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作孚 |
| 2016-0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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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农村社会工作先驱;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1925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1952年在重庆服用安眠药辞世;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且在几个方面都各有成就。 人物简介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
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 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
从自学成材始，到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多有建树。
他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成功。他一生俭朴勤奋，公而忘私，服务社会和人群。他崇尚务实和科学精神。
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 生平事迹 卢作孚（1893年~1952年），重庆市合川人，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中国航运业的先驱，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材，历岁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所著《应用数题新解》一书，当即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 辛亥革命初，宣统二年（1910年）在成都他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1914年周游上海、北京，后回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后又去成都，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因四川军阀混战，中途被迫夭折。 1924年，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然而红火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于是，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当初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位于重庆市合川肖家镇的卢作孚故居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此间还曾担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的太古、信和、日清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水脚，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竞争非常激烈，华轮公司面临破产境地。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外轮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和"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等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严重打击了外轮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主张将川江所有华轮公司联合组成一个公司，一致对外。于是从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凡是愿意售卖轮船的公司，民生公司予以收买，凡愿意同民生合并的公司，其轮船财产均以较高价格折价，然后用部分现金偿还原公司的债务，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人员全部接收，量才录用。如此，不到一年，即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轮船公司，接收轮船门只。接着便向重庆下游扩展，又合并了7个公司。 刘湘、刘文辉等军阀的船只亦以高价收买入股的方式，变成了民生公司的产业，从而合并和卢作孚画传收买华商轮船28只。到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和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信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这时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 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爱国情怀
卢作孚发起成立重庆救国会始末 ——抗日救亡纾国难 赤诚爱国写春秋 卢作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情怀终生不渝，成为他生命历程的主旋律。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外敌入侵，卢作孚挺身而出，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发起成立重庆救国会，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抗日救亡共纾国难，表现出一代仁人志士的崇高民族气节和赤诚爱国精神。 东北沦陷后，各阶层爱国人士无不痛心疾首。鉴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1931年12月下旬，黄炎培、马相伯等在江苏发起成立的江苏国难救济会，致电卢作孚，吁请共同发起成立救亡团体。电文希望卢作孚发挥个人的影响和作用，在重庆作组织发起工作。收到电文后，卢作孚积极响应，出面联络重庆各界爱国人士何北衡、梅际郇、文伯鲁、康心如、胡景伊、徐中甫、罗春士等。 1932年1月23日，重庆救国会正式成立。当天在重庆陕西街青年会举行成立会，与会的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商界领袖共23人。会上确定救亡团体的名称为重庆救国讨论会（即重庆救国会），通过了会员规约，推选卢作孚等5人为干事，康心之、陈碧涵为文书干事，黄次咸为庶务干事，谢琴生为图书干事，卢作孚被公推为总干事，全面负责会务工作。经卢作孚运筹谋划，重庆救国会即行开展活动，发表救国通电，讨论救亡对策，宣传鼓动抗日，编发战事消息，报道救亡活动，组织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抗战。重庆救国会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上海军民的英勇壮举，要求抗击日寇，抵抗侵略的呼声高涨，卢作孚赓即以重庆救国会的名义发表致各军事首领的通电，卢作孚在电文中慷慨陈辞，呼吁各军事首领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关头，以国家利益为重，捐弃成见，谋求团结，一致抗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抗战的枪声在上海打响，2月1日至5日，卢作孚连续主持召开3次干事会，商讨议决重庆救国会的工作重点：一是声援十九路军，一致要求抗日；二是刊印紧要消息，报道淞沪抗战；三是募集慰劳经费，支援抗日将士。 为宣传抗日救亡，声援淞沪抗战的前方将士，卢作孚亲自拟写了抗日宣传标语，并印成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这些控诉日本侵略罪行，呼吁共同团结抗日，表达抗战必胜信念的标语，对激发民众的民族义愤，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淞沪战事期间，恰逢春节年假，重庆各报停刊，为及时传递淞沪前线的消息，重庆救国会通过航空公司、电报局、二十一军军部的电台，采编淞沪战事消息予以报道，从2月2日至11日，前后共编辑紧要消息10期，并动用重庆青年会的印刷设备印发号外，分别送达重庆的大小报社，赠阅重庆救国会会员，散发社会各界人士，帮助人们及时了解抗日前线战况，时刻关注抗战时局。 为募集慰劳金，支援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重庆救国会在重庆《商务日报》刊登募捐启事，并印发传单，广为宣传，发起募捐。卢作孚发动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利用春节假期，在北碚城街、乡镇分头散发募捐传单。身为重庆青年会顾问、名誉会员的卢作孚，还借助青年会的力量开展募捐宣传，特别约请青年会的全体职员、国术班学员、青年业余读书会会员以及义务募捐宣传员等，组成24个劝募小组，分别在重庆市街、娱乐场所、公司银行散发传单，进行募捐宣传。卢作孚本人更是带头捐款，并动员民生公司员工踊跃捐献。在卢作孚的带动下，重庆各界爱国热心人士慷慨解囊，设在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美丰银行、川康银行和民生公司的捐献点人流如潮。募集的款项及时汇往上海，支援淞沪抗战。 日本在武装侵占中国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华倾销日货，打压中国货，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面对日本的经济侵略，卢作孚站在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的高度，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经济侵略行径，强调提倡国货是中国抵御经济侵略的根本。卢作孚作为爱国实业家，时常到重庆中国国货介绍所作演讲，宣传倡导国货，激发民众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对倡导国货，抵制日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为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卢作孚把提倡国货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躬身力行，带头示范，明确规定民生公司的轮船一律不装载日货，并提出“中国人不坐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中国货不装外国船”等口号，鼓动民众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卢作孚的宣传鼓动，对推动重庆的国货运动，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重庆救国会的活动时间不长，1934年即因故告停。重庆救国会的活动时间虽然短暂，但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史实，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卢作孚抗日救亡的一段壮丽人生，折射出一代人杰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卢作孚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来源：（重庆政协报） 卢作孚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 卢作孚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情怀始终贯穿其生命历程，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卢作孚挺身而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赶赴前敌，共救国难”，以作抗日后援，卢作孚在北碚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折射出一代仁人志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 1930年春，卢作孚率团赴东北考察，亲眼目睹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种种行径，敏锐地洞察到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东北的勃勃野心，预感东北将面临一场紧迫危机。危机将至，国人尚未警觉，卢作孚深感忧虑。