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节，当母亲含辛茹苦地照顾我们时，父亲也在努力地扮演着上苍所赋予他的负重角色，当我们努力思考着该为父亲买些什么礼物时，不妨反省一下，我们是否爱我们的父亲，像他曾为我们无私地付出一生呢？点开此页，小编将与你分享陶葆楷先生深沉而宽广的父爱~（文为陶葆楷先生之子陶中源2006年为纪念父亲百年之作）

题记:陶葆楷（1906-1992），无锡人。给排水工程与环境工程学家、工程教育家，是我国卫生工程、环境工程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培育了几代科技人才，陈志义、王占生、刘存礼、钱易、蒋展鹏、黄铭荣等给排水和环境工程方面的杰出人才，都是陶先生的学生。主要著作有《给水工程学》、《下水工程学（上册）》、《给水工程》、《污水生物处理基本原理》等，为发展我国给水排水专业和环境工程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长期研究实践的总结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雨量实用计算公式，为改善我国环境工程的落后面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我的大家庭

老清华人都知道我的家人口少,只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但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们给了我一个快乐的家。小时侯我们住在城里史家胡同外公家(现在是乔冠华故居),那里是一个漂亮宽敞的四合院,住着外公外婆,大舅一家,大姨一家,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八姨。外公曾经是中法铁路材料总厂厂长,他平易近人,兴趣广泛,会滑冰,喜欢集邮和喜欢京戏,还会拉京胡,我妈妈,大姨,大舅,八姨他们都是又会滑冰又喜欢京戏,性格都很活泼开朗。外婆非常会当家,因为孩子多(我有8个姨,两个舅舅),又喜欢热闹,家里常常亲朋满座.我小时侯的外公家和睦又热闹，我从小就在表兄弟姐妹中长大,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独生子,有的是玩的伙伴,有的是闹的内容。

1952年我们搬回了清华园,虽然离开了外公外婆热闹的家,可是我们的家依然十分热闹.妈妈随和好客,爸爸喜欢学生,家里一直有许多爸爸的学生、同事和我的表哥表姐来来往往,我的大表哥徐炎一解放就在清华物理系,另外一个表哥杨报昌在清华机械系,1952年在爸爸的鼓励下,天津的范崇澄表哥,范崇治表哥双双考上了清华大学,陶家的哥哥陶祖训,陶祖聪,陶祖乾,无锡老家的表哥华南平,孙家表哥孙大江,李家表哥李光京他们都先后在清华上学。爸爸的学生也常常来家里,我印象深的至少有陈志义,王占生,刘存礼,钱易,蒋展鹏,黄铭荣等。

我们家的老阿姨王妈做得一手好菜,到了过年过节,爸总喜欢把学生和表哥们请回来吃饭。我到很大都没有分清到底哪几个是表哥,哪些个是爸的学生,在家里他们都像我的兄长,在爸爸妈妈眼里,他们都是自己的孩子。

爸爸对自己的学生如数家珍,常常在妈妈和我面前夸奖他们:王占生的能干,陈志义的认真,蒋展鹏的谦和,钱易的聪明,爸爸常说钱易一点就通,外语语感好,...这是爸爸有意的让他的学生们带着我长大,我从小就在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外语,直到今天热情依旧。

事业重于一切

1948年爸在清华学术休假一年,第一学期先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妈妈和我住在上海,第二学期已经是1949年了,爸爸受台湾大学邀请带着妈妈和我一起到台湾大学土木系教了半年书。爸爸很少说起在台湾这一段事,直到八十年代,许多当年台湾大学的学生来北京,找到清华,找到爸爸,说起当年,我们才知道一些,爸爸当时在台湾大学很受校方的重视,深入浅出的讲课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台大已经任命爸爸担任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爸爸的助手严正鑫,在爸离开台大后接替了爸的工学院院长工作,后来当了台湾教育部长。爸的学生林宜狮和黄衍棣说,如果爸爸不离开台大,当工学院院长和教育部长都会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就在全国解放前夕,爸爸拒绝了台大的挽留,没有带着全家去美国(当时爸爸已经收到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没有留在香港,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回到大陆,爸爸当时一心想回清华,不曾想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当时张奚若代表组织反复审查爸在这个时候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爸爸怎么也想不到这半年的台湾之行,让他从此成了一名"运动员"。没办法，爸辗转从香港到广东岭南大学再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才又随北大工学院并入清华而重新回到清华园，却也从此开始了他必须忍辱负重的事业生涯。

1951年的反官僚、反贪污、反浪费三反运动,爸就首当其冲。他亲手创办的按照美国标准建立的给排水实验室,成了浪费典型(因为经费不够,有些设备是爸自己掏钱从美国买回来的),中央电影局还拍了专门的记录片,供全国人民批判,我表哥杨报昌后来告诉我，这个记录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只知道，那个上过记录片的大电冰箱和烘箱，一直到文革后还在清华给排水实验室里发挥着重要作用。

