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治理的社会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行业研究报告
——朝向一种节水型社会的社会学重构
摘要：本报告系统考察水治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及其知识前沿。报告论证，水治理研究正在经历一场从“水资源管理”到“水社会关系治理”的范式迁移：水不再被视为等待被最优配置的“自然客体”，而被重新理解为社会—生态—技术系统中权力关系、制度逻辑与日常实践共同生产的“社会—自然”复合体。这一转向在理论层面表现为水社会循环、水正义、多中心治理与SETS（社会—生态—技术系统）等框架的兴起；在经验层面表现为对河长制、社区自治管水、水权交易、数字水治理等中国实践的密集反思。报告的核心判断是：节水型社会的既有建设路径长于技术效率与制度供给，短于对“节水何以成为社会事实”的社会学追问。一个真正具有韧性的节水型社会，不能仅靠价格信号、技术标准和行政考核来驱动，而需要在日常生活、社区能力、治理正义与技术嵌入之间建立起连贯的社会学基础。报告据此提出“节水型社会的社会学重构”这一命题，并勾勒了由“水社会循环再嵌入”“治理正义的制度化”“多中心能力的培育”“数字—社会反馈的校准”与“日常节水实践的再组织”五个支柱构成的分析框架与政策议程。
第一章 导论：为什么水治理需要社会学
1.1 一个被“管理化”所遮蔽的领域
水治理在当代公共政策与学术研究中占据着显著位置，但这种显著位置本身包含着一种值得审视的偏向。在过去数十年中，水的问题主要被表述为“管理”问题：如何提高用水效率、如何优化配置、如何控制污染、如何应对短缺。这一表述方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产业——水资源工程学、水经济学、水政策分析——但也生产出一种认识论上的遮蔽：水的问题似乎首先是“水”的问题，是自然条件的约束与技术手段的不足，而不是社会关系的问题。
社会学对这一遮蔽的质疑并非始于今日。早在节水型社会建设在中国启动之初，就有学者指出，水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创建节水型社会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和用水单位参与，而且需要全民参与。这一判断的深层含义在于：节水的成败最终不取决于工程能力，而取决于社会能否被组织起来，使节水成为一种常规化的、可预期的、具有正当性的社会实践。然而，这一社会学洞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被充分吸收进水治理的主流议程。水治理的知识体系仍然以“管理”为轴心组织，社会维度被作为“实施条件”或“外部环境”来处理，而非作为治理本身的内在构成。
本报告的基本出发点正在于此：水治理的社会学研究，不是在水资源管理的既有框架上增加一个“社会影响评估”或“公众参与”的附属模块，而是要求对“水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以及“治理何以可能”作出社会学的重新提问。
1.2 从“节水型社会”的提出到社会学追问的浮现
中国节水型社会的政策实践为这一重新提问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土壤。2000年代初，节水型社会建设被确立为国家层面的战略任务，《水法》和“十五”计划纲要均强调节约用水、建立节水型社会。与此同时，具有社会学自觉的研究开始出现。一项2005年的研究尝试“简要回答节水型社会建设必然遇到的九个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问题”，探索性地提出“基于社会学节水型社会建设理论纲要”。此后，更为系统的理论建构将“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模式、分行业用水原理、个体节水的社会学机制以及虚拟水理论整合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科学基础，并建立了由科学内涵、建设内容、实施路径和层次化载体构成的本体理论。
这些工作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们已经触及了节水型社会的一个核心社会学问题：节水不是单个行为的加总，而是一种社会运行方式的转变。节水型社会的本质，不是让每个人都“少用一点水”，而是使水在社会中的循环方式——从取水、用水、排水到回用——被重新组织。然而，这些理论建构的落点仍然主要是“建设”而非“治理”，是“如何构建一个节水型社会”的技术路线问题，而非“一个节水型社会何以能够持续存在和再生产自身”的社会学问题。本报告试图推进的，正是从“节水型社会建设”到“节水型社会治理”的问题转换。
1.3 本报告的问题、进路与结构
本报告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第一，水治理的社会学研究在过去十余年——尤其是2020年以来的加速发展期——形成了怎样的知识格局，其理论前沿与经验焦点何在？第二，这些知识进展对于理解中国水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可能路径意味着什么？第三，一个具有社会学基础的节水型社会设想，应当建立在怎样的分析框架之上，又需要哪些制度与政策条件？
报告的进路是“理论—经验—建构”的三段式。第二至四章处理理论格局：第二章梳理水治理社会学的本体论转向，第三章考察正义维度如何进入水治理分析的核心，第四章分析治理结构从“层级控制”向“多中心协调”的迁移及其社会学含义。第五至七章转向经验与中国语境：第五章审视制度设计的社会嵌入问题，第六章分析社区与日常生活层面的治水实践，第七章批判性地考察数字技术嵌入水治理所生成的社会后果。第八章回到节水型社会这一规范性命题，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学重构的框架与议程。第九章是一个综论性的结论。
第二章 水治理社会学的本体论转向：从“资源”到“社会—自然”
2.1 水社会循环：一个基础性概念的成熟