考察归来，忧患意识强烈的卢作孚在合川向民生公司员工和瑞山学校师生作了考察观感的讲演，揭露日本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表达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激愤之情。嗣后，卢作孚将记载考察见闻和观感的《东北游记》印行成册，分送达官政要、社会名流、亲朋好友，并先后在重庆《星槎》周刊和《青年世界》杂志上连载发表，以期引起人们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希望国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警惕。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外震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卢作孚的预感成为噩梦般的现实。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卢作孚痛感国土沦丧，满怀炽热的爱国激情，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事变爆发仅月余，卢作孚重印《东北游记》赠阅各界人士，并为再版的《东北游记》题写了序言，痛思东北沦陷败因，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而又况狂呼之外，仍无如何应付之计。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 为谋求应对危机之计，探寻救亡图存之策，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东北问题，卢作孚在北碚发起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组织峡防局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系统研讨日本侵略东北历史，先后在北碚《嘉陵江日报》刊载研究成果，揭露日本亡我中华的野心，帮助人们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为关注沦陷的东北，不忘国耻，卢作孚邀请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来北碚作抗日演讲，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 东北沦陷后，全国各地要求国民政府捍卫主权，出兵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唤起民众以作抗日后援，1932年1月初，卢作孚发起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并以北碚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名义署名发表《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宣言》，并于同日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卢作孚自任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总指挥，将少年义勇队和峡防局职员编为义勇军一队和二队，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以作抗日后援，以备一旦中日宣战，训练有素的义勇军能够开赴前线，抗击日寇。卢作孚为义勇军制定了简章8条，规定队员操行：“公余时间施行军事训练”；“努力抗日救国工作”；“对日宣战时，有应征赴职之义务”；“不得购用日货，只能购用国货”。义勇军统一佩带“毋忘东北”臂章，训练营地的毯子上印有“卧薪尝胆”四个大字，时刻警示不忘国耻。国耻未雪，新恨又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亲自为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拟写了9条抗日宣传标语：“……日本人强占我们东三省……我们迅速对日作战！……”、“……我们誓以铁血夺回上海，驱逐日舰，打倒日本海盗，永绝后患。”、“……我们要一致团结！……救亡即以图存；救众人即是救国自己。”、“我们民众应该迅速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赶赴前敌，共救国难，打不倒日本不要生还！”、“……我们四万万八千万同胞：不容有一个人苟安；不容有一个人不知道国家的危难；不容有一个人希望众人努力自己苟全。……”、“日本的毒计：……以占领东北征服中国。我们的对策：要救中国必救东北；……”、“盼望四川各地民众团体：立刻起来向军事当局请愿。训练义勇军，以作军事当局之后援。积聚现金，以作出征将士之饷款。……”、“我们下大决心，对日作战！胜利必归于我们。……十九路军大败日本海陆空军于上海，这便是铁一般的证明。”、“……联合世界各国，共同扑灭破坏世界和平的公敌——日本。……我们抗战十年，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华民族万岁！世界和平万岁！”透过标语的字里行间，卢作孚控诉日本侵略罪行的满腔愤怒，呼吁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报国情怀，表达救亡图存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跃然其间。 卢作孚在北碚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后，派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青年学生请愿代表到重庆，向刘湘请缨抗战，要求奔赴前方杀敌。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卢作孚发挥个人的影响和作用，积极敦促川省实现统一，呼吁川军各派停止纷争，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以期最终达成四川统一，形成团结抗日的局面。四川全省一致抗战的氛围形成卢作孚功不可没。抗战全面爆发后，卢作孚主持战时交通，输送川军将士奔赴前线，抗击日寇，英勇奋战，浴血疆场，在抗战的伟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来源：（重庆政协报） 去世之谜
作者：卢国纶（卢作孚先生之子） 卢作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 本文作者卢国纶是卢作孚的幼子，他以亲身经历揭开了卢作孚自杀之谜。 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父亲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父亲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然而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陆续出版的各类文献中，关于父亲的逝世，或是有意隐讳、只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笔带过，还有个别书刊引用不实传说，以讹传讹。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甚至就父亲的逝世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说流传，误导世人。 此事我当属最有发言权者之一。父亲逝世当晚，家人除母亲蒙淑仪在家外，我们五兄妹中仅我一人住在重庆市区。那时我大哥卢国维在香港，大姐卢国懿在美国，二哥卢国纪在北碚，二姐卢国仪在上海，他们都是后来陆续得知父亲逝世之噩讯的。我当天午夜即得知消息，惶然赶回家中，协助母亲处理现场事宜。之后，又全程参与了父亲所有后事的处理。作为亲历者，今特地将父亲逝世的背景、原因、经过一一写出，并澄清关于父亲遗嘱的种种谬传，从而对历史负责并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
去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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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材。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2002年3月21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1年初，父亲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间，我和妻子冯俊兰决定放弃在重庆大学的学业，报考西南铁路工程局会计统计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我为此事发电报并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回电赞同，父亲又写信鼓励我“不问在任何环境，必求前进”。1951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铁路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卢国仪正在参加土地改革。父亲在信中称土地改革是“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断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1952年1月20日，父亲又曾给二姐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父亲一生中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表现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还殷殷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这封信中，丝毫看不出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 |
折叠
去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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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1952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
折叠
去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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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8日下午，母亲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后，便到张家花园路来看我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卢晓南，傍晚才回到民国路家中。据母亲事后回忆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母亲考虑到父亲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母亲才派温师傅去叫我，我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母亲和我为父亲守灵，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笼罩着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们母子难以承受，凄清、孤苦和震惊之情，是我永世也难以忘怀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我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父亲留下的遗嘱。1952年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我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1952年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1952年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父亲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们心里。