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及中国城市水务行业激励性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摘要：城市水务的补贴政策正在经历一场静默但深刻的范式转换。在传统的“按量付费”或“成本加成”框架下，补贴的功能是弥补成本、维持运营；激励性补贴则将补贴从“成本补偿工具”重新定义为“行为引导工具”——支付条件不再仅仅是“处理了多少水”，而是“削减了多少污染物、提升了多少收集效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未来更昂贵的投资”。这一转换的技术表述是绩效挂钩，其制度实质是在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与多重委托—代理链条的结构中，重建公共支付与企业努力之间的因果关联。
本报告以2025—2026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城市水务补贴政策的最新文本、试点数据与学术研究为基础，系统分析激励性补贴的理论基准、设计参数、国际模式与中国实践。核心判断是：激励性补贴的有效性不取决于“是否与绩效挂钩”，而取决于四个更基础的条件——绩效信号是否难以被操纵、激励强度是否与可控风险相匹配、基准设定是否避免了棘轮效应、归因规则是否在厂网之间和政企之间公平地分配了外生冲击的责任。中国在“按效付费”方向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可辨识的地方经验，但面临存量合同衔接、信号基础设施薄弱和“只有惩罚、没有回报”的过渡期陷阱等结构性约束。激励性补贴的下一阶段任务，不是继续扩大挂钩指标的范围，而是为挂钩本身建设可信的制度基础设施。
第一章 导论：为什么需要“激励性”补贴
1.1 城市水务的补贴悖论
城市水务具有自然垄断、强资产专用性和显著的正外部性，政府补贴因此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问题不在于“是否补贴”，而在于“以什么方式补贴”。
传统的补贴方式——按处理水量付费、按成本加成定价、按建设投资补助——在设施建设阶段是有效的：它们降低了资本成本，激励了覆盖率的快速提升。中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在二十余年间从低位跃升至统计意义上的高位，这一成就与以建设为导向的补贴结构密不可分。但当设施存量基本饱和、核心矛盾从“有没有处理厂”转向“处理厂是否在高效地削减污染物”时，传统补贴方式的激励缺陷就暴露出来。
在按量付费下，企业的收入与处理水量成正比，而与进水浓度、污染物削减量和收集效能无关。其后果在厂网分离的格局下被系统性放大：管网维护的收益（进水浓度提升、外水减少）归于厂端的成本节约或财政的支出减少，而管网维护的成本由另一个主体承担。当外部性无法内部化时，管网主体缺乏投资于收集效能的激励，厂端则有动力接受更多的“稀释污水”以增加处理量收入。“清水进厂、低效处理”成为财政资金效率流失的典型形态。补贴越多，低效运行的规模越大，而不是效率越高。
激励性补贴正是对这一悖论的回应。它的基本逻辑是：将支付条件从“投入或产出数量”转向“可观测的绩效改善”，使企业的边际收益与其边际努力方向一致。但这一逻辑的落地远比其表述复杂。一项绩效付费机制可能因为指标不可归因、基准设定失当或激励强度失控而失效，甚至产生反向激励。本报告的任务，就是系统地审视这些条件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否以及如何被满足。
1.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本报告所称“激励性政府补贴”，涵盖城市水务领域中以绩效信号为支付或惩罚触发条件的一切公共财政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污水处理服务费中的绩效挂钩部分、管网运维的按效付费、水环境治理PPP项目中的绩效补贴、节水与效率项目的财政奖励、以及以绩效为条件的优惠融资（如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的利率调整机制）。
它与传统补贴的关键区别在于支付规则的结构：传统补贴的支付函数以成本或数量为自变量，激励性补贴的支付函数以绩效为自变量，且绩效与企业的可控努力之间存在（或被假定存在）正向关联。这一区别意味着，激励性补贴的设计本质上是一个**合约设计问题**：委托人（政府/公众）需要选择哪些变量进入支付函数、给予多大权重、在什么基准上衡量、以及在绩效未达成或受外生冲击时如何分配后果。
1.3 分析框架：激励合约的六个设计维度
本报告将激励性补贴的设计空间分解为六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它们构成后续理论分析、国际比较和中国实践评估的共同语言。
**维度一：支付触发变量。** 补贴或服务费与什么挂钩——水量、进水浓度、污染物削减量、出水达标率、污泥无害化率、管网液位、还是比较绩效。
**维度二：激励强度。** 绩效每改善一个单位，支付变动多少；奖励与扣减的方向是否对称，强度是否随绩效水平递进或递减。
**维度三：基准与门槛。** 绩效目标依据行政标准、企业历史绩效还是同行分布设定；基准是否以及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调整。
**维度四：归因与豁免规则。** 降雨、地下水入渗、工业冲击等外生因素如何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分担；厂端与管网端之间的绩效责任如何划分。
**维度五：信号基础设施。** 绩效数据的监测密度、核验独立性与抗操纵能力。
**维度六：制度衔接。** 绩效付费规则与特许经营合约、成本监审、价格调整、财政预算周期之间的逻辑一致性。
这六个维度中，任何一个的失效都足以瓦解激励性补贴的预期效果。后文的分析将反复回到这一框架，以识别不同模式的优势与脆弱性所在。