1955年肃反,爸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疑分子,让他讲清楚在台湾的情况。1951年的反浪费爸还能够理解,因为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这样高标准的实验室太超前了,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让他真正地无所适从了,他不知道他能不能讲清楚台湾的半年,更不知道组织会不会相信他,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当年，副校长陈士骅和另外一位同志负责审查爸的交代，陈士骅先生非常了解爸，他们是多年的同事、朋友，他看出了爸的担忧，有一天，陈先生和爸隔桌而坐，陈先生乘另外那个同志上厕所，用中指蘸着口水写了两个反字在爸面前“演戏”，继而两人相视一笑。爸从台湾回来以后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他如此近距离地体会了政治，了解了政治，他一直记着了解他关心他的陈士骅先生，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太妙了，他写了两个反字‘演戏’，哈哈哈哈……”，从此他更是把心思全放在教书、做学问上，不再把政治运动当回事。

1957年大鸣大放，反右，当时有一个专门小组针对爸，希望他能说出点能让他们上纲上线的话。好几个人从多方面诱导爸讲话，可是，对政治运动有深刻了解的爸，只是闭口不言，反而是那几个积极分子中的一个，诱导的话太过深入，遭到揭发，自己成了右倾分子。而那顶悬在爸头上的右派帽子，却因为爸的一言不发没能有机会扣下来。

文化大革命，爸更是在劫难逃，但是久经沙场的运动员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有一次，在阶梯教室开批评会，讲台中间放着一只圆凳子，让爸坐着，慷慨激昂的批判者一个接一个上台发言，台上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突然，传来了轻轻的呼噜声，大家这才发现疲惫的爸已经在他的黑框眼镜的掩护下微笑地睡着了。可想而知，接下来等着他的一定是更猛烈的批判。

1971年爸爸已经65岁，让他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去的时候到天桥坐长途车，回来搭东炼进城的大卡车。因为年纪大了，又一向缺少体育运动，爸的身子骨已经不太灵活。有一次，在劳动了一天后，筋疲力尽的他爬大卡车回来时，差一点被卷进开始滚动的轮子下。也正是在东炼劳动的时候，他主持了炼油厂废水净化处理的科技攻关，后来在某期《人民画报》的封面上还刊登了一张“东方红炼油厂经过净化的废水养鸭子”的大照片。

1972年中美一建交，爸马上敏锐地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他给远在美国的任之恭姑父写信，希望他能带一些专家学者回来访问，正巧在美国的一些华人科学家也正在酝酿这件事，不久，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张捷迁等一行27人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带着他们的家属，成了第一支访华的美国代表团，他们到处访问、做报告，中央领导多次接见，这给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科技界注入了活力。记得任之恭来清华演讲由刘达校长亲主其事，整个主楼后厅被挤满，为一时之盛。

由此开始，爸推荐了一批又一批的同事，学生出国学习、访问，又介绍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专家学者来到中国。他自己则放弃了所有出国的机会，甚至把国际环保组织邀请他担任主席的机会让给了他的学生，他自己只是默默地为他钟爱的环境事业的后来人铺着一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路。

改革开放后，爸完全抛弃了心中的委屈，反而因为自己已经年迈加快了工作进程。1984年，在他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我们国家第一个环境工程学科点在清华大学诞生了，创立了环境工程系，他的学生们已经在祖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86年恰逢爸80寿辰,清华毕业60年和执教50年,爸爸台大的学生林宜狮多次来清华,看到他们敬重的陶师生活简朴,希望赠送给爸一些钱,改善生活.爸婉言拒绝了,他希望用这笔钱帮助更多的学生完成学业,林宜狮先生很感动,用这笔钱作为"陶葆楷奖学金"的启动资金,后来又有一些校友捐赠了钱,这是清华大学第一个奖学金。"陶葆楷奖学金"每年都奖励优秀学生,那些年爸很关注这项工作,他觉得奖学金能够让他继续关心他心爱的需要帮助的学生,他觉得他没有离开他的事业,没有离开课堂,没有离开他的学生。

1993年、1994年，我们开始着手整理爸的个人档案。我们吃惊地发现，在他所留下的文字资料中，几乎看不到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对他的影响，他自己列出的长串论文题目、研究课题和各个阶段的教学计划，在年份上竟然从来没有中断过。