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父亲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父亲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这样的事例，让我们全家人都忍不住热泪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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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遗嘱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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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的内容：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其子对遗嘱做出了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其子说：“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其子说：“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其子说：“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其子说：“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其子说：“父亲的遗嘱由于从没有完整地公开披露过，以致社会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多数系以讹传讹。比如，四川一家媒体1998年曾刊出过一篇《卢作孚自杀之谜》，其中失实之处甚多，在提到父亲的遗嘱时，出现了很大的错误，其原文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后生活靠儿女。四、为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文章中所述“遗嘱”的内容有两条与真正的遗嘱不符。一是“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事实上，父亲在世时，母亲就从来不到公司去，不用说“无事”，便是有事也是要等父亲回家再说。该文作者特别就遗嘱的内容强调，“从上面可以看出，临终之前的卢作孚，对民生公司内部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是何等的痛恨。”这当是指“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而言，父亲不可能在遗嘱里写出这样的内容，这段文字显然是某些人想当然的。二是所谓“为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更是不可能。既然是捐款，当属公款。父亲从来就不把公款放在家里，因此，就不可能有嘱母亲“送交潘先生”一说。这两条所谓“遗嘱”纯属谬传。还有一本传记文学则把遗嘱简化为“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分析父亲的遗嘱，可以看出，他虽然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临终前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父亲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父亲的一生从办教育、办实业到乡村建设，不畏艰难，艰苦奋斗，为公众造福，为人民服务，始终秉持“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宗旨，一心一意为社会为国家做实事做好事。尽管他创下了庞大的事业，却严于律己，就是最后离开人世，也是两袖清风而去。1999年，父亲卢作孚和母亲蒙淑仪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永远伴随着他的母亲河－－嘉陵江。早在1927年，父亲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而祖国的巨变更是一日千里，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父亲如果有知，会为此而感到欣慰了！“
创立实业 |
折叠
北川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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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铁路1927年8月，卢作孚从上海聘请丹麦工程师守尔慈勘测设计修建，总长18公里，克服种种困难，于1935年3月全线通车。该铁路有火车头、货车厢、客车厢、水车厢，常年穿行于当时属于江北县与合川县界的文星乡和戴家乡境内（今北碚天府矿区），不但使此间的煤矿开采进入了新时代，并成为了当时北碚的一大景观，成为了四川的第一条铁路。 |
折叠
天府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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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卢作孚促进北川铁路沿线的五个较大的煤厂合并，成立了天府矿业公司。抗战时，卢作孚与“煤油大王”孙越崎促成了天府煤矿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的合作，使天府矿业采用了矿灯照明和绞车提升，设备、器材和技术不断加强，产量大大提高，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供煤量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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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三峡染织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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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后来的大明织布厂、重庆绒布总厂。1930年10月，三峡染织工厂由峡防局工务段改组成立，卢作孚任董事长，是四川第一个机械织布厂。其广告曰：“三峡国布，风行全国；花样新颖，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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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中国西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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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现重庆自然博馆。1930年3月，卢作孚派人打菩萨，将火焰山东岳庙上殿改建博物馆。在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等大力支持下，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任院长，陈列有风物、卫生、工业、煤炭等物品。随后，设立了地质、生物、理化和农林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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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兼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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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秋，卢作孚所办北碚私立兼善中学开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诠释了“兼善天下，兼善教育”的办学理念，立校训“舍得干，读兼善”传承至今。当时，兼善中学办有兼善农场、兼善餐厅、兼善公寓和石灰厂筹实业，既是培育学生的劳动基地，又坚持了自力更生地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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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北温泉公园、北碚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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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公园1927年，卢作孚一到北碚不久，就利用缙云山下的南宋初建的温泉寺创办嘉陵江温泉公园，增建温泉游泳池、浴室、餐厅等设施，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温泉公园。1927年底开始，卢作孚组织在北碚新营房受训练的各期青年学生，在北碚火焰山上修建平民公园，即现北碚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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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峡区地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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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现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又名民生医院。卢作孚1927年用旧庙作院址，“创办一个地方医院，为远近的人民治疗疾病”而创办，抗战时期为江苏医学院。“情系民生、追求卓越”为办院理念。1936年，卢作孚主持峡区举办了敬老会，旨在“提倡健康的人生”。 |
折叠
北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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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一个图书馆，供给近的人们到馆里读书，远的人们到馆里借书。”1928年，卢作孚在北碚关庙，利用大家捐赠的四百本书，办起了峡区图书馆，即北碚图书馆，人们亲切地称“红楼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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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北碚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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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体育场1927年8月，卢作孚在北碚鞍子坝租了一块土地，着手建体育场，于第二年建成，命名为“北碚体育场”。1929年4月20日至26日，卢作孚主持峡防局在这里举办了四川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专案最多、参加面最广的“嘉陵江运动会”，来自重庆、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和北碚共38个单位及社会团体的1161名运动员勇跃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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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嘉陵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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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4日，卢作孚改组《学生周刊》，创办了三日刊《嘉陵江》报，刊载省内外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和嘉陵江三峡各项事业的消息。