第二章 理论基准：多任务委托—代理视角下的激励设计
2.1 按量付费的激励扭曲：一个形式化解释
将污水处理服务的付费关系形式化为委托—代理问题，可以清晰地识别按量付费的结构性缺陷。委托人（政府/公众）的目标是污染物削减、水环境质量改善与服务可持续性；代理人（运营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或运营盈余。代理人的努力是多维的：工艺优化影响出水水质，管网巡查与修复影响进水浓度和收集效能，污泥安全处置影响二次污染控制。委托人的可观测变量在按量付费下主要是处理水量，而水量与上述多数努力维度之间不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
更严重的是，在厂网分离的条件下，水量甚至可能与收集效能负相关：管网维护不足导致外水入渗增加，处理水量随之上升，服务费反而增加。代理人的理性回应是扩大处理水量而非提升收集效能，这与委托人的目标方向恰好背离。按量付费在此结构下不仅未能矫正激励扭曲，反而与它形成了共谋。
2.2 多任务结构与激励的结构性约束
Holmstrom和Milgrom的多任务模型为激励性补贴的设计提供了一个关键警示：当代理人承担多项任务，而委托人对其中部分任务的可测性优于其他任务时，对可测任务施加高强度激励，会诱使代理人将资源从不可测任务上转移出去。
污水处理系统恰恰是一个多任务结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污染物削减量具有较高的可测性，而管网资产的长期健康、应急溢流控制能力、污泥处置的长期环境安全性以及设施韧性的可测性则低得多。如果绩效付费将绝大部分激励权重集中在削减量指标上，运营主体就有动机将资源集中于“可考核的化学指标”，而压缩在管网预防性维护、暴雨期溢流管理和污泥规范化处置上的投入。
这一理论含义的政策转化是明确的：绩效指标体系必须在可测任务与不可测任务之间保持结构性平衡，激励强度应与指标的可验证程度成反比——可验证性越高的指标，可以承载较高的边际支付；可验证性越低的指标，应当以过程性标准或发展性评价来治理，而非高强度财务激励。将“管网健康”这类难以短期核验的维度排除在支付函数之外，不是对它的“保护”，而是将它置于资源竞争的劣势地位。
2.3 激励强度的校准：噪声、风险与棘轮效应
激励强度是激励性补贴设计中最为敏感的参数。在污水处理场景中，最优激励强度受三个因素的约束。
**绩效信号的噪声。** 进水浓度与污染物削减量受到降雨、地下水入渗、工业废水冲击、气温等外生因素的显著影响。将削减量的全部波动归因于运营努力，会使企业承担大量不可控风险。风险厌恶的代理人会要求以更高的期望支付来补偿这一风险，从而提高监管的期望成本；在极端情况下，企业可能选择退出或降低服务标准。因此，激励强度必须与企业实际可控的绩效方差相匹配，而非与观测到的总方差相匹配。
**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 当削减量指标接近工艺上限时，进一步提升的边际成本急剧上升。此时高强度激励会诱导昂贵的末端加药或过度曝气，而非成本有效的源头治理。激励强度需要与边际成本曲线的形状相匹配，在高绩效区间适当递减，以避免“为最后一单位绩效支付过高代价”。
**基准设定的棘轮效应。** 如果绩效基准依据企业自身历史绩效动态上调，企业就知道当期的改善会抬高未来期的考核门槛，从而系统性地抑制改善动机。越是绩效提升显著的企业，越可能在下一年度面临一个“被收紧”的基准。基准设定规则的设计质量，在长期中可能比初始激励强度更能决定制度的成败。破解棘轮效应的一种思路是将基准锚定于同行分布或技术标准，而非企业自身的历史表现，使“改善”不会自动转化为“更高的门槛”。
2.4 归因难题：当绩效不由企业单独决定
污水处理系统的绩效是多方行为和环境条件的联合产物。进水浓度低，可能是因为管网维护不力（运营可控），也可能是因为降雨稀释、地下水入渗或上游工业废水偷排（运营不可控或部分可控）。出水不达标，可能是因为厂端运行失误，也可能是因为进水负荷突增超出了设计能力。
如果归因规则缺失或粗糙，绩效付费就会将不可控风险转嫁给企业，产生两种后果：风险溢价推高补贴成本，或者企业选择“安全”策略——过度处理、过度加药，以确保在任何外生冲击下都不触发扣罚，而这恰恰牺牲了效率。有效的归因规则需要在“不让企业为不可控因素买单”和“不让企业以不可控因素为借口逃避责任”之间找到可操作的平衡。这通常需要引入基线调整机制、异常事件豁免条款和厂网之间的责任分摊公式，而非简单的“达标即付、不达标即罚”。
第三章 中国实践：从“按量”到“按效”的制度跃迁
3.1 政策演进与地方试点格局
中国激励性补贴的制度探索在2023—2026年间从地方试点上升为国家框架。国家层面明确推动建立与进水污染物浓度、污染物削减量、出水水质及污泥无害化处理效果相挂钩的付费制度。2025年住建部的工作指南进一步要求将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污染物削减量和污泥无害化处理率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构建以污染物削减绩效为导向的“按效付费”机制，实现“厂网一体”工程建设与运营效果的联动考核。
地方实践形成了若干可辨识的模式。湖南率先以地方立法方式推行“厂网一体”与按绩效付费管理，湘潭是第一个全面实施按效付费的城市，通过“撇清水、挤外水、收污水”，每年节省资金5000多万元，并因处理负荷的真实下降而避免了原规划6万吨/日处理厂的建设，节省建设投资约3.5亿元。株洲试点的服务费节支率达到4.95%和5.28%，年节省服务费约350万元。江苏在2026年系统推广了第一批按效付费经验，涵盖南京、无锡、苏州、张家港、昆山五地，形成了目前国内最密集的制度实验群。