润物细无声

妈妈按照美国的“育儿大全”喂养我，所以我小时候营养充分，精力过剩。我从小特别淘气，属于闷淘型，没有一分钟安静的。可是在我记忆里，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因为我淘气打过我，训斥过我。在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第一次带我上冰，那是在北海，妈妈和我穿着冰鞋，爸拉着我的手，我跟着妈妈慢慢地滑……我喜欢冰，喜欢这双带着刀的鞋，在外婆家里，我穿着冰鞋从前院走到后院，从院子里走到房间里，再也不肯脱了。我常常穿着冰鞋站在假山上。1952年，我6岁，我们回到了清华园。我依然淘气无比，清华的院子这么大，我的用武之地更多了。有一次，我在水木清华附近玩，看到闻亭里大钟旁边放着一个木锤，立刻兴致勃勃地举起木锤“当当当”地敲起来，正当我敲的高兴，突然发现旁边阶梯教师的学生都出来了，原来这个钟竟然是上下课的铃声，当时上课才刚刚五分钟。成志小学旁边，是清华消防队，那里停放着几十辆解放前的旧摩托车，车上全是黑油腻，落了厚厚的土。这个新战场被我发现了，一天我带着吴持敏(吴柳生先生之子,咩子)把摩托车爬了个遍，当我们胜利凯旋时，浑身沾满了黑呼呼，活象两个修理工。我差不多天天如此，所以也不在乎，可是我却没有注意到吴持敏的惴惴不安，果然，我妈妈正在给我清理，吴持敏的妈妈押着他到我家来了，吴持敏笔挺的小西服和整齐的小分头上全是黑油腻，他妈妈对他的惩罚就是“以后不许再和陶中源一起玩”。有时候，实在没有玩的，我就爬上我家院子里的桃树，叉开腿跨在树上，不到吃饭、睡觉不下来。对于我的淘气,爸爸一直在默默地观察我,有一天爸特别神秘地笑着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我们来到水木清华的冰上，看到了清华大学冰球队正在练球，我看到表哥李光京，他的朋友解汝泰，他们是北京冰球队成员(几年以后，我和解汝泰一起参加了北京市冰球赛，和李光京表哥一起参加了好几次全国比赛)，场上的队员像走马灯一样穿梭滑行，我马上被这快速激烈的运动吸引住了，这可比爸教我的足球和游泳要有意思得多，我平时的玩耍和它更是没法比的。我看呆了，直觉告诉我，我找到了我最希望去做的事。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好像就此有了目标，每年荷花池结了第一片冰，第一个上冰的一定是我，最后一片冰也一定在我脚下融化。我没有时间再去瞎玩，在教练的指导下，我给自己制定了训练计划，只愁时间不够。很快，我参加了附小冰球队，之后又去什刹海业余体校训练，12岁入选北京少年队冰球队，16岁入选北京冰球队，20岁成为北京冰球队队长，参加了数次全国比赛。遗憾的是，1971年当我由江西鲤鱼洲回北京参加全国比赛时，第一次在比赛中觉得累，原来我在鲤鱼洲得了血吸虫病，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再继续参加大运动量的比赛，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我所钟爱的冰球事业。

好的老师让你时时知道你的不足，教育家则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把缺点化成优点，并且了解自己，持之以恒。我到现在还常常在想，没有爸爸引领我找到了冰球，我会怎么样?

爸心里有一个遗憾,我没有上大学。1965年我高中毕业,我不愿以特长生的身份报考清华和体育大学,而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报考了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我落榜了。爸爸妈妈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我知道他们心里其实很失望,爸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常常对我说："我从台湾回来,受影响最大的是你。"我当时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也许我确实很差? 80年代,为了测试自己的能力,我按照爸的建议,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的自学考试,用了两年时间通过了俄语专业接近二十门课的考试,顺利地拿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证书。那一天爸爸妈妈和我都流泪了,爸爸妈妈拿着我的毕业证书看了好久,爸爸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呆呆地坐了很久,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深的疑问,为什么当年我会考不上大学? 这个谜一直到爸去世后才揭开,清华的一位有威信的老领导告诉我们:"小陶,你当年考上北京外语学院了,因为你爸爸一直是政治上的内控特嫌,俄语的政治性又非常强,所以没有让你上大学,你的录取通知书在你爸爸的档案里,那是极左的年代."我欲哭无泪,我马上到爸爸妈妈的墓前,告诉爸爸妈妈,当年你们的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

爸爸的学生们为爸爸立了一尊铜像,我们太感激他们了,让我们还能常常看到爸爸,更为爸爸高兴,那么多的学生想着他。爸爸妈妈的墓在万安公墓,那里有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大舅大姨,他们不会寂寞,我们经常去看望他们,告诉他们我们的近况,告诉他们清华的变化，今后一定有更多的事情要告诉他们,我们还要告诉他们我们大家都很怀念他们,包括来自大家的无尽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