卢作孚以“努力的同人”的名义，在《发刊词》中说：“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我介绍的却是一位小朋友。我们盼望这个小报传播出去，同嘉陵江那条河流一样广大，至少流到太平洋……”由于白话浅显易懂，编辑简明扼要，新闻素材丰富，专人派送发行，时效性强，受众广泛，该报很快就改为两日刊。1931年1月改为《嘉陵江日报》，赢得广大读者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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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北碚花园城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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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文选载：“北碚面临嘉陵江，高出江面八丈以上，然而是要被洪水淹没的。后面被一条溪流围绕着，中央高而周围低，每被洪水淹没的时候，市场的人无法逃避。最好是将溪流填了起来与北碚一样平，作人们逃避的道路，而且增加现在无法发展的市场一倍以上的地面。”据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先生着文说：“父亲依靠全体民众的辛勤劳动，环绕北碚后面的一条很深的溪流填筑起来了。北碚市区的面积也成倍地扩大了。父亲以青岛的建设为蓝图，建起了北碚第一个街心花园，并在北碚的周围种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梧桐，使北碚有了一个花园城市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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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争当红岩先锋 |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区委史志研究中心、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开设“传承红色基因、争当红岩先锋”栏目，以连载形式，宣传合川党史，讲好合川故事。
卢作孚（1893—1952），合川肖家人，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航运交通事业先驱，被誉为“中国民族工业四大实业家之一”“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曾加入中国同盟会、少年中国学会，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主持开展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三大试验，即创办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创办民生公司、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宜昌大撤退等。曾任泸州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练局局长、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军委会下设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委会主任。
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后改名卢思、卢作孚。先祖原籍湖北麻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迁入合州肖家场（今属合川区肖家镇）、三庙场（今属合川区三庙镇）一带置地或租地务农。祖父卢仲义定居肖家场，靠给地主打长工糊口。父亲卢高贤（卢茂林）少年时在家务农，成年后到合州城学裁缝。几年后回乡成亲，并在肖家场镇上继续做裁缝。后跟随一位贩卖麻布的行商往返合州、隆昌之间做麻布贩卖生意，成为合州一带颇有名气的“卢麻布”，在合州城安了家。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合州城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有一兄三弟一妹，他排行第二。
一、少年成才，革命救国
卢作孚5岁时不幸患病致哑，两年后痊愈。1900年，与兄卢魁铨（卢志林）就读合州城北门外李姓私塾。1901年，兄弟二人进入瑞山书院（后改名瑞山小学等，今重庆市合川瑞山中学）学习。1907年，卢作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因家境贫困等原因，无法继续升学，此后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毕业时，除成绩全优外，还自学完初中的代数、平面几何以及相当于高中水平的国文读物。虽然他只是小学毕业，但后来却教了小学、中学、大学，可以说是教育界的奇迹。
1908年，15岁的卢作孚只身到成都求学，住在免费的合州会馆。很快进入一补习学校专攻数学。由于无法满足求知欲，两个月后便退学，开始自学。数月间学完能得到的中文数学书籍，又用半年多时间学习英语，并学完当时能得到的少量英文版数学书籍。
1909年，卢作孚一面继续自学，一面招收补习学生，收取少量费用补贴生活。托人将三弟卢尔勤带到成都，辅导其功课。在这段时间，先后考取免费的四川的优级师范学校、测绘学校、军医学校和藏文学校，均因不能实现救国理想而未去就读。这一时期，他先后编著《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应用数题新解》等书籍，并署名卢思在成都提学使署立案，后来《应用数题新解》于1914年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在此前后，他对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等学科的知识，也尽力吸收。同时写文章，向报馆投稿，以谋生活。
1910年，卢作孚接触到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近代西方名著，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还研究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中国历代的政治演变及社会结构状况，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等。在此基础上，于1911年在成都加入四川保路同志会和中国同盟会，投身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开始了改造社会的艰难探索。1912年，四川都督府委以夔关监督之任，卢作孚以革命不在作官，辞而未就，继续留在成都教书和从事革命活动。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旋即失败。9月，四川都督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卢作孚决定离开成都返回合川。途中，在大足县龙水镇被捕，经当地一著名乡绅保释才逃离虎口。得知合川也在捕杀革命党人，便转往重庆。重庆的形势也很紧张，通过友人推荐，1913年秋至1914年夏，他在川南江安县立中学当数学教员。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苦恼和迷茫的阶段，身心疲惫，大病一场。他一直深思着一些尖锐的问题：辛亥革命的结果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革命党人不懈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果实为什么会被野心家、阴谋家篡夺？自己的祖国如何才能摆脱苦难，走向富强？他为自己所憧憬和曾经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付诸东流而痛心。经过认真思索，他决定前往上海学习新知识，寻求新的人生之路和救国的办法和途径。
二、教育救国，启迪民智
1914年秋，卢作孚第一次乘坐轮船从重庆到上海。在上海，结识黄炎培、黄警顽等人。黄炎培对卢作孚颇为赏识，通过他的引荐和介绍，卢作孚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教育设施。年底，从上海到北京，目睹了北洋政府的腐朽没落，又回到上海。上海之行，使他萌生了“教育救国”的理念。
1915年初冬，卢作孚回到合川。此后一段时间，继续给上海和四川的报社写一些通讯，勉强维持生计。其兄卢志林也常给报社写稿，被成都《四川群报》聘为驻合川的特约通讯员。1916年年初，卢作孚到福音堂小学任教算术课程。其兄在该校任国文老师。3月，因其兄投稿报道影射合川县长贪污舞弊，兄弟二人被反诬“通匪”、关进大牢。卢作孚在狱中奋笔疾书、申述冤情，震惊全县。最后，由全县各界人士联名作保二人才先后获释。5月，卢作孚到成都，担任《四川群报》记者兼编辑，多次在报上抨击政治黑暗、腐败等问题，为人民疾苦奔走呼吁。后因进步作家李劼人在《四川群报》上发表激进文章，《四川群报》被查封。
1917年夏初，卢作孚应邀回到合川，担任合川中学校监学并兼任数学和国文教师。秋，与蒙秀贞（婚后改名蒙淑仪）成婚。婚后，养育三子二女。1918年，经瑞山书院启蒙老师、合川籍史学家张森楷邀请，参与编纂《合川县志》。1919年年初，郑东琴出任重庆警察厅厅长，邀卢作孚任科员。五四运动期间，因抵制日货事，他与郑态度不和，故而辞职。5月，他再赴成都，先后出任《川报》访事（记者）、社长兼主笔（总编辑），发表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社论和专文，同时报道全国各地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消息，成为四川反帝、反封建和宣扬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冬，卢作孚在《川报》长篇连载《西藏往事的谈话》，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罪恶行径。1920年年初，再次到江安中学任数学教员。其间，向驻防川南的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任泸永镇守使、永宁道尹的杨森提出关于改革教育的建议，深得杨森赏识。
1921年年初，卢作孚应杨森之邀出任泸州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员，不久升任科长。卢作孚对于教育有两种理想：一是改革学校教育，二是建设社会教育。在社会教育方面，首先创办通俗教育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民众教育，继续推进五四运动开始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极短时间内，就创办了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通俗讲演所、阅览室等；举办各种展览；定期举行各种时事讲座和辩论会；创办《教育月刊》《新川南日刊》，传播新文化，倡导放脚、剪短发、男女同校读书、讲清洁卫生等移风易俗活动；破天荒地举办学生与军人共同参加的体育运动会。在学校教育方面，以川南师范学堂为中心，进行新教育试验：邀请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出任川南师范学堂校长、恽代英出任教务主任兼国文课教员（1922年上半年任校长），邀请多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和一批进步人士到川南师范学堂及其附属小学任教，彻底替换那些维护旧思想的人员；组织永宁地区各中学校长考察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大城市，学习先进经验；组织改编永宁地区各个学校的教材；举办川南学生运动会等。同时，支持恽代英在川南组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更名为共产主义共青团）。一时间 ，“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赞许声传遍整个四川。