水治理社会学最具基础意义的概念进展，是“水社会循环”从边缘性的批判概念成长为具有分析操作性的理论框架。传统水文学将水循环描述为蒸发、降水、径流、下渗等物理过程的闭合回路；水资源管理则在这一物理循环之上叠加“取—用—排”的经济社会环节。但水社会循环论者指出，这一表述掩盖了一个关键事实：人类社会的取水、用水和排水并非在物理循环“之上”或“之外”发生，而是深刻地改造了循环本身的结构、节奏和空间分布。水在社会中的流动，始终同时是物质性的和制度性的、技术性的和政治性的。
近年的理论综合使这一概念获得了更清晰的轮廓。一项2025年的研究将水社会循环与“水社会契约”、虚拟水、水足迹等概念并置，围绕“管理”“流通”与“权力”三个主题加以组织，试图将水在社会中的物质流动与塑造这些流动的话语和实践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这一综合的意义在于，它使水社会循环不再仅仅是一个“提醒社会因素重要”的隐喻，而开始具备描述和解释的能力：它要求分析者追踪水在特定制度安排、技术系统和权力关系中的实际路径，并追问这些路径何以被生产、被维持、被改变。
对于节水型社会的分析而言，水社会循环框架的直接启示是：节水的潜力不仅存在于“用水端”的技术改进，更存在于水社会循环的整体构型之中。一个社会的用水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水社会循环的组织方式——水源结构、供水系统的空间布局、污水回用的制度通道、虚拟水贸易的嵌入方式——所决定的。将节水简化为终端用水行为的加总，在理论上是贫乏的，在实践上则容易导向“重宣传、轻结构”的政策偏向。
2.2 水社会领土：空间、知识与意义的争夺
与水社会循环紧密关联的另一个概念进展是“水社会领土”。这一概念将分析焦点从“水的循环”转向“水所组织起来的空间”。水社会领土不是既定的自然地理单元（如流域），而是在想象、物质性和知识—秩序—意义的持续争夺中被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河流、含水层、灌溉系统不仅是物理实体，也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治理权力的场域。谁有权定义“流域”的边界，谁的知识被采纳为“科学”的基准，谁的生计被纳入或排除在“水资源规划”的视野之外，这些都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水社会领土的生产过程中的政治—认识论问题。
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中国水治理的空间逻辑具有直接相关性。流域管理、河湖长制的辖区划分、跨区域水权交易的空间尺度设定，都不只是在“自然空间”中实施管理，而是在生产和再生产特定的水社会领土。当一条河流被划分为不同行政区的“责任段”时，一种特定的空间秩序被创造出来，它可能与水文连通性的物质逻辑相吻合，也可能与之产生张力。水治理的社会学研究需要追问的，正是这些空间秩序的社会生产机制及其后果。
2.3 与水文学、社会水文学的边界工作
水治理社会学的本体论转向不可避免地涉及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社会水文学（socio-hydrology）作为一门明确以“水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反馈”为对象的交叉学科，在过去十余年中获得了显著发展。它试图在水文模型的框架内纳入人类行为，或将社会过程作为水循环的动力因素加以建模。这一努力在推动跨学科对话方面功不可没，但也暴露出一个持续的张力：当社会过程被纳入以水文过程为参照系建构的模型时，社会性往往被简化为可参数化的“行为变量”，而制度、权力、文化和意义等社会学核心关切则难以获得充分的表达。
水治理社会学对这一张力的回应，不应当是简单的“拒斥建模”或“捍卫社会学的自主性”，而应当是明确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社会学贡献于水治理研究的，不是更精细的行为参数，而是对“水的问题何以被如此表述”“治理的范畴何以被如此划定”“谁的声音被计入、谁的被排除”这些前设性问题的持续追问。这种追问不是水文学或社会水文学能够替代的，也不是它们应当被要求去承担的。
2.4 本章小结
水治理社会学的本体论转向，其核心成就在于拒绝了“水—社会”的二元论。水社会循环、水社会领土等概念所指向的，是一个“社会—自然”复合体的认识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水的物质性与社会性不是两个可以分别处理的层面，而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一转向为节水型社会研究提供的根本启示是：节水不是一个在“社会”中推广“技术”的过程，而是一个重新组织社会与水之间物质代谢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败，取决于社会学的分析能否穿透“管理”的表层，触及水社会循环的结构性条件。
第三章 水正义：分配、程序与承认
3.1 水正义作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
如果说水社会循环提供了水治理社会学的本体论基础，那么水正义则构成了其规范性的核心。近年的文献计量证据清楚地显示，水正义已经从环境正义的一个分支成长为水治理研究中具有独立地位和内部复杂性的领域。一项覆盖2018至2025年文献的系统综述将“参与与正义”识别为水治理研究的关键主题轴之一，其中“利益相关者参与”出现21次，“环境正义”18次，“土著水治理”12次，“社区为基础的管理”15次，合计66次提及。这一频次分布表明，正义问题不再是水治理研究的边缘关切，而是组织研究议程的结构性力量。
水正义研究内部的演进同样值得注意。早期的水正义讨论主要聚焦于分配维度：谁获得了水、获得了多少、在什么条件下获得。这一维度仍然是基础性的，但其局限也日益显现。分配正义可以告诉我们不平等的结果，却难以充分解释不平等的生产机制，也难以回应那些不能被还原为“数量分配”的正义诉求。近年来的研究因此向程序正义和承认正义两个方向显著扩展。程序正义关注的是决策过程的可参与性和透明性：受水治理决策影响的人是否有实质性的机会参与决策，决策的理由是否可被问责。承认正义则进一步追问：哪些知识体系、哪些与水的关系方式、哪些群体在水治理的认知秩序中被视为“合法的”参与者或“值得考虑的”利益相关者。去殖民视角和土著水治理研究的兴起，正是承认正义维度扩展的最显著标志。
