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凯军老师少年成名，在科研上卓有成就。特别是，他和中国第一代环保工作者一起工作，经历了中国环保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去年值王凯军老师60岁生日，在弟子们的一再要求下，他开始陆续回顾从业以来的经历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口述了《环保回忆录》。绿茵陈和高嵩团队等一起，有幸记录整理相关内容。

　　昨天(5月17日)恰逢北控水务(中科成)成立二十周年，征得王老师同意，挑了相关的一个片段，以飨读者。

　　水解酸化

　　如今，在水处理领域，水解酸化工艺是行业通用知识的一部分并具有相应的设计标准和规范，是难降解工业废水、医药化工废水、染整废水的工艺标配，已应用到了上百个城市污水、几千个工业废水的处理项目中。

　　但很少人知道，这是一项少有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造。

　　水解酸化是王凯军于1987年首次提出的工艺概念。在中囯城市发展初期，大量工业设施使城市污水可生化性越来越低，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则远远不满足高投资、高耗能污水厂的建设需要。水解酸化的横空出世，成了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

　　01 在应用中继续创新：我们开发出改良SBR工艺

　　1996年后，从现有技术短板及现实需求出发，我们尝试通过技术改进来提高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效率、降低投建运营成本。

　　我们开发了一项“改良SBR”工艺，取名为“内循环交替式的活性污泥法”，即AICS工艺。AICS工艺主体是一套内循环、交替式的四沟曝气池，通过两个措施改善了问题：一是把中沟加大提高池容利用率，二是增加“内循环”系统改善污泥均匀性——在边沟上加一个水下推进器，把污泥迅速推到中沟来，使各池中的污泥浓度基本相当，有效缓解三沟交替式运行带来的污泥分布不均匀问题。由此计算得出的池容利用率达到71%，相比之前提高了20%左右的池容利用率。

　　水解酸化叠加AICS工艺，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把握和信心。使我在城市污水大发展时期“通过项目示范、进而推广全国”的雄心愿望又开始萌发。

　　阿克苏污水处理厂项目是在1998年左右落地的，是我的研究重点从厌氧回到水解之后，亲自做的第一个大的工程。阿克苏工程规模6万吨，采用水解－改良SBR（AICS）工艺，工艺水解设计为两个系列，每个系列水解池处理3万吨/日，在水解池后接一个曝气池。

　　阿克苏项目之后我们更有信心“项目示范、推广全国”，这个项目首先解决水解池的大型化放大问题，曝气池本身的放大不是问题，这样水解-好氧工艺应用在10万吨以上的技术瓶颈就解决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是AICS工艺首次应用，是从理念直接走到生产规模，没有经过小试和中试，这是阿克苏项目的意义所在。

　　在这之后，我们用水解技术做了多个城市污水项目。对照这个梦想，项目示范做到了，推广全国还差点意思。

　　当然，作为一个技术专家，我的技术兴趣马上就开始转移。依靠我个人不可能完成在全国污水处理厂的大规模推广。我不断向企业界推介这一技术，很快等到了合适的人。

　　02 遇到知音：从技术和商业模式两方面启发胡晓勇

　　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胡晓勇通过当时的全国科协副主席高潮先生找到我，拉着他和我见面。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是在友谊宾馆，胡晓勇说他从商多年，现在想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谈了几次，每次都挺长时间。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和胡晓勇有多次合作经历，城市污水、城市污泥焚烧、海水淡化等等。他是我在行业中非常佩服的一个人，他有非常敏锐的商业推断能力，具备把复杂的技术问题简单化的能力，同时又有很强的决策和执行力。

　　城市污水的合作，当时有两个契机，一是环保部正在倡导把城市污水处理的吨水造价成本降到800块钱以下；二是我之前和龙净环保的掌门人周苏华先生策划龙净进入污水处理领域时，有一些商业模式方面初步的想法，但没有落地，这些想法现在可以很好地用到胡晓勇身上。

　　除了工艺情况、技术特点外，我和胡晓勇重点谈了两个观点。

　　第一，企业做环保项目不要跟大的市政设计院合作。我说，各大市政设计院的定位是给国家干活，有自身的利益取向，不是为企业服务，与企业的价值取向不一致。市政设计院出的项目，通常造价都做得很高，在当时的情况下，吨水造价高达1500-2000元。

　　和胡晓勇谈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BOT模式，我分析污水处理厂真正实质的投入不用那么多。