1922年年初，卢作孚经王德熙、恽代英等5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此后，终生奉行该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和“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八字信条。7月，川军第一军占领泸州，他被迫辞职回到重庆。其间，与萧楚女相识。年底至1923年夏，与好友郑璧成结伴去上海及江浙一带考察教育和实业，探索救国的新途径。其间，在上海结识蔡元培，到南通拜会实业家张謇，黄炎培和蔡元培陪同其参观上海徐云桥乡村改进会及川沙县的轻便铁路。参观了几个工厂、几所大学、江海轮船和码头等。9月，任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简称省二女师）国文教员，与萧楚女、邓少琴为同事，关系密切。在任教的半年时间，他反复思索，绘成实现救国理想的蓝图，决定在推进民众教育运动的同时，进行建设新的集团生活的尝试，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三个试验，即创办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1924年2月，杨森镇守成都，再邀卢作孚去成都主持教育事业，拟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同月，卢作孚辞职前往成都，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创办通俗教育馆，自任馆长，开始他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一个试验。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包括六个部分：一个博物馆，其中又分自然、历史、农业、工业、教育、卫生、武器、金石等8个陈列室；一个图书馆，其中又分成人、儿童两个分馆；一个讲演厅，其中有中西音乐及京剧、川剧演唱组；一个动物园；一个游艺场；一个公共体育场，其中设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径等竞赛场所并配有相关器件设备。博物馆里常常开古玩展览会、中国画展览会、革命史展览会；运动场常常开运动会、球类比赛、脚踏车比赛、团体操表演；音乐演奏室常常开中西乐演奏会；游艺场常常演新剧、川剧、京剧、幻术；常常为卫生运动、教育运动而公开地放电影；花园里每年必开菊花会。他不仅把通俗教育馆办成一个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中心，丰富民众的生活，增长他们的知识，而且改变他们的思想，建立起他理想中的新的集团生活，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集中在通俗教育馆，忘我地从事建设和为公众服务。他的第一次社会改革试验取得明显成功。后来，因四川军阀混战，通俗教育馆被迫夭折。
1925年8月，杨森战败退出成都，卢作孚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决心借振兴实业来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便辞职回到合川，走上“实业救国”道路。
卢作孚一生投身于教育事业，创办、接办、扩办、捐助、帮扶、任教以及支持内迁等各类学校135所。1926年，接管合川瑞山小学，任校董会董事长兼校长。1944年，将瑞山小学扩大为瑞山中学，继续担任董事长兼校长。在北碚，创办实用小学、兼善中学、相辉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西部科学院、10所民众学校。在江北创办民生机器厂子弟学校。1929年，担任重庆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重庆大学早期创始人。1946年，被重庆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自1933年巴蜀学校创建以来，先后出任巴蜀小学、巴蜀初级中学、巴蜀文商学院董事会董事，是巴蜀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他还曾任重庆南渝中学（今重庆南开中学）、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勉仁文学院董事会董事。
卢作孚以“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为毕生理念，诚如他1948年在《如何改革小学教育》的演讲中所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他所说的办教育，远不止于培养工作人员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实践他以建立集团生活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运动。
卢作孚的教育思想相当丰富，较集中的论述有《各省教育厅之设立》《教育经费与教育进行》《教育方法与暗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为社会找出路的几种训练活动》《本公司之职工教育运动》《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一段错误的经历》《如何改革小学教育》《快乐与痛苦》《工作的报酬》《怎样做事——为社会做事》《精神之改造》等，体现了其注重提高全民文化素质，重视职业教育、政治思想教育、个人修养和品德教育等教育救国思想。
三、实业救国，创办民生公司
1925年7月，在成都期间，卢作孚就和郑璧成等商议造小轮船航行遂宁、合川、重庆之间。8月，辞职回到合川。10月11日，卢作孚等十余人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召开发起人会议，决定创设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暂定股本2万元，推定了几个筹备人，公推他为筹备主任，开启他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公司筹备办事处暂设在县通俗教育馆。这一天被确定为民生公司成立纪念日。卢作孚曾解释民生公司名字的深意：以我中华全体国民之生生不息为其根本所归——不是少数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多子多福，文明康乐，生生不息……1926年1月，民生公司在上海订购的电机运抵合川，租用药王庙建立电厂，同时作为公司筹备办事处。3月，民生公司事务所成立，卢作孚任经理。4月，民生公司成立电灯部。6月10日，民生公司在重庆举行发起人和投资人会议，确定公司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公司资本额定为5万元，推举卢作孚担任总经理。此次会议后被认为是民生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和成立会。1928年12月，民生公司事务所从药王庙迁入总神庙，称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事务所，内分航业、电灯两部。1931年1月，民生公司总事务所从合川迁往重庆行街培厚里，总神庙改设为民生公司合川办事处。1932年5月，合川民生公司电灯部改名合川电灯自来水厂。6月，民生公司总事务所从行街培厚里迁到重庆第一模范市场新屋。1933年1月，民生公司总事务所改组为总公司，下设总务、船务、会计、运输四处。卢作孚任总经理。1951年7月，民生公司总公司改组为总管理处和重庆分公司。1952年9月，民生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大型的公私合营企业。毛泽东主席后来称赞：公私合营“要学习民生公司的榜样”。1984年10月，民生公司在重庆重建。2008年，民生公司改制上市，卢作孚次子、民生公司董事长卢国纪将公司70%股权捐赠给国家，其余30%股权收益捐献出来成立重庆市卢作孚教育基金会。现在，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民生集团）是中国大型现代综合物流企业集团，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中国服务企业500强，国家5A级综合物流企业，重庆市100强企业。有子公司1个、二级子公司27个、参股公司14个。卢作孚嫡孙卢晓钟任民生集团总裁。
1925年民生公司创办之初，暂定股本2万元，实际却只收到股金8000元。但卢作孚并不灰心，继续筹集资金。同年冬，他在上海奔波两个月，以8000元在上海订造了一只小轮和购买了建设合川电厂所需的电机电料。当时，订造小轮船要价3.5万元，他只付了2000多元定金便签订了合同，其余5000多元则购买了电机电料。返回合川后，他催募股款，甚至借用县教育局的教育经费，终于凑足了船款。在上海期间，恽代英专程从广州到上海，与他倾谈三个晚上，想争取他到广东共事。因经营的事业刚有头绪，不忍半途而废，他便没有前往。
1926年6月，“民生”轮由上海出发，卢作孚专程到宜昌迎接。7月23日，“民生”轮驶抵合川。8月初，正式开始渝合（重庆—合川）线航行，行程26公里，隔日一往返。从“民生”轮开航的第一天起，他就做了三件引人注目的事：一是废除臭名昭著的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二是彻底改进旅客服务工作；三是取消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的恶习。民生公司的声誉迅速传扬开来，许多人见此情景，主动认股，踊跃缴款。
不久，重庆进入冬季，江水枯落，“民生”轮无法航行。经过考虑，卢作孚一是将“民生”轮改行渝涪（重庆—涪陵）线，兼办货运，民生公司的轮船第一次进入长江；二是将股额从5万元增至10万元，再造一艘吃水更浅的新轮船。两项计划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很快实现。这年结算，股东都分到了股息和红息，而其他轮船公司大都亏损，唯有民生公司赚钱。
1928年春，民生公司第二艘新轮造成，初名“新民”，后改“民用”，加入渝合线航行。夏，民生公司与南充商人谭谦禄合作成立长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将旗下的“顺庆”轮改名“长江”，专营渝涪线，并加入渝叙（重庆—宜宾）线。为满足渝合、渝涪两条航线客货运输的需要，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创造了川江航运史上从未有过的“三只轮船，两条航线”的航行奇迹，保证重庆、合川、涪陵三个城市每天都有轮船开出和到达。1929年10月，合并长江轮船公司，改“长江”为“民望”，成为民生公司的第三艘轮船。此时，民生公司调整经营策略，“民用”专驶渝合线，“民生”专驶渝涪线，“民望”则试航重庆与泸州、叙府、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之间更长的航线。后来，以“买并”方式收并多家轮船公司。到1949年，民生公司拥有江海船舶148艘，职工9000余人，成为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集团。
为贯彻“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宗旨，卢作孚除了以航运为主，还同步发展产业链，拥有多家造船厂、发电厂、码头、港口、仓库等。独资创办合川电厂（位于药王庙，1926年4月正式发电并营业）、民生机器厂（位于重庆江北，1928年冬建成投产，四川第一个轮船修理厂）、合川电灯自来水厂（位于总神庙，1927年成立，1928年冬供电供水，合川成为四川省最早同时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的县城）、合川自来水厂（1930年冬开建，1932年建成售水）、合川碾米厂（1934年建成投产）、民生印刷厂等。投资合办铁路、煤矿、钢铁、机器制造、纺织、轮渡、建材、食品、水电、汽车运输、金融、贸易、保险、新闻等10多个行业95家企业。投资总额占民生资本46%，以民生每年盈余分配3%，捐助科研、文化、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卢作孚担任这些企事业的理事、董事或董事长，参与其间的经营决策。
民生公司的发展，与卢作孚所倡导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生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拼搏献身的精神）密不可分。更可贵的是，卢作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公司任人唯贤，不徇私情，他率先带头，不安插一个私人。个人生活简朴，不搞特殊，穿的是公司统一规定的粗布制服，吃的是公司规定的八人一桌饭菜，住的是公司分的普通住房，积蓄有限，在公司所占股额始终不大（1949年年底，卢作孚及其亲属在民生公司的股本合起来只有4937股，在民生公司80万总股本中仅仅千分之六），对公司赠送的股权，从未取过红利，兼职的薪水，一律捐给公益事业。四处奔波，没有自己的房产，全靠租房居住。对子女要求严格，身后未留下片瓦寸地和钱财，常常以“阔经理，穷老板”自嘲。正如美国杂志《亚洲与美洲》登载的一篇题为《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文章所评：“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卢作孚的一生，主要从事经济建设，实践其“实业救国”的主张。他的100多篇著述，大部分都属于经济建设方面，其中又以反映社会经济思想和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最多，而且影响深远。热切追求祖国现代化，是他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实业救国论的主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是他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代表作。此处，还撰写了《论中国的战后建设》《一桩事业的几个要求》《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国际交往与中国建设》《中国应该怎么办》等，对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即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作了论述。
