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敬民，人物姓名，在中国当代十分常见，知名人物遍及新闻媒体、政治军事、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等众多领域，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合肥学院院长蔡敬民等人。
合肥学院院长
人物履历
1963年7月出生，汉族，安徽庐江人。
1984年7月由合肥联合大学留校参加工作，
1985
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至1988年在德国东福里斯兰应用科学大学学习。1993年至1994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至2002年赴德国参加德国科学与教育部重点项目“海洋生理活性物质”研究工作，同时攻读博士学位。[1]
主要荣誉
2002年获德国耶拿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欧盟亚洲链项目：《可持续资源管理技术和学科建设》课题组中国负责人，主持完成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基金，安徽省优秀青年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德国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项目等科研和教学项目15项，分别于1996年和2001年取得副教授和教授专业技术职务，
2003年获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曾先后担任合肥联合大学生物工程系教工团总支书记、实验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处长。
2003年6月任合肥学院副院长、院党委委员，分管教学和国际合作工作。
2009年7月任合肥学院院长、院党委副书记，主持学院行政工作。 蔡敬民同志现为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应用本科院校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基础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循环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生物工程学会理事，安徽省食用菌技术研究会理事，《生物学杂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合肥博士联谊会副理事长，合肥市科协委员。
蔡敬民同志研究成果丰硕。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和教研项目13项，在研科研和教研项目4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4项；作为主持人获得过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作为主持人申报的“生物工程”专业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微生物学”学科获省级重点学科。获安徽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项，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安徽省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蔡敬民同志还先后获得陈香梅教育奖、安徽省第六届青年科技奖，获“合肥第四批、第五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省十届优秀人大代表”等荣誉称号，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岁寒知松柏 事终见君子
“我是‘联大’的第一届毕业生，是与母校一起成长起来的，我舍不得她。”2002年4月15日，39岁的蔡敬民获得德国耶拿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次日，他谢绝了在德国继续攻读博士后的邀请，回到了与他有着不解情缘的母校――合肥学院。
2002年3月14日，经教育部批准，原合肥联合大学、合肥教育学院和合肥师范学校三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
|
小档案
蔡敬民，毕业于合肥联合大学1984届应用微生物专业，校首届优秀毕业生。2002年4月，获德国耶拿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欧盟亚洲链项目：《可持续资源管理技术和学科建设》课题组中国负责人。主持完成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基金，安徽省优秀青年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德国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项目等科研和教研项目15项。现为安徽省十届人大代表，合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中共党员。
 1979年8月，安徽省高教局一次会议中午休息时间。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的杨承宗教授正眯盹儿，同室老师的谈话引起了他的注意“老丁，你家孩子考得怎么样？”“别提了，差0.2分，没考上！”。如此，就有了杨老对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思想的形象比喻：“正规大学掏走了‘奶油’，剩下的‘牛奶’还可以吃，能不能把这些‘牛奶’不要浪费掉。”是年，合肥联合大学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应运而生，346名高考落榜生幸运地成为合肥联合大学的首批学生，中学时代就憧憬探索生物奥秘、设计桥梁大厦的蔡敬民也在其中。