　　我给他举了个例子：一个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如果跟我们（指当时的北京环科院）合作，由于我们的技术优势，不到1000元/吨的投资就可以做下来，这样看起来总体需要不到一个亿的投资。而这一个亿投资，实质上只要有3000万就可以。为什么只需要三分之一呢？这还是从我之前自己下工地、搞建设的经验中得到的启发。

　　上世纪90年代时，国营建筑企业分一级、二级、三级。当时没有计算机做预算，都是用拓蓝纸，做好后在预算表最后部分盖上一个方章，是每个施工队都有的长条章，叫“法技劳”——法定利润、技术装备费、劳保支出三部分的固定成本。一级企业大概33%，三级企业31%。也就说预算中有三分之一是企业利润，这意味着1个亿的投资中，有三分之一的钱可以不花；另外还有三分之一是付给施工队、设备供货方的钱，可以等工程后期再给。出乎我意料，这个分析，被后来的北控用到了极致。

　　2010年，我和胡晓勇在北控十周年活动上

　　03 胡晓勇创业史：塔子坝污水处理厂的建成与神奇的371

　　其实那时候，胡晓勇的兜里只有几千万的资金。他的判断力在我们的合作中起了第一次作用。

　　他对于我这套技术比较信任，说干就干，用他从商挣的钱在四川省一个当时还不为人知的绵阳市，与九院（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立了合资公司中科成，开始了第一个项目。根据其公司资料，中科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17日。

　　虽然这个公司和地方当时寂寂无名，但是公司在建立之初有三名核心风云人士，现在都是水业巨头。除了原北控水务掌门人胡晓勇之外，另一个是侯锋，当时在九院一个环保所当所长，现在是中国水环境的掌门人；还有一个人是现在北控水务总裁周敏，周敏此前在浙江一个县里的银行工作。

合资公司搞起来以后，第一个项目是绵阳塔子坝10万吨污水处理厂，我们北京市环科院承担他们的设计，用的就是水解-AICS工艺。

　　绵阳当时已建有10万吨/日规模污水厂一座，外国政府贷款项目，投资1.5亿元；拟在原址二期扩建10万吨/日规模污水厂，场地非常紧凑，要达到20万吨/日处理能力；中科成拟对一期污水处理厂采用TOT方式收购，采用BOT方式建设二期污水处理厂。公司只有9000万元，当时BOT模式刚刚开始，还没有盛行，融资渠道不通畅。

　　这就是当时中科成第一个市政污水处理项目面临的状况：没钱、没地方、没融资渠道。找大公司做，不会少于1.5亿。但我说找我们做，按我讲的方式，能把钱省下来。

　　最终，二期工程采用BOT模式，采用我们的水解-AICS工艺。这个技术帮胡晓勇实现了：占地面积省，剩余污泥量少，最为关键是运行成本可降低20%左右。

　　我们在现有污水处理厂的边儿上，就用一期剩下的一条儿绿地，建成了10万吨/日规模的污水处理厂。比它原有的地方小得非常多，占地只有52亩，投资也只有8000万。真正实现了我的每吨污水投资少于1000元的承诺。

　　“一期、二期工程对比”

　　建成后

　　对比之下，投资比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低很多，这样他们的战略目标也就达到了。三分之一的钱，这个厂子就能建下来，慢慢收费，靠收费的钱付费，一点一点提高付费比例，后来又把一期的项目TOT下来。在这个基础上带来了中科成及以后北控水务的腾飞。

　　当时他们网站上写着：“为使自身技术、管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比利时……等国的大型环保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与北京环科院……等院校建立了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有效提升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管理水平。”

　　他们把北京环科院列在合作的第一位，也就说明，当时确实是我们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

　　关于这个项目，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这个污水处理厂的门牌号是371，北控水务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代码也是371，即北控水务集团（00371.HK）。

　　创业之初的中科成

　　前段时间我跟北控的人聊天，他们还说绵阳这个厂是他们最盈利的产品，年化收益率将近30%，不到5年就收回了成本。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工艺好，不过后来周敏说，主要是因为合同条款写的好，那个合同是他一次一次地改出来的。

　　随后，有了第二个项目，也在绵阳，规模3万吨，工艺也是我们设计的。

　　第三个项目在北京房山，他们联合我们，投标排名第一。但房山那边说还有6公里管道要建，需要先垫钱，相当于后来的BT模式。胡晓勇当时没钱，且对于大额投资比较保守，就让给了竞标第二名的恩菲。其实这个项目的方案设计我们都给做好了，几年以后胡晓勇非常后悔地说，当时太保守了。