3.2 江苏经验的指标设计与激励结构
江苏五地的实践提供了激励合约设计维度的丰富素材，其差异本身即具有分析价值。
**南京**以“厂网联动”为核心，将年度指标（处理量与售水量比值、进水COD和BOD浓度）与日常运营指标（污泥处置、成本管理、设备运行、管道沉积、安全管理）结合。其最值得注意的制度细节是**联动付费**：对厂端和管网端实施关联考核，而非各自独立付费。改革后进水BOD浓度提升13.2%，主城年度处理水量减少3200万吨——水量的减少在此处是效率改善的标志，而非服务不足的信号。南京还建立了“边试边改”机制，2026年将碳排放强度纳入年度评价，显示了指标体系随政策目标演进的开放性。
**无锡**的设计侧重于**分档定价与浓度挂钩**。在核定处理范围内按1.85元/吨执行，超出部分按1.23元/吨计价。服务费的核拨与进出水浓度、管网运行水平、设施运维情况挂钩。这一设计的激励含义是：超出核定范围的处理量获得较低单价，抑制了企业通过接纳外水来增加收入的动机；浓度指标则将支付与收集效能间接关联。
**苏州**的特征是**多维绩效评估与财政节支的直接关联**。其绩效体系涵盖建设计划、进出水浓度、集中收集率、污泥处置、管网养护、低水位运行、河道水质、污染物削减量、清污比等核心指标，每年节省财政资金约3000万元。更具制度意义的是，苏州通过修订《苏州市排水管理条例》，将按效付费的法定地位固化下来，使激励安排超越了“政策试点”的临时性，获得了法律层面的稳定性。
**张家港**采用了**综合指数与分板块核算**。以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为单元，区分城市与乡镇板块，设置差异化付费公式，以处理水量、进厂COD和BOD浓度、污染物削减率综合指数、管网液位为年度调整系数，以运营管理评价为过程系数，按季度和年度考核加权计算综合得分，再导入模型测算运营费用。其实践效果被描述为“排查、设计、建设、运维责任唯一化”，表明按效付费在这里不仅是支付技术，同时充当了责任重组的杠杆。
**长沙**的模式则突出了**资产注入与绩效合同的组合**。将城区市政排水设施统一交由水业集团运维，采取“委托运营+绩效合同管理”，分批移交4621公里管网和31座泵站。服务费拆分为建设投资、生产运营变动和固定部分，引入LPR浮动机制。2025年城区污水处理厂年均进水BOD浓度达86.5 mg/L，较2024年提升7.2%；15座污水处理厂按效付费预计每年节约服务费约1.1亿元。长沙还探索将管网运维费纳入污水处理成本，使管网从公益性资产转变为经营性资产，并以此为基础获得国开行融资，首批3区管网资产评估注入约6.2亿元。这一组合的意义在于：绩效付费解决“激励方向”，资产注入和融资解决“资金来源”，两者互补而非替代。
3.3 存量合同衔接与过渡期的“激励真空”
按效付费改革是在一个已经存在大量BOT、TOT、委托运营等存量合同的制度环境中推进的。这些合同依据传统按量付费模式签订，剩余期限往往较长，未嵌入进水浓度、管网运维、污染物削减及绩效奖惩条款。修改合同须双方协商一致，而运营企业在新增强管网管护责任的同时，若配套收益补偿不足，将直接压缩利润。
华北某县级市4座污水厂的案例具有典型性：2025年推行按效付费时，4家运营企业集体反对，其中两家要求水价从1.3—1.7元/吨提升至2.5元/吨方愿配合，谈判停滞8个月。
更值得关注的是过渡期“双轨制”制造的**激励真空**。在存量合同完成修订之前，主管部门为推进改革，可能同步采用按效付费的全套指标开展考核，但结算仍沿用原合同方式。这产生了一个不对称的激励结构：企业配合管网整治、提升进水浓度，可能导致处理水量下降，却无法享受浓度达标类绩效奖励；遭遇工业排污或管网混排引发出水短时超标时，既要承受按效付费的扣罚，原合同又没有成本补偿条款。企业处于“**双向约束而单向无激励**”的状态，其理性回应是消极应对管网提质工作。
这一现象揭示了激励性补贴设计中一个容易被低估的原则：激励机制的引入不能以制造“只有惩罚、没有回报”的过渡状态为代价。过渡期的规则设计——存量合同的绩效条款追加方式、过渡期考核结果与支付的映射规则、因绩效改善导致水量下降时的收入保障安排——与最终制度的设计同等重要。如果过渡期过长或规则不公，企业的抵触会形成路径依赖，增加最终制度落地的政治成本。
3.4 地方绩效挂钩的类型学：门槛型、连续型与混合型
在中央按效付费框架之外，地方财政与主管部门发展出了多种“绩效挂钩”的实践形态，可归纳为三种类型，其激励特性差异显著。
**门槛型（达标即奖）。** 以包头“95%+75%”的双门槛为代表：受奖单位须同时满足出水达标排放率不低于95%和上年度预算支出进度超过75%，合格者按实际处理量获得每吨0.1元的补助。优点是规则简明、行政成本低。但其激励是二元而非连续的：一个达标率96%的企业与一个99%的企业获得相同的单位补助，一个从70%改善至94%的企业与一个长期停留在70%的企业同样被排除在奖励之外。边际激励在门槛两侧不连续，改善的边际回报在接近门槛时趋于零，容易诱发“门槛博弈”而非持续改善。
**连续型（按绩效增量支付）。** 苏州、张家港的多指标综合评分模型更接近这一类型。绩效每改善一个单位，支付相应变动，激励在绩效分布的整个区间上发挥作用。其代价是对数据密度和归因精度的要求更高，行政成本也更高。
**混合型（基准+改善奖励）。** 部分PPP项目的设计试图结合两者：设定一个基准支付水平对应基准绩效，对超出基准的改善给予增量奖励，对低于基准的恶化施加扣减。这种结构在理论上能够兼顾可操作性和边际激励，但其成败取决于基准设定的合理性，以及改善是否会被棘轮效应所惩罚。
类型选择不存在绝对的优劣。门槛型适用于数据基础设施薄弱、行政能力有限的场景，其功能是建立“绩效重要”的信号，而非精确引导边际努力。连续型适用于数据条件较好、厂网关系较清晰的场景。混合型则需要两者兼备，且对基准治理的要求最高。
第四章 国际比较：五种激励性补贴的制度逻辑
4.1 英国：结果交付激励（ODI）作为价格规制的内置组件
