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疫情”后的水务行业

智慧水务系统的应用可以有效精简人员数量、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降低漏损率，从而实现盈利能力的提升。以我们于2017年赴郑州高新梧桐水厂的调研情况为例：汉威科技参与了郑州高新梧桐水厂智慧水务平台的建设，而据我们实地调研发现，智慧水务平台有效的降低了自来水公司及自来水厂的漏损率，高新梧桐水厂的漏损率由原来的25%，下降到目前5%的水平；同时水厂员工人数大幅减少，由原来的100人，下降到目前的50人；吨水电耗下降20%。而通过我们的假设测算，经过智慧水务的改造，高新梧桐水厂理论上可以减少成本1713万元，从而带来盈利的增长1602万元。我们在2017年的调研时发现高新梧桐水厂在改造前处于亏损状态，在经过智慧水务改造后，实现了盈利2000多万元，与模拟结果匹配。通过模拟财务模型，我们认为，原有亏损除了漏损率较高以外，水厂由于人员过多带来的跑冒滴漏也会对盈利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智慧水务系统在规范自来水厂管理流程，减少内部消耗上也起到了显著作用。

本次疫情中，智慧水务同样起到了显著贡献。疫情发生后，供水安全避免二次传染是水务行业的重点工作，而减少人工作业、提高运营效率是实现疫情控制的关键手段；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的供水企业通过智慧水务系统的成功搭建实现了远程抄表（NB-IoT水表）、线上服务（智慧水务平台信息化建设）、抢修智慧调度（管网监测系统建设）等工作，为水厂的正常运营和疫情的二次防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哪些企业在参与智慧水务的建设和推进？

我们认为华为是智慧水务进一步实现发展的核心。华为作为全球ICT（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领军企业，早在2016年便提出了基于NB-IoT技术的智慧水务解决方案。华为先后通过与三川智慧、深圳水务集团、威派格智慧水务等公司进行合作，在盐田、福田、武汉等地进行智慧水务系统的测试、研发和应用，并于2019年底成功中标深圳市智慧水务一期工程（平安智慧城市为联合体，中标价4.46亿元，为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智慧水务项目），激发了市场对于智慧水务发展的关注和热情。

华为与平安智慧城市在深圳的合作将加速智慧水务在水务行业的推进脚步。在平安集团“金融+科技”、“金融+生态”的战略指引下，平安智慧城市依托其技术和资源的优势较快地实现了全国范围内智慧城市方案的搭建和应用。华为与平安智慧城市的强强联合，将进一步发挥华为的技术优势和平安集团的资源优势，把深圳的成功智慧水务案例迅速推广至全国各地，加速智慧水务在水务行业的建设和应用，并朝着终极目标智慧城市稳步前进。

2.2 趋势二：城镇污水管网提质工作快速推进

如何解决我国的水环境治理问题？“提质增效”，即截污控源、标准提升、黑臭水体治理缺一不可。水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生态理念的先行示范，单纯通过提标改造，已无法解决目前我国水环境中存在的诸如工业点源直排、农业和城市的面源污染、合流制管网的溢流污染、污染物排放不达标、黑臭水体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我国先是于2016年发布《“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实现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由‘规模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变”；随后，2019年住建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城镇污水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提出提质增效三年目标，即“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无生活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显著提高”。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的核心在管网。我国目前的水环境问题多集中在管网排水系统，“黑臭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关键是排口，核心是管网”已成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共识。

排水管网体系建设不健全带来的核心问题是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浓度偏低带来的污染物削减效益不佳，而进水浓度偏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污水收集不完全，污水管网覆盖不全、部分用户偷排乱排、排水管网建设时的雨污混接、管道老旧破损引起的渗漏等问题均会造成污水收集的不完全，这不仅会影响进入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浓度，更会使得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自然水体，造成污染；二是外来水入侵，无论是雨水、地下水还是河/湖等自然水体的入污水管或倒灌均会给进水浓度带来显著影响，进而直接影响处理厂的运行效率和出水水质，造成接纳水体的二次污染。

