来。这样一改，整个系统的建设投资减少了30-40%；水解+曝气只需要4-6个小时，停留时间比传统活性污泥工艺也减少了一半。
鉴定结果也很快出来：水解酸化技术为国内首创，国内领先；国际未见报道，具有国际水平。有专家提议：“可以称为国际领先。”但因当时中国的污水处理技术及实践在国际舞台上建树甚少，最后采用了相对稳妥的鉴定表述。
1986年的研究鉴定会(左起许京琪，李远义，郑元景，刘玫和我)，大咖云集
鉴定会后，我送许京骐回家的路上，就这个项目还聊了很久。他问我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你的研究到结束过程中，郑元景起到了什么作用？”
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想郑元景对于我的影响。我当时快速地给出了回答：“我认为，他的建议报告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得成果含金量一下大幅提升。”现在回头来看，那时候我的理解，还仅是最表面的意义。
应该说，我读硕士的那几年时间，是这个行业演化的一个特殊时期。
那时候，恢复高考没几年，环境行业技术研究刚刚起步，硕士生的培养思路也没有固化，学生们年轻气盛，眼前没有高到阻挡目光的大山，个人能力及主观能动性都是上乘；导师们不会给学生制定严苛的学习、操作流程，给予学生充分空间，颇有些散养的意味。
这些特殊时期的学术气氛，造就了一个没有桎梏、人才辈出的时代。不少硕士研究生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就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所以我们这拨1977年、1978年左右考上本科，之后又读研的研究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认为导师没有指导自己多少，甚至有些人认为硕士毕业、研究成果都是自己聪明才智的反馈。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也存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很久以后我回望来路时，才真正理解了研究生阶段对于我的深远影响。
我二十多岁时确实年轻气盛，不觉得我的论文得到过导师多大帮助。我一段时间里会说我的硕士论文老师改了10个字不到，认为全是靠自己，老师的作用很小。直到那次鉴定会后许京骐院长提出那个问题“你觉得郑元景在课题上有什么作用”，才初步让我开始思量郑元景对我的影响。几十年后，我想我大概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本质上我已经深受他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就是创新的基因传承。郑元景老师在污水处理界，就是从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有创新性的。第一个创新是他发明接触氧化工艺。
1986年左右，我工作后第一次出差，到山西太原。这次出差至今给我以深刻印象，不仅仅是因为早餐首次接触油、腻、膻的太原”头脑”（头脑是太原市的一种传统风味小吃，菜品由肥羊肉、藕、山药等食材做成）。
当时太原有个一万吨的殷家堡污水处理厂，采用郑元景老师的具有原始创新成果的两级接触氧化，用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去参观，同时拜访了设计者太原市政设计院的方志文总工。方总工对郑元景老师的推崇和殷家堡接触氧化工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推广的第一个水解酸化工艺项目是在1987年左右，在河南安阳。非常巧合，安阳也有一座城市污水处理厂，但是由于没有运行经费还没投入运行。当时，全国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凤毛麟角，所以我要求去参观，到现场一看，3万吨污水处理厂，也是采用郑元景老师的两级接触氧化。
在城市污水还没有起步的年代，全国至少有3-5个万吨级的污水处理厂采用这个工艺，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即使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第二个创新就是UASB在中国的应用，这算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果。这部分前面已经说过。
第三个，在城市污水处理领域做厌氧，最后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的水解-好氧工艺的诞生。
在创新这一点上我受到老先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工作以后，也是不断在做新的东西，不断尝试突破自己。
现在认真想起来，我为什么不去全盘接受传统工艺？因为我是郑元景的学生，看过他的文章，看他写的书，听他做的事，虽然没有直接言传身教，但是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多少理解了他追求低成本、短流程、创新技术的源动力，感受到了以技术创新改进现实的魅力。
出于对创新的追寻，我去到国外追随Lettinga继续学习，并再次受到国外技术新思潮的影响。
其次，受他很大影响的是和企业的关系。
郑元景早早就当了院长和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仍然持续为企业提供咨询，所以经常受到江小珂（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局长，1972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惟一女性成员，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批评，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在做私活。不过，当时对政府官员还没有严格要求禁止经商等等。