英国Ofwat的结果交付激励（Outcome Delivery Incentives, ODI）是全球城市水务中运行时间最长、制度化程度最高的绩效激励体系之一。其基本结构是：为每家水务公司设定一组绩效承诺（Performance Commitments），覆盖泄漏、 sewer flooding、客户体验、环境合规等领域；每个承诺配有财务激励，公司绩效优于目标时获得outperformance payment，低于目标时须向客户返还underperformance payment。2025—2030年价格控制期内，16家水务公司共有约340项带ODI的绩效承诺，且绝大多数采用**期间内（in-period）** 确定方式，即每年根据实际绩效调整下一收费年度的价格控制和客户账单。
ODI的制度特征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激励与价格规制一体化。** ODI支付不是独立的财政补贴，而是通过价格控制机制嵌入水费账单，这意味着激励的财务后果直接由客户承担或享有，而非由一般财政收入吸收。这一设计强化了“绩效—支付”的可见性，但也使激励的分配效应高度敏感。**第二，存在总支出上限保护。** 如果一家公司的outperformance超过其监管权益的3%，超出部分只支付50%，以防止客户因个别公司的超额绩效而承担过高账单。这是对激励强度的显式封顶，防止企业将资源过度集中于可获高额奖励的指标。**第三，ODI的实际运行并非无摩擦。** Ofwat对2025/26年度ODI支付的临时评估显示，行业总罚款原为3.36亿英镑，因OAM（结果调整机制）降至2.4亿英镑。调整机制的存在表明，绩效结果与规则化支付之间需要缓冲装置，以处理归因争议和极端值。
ODI对中国的参照意义不在于其具体指标或强度，而在于其**制度嵌入方式**：绩效激励不是外挂于价格规制之外的“补贴项目”，而是价格规制本身的内置组件。这种一体化避免了“补贴规则”与“定价规则”之间的逻辑冲突，但也要求监管机构具备高度的独立性和数据能力。
4.2 美国：州周转基金（SRF）的补贴梯度与绩效条件的弱挂钩
美国清洁水州周转基金（CWSRF）和饮用水州周转基金（DWSRF）是城市水务基础设施融资的支柱。联邦通过资本化拨款向州提供资金，州须提供20%的匹配，资金以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形式发放给合格项目，本金和利息偿还回流基金，形成循环。SRF的核心激励逻辑不是“绩效付费”，而是**补贴利率的梯度化**：部分州将利率优惠与项目的环境效益、可负担性或区域整合程度挂钩，绩效较好的项目或社区获得更低的利率或更多的本金豁免。
SRF模式的优势在于规模大、制度成熟、政治阻力小。其局限在于激励强度较弱：利率的几个基点差异对于市政决策的影响，远不如直接的服务费绩效挂钩。SRF的“绩效条件”通常是准入资格或优先级排序标准，而非持续性的行为激励。一旦贷款发放，项目进入建设阶段后的运营绩效并不直接触发支付调整。因此，SRF更适合被理解为**以补贴为杠杆的项目筛选机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激励性补贴。它对中国专项债和优惠信贷的设计有参照价值，但不能替代服务费层面的按效付费改革。
4.3 欧盟：凝聚力政策的条件性与“绩效储备”
欧盟 cohesion policy 对水务基础设施的资助带有明确的条件性。资金的可及性以遵守欧盟水法（包括水框架指令和城市污水处理指令）为前提，2028—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提案进一步要求所有 programmes 达到至少35%的气候行动和环境支出目标。2026年环境计划下新设的水可持续性优先方向提供了超过1.8亿欧元的资金，并附加了与ERDF和凝聚力基金缴款挂钩的一次性融资安排。
欧盟模式中与“激励性”最相关的是**绩效储备（performance reserve）** 的逻辑：一部分资金不在规划期初分配，而是根据中期绩效评估的结果，在规划期末分配给表现较好的项目和区域。这一机制将“绩效”置于资金分配的核心，但其激励对象是成员国和区域政府，而非水务运营企业。其传导链条较长，激励强度被多层治理结构稀释。此外，凝聚力基金的使用存在一个内在张力：它旨在帮助欠发达地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但如果条件性过强，可能使能力最弱的地区最难获得资金，加剧而非缩小差距。研究中已注意到，“使用凝聚力基金可以减少一些负面效应，但在使用它时，重要的是保持更高效用水的激励”。这一警示对中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水务绩效的挂钩设计具有参考价值。
4.4 法国：委托经营合同中的绩效报酬与“ intéressement ”机制
法国城市水务的委托经营（délégation de service public）模式为激励性补贴提供了另一种制度传统。在典型的委托合同中，运营商的报酬包含固定部分和可变部分，可变部分与绩效指标挂钩。以Melun Val de Seine的合同为例，绩效是运营商报酬可变部分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绩效跟踪使用172项指标，其中约50项设有 intéressement/pénalité（奖励/惩罚）机制。法国1995年2月8日法律要求受托方每年向委托方提交报告以促进控制，而合同条款中越来越多地将企业报酬与所分配目标的实现程度指数化。
法国模式的特征是**合同自治与指标密集**。激励设计发生在逐个合同的谈判层面，而非统一的监管规则层面。这赋予了地方当局根据本地条件定制激励结构的灵活性，但也导致了绩效信号的可比性较差和合同管理成本较高。其“intéressement”机制的实质与中国的绩效付费相近，但更强调**奖励与惩罚的对称性**：研究中明确指出，“如果管理更具绩效，经营者的 intéressement 公式应使其受益；相反，规定的制裁必须是有意义的”。对称性是对激励强度的一种约束，防止制度退化为“只罚不奖”或“只奖不罚”。