上述问题均可以通过管网的提质增效工作（做好截污、做好排水口防倒灌、防治地下水入渗、控制溢流污染、完善雨污混接改造、严控施工质量等）予以解决，提质增效后一方面污水收集率的提升可以带来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水量和水质可以实现双重提升，另一方面处理效率提升后出水水质和接纳水体水质同样将得到明显改善。

而从经济角度分析，管网新建和改造提质工作的效费比（即每削减一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放所需要付出的资金成本）也要优于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根据住建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陈玮等人的研究结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管网新建/改建提质所带来的COD和氨氮削减能力费效比远低于通过提升所有污水处理厂至准地表IV类水所带来的污染物浓度降低，COD削减能力效费比：管网提质5.85亿元/（万吨/年）vs 污水处理厂提标47.2亿元/（万吨/年）；氨氮削减能力费效比：管网提质19.8亿元/（万吨/年）vs 污水处理厂提标242.2亿元/（万吨/年）。

管网提质带来的资本开支增加和运营成本提升目前较难通过使用者付费的方式进行消化。根据住建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陈玮等人的研究结果，污水管网提质带来的吨水投资和每年运营维护费用的增加分别为0.22/0.15元/m3，但是根据国家现行的于2014年发布的《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以及污水处理费的代征手续费支出”，这其中并不包含管网的建设和运行费用。目前的管网提质项目多通过PPP模式进行，由政府负责每年向企业支付相应的投资和运营费用，但是随着政府财政支付压力的逐渐增大，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并不可持续。

本次疫情使卫生防疫问题进一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管网提质建设一方面有助于增加截污减少污水无序排放，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交叉感染。疫情过后，管网的新建/改建升级仍将是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核心工作，叠加2020年作为“水十条”和“十三五”规划的终考年，政策层面的持续催化将促进污水处理行业提质增效工作加速推进，各地也将进一步加大在污水处理行业的资本开支力度，我国管网的建设长度和运营质量仍将持续提升。

2.3 趋势三：水资源安全保护措施将全面升级

供水安全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任何防疫工作的重点之一。根据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中国水治理研究”课题组的定义，水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保质保量、及时持续、稳定可靠、经济合理地获取所需的水资源、水资源性产品及维护良好生态环境、减轻水旱灾害的状态或能力”。而根据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我国的水安全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后已有了长足进步，在100分的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下得分84.17，评分为良好，其中：成本可承受性是我国水安全的核心优势，这和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密不可分；而水质是我国水安全的核心问题，我国的I~III类水质河流长度和湖泊个数的比例均不甚理想，自来水水质达标率虽高（83%），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且农村安全供水能力仍整体滞后。

水源地保护是我国水安全问题的源头核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提出，“提出饮水安全是人民生活的一条底线，要确保所有城乡居民喝上清洁安全的水”；2018年6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打好碧水保卫战的第一条任务便是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2019年3月，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和水利部联合印发《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要求2019年年底以前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完成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2019年5月和9月，生态环境部先后两次开展水源地专项督查，确保水源地整治任务完成。国家领导层面的顶层设计、各部委的高度重视、以及地方政府的严格落实是我国水源地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而系统化、统一化的管理模式则是确保相关工作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

水安全问题的另一项核心工作在于整体水质的提升，这不仅包括上游的水源地水质保护和供水水质提升，也包括下游的处理工作提质增效和自然水体水质改善。在水安全问题上，人文系统对水系统有着正向的促进和负向的干预，正向促进中水资源优化配置、统一管理均是提升上游水质的重要工作，而供水厂网及水源地一体化模式可以通过系统化、集中化的管理的方式较好地实现上述目标。

污水厂网一体化模式亦有利于污水提质增效工作的推进。北京于2010年起实行厂网一体化运营管理模式，同时2014年发布的《北京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中规定，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污水管网、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以及污泥处理处置，这也为管网提质增效工作明确了更加合理（使用者付费）的资金来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国家现行的于2014年发布的《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以及污水处理费的代征手续费支出”，这其中并不包含管网的建设和运行费用，因此污水处理费可用于污水管网建设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同时，厂网一体化模式也有利于调动污水处理厂运营单位对管网建设和维护的积极性，通过系统化运营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收集的效能：例如，当前很多地区正积极推行“雨污分流”，成功实施后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存在过载的可能（不分流进水BOD过低影响污水处理效能，分流后进水BOD指标有可能超出原有设计能力），厂网一体化模式可以实现全过程运营的高效控制，也有利于统一解决改造后遗留的问题。