　　中科成的第四个项目在胶州，但在这个项目中，由于胡晓勇在控制成本上太有天赋，给我们的设计费压得太低，我就和我的同事贾立敏商量不再和他合作设计了。后来他请了东北院北京一个分院做的设计，最终方案也拿过来让我看了看是否合理。

　　04 事后思考：外行与行家，胜事谁复论

　　可以说，胡晓勇起步的那几个项目，我们给了他很大的助力。在这之前，他们没有做过一个城市污水项目，我们算是他的启蒙老师。

　　我想，可能也正是因为他之前不在行业，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脑袋里没有条条框框。

　　举个对比的例子。

　　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我和许国栋（时任金源老总）有过我们之间的第二次机场谈话，第一次机场谈话后面章节会提及。

　　许国栋当时表示说要退出城市污水领域，因为没有利润。我说不可能，并且让他下面的人给我发了两个项目（昆山吴淞江工业园区、北京金源经开污水处理厂）的数据资料，我给他分析一下。

　　他要求给他们的技术人员讲一讲，我说技术人员不行，需要管理层的人听。因为，从我和不同设计院、技术同行交流过程得到的经验是：水业的技术界求同容易，存异难，要改变别人的看法，让其接受你的思想非常难。而决策层由于要考虑公司的效益，更容易接受新的技术和想法。

　　回去以后我收到两个案例的详细材料，准备好了PPT，给他们管理层讲了我在金源的唯一一次课。

　　在会议上我给他们提了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不采用传统活性污泥法？现在的延时曝气设计污泥可以稳定吗？SBR是高效工艺吗？并告诉他们：采用活性污泥可以节省50%的投资和能耗，中高负荷可以节省50%投资，不采用SBR可以节省50%投资。

　　我说完各种方法以后，看出来大部分管理层的人都不太同意我的意见，但是碍于面子没说话。许国栋当时就拍板说：我看节省投资20%是有可能的，而仅仅简单的做一些工作可减少10%是有保障的。这说明公司决策灵活人物虽然不很懂技术(许国栋经常自称不懂技术)，但是对于事物的判断往往要比技术人员准确。

　　通过这次交流我初步感到，金源包括后来的中持技术团队非常设计院化，但这并不影响我后来和他们几次成功的合作。

　　许国栋可能听进了我的意见，安排当时的总经理彭锦根聘我为公司顾问，但是不到三个月后，许国栋的主力团队离开了金源。我一直不能释怀的是，彭锦根无辜地持续付了我一年的顾问费。

　　这是一段和金源的小插曲。金源没有尝试的东西，胡晓勇一开始就听进去了，前期他一直按照这些理念在做，也造就了早期中科成的一批元老和运营骨干极强的技术和成本意识。即使后来和设计院打交道，也大多由他们主导，他的人把概念设计做完后才找设计院，设计院基本上只是贯彻他们的想法。
 

　在跟胡晓勇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比之前在主流市政领域推广水解酸化遇到的阻力，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有时候外行反而能做好，因为他掌握大逻辑，大逻辑和大势结合，就不会差到哪儿去了。

　　05 北控水务的崛起

　　到2006年，胡晓勇做到了100多万吨左右的规模，在中国水网评比的“行业十大影响力企业”榜单中，得到了一个席位。2007继续入榜，傅涛称其为新锐。2008年化身为北控水务，到了榜单第三名，自2010年开始至今，一直是位居十大影响力榜首。

　　2007年4月7日，胡晓勇在中国水网主办的水业战略论坛上

　　当时，北京控股集团正想做城市污水业务，所以找了几家新兴企业谈，和胡晓勇很快谈成了。和北控谈判的过程中，胡晓勇又找到我，说希望我代表中科成这一方去北控水务做独董。当时钱志强在北控做水务板块，杭世珺是他们推的独董。所以很长一个时期我和杭总一直是北控的独立董事。

　　其实当时也是中科成相对困难的时期，金融危机影响初现，中科成很难坚持下去，据说几个主要领导都到别的地方领工资上班了。所以后来傅涛说，只有死过一次的公司才能经受住风波。

　　这就是我的水解技术与北控水务前身的故事。

　　现在的北控水务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