同时，对于如何搞好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卢作孚也作了较多著述。《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工作的报酬》《民生公司的三个运动》《社会生活与集团生活》《民生公司职工为什么要穿公司的制服》《本公司之职工教育运动》《航业为什么要联成整个的》《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四川的新生命》《我们的一切要有计划和预算》《工商管理》《促进工作的研究》《什么叫做自私自利》《大胆生产，小心享用》《由整理膳务谈到今天的工商业管理方法》《我们的要求和训练》《为己？为人！》等论著，被当代不少学者誉为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的先驱或创始者，其中许多经营思想和管理原则，对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四、收回航权，统一川江航运
1929年7月，卢作孚被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约期半年。全力整理川江航务，特别是致力于川江上轮船的合并，还对进入川江的外轮进行检查以健全航政管理制度。首先，彻底整顿川江航务管理处的衙门作风，调整内部人事。接着，进行川江航业调查，在此基础上，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收回由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巡江司在川江的航务管理权。抽调峡防局士兵担任检查轮船勤务，命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必须在川江航管处的士兵登船检查后，方能开始上下乘客；轮船货物装卸，必须在士兵监视下进行，“开创了自《天津条约》丧失内河航运权以来中国士兵检查外轮的先例”。二是颁布《军事征用轮船条例》，限制军队拉船当差。规定军队用船，必须付给燃料费，军人乘船，按四分之一付费，解决了各地驻军以扣押轮船当差、官兵无票强行搭船和码头秩序混乱等问题。
轮船公司的合并工作遇到的阻力很大，成效有限。检查外轮以健全航政制度一事更遭到外商极力反对，尤其是日商日清轮船公司声称决不受管。由于日商船拒绝接受检查，卢作孚便动员码头工人，拒绝卸货不接受检查、管理的外轮的货物。外轮业务遭到致命打击，只得屈服，接受川江航管处的管理和检查。
与此同时，卢作孚采取了一项保护沿江船民利益的行动，规定中外轮船在航行中遇到木船必须减速，如果浪翻木船，必须赔偿一切人财损失。此后，外轮再也不敢随意横行。在职期间，还组织了对川江航道的首次整治，首次有计划地训练中国自己的驾引人员。
1930年3月至8月，卢作孚率领由民生公司、峡防局、北川铁路公司人员组成的考察团，到华东、东北和华北等地考察。回到重庆后，辞去川江航管处处长职务，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发展民族航运事业和北碚地方建设事业上。
为了祖国的利益和民族航运业的生存，卢作孚决定以民生公司为中坚，联合长江上游的几十个中国轮船公司，“化零为整”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足以与外国轮船公司相匹敌的、强大的整体。1930年10月，通过“买并”方式，福川公司首先与民生公司合并，揭开民生公司大规模合并川江轮船公司的序幕。1931年，七家中国轮船公司与民生公司合并。一年内，民生公司的船只由四艘增至12艘，总吨位由500吨增至1500吨，职工人数由164人增加到518人。到1934年，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的所有中国轮船公司全部并入民生公司。
从1932年初开始，卢作孚展开与重庆下游各个中国轮船公司联合的行动。仅半年，就合并四家中国轮船公司，接收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增加七艘轮船。至此，民生公司轮船总数增至19艘，总吨位增至7000吨，职工增至1071人。到1935年，重庆下游至宜昌一线的所有中国轮船公司全部并入民生公司。这样，整个长江上游的几十家分散的中国轮船公司，终于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联合起来，结成为一个整体。民生公司的航线迅速延展，1930年开辟岷江航线，1931年开辟重庆、宜昌航线，1932年开辟重庆、上海航线，1936年开辟沱江航线。四川境内所有能够通航的河流，都有民生公司的轮船。
1932年6月，民生公司“民主”轮首航上海，公司航线延伸至长江中下游的汉口、南京、上海。几家外轮公司联合起来，大幅度降低运价，日清公司不仅不要乘客买船票，还每人倒送一把雨伞，一心想把民生公司挤垮。面对严峻形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职工更加发扬爱国精神，坚定信心，奋起反击。公司断然废除歧视中国海员的不成文规定，首先取消“甲级船员只能由外国人担任”的规定，实行“甲级船员不任用外国人，均由中国人担任”的新办法，委派周海清为船长，这是中国人在甲级船上担任船长的第一人。同时，把洋文提货单改为中文提货单，船上职员的职称也一律不用洋文名字。这一爱国行动，震动航业界，受到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许多爱国人士自觉地不坐外国船；爱国工商业者拒绝外轮低廉运价的引诱，不交外轮运货；爱国民众大声呼吁同胞坐民生公司船，不坐外国船；乘客宁愿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民生轮船班期。同时，民生公司大力改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职工宁愿勒紧裤带，减发工资。在强烈的反帝爱国高潮面前，外轮的种种竞争手段俱未得逞。
1933年，英国太古公司价值60万银子的千吨巨轮“万流”轮船在长寿境内的柴盘子触礁沉没。打捞轮船权威上海打捞公司认为毫无打捞希望。卢作孚亲率工程技术人员查勘后，以5000两银子买下巨轮。两个多月，便将沉船捞起并拖回民生机器厂。接着，对巨轮进行改造，命名为“民权”径驶上海。
历时数年与外轮激烈搏斗的结果，不是民生公司的破产、倒闭，而是民生公司的壮大发展。外轮竞争失败，相继卖船收旗，退出川江。1934年，民生公司收购意商光耀公司的“光华”轮。1935年，美商捷江公司倒闭，其五艘船卖给民生公司。民生公司章程第七条规定：“本公司股东以中国人为限”，收买外国船时，即使资金困难，也一律付给现金，不允外商入股染指。在收买“永年”“永丰”二轮时，原业主挂意旗尚未期满，卢作孚宁肯付清尚未满期的挂旗费，提前解除合约，收下意旗，并解雇意籍船长。此时，川江中共有中外轮船80艘，民生公司占38艘，几近一半，而英商、日商等公司的轮船只剩下十几艘。
五、乡村建设，改造北碚
1927年2月，卢作孚就任嘉陵江三峡地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练局（5月改称峡防团务局，简称峡防局）局长，开启他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二个试验，即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卢作孚对嘉陵江三峡早怀有自己的理想。1925年8月，他便撰写《两市村之建设》，提出开发合川和嘉陵江三峡的设想。其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合川县城南岸市村建设之意见》，提出建设合川县城南岸市村，以实业经营为基础发展社会事业，并由市街扩展到附近乡村；二是《辅助渝合间三峡诸山经营林矿之意见》，提出开发嘉陵江三峡地区林业、矿业，开展交通、治安建设，并从自治、教育、经济等方面经营和建设峡区村落。但是，他的理想并不限于开发嘉陵江三峡的矿产和林业资源，而是以嘉陵江三峡作为基础，推行一种全新的乡村建设运动。1929年，他撰写的《乡村建设》一文，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相当大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早明确提出“乡村建设”概念并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探讨的文章。
卢作孚上任后，针对峡区兵痞盗匪长年啸聚峡中，沿江据险行动，致使河运梗塞，商贾难行，峡中民众，不堪其苦的现状，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建设理想的社会”“造公众福，急公众难”等口号，以“化匪为民、寓兵于工、建设三峡”为宗旨，有步骤地治理和建设峡区，希望把嘉陵江三峡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影响到四周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妙的乐土”。
卢作孚上任伊始，便采取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剿匪方针，肃清峡区匪患。一方面，亲率官兵或巡察各乡镇，或深入高山老林清剿土匪，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另一方面，采取“化匪为民”“以匪治匪，鼓励自新”的政策，给自新的土匪以生活出路，使峡区30多个乡镇的匪患很快得以肃清。同时，大力整顿峡防局机关，实行“寓兵于工”，组织峡防局士兵在剿匪和军训之余进行生产，如织布、缫丝、修枪、打草鞋等，开展读书活动等，要求职员官兵一律禁绝不良嗜好，“不喝酒”“不吸烟”“不赌钱”，在工作中“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峡防局机关面貌焕然一新。
接着，大刀阔斧开展乡村建设运动。首先，通过“大才过找，小才过考”的方式，解决乡村建设所需的立志改革和献身建设事业的人才。不少支持他的学者、专家和社会实践中富有成就的人才，其中包括国外的人才，应他的聘请，先后到北碚工作。抗战期间，与晏阳初合作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1945年改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50年改名川东教育学院，后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对于一般工作人员，通过培训的办法来解决。先后招收中学程度的青年500余人，组建学生队、警察学生队、少年义勇队，进行纪律、军事、政治、思想品德、文化、业务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力求使他们成为大公无私为民众谋福利、移风易俗建设新乡村的得力人才。
其次，大力发展峡区经济事业。促成合川和江北两县与煤业有关的人士，于1927年8月筹组北川铁路公司，1929年5月召开成立大会，1928年10月开建北川铁路，1930年1月举行试车典礼，1934年全线通车运煤，是四川第一条铁路。1930年9月，在峡防局工务股基础上成立三峡染织工厂，是四川第一家机器织布工厂，后来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四川最大的机器织布厂——大明纺织染厂。1933年6月，成立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是四川最大的煤矿。此外，创办兼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山坪开办试验农场等。成立峡区农村银行、峡区农民银行、北碚农村银行。在峡防局内部成立工务股，先后办起石印社、织布厂等。倡导农村发展养蚕、养猪、种植蔬菜等副业。
第三，大力发展峡区文化事业。注重学校教育，在北碚建有27所院校和研究机构。大力开展民众教育运动，成立峡区民众教育办事处，兴办民众学校、民众俱乐部、民众会场、民众问事处、民众职业介绍所等机构，举办各种展览、报告会、露天教育、挨户教育、识字运动等活动，使读书学习、追求新知识新文化在峡区蔚然成风。创建中国西部科学院（1930年9月成立，中国第一家民办科学院，中国西部地区第一家科学院）、峡区博物馆（1930年10月建成开馆，后更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民众博物馆）。1933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北碚举行第十八次年会，是西部地区第一次科学盛会，卢作孚担任年会委员会会长。在东阳镇石子山兴建气象测候所，为四川省创建最早的气象观测机构。创办北碚《学生队周刊》（后改组成《峡声》、《嘉陵江》报、《嘉陵江日报》）、创刊发行《新生命》画报。创建峡区图书馆、北碚民众体育场（后改称公共体育场），举办秋季运动会、嘉陵江运动会等。创办北碚第一家地方医院（亦称民生医院，今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发起成立嘉陵文化基金会，其三弟和五弟将价值40万元的煤矿作价20万元作为基金，支持峡区科学文化事业发展。
第四，大力发展峡区社会公共事业。募捐3.29万多元，在嘉陵江温泉峡（又称温汤峡、温塘峡）温泉寺修建温泉公园（今北温泉），成为闻名的旅游胜地。修建动物园、火焰山公园（后改称北碚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澄江公园、澄江运河公园、黄桥头公园、西山坪植物园等。在峡区四周及渝合（重庆至合川）线架设乡村电话，设立北碚三等邮局，开办北碚各场镇乡村邮路。对市政进行改造，兴建码头、扩建街道、修筑道路、建设市场、修建街心花园等。