2000年左右，我面临选择：是从政到北京市环保局当副局长，还是仍然从事科研工作。直到这时，我才理解长期从事技术工作、具有不断创新能力的他，做出从政选择的艰难。一个充满创新思想的人，终身不会离开他钟爱的专业，总是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回馈事业。
我在研究生阶段第一次接触污水处理，就是帮助企业调试。我印象里，郑元景老师把我派到一个屠宰兔工厂去调试污水处理设备。吴卫国（北京环保所第一届硕士，后出国师从麦金尼教授）带着我倒了无数趟车到了北京市密云后山太师屯。其实就是几个罐，10-20立方，处理兔场废水。
在此之前大概5年，有一次郑老师通知我一起与一家江苏徐州的公司到友谊宾馆吃饭，在饭桌上，郑老师郑重把我推荐给这家公司。他说他现在走不动了、也干不动了。推荐我去当他们顾问，这颇有一点托孤的意味。这家公司是郑元景一路扶植起来的，九十年代，开始支持他们搞造纸废水。造纸废水很难搞，这个公司就因此起家和成名。
2000年前后，当时经贸委资助企业搞双优工程，我作为经贸委专家去参观徐州那边一个非常大的房亭酒厂厌氧污水处理设施，到现场一看超过5万方池容的单元分格设计风格，以及一管一孔的设计风格，人家还没有介绍，我就说是郑元景老先生的设计——UASB反应器工程。原来就是这家企业做大后扩大范围，做厌氧工程仍然是老先生支持。
后来这家公司又转行投资，在徐州附近拿了四、五个城市污水处理厂，用的技术也是老先生的。有一次，他打电话问我，城市污水提标其中AO工艺脱氮效果差一点点，有没有不用投资很大的方法来解决。我建议把进水从平流式改成升流式，就能提高10%的脱氮去除率。
我当他们顾问以后，一次偶然到他们污水处理厂去看，他们介绍说听了郑老师的建议改了缺氧区的进水方式，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不知道这是我的建议。这也确实叫做“百年修得同船渡”，几年为同事也是巨大的缘分。这公司的老总说郑元景是他命中贵人，帮他很多，说让我继续帮助他们，我确实也给他们提了很多建议。
十方、北控、丰泉环保和中环兴等企业做厌氧、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都说我是他们的引路人。所以说在深入产业帮助企业方面，我跟导师郑元景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应该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再次，个人事业发展路径上也差不多。郑元景老师也是党外人士，一直是市政协委员，还当了北京市政府参事。后来我也当政协委员的时候，我们每年在两会上都会碰见几次。其他时候则很少碰面。
郑元景老师退休后，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出席过一次专家评审会，有一次我问起他这个问题，他说：我的意见说了也没用，人家不听，也不想听，这些会议没有用。他反复轻轻地默念几遍：没有用，没有用……他的语气带有一种深深的惋惜和无奈。
确实，他在技术上应该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他明明看到国家的项目可以节省大量投资和运转费用，工程上可以避免很多问题。但是，遇上了没有人负责任、没有实质性采纳意见的评审制度。所以，他只好选择远远地作为冷清的旁观者。
对此，现在仍然深陷评审中的我是深有同感，因为同样的原因，我现在不再参加建设项目的评审。
郑元景对我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他思想的高度、处事的原则，这些光芒最终照耀了我、折服了我。虽然他跟我直接接触很少，直接说得少，但他所有的论文、书籍我都认真研读，使我在无形中接受了他的思维方式，改变了我看待事物的视角。
很多人对于国外技术迷信的症结在于，认为西方各国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技术，首先是先进技术，可能人家是试验了各种技术可能性后得出的唯一结论，所以我国就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来做。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不是最好的技术占据最大市场份额。
2019年7月份，我间接了解到恩师郑元景已于2019年5月去世的消息。同年4月北京环保所的老所长李宪法也去世了。他们的葬礼都没有通知老同志。听他们家人讲是不想让老同志伤心，同时，也没有让单位的人参加，是不想给年轻人增加负担。一切从简。所以，我们以前的老学生，还有他们的老同事，基本上都没有参加，甚至不知道他们逝世的消息。
我在环保所的研究生毕业仪式，站立者：李宪法所长（右），潘南鹏总工，学术委员会主任（左)
在同一年春节，我环保所硕士同学王捷春节期间，从加拿大打电话给我交流，说春节去看了李宪法所长。李所长十分遗憾地和王捷谈到他个人有很多环境管理的思想，但是现在没有力气和能力整理出来了。王捷跟我商量，我在国内能不能帮助他整理出来。我非常支持王捷这个想法，因为我工作很忙，我可以派一个学生去听和录他的思想和观点。我也建议王捷来指导整理。
我马上与当时还在北京环科院的学生谈了此事，请他们参与来做。春节之后（2月25日），我还收到了李宪法老先生的一封邮件，附了三四个附件，邮件说：“这次主要提供关于美国小城镇生活污水采用革新替代技术的启示，供参考，您怎么用都可以”。
收到这些资料后，我还没来得及认真梳理、认真消化、认真学习，就听到了老先生4月份离世的消息，真是令人让人扼腕叹息。
这里还不得不说一件往事。大概在2015年，李宪法先生和前文谈到的我大学时的校长许京琪联名，在《给水排水》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北京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普遍闲置的反思》的文章。提出：有钱建设无钱运行是北京农村污水处理的死结，技术路线缺乏有效的科学评估和监督是原因，盲目投资导致北京农村“天价”污水设施普遍闲置。
当时许先生96岁高龄，李先生接近90岁，接近百岁高龄的两位老人还在关心行业问题和发展。这件事，我经常在课堂上和行业会议上讲给大家听，共同感受老先生们的胸怀和情怀。
这些前辈临走都不想影响老同志的心情，不想给年轻同志增加麻烦，没有举行追悼会。他们都有奉献的一生、杰出的一生，最终默默离去，平凡、朴实。但也使我们失去了一次缅怀、悼念和追思先贤的机会。
哀哉，恩师！痛哉，老所长！！惜哉，北京环保所！！！一个时代彻底结束。
近期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