刚进“联大”学习不久的蔡敬民发现，他们的老师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等学校。兼职教师不仅兼课，考试也是“兼卷”。在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卷”的高等数学考试中，“科大学生平均90分，‘联大’学生平均86分。这说明，虽然高考时差了上百分的落榜生，但和科大学生在智力上可以说只是伯仲之间。高考只是选择人才的一种途径。一考定终生，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并不一定能网罗所有人才。”蔡敬民认为，“社会需求人才是多样的，进入大学，只要你有理想、有信念、肯拼搏，都是优秀的。‘毛糙’的原料也蕴藏着‘栋梁’。”
大学时代的蔡敬民对自己的品学要求格外严格。大学4年，他一直担任80级应用微生物专业的班长；是1982至1983学年的校“三好学生”之一。学生时代的蔡敬民善思致用。印象很深的是1983年，蔡敬民他们这群被人称为“嘴上没毛”的学生就筹建了原合肥联合大学第一个实验室－―食用菌实验室，并在安徽大学一位兼职任课老师的带领下，在太湖路小学办起了食用菌培训班，还未走出校门，他们就“现炒现卖”，帮助不少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天道酬勤，他被评为首届18名优秀毕业生之一。
世上本无路，路在开拓中。巴尔扎克有言：“社会要看到你的成绩，才能承认你的才华。”别人才愿意支持你，和你合作。1982年学校接受世界银行贷款156万美元；1983年，省政府正式批准合肥联合大学成立；……蔡敬民从“联大”的变化中，看到了什么是高效率、什么叫创业者，加入开拓者行列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萌生了志愿“为千千万万的求知者提供机会” 的理想。毕业时，面对众多的推荐单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成了16名留校任教毕业生之一。
1987年，蔡敬民成为第二批赴德进修人员之一，第一次跨出国门学习。 早在1985年春，安徽省与德国下萨克森州签订中德共建合肥联合大学的联合声明，共建协议中，合肥联合大学将选派30名教师去德进修。蔡敬民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国与德国的差距很大，北京中关村都还是土路，好多人连袜子、香皂都想带回国。”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提高德语会话能力，开阔眼界，充实自己，这为他日后取得的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生是一次远征，蔡敬民也有“走麦城”。1985年，蔡敬民任助教。按规定5年后就可以申报讲师，由于特别原因，职称评审1990年冻结。1992年冬，职称评审工作解冻，蔡敬民在只需1篇论文的讲师评审中，自信地交上了6篇论文。在大雪中等候消息的蔡敬民，怎么也没想到结果会比满天飞舞的鹅毛大雪还要让人心寒。“那时肯定感到很委屈，不理解！”蔡敬民说道。几个月后的他认识到这不是自身能力问题，也不是个人能解决的。这件事，蔡敬民从中有了人生感悟：只有受到挫折的人，才会感到阳光的可贵！也有了“最大收获”：做任何事要有阳光心态、要有自己的判断。在日后担任评委工作中，蔡敬民始终怀着对组织负责、对他人的发展负责的阳光心态恪尽职守。
1993年，蔡敬民作为第一批赴德进修的优秀者第二次赴德。几经周折，去了斯图加特大学研究3-磷酸甘油脱氢霉项目。德方著名生物工程学教授Ress不接受中国人，在M.Meiners的推荐下才勉强接受了蔡敬民。在8个月的学习期限里，蔡敬民几乎没离开过实验室，每天的睡眠也被压缩到4个小时。以致每天早上8点，Reuss教授见到蔡敬民第一句话总是关心地问：“你是昨晚没回去？还是早上来的？”当项目提前半个月完成时，Reuss教授捧着蔡敬民的实验论文翘起了大拇指，对蔡敬民刮目相看，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1994年回国后，蔡敬民唯一以讲师身份出任《生物学杂志》编委。
1996年，蔡敬民成为我校造就跨世纪师资队伍、首批5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之一。
当年，他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5年安徽省建立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评选制度，每两年评选一次。1997年，他被评为安徽省高校学科带头人。
1999年4月，蔡敬民第3次赴德学习，研究方向是寻找生产化合物的海洋真菌。这项研究几乎空白，没有资料可查。盲人摸象。2年的时间都花在了研究突破口的摸索之中，他迷失在生物知识的海洋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终于，在第3个年头项目有了眉目。他与课题组一起，共发现27种化合物，圆满地完成了项目研究。
2001年，蔡敬民晋升为教授。
事不过，无以知君子
“汗水与默默无闻的奋斗，才是通向成功的惟一途径”这是20多年前蔡敬民对成功之道的理解。
担任助教期间，蔡敬民常常在中心实验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他热爱科学，崇尚科学，专心治学。1994年到2002年，他主持承担了9项课题，如2002年中科院实验海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项目《从海洋生物筛选酶生产低分子量岩藻多糖的研究》；参加承担了8项课题，如1999年的德国科学与教育部重点项目《海洋生理活行物质研究》。7-8年下来，他和课题组共承担课题17 个，发表国际会议论文20篇、国家级以上论文53篇。其中，国家重点级27篇，SCI 4篇。先后完成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安徽省第2批“优秀青年科技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担任合肥工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和安徽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并获合肥第4批和第5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第六届安徽青年科技奖、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安徽省自然科学三等奖、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安徽省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和三等奖。现为安徽省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基础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循环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生物工程学会理事，《生物学杂志》常务副主编，合肥博士联谊会副理事长。