3.2 算法水治理中的正义悖论
水正义的上述三个维度——分配、程序、承认——在数字技术嵌入水治理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紧迫性。一项针对尼日利亚气候脆弱生态区的大规模定量研究（n=1372）引入了“算法水正义系统框架”，考察感知到的算法治理如何与水获取、权力再分配以及分配性、程序性和承认性正义结果相关联。研究发现，感知到的AI水监测存在显著预测感知水公平（β=0.31，p<0.001，R²=0.47），但报告的收益分布不均，偏向城市和高收入人群。交互效应进一步显示，感知到的AI暴露放大了现有的农村劣势（AI×农村：β=−0.23，p<0.01），表明算法系统中介了气候脆弱性梯度，而非将其中性化。
这一发现的深层含义超出了尼日利亚的个案。它提示了一个关于数字水治理的一般性命题：技术系统的“效率”提升与“公平”改善之间不存在自动的对应关系。算法系统嵌入既有的制度安排、权力关系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之中，其分配后果是由这些嵌入条件塑造的，而非由技术本身的“中性”属性决定的。当水治理的数字化被作为一种“适应解决方案”加以推广时，如果不同时对嵌入条件进行干预，技术干预可能恰恰强化它声称要缓解的不平等。
3.3 虚拟水贸易中的结构性不平等
水正义的另一条经验线索来自虚拟水贸易的政治生态学分析。虚拟水贸易——商品中隐含的水的国际交换——长期被主流经济学表述为应对全球水资源短缺的“高效解决方案”：缺水地区可以通过进口水密集型产品来“节约”本地水资源。但政治生态学的分析揭示了一个不同的图景：虚拟水贸易同时是一本“隐藏的社会经济账本”，其中包含着显著的不平等。小农的流离失所、通过跨国土地获取实现的“水攫取”、出口生产地区本地水用户的利益受损，这些后果在“效率”的叙事中被系统性地遮蔽了。
晚近的研究进一步将虚拟水贸易与全球收入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长期轨迹联系起来。基于MRIO（多区域投入产出）和机器学习方法对1990至2090年全球消费水足迹的估计显示，虚拟水贸易放大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水资源压力的不对称性，全球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水消费的结构性失衡。这一分析的时间尺度尤为重要：它将水正义从“当下谁得到了什么”的共时性问题，扩展为“谁将承担何种水后果”的代际和跨时空问题。
对于节水型社会的规范性讨论而言，虚拟水分析的贡献在于它打破了“节水=减少本地取水”的简单等式。一个在本地取水量上“节约”的经济体，可能通过进口水密集型产品将水压力转移到了其他地区，从而在全球尺度上再生产了水的不平等。一个具有社会学自觉的节水型社会概念，必须能够区分“真实的节水”与“水压力的空间转移”，并将后者纳入正义评价的视野。
3.4 水正义的“困境”与未竟问题
水正义研究在迅速成熟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困境。一篇2026年的综述性论文以“水正义：演变的视角与困境”为题，梳理了水正义概念在不同尺度和不同语境中的多重表述，并指出“共同观念”与“持续分歧”并存的状态。人权话语提供了强有力的规范性锚点，但它与主权国家的水资源管辖权、与社区的地方性水权主张、与市场化的水分配机制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和未解的协调问题。
水正义研究的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是程序正义与实质结果之间的关系。参与式治理的倡导者常常假设，更充分的程序参与会导向更公正的实质结果。但经验研究并不总是支持这一假设。参与可能被既有的权力结构所俘获，可能沦为合法化既定决策的仪式，也可能在“共识”的名义下压制少数群体的异议。水正义研究尚未充分回答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下，程序性参与才能真正产生分配性和承认性的正义效果？这一问题将水正义的讨论引向了治理结构的分析。
第四章 治理结构的迁移：从层级到多中心，从参与到能力
4.1 多中心治理的兴起及其内在张力
水治理研究在过去几年中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之一，是“多中心治理”从一种替代性的理论设想上升为组织研究议程的主导性概念框架。前述2018—2025年系统综述提供了清晰的文献计量证据：尽管制度主题框架仍以100次提及占据主导地位，但“多中心治理”（16次）和“多层级协调”（14次）的显著增长表明了一种概念重心的迁移。综述作者将这一趋势解释为对层级式、集中化管理模式“已被证明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多尺度的水挑战”这一认识的回应。
多中心治理的吸引力在于它承诺了一种同时容纳分散自主与系统协调的制度想象。在实践中，它意味着市政水务、流域委员会、国家监管机构和社区用水协会可以在保持相对自主的同时，通过协调机制维持整体的一致性。然而，多中心治理从“概念上被认可”到“有效实施”之间存在实质性的距离。综述明确指出，这一距离表现为一系列未解的张力：如何在地方自主与区域协调之间取得平衡，如何防止多中心性退化为碎片化从而瓦解连贯的水政策。这些不是可以一次性“设计解决”的技术问题，而是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形态所固有的结构性张力。
对中国水治理而言，多中心治理的概念具有特殊的分析相关性，但不能被简单地移植。中国的水治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维持党政主导的层级结构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社会参与和跨部门协调。河湖长制是这一混合形态的典型代表：它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共约120万名河湖长的责任体系，实现了“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有人管、有人护”。这一体系的效力来源于层级压力的传导，而非多中心意义上的自主协调。因此，中国水治理的社会学研究需要追问的不是“中国是否正在走向多中心治理”，而是：在层级主导的制度框架中，多中心要素（社区自治、市场交易、社会组织参与）以何种方式被嵌入，其治理效果和社会后果如何。
