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在“2020(第十八届)水业战略论坛”上，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兼副秘书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委会副秘书长、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金海年，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经济展望，千年大变局”的主题演讲。

金海年

中国经济大转型

金海年表示，在经济大转型时期，有很多短期突发的事件，使得经济形势很难预料，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会发现这些规律都是有章可循的。而且无论是“黑天鹅”事件还是“灰犀牛”事件，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规律的，只不过是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而已。

中国GDP增速近10年变化

在本次论坛上，金海年对“新常态”进行了解读：“新”说明不是周期性的，是以前没有过的;“常”意味着不是短期的，可能会持续10-30年;“态”说明不是单一因素，包含综合的结构性因素。同时，金海年还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转型的关键期，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挑战：1、增长的可持续性、充分性与转型困境;2、美好生活理想与不均衡现实的矛盾;3、环境与发展的悖论;4、改革的“深水区”;5、全球化危机。

金海年还从春秋战国至今，从美日欧与中国的对比，在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区域结构)、消费结构(收入水平)转型期四个方面，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并总结归纳出我国经济的发展规律。

人口结构转型期

中日美欧人口占比情况

2000年之前，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不但低于美国和欧洲，甚至比严重老龄化的日本都低，从全球200多个经济体的数据分析，劳动力少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低，劳动力占比跟经济增速没有显著计量关系。劳动力占比高的，像非洲是没有什么增长的，所以根本上的决定因素还是源于我们的文化和制度，最根本的是制度因素，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我们的制度，才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产业结构转型(量与质)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速

纵览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当第三产业超过60%的时候，包括美国、日本、德等国家的经济增速无一例外的都下滑到了6%以下，超过70%时则下降到5%以下。对于目前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增速放缓，是由于原来的增长双引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变成单引擎(第二产业需求饱和，只剩第三产业)导致的，虽然创新将带来经济新动力引擎的转型，但其规模还不足以弥补第二产业饱和造成的空白，我们能不能从原来追赶式的增长转向自主创新的推动增长，包括绿色发展引领的增长，还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就业方向，成为吸纳就业人口劳动力主要的来源，而且它带来的居民收入水平最高。如果中国将来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更多的中产阶级，一定主要是来自于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要完成从劳动力密集型到智力密集型的产业转变。

城镇化(区域结构)转型期

战国到唐宋清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变化

根据有关学者的估算，战国时期的城镇化水平(16%)与建国后1956年的水平相当，远高于清朝时候的6.9%，从元朝到清朝，城镇化发生了严重的持续倒退，从经济结构角度看，对中华文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日本和美国的城镇化与其工业化同步发展，都经历过从30%到70%之间的高速发展的过程，高速发展不仅是数量的变化，更是从城市化到都市圈形成的过渡。

中国城镇化高速阶段的后半程：城市化è城市带集群化(都市圈)

中国若要完成70%的城镇化，14亿人至少有10亿人要生活在城市，至少需要10个以上的大都市圈才能容纳，不可能都聚集在北京或者上海、深圳，一定需要有多中心的发展，需要实现中国区域均衡的发展。

消费结构(收入水平)转型期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结构

21世纪以来，中国人均年消费额已经从原来的几千元到现在的两万多元，食品支出金额已经稳定，比例不断下降，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支出在不断，因此我们的产业、企业肯定也是要面向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提供相应的服务。

中美博弈

中美贸易结构

中国出口到美国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有很大的互补性，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零配件、小产品、特色产品为主，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以飞机、汽车等为主。往往中间品更多是从中国到美国，成品又从美国到中国，中美在产业链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分工、相互依赖的结构。但中美的相互竞争也在加剧，金海年认为中美博弈将主要聚焦于四大核心领域：一是企业与产业链;二是科技与人才(市场技术与学术);三是能源矿产等资源;四是政治与军事博弈。中美力量的再均衡将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金海年表示，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虽然很多中国企业已经进入到世界五百强，但海外市场占比并不高，中国的企业还没有真正实现全球化，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华为作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代表，海外的市场超过了50%，但是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要崛起，未来一定是要面向全球，需要成百上千个华为，足够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出现，受国际打压的可能性和影响都会大大下降。

疫情短期冲击与长期影响

金海年认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分为短期(2个月以内)、中期(3-5个月)、长期(6-12个月)三个层面。除了短期的冲击以外，仍然对很多行业有长期的影响，甚至是一些永久性的改变。总体来说，此次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及压力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造成第1季度：负增长，-6.8%;第2季度：有空间，-3.5%~0%;第3季度：可恢复，4%~5%;第4季度：需发力，6%~7%;全年：0%~1.5%(低于1990年3.9%，1978年以来最低增速)。由于疫情对国际交往影响严重，国际经济形势也是雪上加霜，下滑严重，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风险在加剧。

产业变局

分析趋势的SEI框架(经济∩科技∩制度)

分析产业未来的趋势，需要同时考虑经济规律、制度因素和科技发展这三大方面的因素。

如果只看政策制度方面，可能因不符合经济规律而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同样如果只看经济规律，国家政策不允许也是不行的。作为未来趋势分析的框架，把科技、经济、制度政治的因素合并一起研究，中间的交集就是未来的趋势和机会。既符合科技发展的方向，又符合国家政策引导的方向，还符合经济规律，就会找到最持久、最有潜力的最佳机会，包括水业这些生态环保方向。金海年认为，经济与金融的本质是由资本推动创新，由经济普惠大众，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正是源于创新突破。

绿色发展

金海年从经济学角度把绿色发展分成了三个层次，一是对人类健康有影响的方面;二是对生态系统有影响的方面;三是对资源的可持续性有影响的方面。这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意义，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商业模式和机会。

既要发展，还要绿色!

金海年认为绿色发展，对于污染的产生与治理，责任不在消费者，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应该被压抑限制，它反而是我们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源泉。我们应该从供给侧来解决，消费者要开大车，我们就提供一个更清洁的车，在发动机环节、在燃油环节解决问题。从供给侧来解决消费者需求，这才是最根本的发展之道。

最后，金海年谈到，谁污染谁付费，应该进行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税收体制改革，多污染多排放就多交税，以税收成本推动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改变，倒逼选择更清洁的治理技术，从而达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