4.5 日本：成果连动报酬的微观实践与KPI制度化
日本的激励性支付实践在尺度上更为微观，但在“绩效—报酬”的因果链条设计上具有启发意义。岐阜县瑞穗市在下水道管路整备工程中，将“水洗化促进业务”纳入设计—施工一括发包，并对该业务设定**成果连动报酬**：建设企业在户别访问时进行下水道宣传和连接劝导，当实际连接件数超过基准件数时，每超过1件支付相当于该市标准家庭一年下水道使用料（5万日元）的报酬。
这一设计的精巧之处在于**将支付触发变量锚定在企业直接可控的行为产出上**。水洗化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居民意愿、经济条件、既有净化槽的存量），但“超过基准的连接件数”是一个清晰的、可归因于建设企业劝导努力的指标。报酬的单位（一年使用料）与地方政府从连接中获得的收入流直接对应，建立了“企业努力—政府收入—企业报酬”的闭环。这与英国ODI的宏观价格规制形成鲜明对比：瑞穗模式是微观的、项目层面的、以收入增量为支付来源的。
日本下水道事业的整体激励框架则在向KPI制度化方向演进。内阁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将“下水道事业经费回收率”设为2030年度的全国目标值，并推动通过广域化和PPP/PFI导入来促进经营改善。EY的分析指出，上下水道事业的经营改革中，与民间事业者的连携（PPA、Water PPP）正在嵌入KPI和激励机制以实现持续改善。日本的经验表明，激励性补贴可以不必是“补贴”本身，而可以是**将运营者的收入与一个可测量的、与公共目标一致的中期KPI绑定**，并通过合同结构将改善的收益部分保留给运营者。
4.6 比较综括：激励性补贴的制度嵌入深度
将五种模式置于同一框架中比较，可以识别出一个关键变量：**激励性补贴是嵌入在价格/合约关系中，还是外挂于其外**。
英国ODI嵌入价格控制，法国intéressement嵌入委托合同，日本成果连动报酬嵌入工程项目合同——在这些模式中，绩效支付是基础交易关系的一部分，其财务后果由价格或合同条款自然传导。美国SRF和欧盟凝聚力基金则更多是**外挂的融资条件**：绩效影响的是“能否获得优惠资金”，而非“日常运营的收入”。外挂模式的激励强度通常较弱，但其政治可行性和行政成本较低。
中国的“按效付费”改革在方向上是朝向**深度嵌入**的：将绩效变量写入污水处理服务费的计算公式，使支付本身随绩效变动。但其制度环境与英国或法国不同：中国的特许经营合约大量存量且期限较长，地方政府的合约管理能力和数据核验能力参差不齐，价格调整涉及复杂的行政程序和公众接受度。这意味着，中国的激励性补贴设计不能简单移植嵌入模式的“高强度”，而需要在嵌入深度、过渡成本和信号基础设施之间寻找阶段性均衡。
第五章 设计参数专题：激励强度、基准治理与信号基础设施
5.1 激励强度的适度性：理论区间与实践约束
激励强度过低的制度是“象征性”的：绩效挂钩的金额相对于企业的总收入和总成本微不足道，企业的行为不会因为挂钩而发生可观察的改变。激励强度过高的制度则可能诱发三种扭曲：将资源过度集中于可测指标而牺牲不可测任务、承担过多不可控风险从而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以及在接近绩效上限时进行昂贵的低效投入。
在污水处理场景中，激励强度的适度区间受制于**绩效信号的信噪比**。如果观测到的绩效波动中只有一小部分可归因于企业努力，那么将全部波动纳入支付函数就相当于让企业承担噪声风险。理论上的最优强度与信噪比成正比：信号越“干净”，可承载的强度越高。这解释了为什么“出水达标率”类指标（信号相对干净，外生冲击的影响可被在线监测快速识别）通常比“进水浓度”类指标（受降雨和管网状况严重影响）更适合承载较高的激励强度，而后者需要更复杂的归因调整和更温和的强度设定。
中国地方实践中，激励强度呈现出显著差异。苏州的财政节支约3000万元、长沙的服务费节约约1.1亿元，这些是系统层面的节约，而非单个企业的绩效支付。在合约层面，PPP项目的研究尝试求解“最优激励系数”，但其数值高度依赖于模型假设（风险厌恶程度、努力成本函数、绩效信号的方差），难以直接转化为政策参数。实践的可行路径可能不是追求“最优强度”的精确计算，而是建立**强度的可调整机制**：在试点期采用温和强度，积累绩效数据后估计信噪比，再逐步校准，同时设置总支出的上下限以防止极端结果。
5.2 基准治理：对抗棘轮效应的制度设计
基准治理是激励性补贴长期可持续性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设计维度。如果基准设定不当，制度可能在初期产生改善，但在中期退化为博弈。
棘轮效应的根源是**基准的信息基础**。当监管者使用企业的历史绩效来设定未来基准时，企业知道今天的改善会成为明天更高的门槛。破解这一困境的路径有三条。
**第一，同行基准（yardstick competition）。** 将企业的绩效与同类企业的分布进行比较，而非与其自身历史比较。绩效改善的奖励基于企业在同行中的相对位置，而非绝对水平的提升。这消除了“改善抬高自身门槛”的关联，但要求有足够多的可比企业和统一口径的数据。英国ODI的“几乎全部为共同绩效承诺”的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同行比较的基础。中国的大数据条件在技术上支持同行基准，但需要建立跨区域、口径统一的绩效数据库。
**第二，技术基准与行政标准的分离。** 将支付所依据的绩效基准锚定在技术标准或规划目标上，而非动态调整的历史绩效。例如，以“进水BOD浓度达到某一规划目标值”作为支付条件，该值由规划过程确定，在合约期内保持稳定，而非每年根据实际表现上调。这牺牲了对“持续改善”的边际激励，但换取了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第三，基准的固定期限与周期性重设。** 设定一个3—5年的基准周期，周期内基准不随年度绩效调整，周期结束后基于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和成本变化进行重设。周期内保留改善奖励，周期转换时对基准进行透明、可预期、可申诉的调整。这一安排需要在合约中预先规定重设的方法学，而非留给事后的行政裁量。
5.3 信号基础设施：绩效数据为什么难以可信