4.2 参与的制度形式与实质效能
参与是水治理规范话语中最具共识性的概念之一。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凝聚江河保护治理合力”。问题不在于参与是否应当被鼓励，而在于既有制度形式下的参与是否产生了实质性的治理效能，以及何种制度条件使参与从“被允许”走向“有影响”。
近年最值得关注的中国经验证据来自对数字参与平台的严谨评估。一项以宁波“五水共治”微信参与平台为对象的研究，运用SETS框架追踪了平台的设计、实施与结果。研究发现了一个关键性的“错位”：平台被设计为促进公民参与和生态改善，但在实际运行中被重新用途化为干部绩效考核的官僚工具。这一重新用途化强化了层级治理规范，鼓励了表面性的“修复”，并使系统性的生态挑战被边缘化。尽管市政水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数字参与的贡献非常有限：平台识别的大多数问题都是表面的，并且是由政府工作人员为达到绩效目标而策略性地选择的。
这一案例的社会学含义超出了数字平台本身。它揭示了一个一般性的机制：参与制度的形式存在并不足以保证其规范意图的实现。当参与制度被嵌入以绩效问责为核心的官僚激励结构时，它可能被“吸收”为这一结构的组成部分，从而生产出与初衷相悖的反馈。这对于节水型社会的设计具有直接的警示意义：如果节水参与机制（如社区节水监督、用水户协会的节水决策）被简单地纳入行政考核的指标体系，它们同样面临被工具化、形式化的风险。
4.3 社区能力：参与的前提条件
参与研究的上述发现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理论问题：参与需要能力作为前提。一个缺乏组织资源、技术知识和制度支持能力的社区，即使被赋予了参与的形式权利，也难以在实质意义上影响治理决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区为基础的水管理”（CBWM）研究提供了参与讨论所急需的能力视角。
社区为基础的水管理被理解为一种包含水文修复、生态系统治理和积极管理的社会—生态组合，与社会—生态韧性相关联。其核心机制在于：社会水文学和韧性理论、社区管理的水管理系统、反馈以及社区的适应性行为，使社区能够在严重气候事件中灵活地缓解高度变率的气候影响。这里的“能力”不是个体层面的技能，而是集体层面的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社区能力的关键特征在于它的关系性：它存在于社区成员之间、社区与外部机构之间、社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之中，而不是可以被“赋予”或“培训”出来的个体属性。
中国的农村饮水治理实践为社区能力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参照。贵州龙里县高坪村的案例尤为典型。这个曾经长期面临水源不稳、用水无保障的村庄，在2002年工程建成通水的同时，由村党支部召开群众大会制定管水制度，选举成立管水委员会，推选出责任心强的村民担任管水员。二十三年来，管水委员会探索出“定额保底、阶梯水价、分类收费、定期公示、结余归公管”的有效模式，集体账户累计结余14余万元，年可节水9000余吨。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村在二十余年前就以“群众集资+政府补贴”的方式跨区域购买水源，成为当地最早的“水权交易”实践之一。
这一案例的社会学意义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成功故事”，而在于它展示了一种不同的治理逻辑：节水不是外部强加的行为约束，而是社区在自主管理其水系统过程中内生出来的组织规范。定额、阶梯水价、公示和结余归公，这些机制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们符合某种最优制度设计的标准，而是因为它们是在社区成员共同面对水源不确定性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并持续地受到社区内部关系（信任、互惠、监督）的支撑。
4.4 多层级协调的“垂直—水平”错位
多中心治理的另一个核心难题是协调。前述系统综述在结论中特别指出了“治理层级之间的纵向和横向错位”作为持续存在的制度与协调缺口。这一问题在水治理中具有特殊的尖锐性，因为水的物质流动本质上是跨尺度的：一个地方的水取用和排放影响着下游和相邻区域，一个流域的治理需要跨越多个行政辖区的协调，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则在全球、区域和地方尺度上同时展开。
中国的水治理体系在纵向协调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河湖长制的五级责任体系正是纵向协调的制度化体现。但纵向协调的强化并不自动解决横向协调的问题，甚至可能产生新的张力：当各级河湖长对上级负责的激励强于对跨辖区水系统整体性的关注时，协调可能被“向上集中”，而横向的、基于流域逻辑的协调空间则可能被压缩。多中心治理理论所设想的“相对自主而保持协调”的图景，在中国语境中需要被重新表述为一个更具张力的问题：如何在保持纵向责任体系效力的同时，为横向的、跨辖区的和基于地方知识的协调创造制度空间。
4.5 本章小结
治理结构的迁移——从层级到多中心、从形式参与到实质能力——构成了水治理社会学研究的制度分析轴线。这一轴线上的核心发现可以概括为：治理形式的变化并不自动带来治理质量的改善。多中心可能退化为碎片化，参与可能被官僚逻辑所吸收，社区能力需要长期的组织积累，纵向协调的优势可能与横向协调的需求产生张力。这些发现共同指向一个结论：节水型社会的治理设计，不能以“更多参与”“更多中心”“更多数字工具”为自明的目标，而必须追问在特定制度和社会条件下，何种治理安排能够使节水从一种被管理的对象转变为一种被社会自身所生产和维持的实践。
第五章 制度的社会嵌入：水权、水价与河长制的社会学审视