疫情期间，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监测数据，2020年2月1日至19日，全国地表水（I~III类水质断面比例87.3%，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保持稳定）、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湖北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的质量均保持稳定，重点区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余氯均有检出，定点医疗机构处理设施出水余氯浓度基本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限值，总体来看我国水生态安全并未受到疫情的影响，整体可控。疫情过后，水生态安全仍将是我国的长期战略，对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居民的身体健康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认为国家仍将持续加大对水生态安全各方面（供水、污水、水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资本开支力度，水生态一体化、系统化的保护与治理工作也将持续推进。

2.4 趋势四：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建设将提速

污泥产量和污水处理量高度相关，污水处理量的持续增长将进一步推动污泥处置需求的提升。一般来说，处理1万立方米的污水产生的污泥量在10吨左右（按80%含水率计），对应的绝干污泥产生量为2吨，即绝干污泥产量占污水处理量的比重在0.02%左右；而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各省市污水处理量和干污泥产生量的数据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随着我国污水处理量的持续提升，污泥处置需求亦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根据E20环境平台的预测，我国城市及县城污水厂产生的污泥产量将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长）。

污泥无害化处置是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工作任务。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中的要求，“十三五”期间需新增或改造污泥（按含水率80%的湿污泥计）无害化处理处置设施能力6.01万吨/日（2015年为3.74万吨/日），预计投资294亿元（单位投资额约为50万元/吨）；到2020年底，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0%，其他城市达到75%。

但是目前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的建设规模较目标仍有一定差距。根据E20环境平台的统计，2018年我国无害化处置率仅为57%，而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例，其污泥无害化处置率也仅为60%，均和规划目标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污泥减量化仍是目前的主流处理处置路线，资源化处置是未来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常用的污泥处置方法包括卫生填埋、焚烧（减量化）、土地利用、建材利用（资源化）等。根据住建部“城镇水务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我国2018年上半年共产生1800万吨市政污泥（含水率80%），其中卫生填埋/焚烧/土地利用/建材利用的占比分别为24.1%/25%/26.5%/14.4%，还有9.3%被其他方式综合处理；综合来看减量化（占比49%）仍是主流的处置路线。而根据E20环境平台《中国污泥处理处置行业市场分析报告》中的有关数据，能源干化、机械脱水等污泥减量化处理方式仍是2018年的主流开工/中标项目，厌氧消化、好氧发酵等资源化利用的处理方式占比相对较低。

污泥的消毒处理是污水处理厂疫情防控的工作重点之一，疫情后国家将持续推进污泥处置产能的提升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由于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成分相对复杂，其中不仅含有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难降解有机物等成分，也包含大量的氮、磷等有机物，可能作为新冠病毒的载体；而在国际水环境联合会（WEF）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对水处理影响信息”网络视频会议中，根据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的Mark D. Sobse教授的研究结果，冠状病毒在水中和污泥中均可存活较长时间（尤其在低温条件下）（数据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因此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中对污泥的消毒处理也是防止病毒二次污染的重要工作。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中，对污泥处理处置提出了“污泥在贮泥池中进行消毒，贮泥池有效容积应不小于处理系统24小时产泥量，且不宜小于1m3”、“应尽量避免进行与人体暴露的污泥脱水处理，尽可能采用离心脱水装置”等要求；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凯军也提出“应在方舱医院的医疗污水处理系统末端设置储泥池，污泥需采用漂白粉消毒处理与浓缩后，送至有资质的机构进行集中处置”；另据湖北日报消息，武汉市在1月29日至2月18日对全市的26个污水处理厂增加消毒工艺，污泥消毒用量共计33.69吨，均表明了国家在疫情期间对污泥处置的重视。疫情过后，我们认为国家将持续加大对污泥处理行业存在的产能不足、技术路线繁杂、资源利用瓶颈待解等问题的支持和解决力度，污泥处理行业的市场空间亦将随着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持续发展壮大。

原标题:如何看待“疫情”后的水务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