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标≠老百姓满意”，恶臭异味治理仍需突破多重瓶颈
时间：2025-09-26 17:16:47 来源：中国环境APP 作者：中环报记者薛丽萍
恶臭异味是群众“家门口的污染”，直接关系民生福祉。
近年来，全国恶臭异味投诉量呈持续下降趋势，但业内专家指出，其“居民投诉多、涉及行业多、物质组分多，有效监管手段少、高效控制技术少”的“三多两少”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从技术溯源到制度构建，从成本平衡到行业整治，我国恶臭污染防治正朝着“精准化”方向迈进，但仍需突破多重瓶颈。
投诉量下降但占比仍高，生活源成新焦点
数据显示，2021年—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接到的恶臭异味投诉在5万—6万件之间，且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生态环境部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恶臭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亘分析，这一变化得益于国家对恶臭污染重视度不断提升，且多数恶臭物质属于VOCs，近些年随着我国VOCs治理向纵深、精细化推进，部分恶臭问题得到协同解决。
但“数量下降”不代表“已然无忧”。从投诉占比看，近4年，恶臭异味投诉依然占全国环境问题总投诉的20%以上，占大气投诉超过40%。恶臭异味污染仍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问题之一，且集中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区域。
王亘分析，恶臭异味污染的“瞬时性”“局域性”特点导致监测数据与群众的实际感知存在“时差”——监测人员抵达现场时很多时候异味已消散，难以及时采样。我国现行的恶臭标准已经实施30年，难以满足当下复杂的污染防治要求，标准的认定与老百姓的体验也有“温差”，导致出现即便企业达标，百姓仍能闻到异味的“达标扰民”现象，进一步加大了治理难度。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行业投诉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工业源虽仍是主要投诉对象，但占比从2018年—2021年的49.1%降至近4年的33.1%；而以餐饮油烟、垃圾处理为主的生活源投诉占比从16.4%飙升至30.6%，成为新的治理难点。
“生活源治理相对困难，难在‘近’与‘散’。”王亘坦言，这类污染源规模小但距离群众近，高效治理技术成本较高，小型餐饮商户难以承受。
以餐饮油烟企业为代表，如何实现恶臭污染低成本高效治理，在企业经济成本与民生需求之间找准平衡点，仍有待展开攻坚。在成本与效果平衡方面，复旦大学教授张仁熙提出“双目标平衡”的思路。
“假如我们把恶臭异味的问题全部用高温焚烧来解决，能不能解决？能。只要烧得彻底，温度高一点，时间长一点，肯定能解决，但这不现实。”张仁熙说，单纯依靠高温焚烧等方式虽能彻底解决异味问题，但成本过高、不切实际，还会导致二次污染以及碳排放的问题。
他认为，治理需兼顾“行业目标”与“百姓目标”，并在其中探索平衡空间。从行业目标出发，要以“双碳”为导向，为企业设计“用得起、能长效运行”的工艺与运维方案，避免环保投入成为企业负担；对百姓目标而言，治理核心是通过深度净化、全链条控制，让“无异味”的体验落地，而非仅满足“达标数据”。
数据库破解“知臭不知源”困局，智能技术赋能精准溯源
“目前恶臭异味排放的底数不清，主要靠群众投诉发现‘点上污染’，只能‘发现一起、解决一起’，很难防患于未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柴发合表示。
恶臭异味来源广泛，涉及畜禽养殖、垃圾处理、化工、橡胶、塑料、餐饮、食品加工等50余个行业。不同行业致臭物质千差万别，若无法“摸清底数、精准溯源”，导致时常面临“知道臭，不知臭从哪里来”的困境，精准治理便更无从谈起。
“恶臭异味不能‘统管’，而是要一个行业、一个类型地将其好好研究透彻。”一位业内专家指出，目前，恶臭异味还没有落实到行业上进行攻坚，这也导致其相关治理多年来还在“原地打转”。
目前，这一难题已有了突破方向。王亘介绍，生态环境部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利用十几年的时间，依托多个国家重点科技专项，累计测试55个行业、2100余种物质后，建成符合我国恶臭污染特点的“多维度气味数据库与智能分析平台”。该平台涵盖1401种物质基础数据、20个行业排放特征、107项标准政策信息及7类感官评价数据，可实现异味“身份识别”“因子锁定”“来源定位”的全链条赋能。
图为恶臭异味污染基础数据搜索引擎界面
“闻到异味后，只需在数据库中检索气味特点，就能匹配致臭物质及对应行业的线索，帮助执法人员缩小排查范围。”王亘解释，平台通过“气味指纹图谱”可快速锁定污染源，同时为科研人员改进监测设备、企业优化净化技术提供数据支撑。未来，实验室还将引入深度学习算法，研发“恶臭智能体”，让溯源与治理更高效。
除了对恶臭气体“摸清底数”外，柴发合还建议，要统计分析所在地区恶臭污染投诉重点来源和重点区域，依据产排污情况、周边环境敏感点情况、投诉情况对污染排放单位进行分级，建立恶臭污染分级管理台账。建立“一企一档”，明确重点排放企业生产工艺、排放环节、排放特征、致臭因子、治理技术、管理措施等，推动各行业全面整治。
构建恶臭治理长效机制任重道远
当前，针对现行恶臭标准滞后问题，利好消息已在推进——为尽可能满足群众对清新环境的需求，恶臭污染相关国家标准修订工作正加速开展，有望解决1993年版标准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为治理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但标准修订之外，第三方监测数据造假问题也成为恶臭治理的突出问题之一。业内专家透露，部分所谓“达标扰民”现象，并非企业真的达标排放，而是第三方机构监测造假所致。
“我们曾在一次检查中发现，有一家机构一天内要分析7家单位的192个臭气浓度样品，按规定这些样品需在24小时内完成分析，其分析能力明显存疑。”专家举例，经核查后确认，该机构为图省事，仅对每个点位的第一个样品进行实际分析，其余样品均凭经验主观判断得出结果，导致监测数据完全失真。
除了破解执行层面的造假乱象，顶层制度设计仍是长效治理的关键。
在制度层面，柴发合提出两大建议：一是将恶臭污染防治纳入正在编撰的生态环境法典，从法律层面夯实治理依据。二是呼吁未来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行动方案体系，国家定总体方向、地方出适配措施、企业明应对路径，形成上下联动的治理格局。
更关键的是标准体系重构。柴发合指出，需打破当前质量标准、排放标准、管理标准、监测标准“碎片化”现状，整合形成协同统一的标准体系。
“正如2012年修订空气质量标准时，我国将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标准内容并列为硬性考核指标，才推动国家与地方下大决心攻坚，最终取得显著成效。由此可见，构建完整的恶臭污染防治标准体系，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支撑，更是凝聚治理共识、推动各方下决心解决问题的关键。”柴发合强调了标准的“指挥棒”作用。
尽管方向明确，挑战仍存。业内专家坦言，当前恶臭考核评估仍有技术短板——臭气浓度检测依赖人工感官，在线监测与实际嗅觉存在差异，若完全依靠人工现场嗅辨又不现实，导致管理“缺乏抓手”。
这意味着，恶臭污染防治不仅需要制度完善与技术突破，更需在“感官体验与数据标准衔接”“人工与智能监测融合”等领域持续攻关，才能真正实现“还百姓清新空气”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