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北碚的名字享誉国外。在当时国联挂在墙上的大地图上，中国只有三个城市的名字：北京、上海、北碚。
1935年12月，卢作孚就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首先，对建设厅机构进行彻底改革。然后，主持拟定《1936年四川建设施政纲要》，在此基础上，延揽人才、筹措资金，全面展开四川的建设工作。一是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食生产、棉花生产、畜牧业、蔗糖生产、桐油生产、蚕桑生产等。成立省粮食管理委员会，设立蚕桑、棉花、柑橘、畜牧等多个农业科研机构。其中，1937年在合川设立四川省稻麦改进所合川试验分场（今西南大学合川教学实验农场），在水稻栽培技术、良种繁育及推广上作出了一些突破性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国内部分优质水果、蔬菜、粮食品种的培育基地。设立棉作试验场，自办纱厂，解决全川人民穿衣问题。设立家畜保育所，在重点畜牧地区设立家畜保育站，提高农副业生产。设立甘蔗试验场，与华侨合办第一制糖厂，是四川第一家用机器制糖的现代工厂。促成中国植物油料厂的创立，进行桐油优良品种的试验和推广。设立蚕桑改良场，引进良种桑苗，设立蚕种制造场，成立蚕丝管理局和四川生丝贸易公司。二是调查并开发森林资源，筹办中国木材公司和嘉乐造纸厂。三是组建七个地质矿产调查队，赴全省调查煤炭、石油、铁矿、铜矿资源，绘制全省矿产分布图，并将全省划分为几个矿产区和重工业区。四是发展轻工业，改进荣昌烧酒坊的陶瓷业生产，派技工到上海学习棕榈业生产技术并从上海请专家到四川指导。五是大力发展交通。重视铁路和公路建设，规划成渝铁路，组建川黔铁路公司，完成成渝铁路段线路勘测。加紧建成川鄂、川湘、川康等公路干线，扩充省内各地公路网。派出工作组到四川各县调查和整理乡村电话，普遍在各县安设收音机。同时，对整理河道、疏通航运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7年6月，卢作孚辞去建设厅厅长职务，仍保留四川省政府委员职务。在其任职的一年半时间内，四川的稻、麦、棉、甘蔗有了大幅度增产，各种矿产资源有了重要发现，工业和交通有了很大发展，为开发和建设四川奠定了基础，尤其为全民族抗战准备了一个工农业初具基础的大后方。
1936年2月，四川省政府、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颁布训令，设置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改组峡防局为区署。4月，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成立，唐瑞五、卢子英就任区长、副区长。实验区的建设，仍在卢作孚的直接指导之下进行。
六、救亡图存，宜昌大撤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卢作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并一直站在抗日运动的最前沿。他呼吁四川军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北碚和民生公司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组织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问题。重印上年考察归来所写的《东北游记》，以大量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侵略的种种罪行。参与组织“重庆抗日后援分会”、重庆救国会、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号召团结对外、抵制日货、捐款支前。通过航业公会组织，与重庆各民众团体联合召开收回内河航权大会，号召“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第一个把《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在民生公司轮船上播放，鼓舞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抗击日本侵略者。组织民生公司职工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且积极支持和帮助其他抗日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并与他们建立起浓厚情谊。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7月下旬，卢作孚准备跟随国民政府组成的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实业。母亲突然病逝，加之华北危急，便放弃欧洲之行。8月，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帮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此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1937年9月任职）、军委会下设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1937年11月任职）、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军委会水道运输管理处主任（1938年1月）等职。他电告民生公司全体员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首先，集中宜渝线上所有轮船，两个星期内将川军四个师、两个独立旅抢运到宜昌，奔赴华东战场。接着，又从镇江接运上海、无锡等地撤退的工厂，从南京接运撤退的机关人员和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从芜湖接运撤退的金陵兵工厂，从武汉接运撤退的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在整个撤退运输期间，卢作孚始终坚守一线，亲自指挥。直到武汉沦陷前夕，卢作孚才撤离汉口，奔赴宜昌，迎接新的战斗。
撤退最紧张的一幕在宜昌。1937年11月，淞沪战场失利，国民政府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迁都重庆。一时之间，上海、南京等地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向后方撤退。1937年年底，人流、工厂物资、故宫文物源源不断地来到宜昌。所有西迁入川的人员和物资在此下船，等待换乘能够穿越三峡航道的船舶。到1938年10月，国民政府下令放弃武汉时，涌入宜昌的人流达到顶峰。和难民一起急需入川的，还有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和军工物资。一方面，日军飞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另一方面，40天后长江上游就要进入长达4个多月的漫长枯水期，所有滞留人员和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
蒋介石原想借机一举吃掉民生公司。后经卢作孚多方周旋，蒋介石才放弃吞并民生公司的打算，改无偿打差为托运，委托民生公司负责货物运输。卢作孚临危不乱，发动民生公司职工群策群力，充分利用1937年枯水期创造的三段航行经验，研究出三段航行法——将宜昌与重庆间的航线分成三段：宜昌至庙河为第一段，河道狭窄，就调120英尺以下的“民福”等轮行驶；庙河至万县为第二段，险滩甚多，派马力强大的“民主”等轮行驶；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浅滩最多，安排吃水相对更浅的轮船。昼夜兼程，不顾日军轰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担任这次抢运任务共24艘轮船，其中民生公司22艘，另外有两艘外商轮船，乘机抬高物价。卢作孚为报效国家，全力以赴，不计成本，收费仅占外轮运输费用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克尔克”。
宜昌沦陷后，卢作孚亲自勘察，以西陵峡中的三斗坪为起点，修一公路，通过湖北西部山区，进入湖南，保证了前线兵员、武器弹药和粮食的供给。广州失陷后，海路被截断，他又以泸州为起点，修一公路，穿越贵州西北角，到云南沾益，接通从国外运进战争必需物资的滇缅公路。为满足大后方物资集中调运的需要，以成渝为主轴，加速公路的修建，构成水陆联运系统网络。
1939年冬，卢作孚与合川实业家李云根合作，在重庆千斯门筹建大昌矿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昌矿冶公司），并在合川县狮滩乡聂家山（今合川区狮滩镇聂家村）开办冶铁厂，即聂家山大昌铁厂，生产灰口铁，供应大后方军工企业。1940年，支持“民国侠女”施剑翘在合川发起“一人一元”献机运动并担任名誉会长，不仅带头捐款购买战斗机，而且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及民生公司管理团队、员工踊跃捐款。
1940年8月，卢作孚临危受命兼任国民政府第一任全国粮食局局长，肩负军民粮食征集和运输重任。创造性提出“几何计划”，短短4个月，筹集粮食600万市石，其中军粮450万市石，对支持抗战、稳定后方作出了巨大贡献。次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辞谢部长一职。1943年，辞去交通部常务次长职务。
1944年11月，卢作孚作为中国工商界六位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国际通商会议，就战后世界航运问题发表讲话，提出维护中国利益和被压迫国家利益的三点主张：一是请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中国恢复沿海和内河航运；二是建议战后严格限制德、日的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三是建议消除各种国际航运障碍。三点主张获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卢作孚还将自己撰写的《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译成英文并印刷成册，携带赴会，分赠各国代表。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帮助流亡群众尽快返回家园，卢作孚迅速恢复沿江分支机构，调派轮船在年底的四个多月中，航行187个航次，1946年又航行102个航次，共运输人员和部队20余万人、军工物资9万多吨。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270多万出川抗日将士和30多万吨武器装备以及大量军粮等战略物资，抢运各类人员150余万人，机器设备等物资100余万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炸伤船只69艘，损失船驳吨位8000多吨，117名员工牺牲，76名员工伤残，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和重大牺牲。冯玉祥将军称赞民生公司为“救国公司”。此外，民生公司的民生机器厂利用大批解体报废船拆卸的钢板和零配件，加上本厂制造的船用锅炉，制造大批适航川江的木壳蒸汽船，使进口钢材和柴油都奇缺的大后方，也补充到宝贵的运力；为玉门油矿制造锅炉，为北川铁路制造机车，为富源水电厂制造水轮机，为电厂制造电机，成为西南最大的民营机器厂，有力地支援了大后方的生产建设。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为大后方生产三分之一以上的燃煤，为烧煤的轮船提供燃料。三峡染织工厂，生产大量被服，为抗战士兵提供布料。民生公司还积极筹款支前，支持抗战。为表彰民生公司和卢作孚在抗战中作出的重大贡献，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民生公司的30艘轮船，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三等采玉勋章。1940年，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民生公司。1944年、1945年，国民政府分别授予卢作孚二等卿云勋章和胜利勋章。