5.1 水权与水价：经济工具的社会条件
用水权改革和水价形成机制的完善，是当前中国水治理制度建设的明确方向。2025年的政策文件反复强调“推进用水权改革，完善水价形成机制”“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快用水权初始分配”，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节水工程建设运营并通过转让节约水量的用水权获得合理收益”。这些政策表述的背后是一种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行为假设：当水被赋予价格、当节约的水量可以交易，用水者将自发地转向更节水的行为。
社会学并不否认价格和产权工具的有效性，但它要求追问这些工具发挥效力的社会条件。水价信号要转化为行为改变，至少需要若干前提：用水者能够准确感知和回应价格信号（这在农业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中远非理所当然）；替代性的节水技术和管理方案在本地条件下是可获得和可负担的；水权是清晰且可执行的，交易的成本不至于吞噬交易的收益。更重要的是，水价和水权工具嵌入在既有的社会关系和不平等结构之中。一项关于全球水足迹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的研究表明，人均牛肉消费、人均能源消费和城市化等社会结构性因素显著影响着水足迹，这意味着用水行为不能被还原为对价格的个体化理性回应，而是被更广泛的生产和消费体系所塑造的。
贵州高坪村的经验提供了一个从反面印证这一论点的例证。该村的阶梯水价和分类收费之所以有效，恰恰因为它们不是作为孤立的价格工具被引入的，而是嵌入在社区自主管理、定期公示和结余归公的制度生态之中。价格在这里发挥的不仅是资源配置功能，更是一种组织社区成员共同承担水系统维护责任的社会机制。如果剥离了这层社会嵌入，同样的价格结构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更可能被视为一种外部负担而非自主治理的工具。
5.2 河长制：层级责任的效力与限度
河长制是中国水治理中最具辨识度的制度创新。它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将河流和湖泊的管理保护责任逐级落实到具体的党政官员，形成了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责任网络。这一制度的效力机制是清晰的：通过将水治理绩效纳入官员的考核和问责体系，它创造了强大的纵向激励，使水治理从一种“部门事务”上升为“政治任务”。在解决长期存在的“多龙治水”、责任虚化、跨部门协调困难等问题上，河长制展现出了显著的制度效能。
但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河长制的效力同时也标示着它的限度。河长制的核心驱动力是层级问责，其信息基础主要是行政系统内部的上报和检查。这意味着，河长制在应对那些可被行政指标清晰界定和监测的问题（如垃圾清理、排污口关闭、水面保洁）上最为有效，而在应对那些具有弥散性、累积性和社会嵌入性的问题（如面源污染、地下水超采、用水方式的深层转变）时，其效力可能递减。河长制可以命令一条河流的某个区段“有人管”，但它难以单凭行政指令创造出一个社区对其水系统长期福祉的自主承诺。
这并不是对河长制的否定，而是对其社会学条件的辨识。河长制为水治理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纵向责任骨架，但骨架不能替代肌肉和神经。节水型社会的深层转型需要的不仅是“有人负责”，更是“社会自身被组织起来去关心和照料水”。河长制与社区能力、社会组织、参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是替代性的，而是需要被审慎设计和协调的互补关系。
5.3 社会组织：公益主体的制度空间
在政府与市场之外，社会组织被期待成为节水型社会的“公益主体”。这一期待有其现实基础：环保社会组织、用水户协会、社区志愿团体等在信息传递、监督执行、动员参与和倡导议题方面具有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功能。前述北京某小区通过村委会与自来水公司之间的购水安排、以及各地农村用水户协会的实践，都显示了组织形式在连接分散用水者与较大尺度水系统方面的潜力。
然而，社会组织作为水治理的“第三部门”，其制度空间和实际能力在中国语境中仍然受到结构性约束。许多用水户协会的运作高度依赖行政推动和项目资源，其自主性和持续性在项目周期结束后往往面临考验。环保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和资源获取渠道也受到更广泛的制度环境的塑造。水治理的社会学研究需要避免将“社会组织参与”浪漫化为一种自发的、必然良性的力量，而应当经验地考察：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资源条件下，社会组织能够发展出稳定的组织能力和独立的治理贡献，而不是成为行政体系的延伸或项目逻辑的附庸。
5.4 制度互嵌的逻辑
上述分析指向一个更为一般的命题：水治理的各项制度工具——产权、价格、问责、参与、组织——不是可以独立评估其“效果”的离散变量，而是在一个制度生态中相互嵌入、相互塑造的。一项在孤立条件下被证明“有效”的工具，在被嵌入不同的制度组合时可能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后果。水价工具嵌入社区自治结构时可能成为组织承诺的载体，嵌入纯粹的市场交易结构时则可能被体验为外部负担；参与平台嵌入公民赋权结构时可能促进实质参与，嵌入绩效考核结构时则可能退化为形式主义。
这一“制度互嵌”的视角对于节水型社会的设计具有根本性的方法论含义：政策制定不能以“最佳实践”的清单式移植为满足，而必须追问一项制度工具在特定的制度生态中将被如何“解读”和“使用”，将与哪些既有激励和关系发生耦合或冲突。制度设计因此不是一个选择“正确工具”的问题，而是一个设计“工具之间关系”的问题。
第六章 社区、日常生活与治水实践
6.1 节水作为日常实践：从态度到基础设施