激励性补贴的整个大厦建立在“绩效可以被可信地测量”这一假设之上。如果数据可以被操纵、归因可以被争议、核验缺乏独立性，那么再精巧的支付公式也只是在不可靠的输入上运行。
中国当前信号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是结构性的。进水BOD浓度的达标判定需要24小时混合样，但监测点位的覆盖密度和采样规范性在各地差异显著；工业废水占比超过一定比例时需要适用特殊规则，但工业废水的来源和负荷在管网中难以精确追踪；管网液位、沉积状况等过程性指标缺乏标准化的监测手段。研究中指出的“监测点位不足、数据质量参差、工业废水冲击的随机性以及跨区域可比性有限”，正是信号基础设施薄弱的直接表现。
信号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仅靠增加监测设备。它需要三个层面的制度投入：**监测的标准化**（统一的采样方法、监测频率、数据格式和质控规则）、**核验的独立性**（第三方核查、交叉验证、数据审计，而非完全依赖企业自报）、以及**数据的可追溯性**（从原始读数到支付金额的计算链条可被独立复核）。这些投入不产生直接的“资源化”或“处理”产出，因此容易在预算竞争中被边缘化，但它们是激励性补贴的**固定成本**——没有它们，可变支付就无法可靠地执行。
5.4 归因规则的操作化：从原则到公式
归因规则的设计目标是在“保护企业免受不可控风险”和“防止企业以不可控为借口”之间取得可操作的平衡。原则是清晰的，操作化则需要具体的公式和程序。
一种可行的操作化路径是**基线调整+事件豁免+残差分担**的三层结构。**基线调整**：在合约期初，基于历史数据和降雨—入渗模型，为每个考核单元设定一个“正常条件”下的绩效基线，并在每年根据实际降雨量、地下水水位等外生变量对基线进行透明的公式化调整。**事件豁免**：对于超出一定量级的外生冲击（如特大暴雨、工业事故性排放），启动事先约定的豁免程序，暂停或调整该期间的绩效判定，但豁免的触发条件和举证责任需要在合约中明确。**残差分担**：对于无法归因于企业努力也无法归因于明确外生事件的绩效波动，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按预定比例分担后果，而非全部由一方承担。
这三层结构的共同前提是**合约中事先写入归因方法学**，而非在争议发生后进行个案谈判。事先写入的规则未必完美，但它提供了可预期性和可申诉性，而这正是长期激励关系的基石。
第六章 负面效应与制度风险
6.1 监管俘获与信息不对称
激励性补贴扩大了运营主体的信息优势。当支付取决于企业报告的绩效数据时，企业有动机也有能力在数据的生产环节施加影响。如果监管者缺乏独立的测量能力和数据核验资源，绩效付费可能退化为“企业自报、监管者认可”的形式，激励效果被信息不对称所吞噬。葡萄牙水务的研究明确指出，当前的补贴政策“缺乏透明度且不与绩效结果挂钩，削弱了促进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努力”，并呼吁“实施基于绩效的补贴分配标准，无论受益者或提供者的身份如何”。这一诊断具有跨制度的普遍性：信息不对称不会因为引入了“绩效”变量而自动消失，反而可能因为绩效数据的复杂性而加深。
6.2 “好学生易受影响、差学生躺平”的分化风险
绩效付费的一个非意图后果是可能加剧企业间的绩效分化。绩效较好的企业面临的改善空间较小，而基准如果被设定在较高水平，其进一步的边际努力难以获得奖励；绩效较差的企业则可能发现，在现有资源和管理能力下，达到基准遥不可及，从而选择“躺平”——接受扣罚，维持最低合规水平。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好学生易受影响、差学生躺平”的分化风险。
缓解这一风险需要**差异化的激励结构**：对绩效领先者设置“创新奖励”或“标杆奖励”，承认其在不可测维度（如管网预防性维护、韧性建设）上的投入；对绩效落后者设置“改善通道”，将支付与相对于自身基线的改善挂钩（在控制棘轮效应的前提下），而非仅与绝对标准挂钩。差异化的代价是规则复杂性的上升，但统一的规则在异质性企业中往往产生系统性的不公平。
6.3 投资挤出与短期主义
绩效付费的考核周期通常为年度或季度，而城市水务的许多关键投入——管网更新、资产韧性、气候变化适应——的回报周期在十年以上。如果绩效指标过度偏向短期可测的产出，运营主体有动机压缩长期投入，将资源转向能在当期考核中产生可见改善的活动。这与多任务模型的理论预测一致，但在水务行业具有特别严重的后果：管网资产的退化是渐进的、沉默的，其成本要到多年后以爆管、内涝或高昂的紧急修复形式显现。
对抗短期主义的制度工具包括：在绩效指标库中纳入**过程性指标**（如预防性维护计划的完成率、管网巡检覆盖率、修复工程的质保期表现），降低其财务激励强度但保留其考核权重；设置**长期绩效储备**，将一部分支付延迟到较长周期后根据资产状况的独立评估结果发放；以及将资产健康度纳入特许经营续约或扩展的条件，使长期表现影响企业的市场机会而非仅影响当期收入。
6.4 财政承诺的可信性
激励性补贴的另一个脆弱性是财政承诺的跨期可信性。绩效奖励的支付依赖于地方财政的拨付意愿和能力，而财政状况可能随经济周期和政策优先级的变化而波动。如果企业预期“绩效好了也未必拿得到钱”，激励效果就会在事前被削弱。
