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随着大量人口向城镇聚集，水资源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短板。
在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不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缺水严重，一些中小城市也面临缺水问题，这就形成了水权交易的土壤。
通过水权交易，一些水资源富集地区可以将多余的水资源转让出去，既解决了缺水地区的燃眉之急，又给当地带来收益，这在国际上都有先例。
然而，这看似简单的解决办法，在中国却面临诸多难题。近些年来各地进行的水权交易尝试，在专家看来并非真正的水权交易，充其量只是水量转让。
但是，随着人口、产业向城市聚集，随着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影响越来越大，而各地的水量转让也越来越朝着水权交易方向迈进。
地方水权交易探索
300年前，清朝大臣年羹尧在甘肃张掖黑河设立“均水制”，规定官员不从者罢官、百姓抗拒者杀头。“均水制”将黑河流域水资源的使用权进行分配，化解上下游之间的用水矛盾，一直延续至今。现在黑河中游的张掖市，年均向下游内蒙古额济纳旗输水9.5亿立方米，剩余的水量就是张掖全市的水权总量。
“水权是个很大的概念，在中国水是属于国家的。年羹尧推行的‘均水制’就是由国家来分水，上中下游分多少流量，然后派兵去管。”中科院院士、原中科院兰州分院院长程国栋告诉记者，水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不一样，这种做法将使用权分了下去，实际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水权。
当然，这种水权的划分其中并不涉及水权的交易，只是通过行政措施来实行，没有市场化的交易。而2000年浙江省义乌市和东阳市之间的水权转让，则被称为中国水权交易的破冰之举。
由于缺水和水污染问题，当时义乌市水资源总量远远满足不了当地需求，相邻的东阳市则拥有横锦、南江两座大型水库，水资源比较丰富，因此两市签订了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义乌市一次性出资2亿元购买东阳市横锦水库每年5000万立方米水的永久使用权，但水库所有权不变。
这虽然被视作是中国水权交易第一案，但很多专家认为这并非真正的水权交易。
“水权交易是所有权发生转移，东阳和义乌是水量交易，不是水权交易。”原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的水资源所有权归中央政府，省市区都没有水权，自然也不存在水权交易。
“义乌和东阳所谓的水权交易，根本不牵涉水权，因为国家没有允许，水并不是东阳所有的，没有法律依据。”中国环科学会环境法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西安交大法学院教授胡德胜认为，这更应该称为水工程服务交易，从东阳供水到义乌，除了管道铺设、维修等工程服务，还有水库运行、维护服务，义乌支付的主要是这部分费用。
虽然义乌和东阳的水权交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水权交易，也没有法律依据，但水利部等相关部门并未叫停此类行动，在此之后还有宁夏、内蒙古等地的水权交易探索不断出现。水利部也曾希望在水权方面进行突破，但受制于《水法》限制，难以进行下去，从中央层面进行推动阻力太大，地方的探索也就更有意义。
在宁夏和内蒙古的水权交易探索中，与义乌-东阳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跨行业水权转让。
宁夏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段庆林告诉记者，在沿黄河地区有很多农业区，历史上大部分用水指标都分给了农业，这些年能源化工行业发展起来，对水量的需求很大，为了获取更多的用水指标，开始与农业区展开水权交易。
在宁夏、内蒙古能源化工产业发达地区，企业帮助灌区农业进行节水改造，节省下来的用水指标就可以转让给能源行业。当然，这也不是真正的水权交易，而是用水指标在不同行业间进行了转移。但是，宁夏和内蒙古的水权转让做法得到了水利部的认可，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前往考察，并将两地列为试点。
水利部曲线推进水权
“水权是什么，法律没有明确定义，谁来管理也不知道。”原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国真正的水权交易是不存在的，现在都是在做水量交易，要进行水权交易就得修改《水法》。
现在的《水法》是2002年修订过的，当时并未将水权概念纳入其中，因此水利部要推进水权交易就遇到了法律问题，国家机关要依法行政，法律没有规定就不能做。
“现在中央政府对于依法行政越来越强调，没有法律规定，由全国人大授权或地方人大立法也可以。”许新宜说，做些试点和研究是可以，但不能真正推进水权交易。
这也是水利部原来打算推行水权分配管理办法但中途夭折的原因。后来把水权改为水量，出台《水量分配暂行办法》，而水量分配在水法上是有规定的。水量和水权自然不同，水量分配涉及的是政府对政府，而水权则要落到用水户身上，是公对私的。
有专家告诉记者，以前水利部想大力推水权，但遭遇障碍，现在虽然没有再提水权概念，实际上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推进。
2011年，水利部制订《水量分配工作方案》，对全国各地用水指标进行了明确。根据这个分水方案，到2015年将用水总量控制在6350亿方以下，2020年控制在6700亿方，2030年控制在7000亿方。此前，七大流域中只有黄河流域有明确的分水方案，其他各大流域几乎没有。此次明确各省的用水总量之后，各省又层层分解，将水量分配到市县区。
水量分配之后，意味着水事权力的下放，虽然其中不存在权利的转移，但只要地方政府不突破用水上限，怎么用水，用来干什么，都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除非向中央要资金中央才管得上。如此一来，地方政府也可以进行地区间水资源使用权的转让。
水量分配与水权交易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行政手段之上，而后者则是基于市场化原则。不过，水量分配之后水量转让会进一步活跃，倒逼水利部改革，而改革就得从修改《水法》开始。
接近水利部的人士表示，目前并未看到有任何修改《水法》的迹象，也许以后随着形势的需要，才有可能修改。
不过，水权交易并非解决水问题的灵丹妙药，在澳大利亚、美国这些水权交易制度完善的国家，真实发生的水权交易数量并不多。
澳大利亚的墨累达令河水权交易是世界水权交易的经典案例，这条流域经过的地区大多是干旱地区，因此在自身水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进行水权交易的就很少。
中国环科学会环境法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西安交大法学院教授胡德胜告诉记者，墨累达令河流域有的州甚至制定法案禁止将水权转让给别的州，因为这牵涉到本州人民的利益。
在水量短缺的情况下，由于大家都缺水，水权交易反而不会太多，而水量丰富的地方更不用水权交易。不过，中国南方虽然水量丰富，但很多河流严重污染，不适宜饮用，这就造成另一种缺水。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兰州分院原院长程国栋表示，这也是水权交易在义乌等南方地区能开展的原因，而去年上万头死猪漂进上海水源地也凸显了这种水质型缺水的严峻。
在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短期内难以减速的情况下，随着人口产业的聚集，水量短缺和水污染造成的水质性缺水问题将越来越突出，而水权交易虽然难以真正实现，但通过用水指标转让这种市场化手段，也能实现部分水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曲线救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