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新范式经济学理论构建

的传承与创新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的文明形态，在中国长期、广泛而深入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已经形成系统性的理论特征与政策体系，亟须总结提炼升华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构建核心基础理论，梳理分析检验其政策内涵。中国社科院立项开展“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理论基础及其政策含义研究”，体现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队的责任和担当。团队的学术积淀深厚，交叉融合性强，理论假说、架构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特色鲜明，这一研究必将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学术领域的拓展和学理创新的突破，作出贡献。

一、生态文明新范式经济学研究源于感性问题

对于生态文明新发展范式的认知，源于我们的时代感性。20世纪60年代“马尔萨斯陷阱”的幽灵挥之不去，我们的社会充斥着“人口爆炸”、生态灾难的咒语。及至改革开放前，全社会为温饱所困，生态退化严重。因而，“生态平衡”就成为当时的社会共识、重大问题、行动导向和政策本色。然而，由于低下的生产力、计划经济的桎梏，生态失衡只能趋于加剧。改革开放后，允许农民走出悄寂的乡村，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把土地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中释放出来，土地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短短几年，困扰中国几千年的温饱问题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此，深感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发展范式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继而，我们发现，工业文明急功近利的弊端不断凸显，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水资源短缺，化石能源枯竭，及至危及人类未来的全球变暖……人们普遍认识到，工业文明并非那般美妙，功利主义的“利润最大化”正在毁灭我们的世界。社会需要转型，发展必须可持续。1980年代后期我在工业革命发祥地的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工业文明的认知也在不断自我批判中前行。也正是他们的自我觉醒，这个由发达国家占据话语地位的世界，才有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控制全球温升的国际协同。

如同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一样，任何新的发展范式的创新，都是问题导向的。蒸汽机的发明，表明机械可以成倍乃至于万倍于人力和畜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而形成的劳动分工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规模化大生产产生了规模效益。因此，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微循环系统显然不能够适应工业化的经济理论体系，从供给需求生产消费的二元体系中寻求市场均衡的经济学理论构建，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二、新范式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传承中构建

构建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是现代的，要创新，但是，首先要传承。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经济行为皆受制或从属或基于伦理道德认知。我国自古不仅有“莫打三春鸟”、不要“竭泽而渔”的朴素的经验总结，还有先哲深邃的哲学智慧。道家关于天地人关系的认识，不仅远早于而且思维层次和学理站位更高于西方的“土地伦理观”，是我们现在讲的生态文明的东方哲学的起源和基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认为对于这句话的学习和理解，关键在于“法”。“法”具有依赖于、取决于、效法于的蕴含，人依靠土地，劳作于土地，收获于土地；但是，土地的产出依赖、取决于“天”，温度、湿度、降水、土壤自然肥力显然不受制于人。而“天”之作为，因循于“道”，“天”也不可自以为是，胡乱作为。何谓其道？乃自然也，有其内在的自身规律。所以，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2500年前，老子已然奠基：尊重、顺应和效法自然。

老子的这一哲学智慧，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得到传承和发扬。2300年前的荀况，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将先贤的“道法自然”进一步地理性和操作性解读：万物必须和谐相处才能生存繁衍，各得其养才能成就其物种，这就有一些白话的意思了，我们能听得懂了。大约500年前明代的张居正讲：“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这就是一种量化的概念了。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对生态文明思想的贡献脉络，需要加以梳理，科学传承。

西方文艺复兴后寻求人性的解放，人对幸福的追求则成为西方思想家探寻的重点。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就是伦理学对于幸福的解读和测度。我们讲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在的经济学体系构建也是基于伦理。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是伦理学教授，古典经济学的旗手约翰·穆尔也是伦理学教授，哲学家。为什么现在经济学研究感觉深度不够，做的不好？显然是哲学基础不够扎实。

创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构建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必须要有相应的哲学基础，尤其是人的行为需要伦理规范，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以人为中心，人追求幸福，获取效用，就能够增加幸福感。因而，西方经济学所讲的效用，是对伦理学的功利主义的解读和测度。其实，这与中国追求“功名”而获取幸福的认知，是一致的。经济学的幸福是让人快乐，使得效用函数最大化。因而，西方经济学理论，显然是一套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效用最大化，但必须满足伦理规则。我们所说的帕累托改进，就是在没有一个人的福祉水平降低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的福祉水平有所改进。最后所有的这些改进都穷尽的情况下，才是帕累托最优。

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将以土壤为载体的自然生命体系作为一个被关爱的对象，从伦理上要求加以尊重加以保护，如果破坏则是不道德的。土地伦理并不强调人，所以，它应该是生物或生态中心的伦理观。西方所谓的生物或生态中心伦理观，从土地伦理学到生物多样性概念的提出，还有地球是超级的生物有机体“盖亚”理论，它完全是另外一种体系，并不是考虑人的幸福，而是重视自然系统。实际上，西方也有将人类中心伦理观和生态中心伦理观相综合的思想体系。古典经济学家穆尔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讲的静态经济，意思是人口稳定，经济不必无限扩张，自然的博大和静谧，也是人类的幸福之所在。