此外，在抗战期间，卢作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作者。一是在国共双方关于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卢作孚成为拟议中的实业部长人选，并得到国共双方的认可。二是根据曾在民生公司工作多年、深受卢作孚器重的共产党员萧林的回忆，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党组织找到他，需把武汉新华日报社一部分印刷机器运到重庆。他把这件事向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同意派一条专船装运新华日报社的机器。很快，新华日报社就租到由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指派的新升隆小火轮。10月22日晚，武汉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10多名工作人员在李克农、潘梓年的带领下，乘坐新升隆轮离开汉口，向重庆进发。开船前，又免费搭载难民妇孺50余人。三是1943年11月，民生公司和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大华行）合资成立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安保险公司），卢作孚任董事长，广大华行创办人、共产党员卢绪章先后任协理、总经理。民生公司的所有船舶都在民安保险公司保险，保险公司赚的钱，全部由卢绪章交给中共中央南方局。1944年11月，民生公司又与广大华行合作成立民孚企业公司，卢作孚任董事长，卢绪章任总经理，公司利润仍然由卢绪章交给南方局作为活动经费。
七、扩展海运，惨淡经营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确定了民生公司发展海洋运输的战略方针，仅两年，航线即遍及沿海、台湾、东南亚、日本直到印度。
1944年11月，国际通商会议结束后，卢作孚先后对美国、加拿大的造船厂进行考察，对美国汽车、钢铁等进行考察，决定在加拿大借款造船。由加拿大三家银行共同借款1275万加元给民生公司，作为造船资金，在两家加拿大造船厂订造总造价1500万加元的大、中型客轮各六艘，但必须由政府担保。1945年5月，卢作孚结束7个月的初次出国之行，回到重庆。因行政院长宋子文不同意政府担保，被搁置一年多。1946年春，在行政院长张群和交通部长张公权的帮助下，借款担保问题才得以解决。
1946年4月，卢作孚等人由重庆先后飞赴印度、英国。5月，先飞加拿大，再飞纽约，出席第二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6月，赶到西雅图，出席国际航海大会。6月底到达上海，7月下旬回到重庆。9月，从上海飞美国再飞加拿大，10月底签订借款合同和订船合同。但因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本可建造12艘轮船的钱，只能建造九艘。在加拿大签订合同后，购买扫雷艇3艘。再率队飞赴美国，采购大型邮轮1艘，大型坦克登陆舰5艘、中型登陆舰4艘，尚未建造完成的驳船10艘。
正当民生公司力谋扩展之际，美国官方和孔宋官僚资本势力却不断向之施加压力。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1月，国民政府同美国签订出卖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轮船可在中国领海内各大港口自由航行、停泊及装卸货物。同时，美国竟要求国民政府开放南京、芜湖、汉口、九江四个内河港口。
卢作孚得悉消息，立即向国民政府提出反对意见。国民政府却通知他直接去会见美国海军副司令。他向美国海军副司令列举种种无可辩驳的理由，反对美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接着，联合中国航业界一致起来反对，美蒋的勾当才未得逞，维护了中国的内河航行权。
抗战胜利后，由孔宋财团控制的招商局不仅接收了日伪全部船只，而且占据了大批美国军用剩余舰队，一下子就拥有江海船舶30万吨，运输力量比民生公司大十多倍。他们利用这一优势，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航运业务，不给民生公司分配货运任务，以高薪夺走民生公司驾引人员，等等，想把民生公司压回川江。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抵住压力，船只照样在长江全线航行。后来，招商局又要求民生公司只参加长江航运，不许开办海运业务。卢作孚对此予以坚决反击。1946年3月，民生公司与金城银行联合成立太平洋轮船公司，开辟东南亚和日本的远洋航线。4月，成立民生公司纽约办事处。8月，“民众”轮首航基隆，开辟上海至基隆航线。10月，“民众”轮由基隆开天津，开辟北洋航线。同月，成立民生公司加拿大办事处。12月，相继在基隆、香港、广州、天津、青岛等口岸成立办事处，在台湾成立分公司。海上航线延伸至海防、曼谷、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等地。那时，招商局的大批海轮正忙于反人民战争的军运，无暇争夺业务。民生公司因在海运中站住了脚，增加了收入，1947年和1948年两年都获得了盈余。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从表面上看，民生公司的船舶已增加到140多艘，51000多吨，航线已从长江扩展到海洋，公司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此时，民生公司却随着形势的转变陷入困境。首先，由于蒋介石政权不断扩大反人民的内战，卢作孚盼望中国出现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幻想归于破灭。作为民生公司业务基地的长江航运，卷入内战，被蒋介石大量用来打兵差，无法经营正常业务，客货运大减，亏损不堪。
其次，在加拿大订造的九艘船，新中国成立前才竣工开回两艘，其余七艘一直到临近新中国成立才完工。原想靠发展海运偿还外债的希望落了空。加拿大借款每三个月须付息10万美金，加上向美国进口配件、油料及维持外国办事处的开支，都需要大批外汇。国民政府见死不救，卢作孚只好以高利贷借入美钞黄金，并出让大明纺织厂、恒顺机器厂的投资，偿还债务，勉强支持。
再一点是，当卢作孚辞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回到民生公司后，他才痛苦地发现，他亲手办起来的事业已经变了样：机构臃肿，热情消退，效率降低，少数人员——尤其是少数高级人员，开始蜕化变质，图谋私利，甚至投机取巧，发起国难财来，民生精神在这部分人的身上已不复存在。临近新中国成立时，总公司直接雇佣职员8000多人。而高级职员中又分为元老派、少壮派、收编派、官僚派，彼此争权夺利，相互牵制。再加上国民党特务打入公司，引起劳资关系日益紧张。1949年，重庆发生“九二”火灾，民生公司在火灾中损失惨重：四大仓库和三大趸船全部焚毁，物产部不复存在，各种库存物资均被烧光，46名员工为疏散三艘装有炸弹的船只不幸殉难。此时的民生公司，外无以偿付外资利息，内不能维持公司庞大开支，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八、驾船回国，巨星陨落
1948年，卢作孚在香港，通过民主人士周钦岳、周太玄等人和共产党人的安排，会晤中共代表许涤新。经过多次交谈，奠定与党接触的基础。1949年11月，在香港，他与中共驻港代表张铁生多次晤谈，商定迎接解放的初步计划。在港期间，国民党曾派出多名要员请他去台湾，出任财政、交通等部部长，并以加拿大还款问题相威胁。卢作孚均一一婉言谢绝。
1949年，国民党军队强行扣押在上海的所有船只，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领导下开展护船运动。之后，卢作孚奔波于重庆、香港、广州，布置营救被扣在台湾的船只。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卢作孚努力将被国民军队扣留的船开到香港。1950年2月，民生公司在台湾的所有船只集结到香港。4月，卢作孚拟定了将集结于香港和海外的船只驶回上海（后改为广州）的行动方案，并得到周总理的同意。6月，卢作孚开始将滞留在香港和海外的18艘轮船陆续开回祖国，为新中国的航运事业和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随后，他秘密由香港赴北京。在京期间，毛主席宴请他两次；周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多次约见他，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交通、航运等问题交换意见；朱德在中南海宴请了他；他还经常参加政务院召开的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会议；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还与周总理商讨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问题，希望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周总理同意他的要求，并几次请他留在北京，担任交通部部长。他都说必须回到重庆，把民生公司的经营管理整理好，将公私合营的工作准备好。8月10日，卢作孚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署《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9月，返回重庆。重庆各界人士举行联合欢迎会，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特派重庆市副市长曹荻秋前往迎接。随后，邓小平、刘伯承接见了他。
1951年春，卢作孚在川南参加土改运动。5月，卢作孚等赴京与交通部商谈民生公司公私合营事宜。9月，卢作孚赴京开会，并同有关部门最后商定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1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卢作孚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京期间，周总理转达中央意见，希望他担任交通部的负责工作，并希望他留在北京，不要再回重庆。卢作孚表示同意，同时提出再回重庆一趟，将民生公司最后遗留的工作处理完再返京赴任。12月，民生公司成立民主改革研究委员会，卢作孚任主任委员，在公股代表参与下，开展民主改革工作。
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在借住的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不幸去世，享年59岁。卢作孚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感惋惜。毛主席说：“卢作孚先生要是不死，他要负责的工作要大得多啊”。
卢作孚以毕生精力，先后转战“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乡村建设”四大领域，完成永载史册的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三大试验，充分体现了他始终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己任的高尚情操。卢作孚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0年5月20日，毛主席对黄炎培说：“旧社会的人物不是没有贡献的。没有张謇，中国纺织业发展不会这样快;没有范旭东，中国化学工业发展不会这样快;没有卢作孚，长江上下游船舶不会这样多。”
195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民盟主席张澜表示：“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又对黄炎培说：“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批判，中国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于经济建设有贡献。”1953年12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1955年5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对张澜、黄炎培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提到：要说中国的近代工业，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轻工业的张謇，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卢作孚去世不久，周总理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的一次扩大会议上，高度评价了卢作孚的一生，指出：卢作孚不仅对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作出了贡献。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他作了结论：“卢作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为人民作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卢作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榜样力量和典范形象，将历久弥新地发挥更加磅礴的力量，激励和引领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张守广、项锦煕《卢作孚全集》，卢晓蓉《逆水行舟——卢作孚长孙女回忆录》，凌耀伦、熊甫《卢作孚文集》增订本，《黄炎培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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