长沙将管网运维费纳入污水处理成本、以经营性资产为基础获得融资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是用**资产和收费权的制度化**来替代纯粹的财政承诺。当绩效支付与一个稳定的收入流（污水处理费）绑定，而非与年度财政预算竞争，其跨期可信性显著提高。这一经验的普遍含义是：激励性补贴的资金来源应当尽可能锚定在**服务收费或专项收入**上，而非一般公共预算，以减少政治周期和预算竞争对激励合约的侵蚀。
6.5 社会公平维度：谁为绩效买单
激励性补贴的分配效应需要被正视。绩效奖励的资金最终来自水费用户或纳税人；绩效扣减的受益者是用户（通过返还或价格调整）或财政。如果绩效改善的成本通过水价上升转嫁给用户，而改善的收益（环境质量、水资源可持续性）由更广泛的公众分享，就可能产生**成本与收益的错配**。
英国ODI的设计将激励后果直接纳入客户账单，使“谁为绩效买单”变得透明，但也使水价可负担性问题更加尖锐。中国的按效付费改革在目前阶段更多体现为财政节支（苏州3000万元、长沙1.1亿元），尚未大规模转化为水价变动。但随着改革深化，绩效支付的资金来源和分配效应将成为不可回避的政策议题。公平性设计需要回答：绩效奖励是否应设置相对于企业收入的上限？扣减是否应考虑企业的可承受能力而非仅考虑绩效缺口？改善的收益在用户、财政和环境之间如何分配？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完全由效率逻辑推导，需要公共协商和明确的分配原则。
第七章 “十五五”展望与政策建议
7.1 从“挂钩指标”到“建设基础设施”：重心的转移
“十四五”期间激励性补贴改革的成就在于确立了“按效付费”的方向并形成了可辨识的地方经验。“十五五”期间的核心任务不再是扩大挂钩指标的范围或提高激励强度，而是**建设使挂钩可信运行的制度基础设施**。这包括：统一的绩效监测与数据核验标准、跨区域的同行绩效数据库、归因方法学的标准化、以及第三方核查能力的培育。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扩大挂钩范围只会将更多的支付建立在不可靠的信号上，增加争议和博弈的空间。
7.2 分层激励结构：可测性、可控性与激励强度的匹配
基于多任务理论的政策含义，激励结构应当按指标的可验证程度分层设计，而非对所有指标施加统一的挂钩强度。
**第一层：高可验证性、高可控性指标**（出水达标率、在线监测的污染物浓度、设备可用率）。这些指标信号干净、归因相对清晰，可以承载较高的财务激励强度，采用连续型或混合型支付。
**第二层：中等可验证性、部分可控指标**（进水BOD浓度、污染物削减量、管网液位）。这些指标受外生因素影响显著，需要基线调整和归因规则，激励强度应适度，并设置豁免和分担机制。
**第三层：低可验证性、长期性指标**（管网资产健康、应急韧性、污泥长期环境安全）。这些指标不适合高强度短期财务激励，应以过程性标准、独立评估和长期绩效储备来治理，同时将其纳入续约和扩展的资格条件，使长期表现影响企业的市场机会。
7.3 存量合同的过渡规则：避免“激励真空”
存量合同衔接是当前最紧迫的操作性任务。建议在合约修订中采用 **“附加条款+过渡期补偿”** 的组合：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将按效付费的核心指标和支付规则附加到既有合同中，而非要求全面重新谈判；在过渡期内，对因配合管网提质而导致水量下降的企业，设置基于“基准水量—实际水量”差额的部分收入保障，使企业不因做正确的事而受到财务惩罚；对绩效改善带来的财政节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按约定比例分享，使“好学生”在过渡期也能获得正向激励。过渡期的长度应与管网改造和绩效数据积累的周期匹配，避免无限期延长“双轨制”。
7.4 同行基准与棘轮效应的制度解
建议在“十五五”期间逐步将绩效基准从“企业历史绩效”转向“同行分布+技术标准”的混合锚定。具体路径：建立覆盖主要污水处理厂的年度绩效数据库，按工艺类型、进水特征和规模分组，计算同行分位数作为相对绩效的参照；支付规则中对“绝对改善”和“同行位置”给予不同的权重，降低对自身历史改善的依赖；基准的周期性重设采用事先公布的方法学，以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和成本变化为依据，而非基于个别企业的表现。同行基准的引入不能消除棘轮效应，但可以将“改善抬高门槛”的关联从企业自身转移到行业整体，大幅降低其对个体激励的扭曲。
7.5 信号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
绩效数据核验系统应当被明确认定为**激励性补贴的固定成本**，由公共财政专项投入，而非从运营企业的服务费中列支或依赖企业自建。投资重点包括：污水处理厂和关键管网节点的在线监测标准化、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资质认定与轮换制度、数据平台的可追溯性设计、以及归因方法学的官方指南和争议仲裁机制。这些投入的规模远小于补贴本身，但它们决定了补贴是“买到了绩效”还是“买到了报表”。
7.6 结语：激励性补贴的限度与条件
激励性补贴不是万能工具。它能够改善那些**可以被测量、可以被归因、且企业有空间通过努力改善**的绩效维度。对于不可测量或不可归因的维度，它可能产生转移资源的副作用。对于企业没有改善空间（技术上限、资金约束、外生条件极端不利）的维度，它可能退化为惩罚。
因此，激励性补贴的合理定位不是“替代”传统的成本补偿和资本补助，而是**叠加**在其上的行为引导层。基础的服务成本回收和资产更新资金仍然需要稳定的财政或收费来源；激励层的作用是在此基础上，将边际决策的方向从“多处理水”扭转到“高效削减污染物、主动维护管网、为长期韧性投资”。