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演替，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在生态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必然要有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与之相伴，它的目标函数肯定不一样，约束条件也不会相同，其制度构建也必须适应或体现这一文明形态的需要。当然，人类资源利用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是一种范式的整体演替和演化。

三、理论体系的创新需要从基础做起

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工业化而形成的工业文明这一新的社会形态，其经济学理论显然要根据工业化的实际，逐渐摒弃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小农经济，讲求劳动分工和工业化大生产，在生产体系的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二元构建中，寻求市场均衡。因而，基于工业文明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不仅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得到了应用，而且我们现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都讲生产和消费二元，供给和需求二元。生产需要规模效应，资本寻求垄断利润，为扩大生产规模，则建立分公司、子公司，加以控股，形成一种资本的依附关系。

那么，生态文明新的发展范式相较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创新，不仅要看外在的，还要看基本的是不是有根本的变化？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开具外部成本内部化处方、碳排放权的产权交易、全球碳税等优化的理论、方法，但似乎都不管用。气候变化经济学，如果符合现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则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但是，如果转轨脱离化石燃料，从集中垄断的化石能源转到零碳的分布式的就地就近自给自足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那么，我们现在提的和思考的一些东西也使我们感觉到二元体系很有可能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生产消费和储存一体化，即生产消费和服务业储存，一二三产业融合一体，而不是产业分隔。

举一个为应对气候变化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例子。一个独立的有屋顶空间有庭院空间的家庭单元，如果安装太阳光伏，自己发电，自己把这些零碳电力储到储能电池里面，那么自己所有的家庭消费，无论是用热泵解决供暖制冷热水问题、还是家用电器、电动汽车充电全部是自我消费。这样显然没有工业文明经济学理论范式所提出的供给需求二元分离，因为它已经是一体的。工业文明的规模化大生产的目的是用以销售获取利润，生产通过交换环节得到价值实现，获取市场收益，由于有交换，所以有增加值，有利润。但是，自给自足的零碳微单元的生产不是为了获取销售收益，没有交换。按照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这种经济活动由于没有市场交换，因而也就没有价值。但是，这个零碳微单元系统，有生产，有消费，有民生福祉，就是没有市场价值，没有利润。又如家庭的家务劳动，如果请劳务公司的劳工，是商业服务，有交易，有市场价值，也有利润，有税收。但是，自己做家务劳动，这些都没有了。这种分布式的零碳微单元，是能源生产与消费的一种扁平化，跟规模化大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显然在基础上就有根本的区别。因而我们讲，零碳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不是简单地在工业文明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上“添油加醋”“修修补补”，而是一种颠覆性的变革。

市场经济学理论寻求收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其他的多作为约束条件。但是人与自然和谐，显然不是单一指标的“最大化”。东方古典哲学智慧的“各得其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寻求的是一种比例关系，而不是某一个指标的最大化或最小化。人与自然和谐，它作为一种伦理认知，不仅仅是口号，需要解读，而且需要量化测度，只有这样，在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管理中，才具有可操作性。人与自然和谐，如何构建目标函数？如果和谐是一个系统，那么各个组分之间存在一种比例关系，不应该是单一组分的最大化。实际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3030目标”就是一种比例关系，即规定地表30%的陆域面积和30%的海域面积将得到相应的保护，免受人类活动的骚扰和破坏。这一比例关系，把一部分自然空间留给自然，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行为约束，30%的那部分空间是自然的生态的，人类别去骚扰它。当然，我们人也需要活动空间。“井水不犯河水”，那么人类居住生活发展区的空间就是人的空间，不允许毒蛇猛兽的闯入；自然的空间保护起来就是自然保护地，我们就别去干预，不擅自动它。人与自然还有一个共享的空间，人与其他生命共同体成员之间互相交换。

在新范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中，我们能不能将和谐的空间比例关系转变成一种目标函数？有了这样的目标函数，还应该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肯定是市场有一套规则，那么，人与自然和谐应该适用什么规则？经济体系运行肯定也应该有一套相应的体系在这里。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让别人听得懂。我们很多创造的名词自己都弄不清楚，别人怎么听清楚？概念理论，必须具体可理解，必须是通过提炼和升华形成的，不能凭空创造。因为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多半是为了创造而创造，现在很多词语其实都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只有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延续性，有一个拓展和深化，才可以有自己的一点新的东西出来。

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新范式。我感觉做这个工作确实很有意思，能够在学理上梳理，在理论上构建，在方法上创新，形成自主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许多有关生态文明的研究，多从各个不同侧面，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搞学术研究要进一步有深层次的、学理的、学术的、学科性的思考和探索。经济学研究是一门独立学科，但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需要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加持，期待重量级的成果将来供我们好好学习。

原文发表于《生态文明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