节水行为的传统研究范式倾向于将节水视为个体态度和选择的产物：通过宣传教育改变态度，通过价格信号改变选择，通过社会规范引导行为。这一范式有其价值，但其局限在于它将节水从它所嵌入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中抽象出来。一个想要节水的家庭，如果其住宅的管道系统漏水、如果其社区没有灰水回用的可能、如果其计量方式无法提供有用的反馈，那么节水意愿很难转化为节水的实际效果。日常实践理论的核心洞见正在于此：行为不是态度的直接表达，而是由物质设施、身体习惯、社会规范和制度节奏共同构成的“实践”的组成部分。
这一视角将节水型社会的讨论从“如何说服人们节水”转向“如何重新组织日常生活的水实践”。后者涉及的是远比宣传教育更广泛的政策领域：住宅和社区的水基础设施设计、用水计量和反馈系统的可用性、公共空间的 water 景观设计、学校和社区中的水素养教育、工作场所的用水组织方式。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日常水实践的“实践架构”，而节水型社会的微观基础正存在于这一架构之中。
6.2 社区自治管水的中国经验
中国农村的饮水治理为社区自治管水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农村供水”这一政策领域本身。除了前述贵州高坪村的案例，湖南慈利县的“自建自筹自管”模式、贵州铜仁以村为单位的“微治理”模式、以及各地农村用水户协会的实践，共同勾勒出一幅社区层面水治理的多样图景。这些实践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将用水者同时建构为管水者，在工程维护、费用收取、水质监督和水量分配等环节中，创造了用水者之间的持续互动和责任关联。
这些经验的社会学意义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加以理解，但需要避免将社会资本浪漫化。社区自治管水之所以有效，不仅因为它“有信任”，更因为它创造了使信任得以被检验和再生产的制度性互动：定期的水费公示使财务透明成为可验证的，阶梯水价使公平负担成为可讨论的，管水委员会的选择和问责使代表性成为可实践的。这些制度性互动将一个抽象的“社区”转化为一个具体的、持续运作的治理单元。
同时必须看到社区自治管水的条件性和脆弱性。它的成功依赖于相对稳定的社区边界和成员关系、依赖于地方领导人的持续投入、依赖于外部技术支持和制度认可。在人口外流、社区空心化和代际更替的背景下，自治管水的能力如何维持和传递，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回答的问题。将社区自治理想化，可能掩盖这些真实的结构性挑战。
6.3 用水户协会与水权交易的社会基础
用水户协会和水权交易是中国水治理中市场逻辑与社区逻辑交汇的典型场域。湖南桐仁桥灌区的案例显示，灌区14个行政村在县水利部门推动下各自成立了用水户协会，其水权交易探索被评为2023年中国节水十大经典案例。这一案例的意义在于，它表明水权交易并非只能在完全市场化或纯粹行政配置的两个极端之间选择；在社区组织的基础上，水权的界定、分配和交易可以同时实现效率改进和公平保障。
但水权交易的社会学研究需要警惕一种“制度移植”的谬误，即假设在某个地方被证明有效的交易机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以同样的方式运作。水权交易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初始水权的分配是否被参与者认为是公正的、交易规则是否与地方的水文节律和用水实践相兼容、交易收益是否被用于社区水系统的维护和改善。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水权交易可能加剧而非缓解不平等，将水从弱势用水者手中转移到有支付能力的强势使用者手中。节水型社会如果以效率为唯一标准来设计水权交易，就可能在生产“节水”的同时生产不正义。
6.4 本章小结
社区和日常生活的层面，是节水型社会最深厚也最容易被政策设计所忽视的基础。本章的分析表明，社区自治管水、用水户协会和水权交易等实践的社会效能，取决于它们能否在社区层面创造出持续的、制度化的互动和责任关系。节水型社会的微观基础不在于个体的节水态度，而在于日常生活水实践的组织方式，以及社区管理其水系统的集体能力。这些基础不能由外部“提供”，只能由社会自身在适当的制度支持和资源条件下“生长”出来。政策的作用因此不是替代这一生长过程，而是为它创造空间、提供资源和保障其可持续性。
第七章 数字水治理的社会维度：效率、反馈与正义
7.1 从“智慧水务”到“水治理的数字化”
数字技术在水治理中的应用已经从早期的监测自动化和信息化，扩展到算法分配、预测性调度、数字参与平台和AI辅助决策等广泛领域。这一扩展带来了效率提升的真实可能：更精细的需求预测、更快速的泄漏检测、更及时的风险预警。但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数字化不仅仅是工具的升级，而是治理逻辑本身的转变。当水治理的决策越来越依赖于算法系统的输出、当参与越来越通过数字平台来中介、当问责越来越以数据指标为依据，水治理的社会关系——谁有知识、谁有发言权、谁被问责、谁被遗漏——都在被重新配置。
前述尼日利亚研究和宁波研究分别从分配正义和反馈过程两个侧面揭示了这种重新配置的复杂后果。尼日利亚研究显示，算法水治理的收益分布不均，且放大而非缓解了城乡和收入群体之间的既有劣势。宁波研究则展示了一个更为微妙的机制：数字平台在形式上服务于公民参与，在实践中被官僚激励结构所俘获，产生了“扭曲的反馈回路”，削弱了包容性和适应能力。两项研究的共同启示是，数字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从技术属性中推导出来，而必须在技术与制度、权力和文化的互动中被经验地考察。
7.2 反馈的错位与“技术—制度”的共演
宁波案例的理论贡献在于它运用SETS框架追踪了“错位”的发生机制。平台的设计意图（促进参与和生态改善）与它的实际使用（干部绩效考核工具）之间的错位，不是简单的“实施偏差”或“执行不力”，而是技术系统被制度逻辑重新定向的结果。时间上的不匹配（生态改善的长期性与考核周期的短期性）、官僚操控（策略性地选择上报问题）和文化等级（参与被理解为对上级负责而非对社区负责），共同生产了一个“技术上运行良好、治理上贡献有限”的结果。