2003年9月，全球156项申请欧盟亚洲链项目，其中获批17项，合肥学院和德国、奥地利、泰国研究人员共同研究的《可持续资源管理技术和学科建设》课题是“惟一”的环境教育课题。蔡敬民担任课题组中国负责人，研究人员运用欧洲的成熟技术，在合肥学院构建起先进的环境保护学科教育体系，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环保工程专业。2006年5月项目结题，国际专家高度赞扬了合肥学院在环保学科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2003年10月，蔡敬民主持的“酶法制备低聚木糖”项目组，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中国发明专利证书，在我国首次用木聚糖酶LDA3水解农业有机废料麸皮、玉米芯、麦秸和蔗渣等中的纤维素，生产以木二糖为主的寡木糖产品的生产工艺，填补了我国以微生物法低聚木糖生产工艺的空白。蔡敬民用自己的努力报答母校、报答国家、报答社会。
蔡敬民说：“我所有的收获都来自于不断地学习和探索。” 1987年至2002年15年间，蔡敬民3次赴德留学，累计近5年的留学生涯也印证了他不断汲取知识的足迹。
蔡敬民回国后，发现国内学生的动手、综合分析、创新能力不如外国学生。1989年，学校将化学生物系实验室对学生开放，并成立了“食用菌兴趣小组”。蔡敬民和几位青年教师一起自己掏腰包，凑了300元给“兴趣小组”作科研经费。学生们全身心投入到实验当中，精心计算材料与产品的比例，提着杆秤到菜市场去销售。欣慰的是研种出的优质金针菇等菌类，在市场上十分畅销，扣除成本后还有相当剩余。余下的钱再投入研究，如此循环。在“食用菌兴趣小组”的基础上，后来又发展了“酒酿小组”。“开放实验室不仅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多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市场意识等。” 蔡敬民兴奋地说道，“开放实验室不等于‘开门’实验室，教师在里面要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十几年来，该系一大批在校大学生积极参与科研，综合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水平“突飞猛进”。从“兴趣小组”中得到市场意识锻炼的顾金柱毕业后就自己创业，做起了建筑“龙门吊”生意，他的龙门吊占据了合肥市市场的一半。从 1996年至2001年间，化学生物系何晓刚等20余位学生与课题组老师一起，在国家级、国家重点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10余篇是什么概念？要知道，评高级职称也只要几篇就够了。”蔡敬民颇感自豪地说。
这一实践得到了延续。2006年，学院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借鉴德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如提出本科学期制“8”变“9”，在传统的第4个学期基础上，新插增设一个“认知性实践”学期。蔡敬民说：“让学生在还没有完全掌握本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提前进入企业或社会，参与到具体实践中去，使他们在亲身实践中发现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然后带着问题再来学习。”
长期的海外留学经历和国际合作经历，使得蔡敬明对德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学习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搭建好国际化平台，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明确学校的办学定位，大胆进行改革，就一定能实现学院的跨越式发展。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选择‘联大’是幸运的。” 蔡敬民多次感慨地说道。
说起当年选择‘联大’还有一段故事。从滁县一中毕业参加高考的蔡敬民被父母所在的安徽农业大学录取。有趣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却成了安徽农业大学“点名常缺课”的新生，（安徽农业大学很长时间一直保留着他的学籍。）蔡敬民冒着风险，脱离了父母的“保护”羽翼，怀着当生物学家、建筑学家的梦想，走进了名不经传的合肥联合大学。面对着那一排坐落在工棚边的教室，蔡敬民坚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很幸运，遇到了许多干事的、关心学生的老师！” 蔡敬民深有感触地说道。早在毕业实习时，蔡敬民在当时的安徽大学老师、后为国家第一批100名教学名师之一的王金发老师指导下进行毕业论文设计。为了抓紧时间，他们经常一边吃午饭一边看资料，有时干脆“忘了”午餐。这下“激怒”了导师王金发：“以后再不吃饭，实验室可要对你们关闭了！”
1994年，他又遇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现为生命学院）潘仁瑞教授。接触潘仁瑞教授是一个“机遇”。当时学校有5万元的科研经费，蔡敬民等4人申请了4个不同的课题，学校邀请潘仁瑞教授当评委。潘教授一句“不要做了，跟我做一个有关‘酶’的项目吧！”当时让蔡敬民他们很是不解：我们的项目没有可行性？为什么要做‘酶’的项目？潘教授指出：“集中力量，集体攻关，倡导团队意识，培养青年人的协作精神。”10年后，蔡敬民感慨地说：“如果做了那几个小项目，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在潘教授带领下的木聚糖酶项目，现已为合肥学院培养了3名正教授，一批副教授。这也让蔡敬民看到了团队的力量，领悟到做学术就如“码砖头”，团队搭建起的平台，能让更多的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