中国城市水务的激励性补贴改革已经走过了“确立方向”的阶段。下一阶段的挑战是技术性的、制度性的和分配性的：让信号可信，让基准可持续，让过渡期公平，让绩效的收益和成本在社会各群体之间得到可接受的分配。这些挑战的解决不依赖于更高深的理论，而依赖于对细节的持续投入和对制度条件的清醒认知。
参考文献：
1.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激励性监管政策与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研究报告——从“按量付费”到“按效治理”的制度设计，water8848，2026年10月。
2. 城市水务行业激励性政府补贴政策设计研究报告——基于激励相容视角的系统分析，water8848，2026年10月。
3. 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按效付费经验做法（第一批），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6年9月。
4. 中国水务一体化改革现状、问题和对策建议行业研究报告，water8848，2026年10月。
5.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20250065号提案的答复，2025年8月。
6. 污水处理“厂网一体、按效付费”改革创新实践案例丨长沙市，2026年4月。
7. Ofwat, In-period ODI determinations 2025-30.
8. Ofwat, Written questions and answers / ODI threshold protection.
9. Oxera, Calling time on the approach to performance incentives in water, 2026.
10. Main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ean Water State Revolving Fund Federal Fiscal Year 2026 Intended Use Plan, 2026.
11. 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priority under the Environment Programme provides over €180 million for water sustainability, 2026.
12. European Parliament, Answer given by Ms Roswall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001182/2026.
13. Melun Val de Seine, La performance constitue un des 3 volets de la part variable de la rémunération du délégataire.
14. 岐阜県瑞穂市，合併処理浄化槽の普及が進んだ区域の汚水管路整備における水洗化促進の取組.
15. 内閣府経済財政諮問会議資料，下水道事業の経費回収率目標，2025年12月.
16. EY, 上下水道事業における広域連携の課題と最新の経営改革策，2026年5月.
17. Portugal water sector subsidy policy analysis, Scilit.
18. 彭颖等，按效付费绩效考核体系试算研究，2025.
19. 赵春来等，污水收集处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25.
20. 污水处理PPP项目激励机制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22.
21. 苏丽敏、岳红伟，《水环境治理PPP项目绩效激励机制研究》.
22. GB/T 46725—2025《协同降碳绩效评价 城镇污水处理》.
23. 财政部2026年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188亿元，2025年12月.
24. 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244亿元支持长江沿线污水管网建设.
25. 广州水投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KPI：供水管网改造长度），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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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排水管网漏损智能监测与精准管控技术
4、AI大模型在水务调度、水质预警、运维巡检中的应用
5、水务数据中台建设、数据治理与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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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二次供水智慧化改造、水质在线监测与风险管控
8、智慧水务项目建设模式、投资管控与运维长效机制
9、物联网感知、新一代传感设备在水务场景落地应用
10、智慧水务建设难点复盘、典型项目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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