这一分析对于节水型社会的数字化建设具有直接的警示价值。节水领域的数字工具——智能水表、用水监测平台、节水积分系统、社区水情公示应用——同样面临被既有激励结构重新定向的风险。如果节水数字化的绩效指标偏向于可量化、可见的短期行为（如APP签到、节水知识答题），而远离那些难以量化但更为根本的变化（如社区水管理能力的提升、水社会循环的结构性调整），那么数字化就可能制造一种“节水的表象”而非节水的实质。节水型社会的数字化设计，因此必须将“反馈的校准”作为核心问题：数字系统产生的信息被谁使用、用于什么目的、是否能够触发实质性的学习和调整，而不仅仅是绩效的记录和展示。
7.3 数据治理、隐私与数字鸿沟
数字水治理的社会维度还包括数据治理和公平获取的问题。水治理的数字化产生了大量关于用水行为、水质和基础设施运行的数据。这些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和共享涉及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权力不对称等议题。当用水数据被用于信用评价、行为监控或差别定价时，水治理的数字系统就可能与更广泛的社会控制机制发生耦合，产生超出水领域本身的社会后果。
数字鸿沟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前述尼日利亚研究已经表明，数字水治理的收益偏向城市和高收入人群，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素养和数据代表性方面的劣势可能被算法系统所放大。在中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同样存在。节水型社会的数字化如果以“平均用户”为设计假设，就可能系统性地遗漏那些数字能力较弱的群体——老年人、农村居民、低收入家庭——而这些群体往往恰恰是最依赖于公共水服务和社区支持的人群。
7.4 Water 5.0与“以人为本”的数字化议程
对数字水治理的批判性反思，正在汇聚为一种替代性的议程。“Water 5.0”的概念被提出，以区别于此前以技术和效率为中心的“Water 4.0”，强调向更加以人为本、可持续和有韧性的水管理方法的转变，并明确将数据安全关切、伦理AI应用和大规模基础设施适应纳入议程。这一议程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拒绝将数字化视为价值中立的“进步”，而要求将社会价值——公平、包容、问责、可持续性——置于数字水治理设计的核心。
然而，“以人为本”作为一个规范性口号，其本身并不足以指导制度设计。从社会学角度看，关键的问题是：“人”不被理解为抽象的、同质的用户，而被理解为处于不同社会位置、拥有不同能力和不同水关系的具体群体。以人为本的数字化，意味着数字系统的设计和使用必须对这些差异保持敏感，必须能够容纳非数字的替代路径，必须将数字工具嵌入社区自身的治理能力建设而非替代它。节水型社会的数字化愿景，因此不应是“用算法管理每一滴水”，而应是“用数字工具增强社会自身照料水的能力”。
第八章 朝向一种节水型社会的社会学重构
8.1 从“建设”到“重构”：一个规范性命题
前七章的分析汇聚为一个核心判断：节水型社会的既有路径——以工程技术为骨干、以制度供给为框架、以宣传教育为补充——在提高用水效率方面取得了可测量的成效，但尚未充分触及“节水何以成为社会事实”这一更深层的问题。2025年的数据表明，全国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十三五”末分别下降20%和25%，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83，这些进步是真实的。但效率指标的改善与节水社会性的生长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对应关系。一个社会的用水效率可以在社会基础未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持续改善，而一旦技术改进的边际收益递减或外部激励减弱，节水行为就可能回退。真正的节水型社会，必须能够在效率改进之外，发展出社会自身维系和再生产节水实践的能力。
本报告因此提出“节水型社会的社会学重构”这一命题。重构不是否定既有建设路径，而是要求将社会学的分析置于节水型社会设计的核心位置：不是问“还需要建设什么”，而是问“社会与水的关系需要被如何重新组织，才能使节水成为可持续的、有韧性的、正义的社会实践”。
8.2 重构的五个支柱
基于前述理论框架和经验分析，本报告提出节水型社会社会学重构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支柱。
**第一，水社会循环的再嵌入。** 节水政策的制定应当以对特定区域水社会循环的整体诊断为起点，而非以终端用水行为的干预为起点。这意味着识别水在社会中流动的实际路径——水源结构、供水系统的空间和制度布局、污水收集与回用的通道、虚拟水贸易的嵌入方式——并追问这些路径中哪些环节构成了节水的结构性潜力，哪些环节生产了水压力的转移而非真实的节约。节水型社会的“节”，不是每个水龙头出水量的加总，而是水社会循环整体构型的优化。
**第二，治理正义的制度化。** 分配正义、程序正义和承认正义必须从水治理的规范性话语进入制度设计的操作层面。分配正义要求节水政策和负担的分担对社会弱势群体具有保护性而非累退性的效果；程序正义要求受影响的社区和群体在节水规划、水价调整和水权分配中拥有实质性的参与和问责渠道；承认正义要求地方性知识和非市场化的水关系在水治理的认知秩序中获得合法性。正义不是效率的附属品或事后的补偿，而是节水型社会可持续性的构成性条件。一个被体验为不公正的节水秩序，不可能获得社会自身的持久维系。
**第三，多中心能力的培育。** 在保持纵向责任体系效力的同时，有意识地培育社区、用水户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水治理能力。这要求制度设计从“赋权”走向“能力建设”：不仅给予社区参与的形式权利，而且为社区提供组织资源、技术支持和制度空间，使其能够发展出自主管理其水系统的集体能力。多中心治理的生命力不在于“中心的数量”，而在于各个中心是否具有实质性的自主行动能力和相互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
**第四，数字—社会反馈的校准。** 节水数字化必须以“反馈质量”而非“数据数量”为核心评价标准。数字系统的设计应当明确回答：产生的信息服务于谁的决策，是否能够触发实质性的学习和调整，是否对非数字用户保持可及性，是否嵌入了对分配后果的持续监测。