“在人生的旅途上，能遇到决定自己成长的恩师，不仅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更是弥足珍贵的机遇，不可多得的财富。作为学生、部下、晚辈，老校长杨承宗教授就是我的‘福星’。” 蔡敬民感恩地说。
说起来，蔡敬民和杨老还有一段“读博”的故事。
1988年，在蔡敬民第一次回国前，导师Meiners教授正在申请一个项目，有意想留他攻读博士。当时“联大”的分管领导得知后，写信要求蔡敬民从学校对外合作的大局出发，按时回国。当杨老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指示：“立即给他写信，不要回来！”“学校缺的不是实验员、教师，缺的是学科带头人!”但那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按组织要求按期回国。“当时的蔡敬民并不理解学科带头的价值，对杨老的这个指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现在我作为合肥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续签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紧紧抓住学研发展的‘牛鼻子’，培养学科带头人。”蔡敬民微笑着说道。然而，这事却感动了.Meiners教授，因此执意认为自己“欠”杨老一个博士。
蔡敬民第2次赴德前，去看望杨老。杨老极力鼓励他：“学无止境！拿个博士回来，为‘联大’做更大的贡献。”然而，世事难料。原计划师从一位犹太导师从事昆虫信息方面的研究，结果老师到以色列“一去不返”。
1999年2月，蔡敬民收到德国东福里斯兰应用科学技术大学Meiners教授的邀请，参加德国科学与教育部重点项目“海洋生理活性物质”研究工作，同时攻读博士学位。时任教务处副处长的蔡敬民，感到学校工作紧迫，在国内所承担的科研项目进展顺利，而且儿子刚出世2个月，于是就把邀请函悄悄地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然而，对蔡敬民关爱有加的Meiners教授此时却如热锅上的蚂蚁，11年了彻底，终于有了“还”杨老一个博士的机会，他想尽办法联系蔡敬民，恰逢时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徐根应赴德考察，徐根应得知蔡敬民的情况后，建议Meiners教授重新选派一位中国教师去读博， Meiners教授失落地答道：“他不来就算了，这个位置已有5、6个人申请了。” 徐根应立即表示：“请您放心，我来做工作。”如今，徐根应经常和蔡敬民打趣道：“你那博士还是我让你读的呢！”
考虑到蔡敬民的实际情况，在Meiners教授的努力下，德国下萨克森州科技文化部给了他最优惠的政策和支持：不受德国雇员每年6星期休假的限制；州政府资助每年一次的回国旅费。利用每年的探亲机会，蔡敬民分别于 2000年回国工作3个月，2001年回国工作2个月。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蔡敬民从杨老等人身上发现，伟大的人物之所以赢得世人的尊敬，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勤奋，有了科学著作或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还由于他们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杨老年轻时留学法国，曾在小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工作。为了回国报效，他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续聘2年、年薪555，350法郎，另加补贴的优厚待遇。杨老还毫不犹豫地垫上了自己的全部积蓄，1951年10月带着十几箱资料和器材，历尽曲折，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归国后不久，杨老奉命到北京协和医院收集日军破坏的放射源。当时，杨老坚持自己上一线，把健康留给了更多的人。结果，杨老的右眼由于辐射过多而永远地失去光明。杨老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着蔡敬民。
2001年春，在蔡敬民的牵线和努力下，我院首批32名学生赴德留学，杨老得知后，给蔡敬民写信：“今年你做的这件事，会对合肥联大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当年李政道牵线，美国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今天这步棋影响大局，不亚于李政道先生的贡献。”
君子以厚德载物。提及现已95岁高龄的恩师、忘年之交的杨老，蔡敬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感激：“可以说没有杨老的谆谆教诲，就没有我蔡敬民的今天。”
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中华民族对知识的追求，从来都是无止境的；对知识的传承，也向来被视为一种美德。从合肥联合大学首任老校长杨承宗教授到合肥学院青年副院长蔡敬民教授，合肥学院的奋斗历程证明，合肥学院人是自强不息的，合肥学院人是厚德载物的。这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一种动力，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它必将激励着合肥学院人、鼓舞着合肥学院人。
作者：程小朋，男，合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2003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班，新闻中心负责人，学生记者
指导老师：薛茜禾，女，《合肥学院报 》原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
蔡敬民联系方式：0551―2158005
E-mail:caijingmin @hfuu.edu.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