避免数字平台被官僚激励结构俘获，需要制度上的防火墙和独立的评估机制，确保数字参与不被简化为绩效指标的数据来源。
**第五，日常节水实践的再组织。** 节水型社会的微观基础在于日常生活水实践的组织方式。政策应当从“改变态度”转向“改变实践架构”：通过住宅和社区的水基础设施设计、计量与反馈系统的改进、公共空间的水设计、水素养教育和社区水管理参与，使节水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默认选项”而非需要持续意志努力的“例外行为”。
8.3 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上述五个支柱不是离散的政策建议，而是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其整合逻辑可以表述为：节水型社会的治理效能，取决于水社会循环的结构诊断（支柱一）所提供的对象知识、治理正义（支柱二）所提供的规范约束、多中心能力（支柱三）所提供的组织基础、数字反馈校准（支柱四）所提供的学习机制，以及日常实践再组织（支柱五）所提供的微观基础之间的连贯性。任何一个支柱的缺失或薄弱，都会通过水治理的系统性关联而削弱其他支柱的效力。例如，缺乏正义的制度化，多中心参与可能被强势群体俘获；缺乏反馈校准，数字工具可能生产节水的表象而非实质；缺乏日常实践的再组织，宏观制度设计可能在生活世界的抵制或漠然中空转。
这一框架的“社会学”特征在于，它拒绝将节水型社会还原为一个可以被“设计”和“建成”的工程对象，而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生态—技术系统的持续再生产过程。治理的任务不是“制造”一个节水型社会，而是创造使节水型社会得以自我维系和演化的条件。
8.4 政策议程与制度建议
将上述框架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议程，需要在若干关键节点上推动制度创新。
在规划层面，建立水社会循环诊断作为节水规划的前置程序。 节水规划不应从“节水指标分解”开始，而应从对区域水社会循环的结构性分析开始：水从哪里来、经过哪些制度和技术的节点、以何种方式和节奏被使用、以何种形式回到循环、哪些环节存在结构性节约潜力、哪些“节约”实际上是水压力的空间转移。这一诊断应当成为节水目标设定和措施选择的知识基础。
在制度层面，将水正义纳入节水政策的评估框架。 节水政策的评价不应仅以用水效率指标为尺度，而应同时考察其分配后果（对弱势群体的影响）、程序质量（受影响者的参与和问责）和承认效果（地方知识和多元水关系是否被纳入）。可以探索建立节水政策的“正义影响评估”工具，作为政策设计和调整的常规环节。
在组织层面，从“赋权社区”转向“建设社区水治理能力”。 对社区自治管水和用水户协会的支持，应当从一次性的项目投入转向长期的制度性支持：包括稳定的技术援助渠道、组织能力培训、财务管理的透明化工具，以及社区之间学习和交流的网络。社区能力的核心是关系性的，因此支持的重点不应是“培训个体”，而应是“培育关系”。
在技术层面，为数字水治理建立社会影响评估和反馈校准机制。 数字水治理项目的设计和评估应当包含对社会分配后果、非数字用户可及性和反馈质量的系统考察。独立的评估机制应当能够识别平台被官僚激励结构“俘获”的早期信号，并具备触发调整的制度权威。
在知识层面，推动水治理决策中的社会学能力建设。 水治理的规划、设计和评估团队中社会学的参与，不应停留在“社会影响评价”的附属角色，而应成为治理设计的核心能力。这要求在水治理的专业教育和在职培训中系统纳入社会学视角，并在制度上为社会学知识进入决策过程创造通道。
第九章 结论：水治理社会学的知识贡献与未来议程
本报告的核心论证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水治理的社会学研究已经发展出足够的概念工具和经验积累，来承担一个远比“补充社会维度”更为根本的角色——重新界定水治理的问题域本身。水社会循环、水社会领土、水正义、多中心治理、SETS和社区能力等概念，共同指向一个认识论上的转变：水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水的问题，而是社会如何组织其与水的关系的问题；治理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工具选择的问题，而是何种制度和社会条件能够使特定的治理逻辑得以运作和再生产的问题。
在这一认识下，节水型社会的“社会学重构”不是一个附加的规范性愿景，而是节水型社会概念本身的内在要求。一个仅仅依靠技术效率、价格信号和行政考核来维系的节水秩序，在概念上是不完整的，在实践上是脆弱的。真正具有韧性的节水型社会，必须在社会关系的层面——在正义的制度化、社区能力的生长、数字反馈的校准和日常实践的再组织中——找到自身持续存在的条件。
水治理社会学的未来议程，应当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深化。在理论层面，需要更系统地整合水社会循环的宏观分析与日常实践理论的微观分析，发展能够追踪水在社会中流动的完整链条——从全球虚拟水贸易到家庭水龙头——的中层理论工具。在经验层面，需要对不同治理模式（层级主导、市场驱动、社区自治、数字中介）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效能和正义后果进行严格的比较研究，避免从单一案例中过度概括。在规范层面，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水正义在跨尺度语境中的可操作化，以及“以人为本”的数字水治理如何从口号转化为可检验的制度原则。在知识生产层面，需要反思水治理研究自身的地理和话语不平等，使来自不同社会语境的知识——包括中国丰富的治水实践经验——能够在平等的理论对话中参与水治理社会学的建构。
水治理的社会学，最终是关于社会如何照料其生命性条件的社会学。在一个水资源约束日益收紧、气候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世界中，这一知识事业的重要性只会增长，而不会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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