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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今天，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云南省反馈督察情况时指出，云南有九大高原湖泊，7个湖泊水质未达水功能区划要求，尤其是杞麓湖水质从2019年的Ⅴ类恶化为2020年的劣Ⅴ类，高原湖泊治理形势依然严峻。
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点名的杞麓湖治理存在严重造假，近期相关责任人也被云南纪委监委问责，高原湖泊治理难推进的背后存在利益输送、消极回避、不敢作为等乱象。
“靠天治湖”、消极回避
早在2016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2018年的“回头看”在云南督察时，就已指出杞麓湖污染治理问题。但当地“靠天治湖”、消极回避的观念根深蒂固。时任玉溪市通海县委副书记、县长马春明说，“从2016年到2019年，杞麓湖污染治理没上多少项目，大家觉得不用太多努力，就可达到目标。”
农业面源的污染占到杞麓湖入湖污染物总量的85%以上，然而通海县连续3年未编制预算拨付一分钱用于杞麓湖的面源污染治理，全县蔬菜种植面积不降反升。
但通海县却将钱用在了应对考核的“政绩”工程上。督察组今天通报，通海县先后投资7.3亿元建设环湖截污工程“截污不治污”，投资4.85亿元在杞麓湖周边建成6座水质提升站从湖中取水，净化后再排入湖；尤其是通过建设所谓的柔性围隔工程，干扰国控水质监测点采样环境，造成水质改善假象。
建设柔性围隔的主意是当时分管玉溪市环保和三湖治理的领导、时任玉溪市副市长贺彬提出的。
“知道你们的敌人是什么吗？敌人都找不到，怎么打仗？你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善‘国考’点的水质。”贺彬曾这样指示治污路径。
贺彬曾任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原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作为专家学者型官员，贺彬被派到玉溪任职后，却利用自己的学术背景和资源，扮演“科研掮客”，在他的“关照”下，造假项目匆匆上马。
入湖排涝站与环湖截污工程、杞麓湖之间均有闸门连通，污水直排杞麓湖，环湖截污工程成为摆设。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摄
政商勾结，专家为造假项目背书
近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的《杞麓湖的呐喊》纪实片披露，污染造假项目建设柔性围隔就是贺彬和不法商人云南聚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中皇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国兵联手为之。
贺彬跟叶国兵相识已久，2012年开始逢年过节叶国兵就向他“表达一下心意”，2020年叶国兵参与的“柔性围隔”上马，还专门给了好处费。“因为多年来一直收受他的礼金，成为他今后工作当中的获取项目的帮凶。”贺彬说。
通过造假造成水质改善假象的柔性围隔。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摄
贺彬指导叶国兵联系南京智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具体方案，协调昆明市环科院提供资质，招标前安排采购材料。整个项目有29名专家背书。
调查人员介绍，参与评审的29人都拿了数额不等的评审费、专家咨询费，出具了“同意”“原则同意”等意见，无一人给出“不予通过”意见或选择退出。“如果专家提出的建议较多，或者不予通过，就会被专家组其他人认为不合群，会被踢出群，以后基本就没有机会参加行业评审。”
调查发现，各类专家都有各自的“小圈子”，如同学、师生、同事关系等，会互相帮衬。还有一些“专家”并无相关资质，临时凑数、救场。
“潜规则就是我们系统伪专家、伪科学泛滥。” 最近投案的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处处长邓加忠说。
在涉造假项目的不法商人看来，“所谓的专家无非更多的是在利益面前，谁给的利益多，他就帮谁说话。”
最近，云南省纪委监委公布了对该起案件的查处情况。该案件中，29名官员被问责，5名企业负责人被留置。
党员干部、商人老板、专家、掮客等围绕一个“利”字，结成利益团伙，相互掩护；而一旦一方利益受损，这一集体便土崩瓦解。
治理长期无“规”可循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今天指出，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但与中央要求和人民期待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
在湖泊治理方面，高原湖泊保护条例要求配套出台保护或利用规划等措施，但云南各州市直至2018年后才集中编制规划，高原湖泊保护利用长期无“规”可循。
铭真高尔夫球场属违法建设项目侵占滇池一级保护区456.68亩，长期违规经营、拒不整改，但昆明市并未依法进行查处。
为了应付督察，球场内临时栽种树苗。4月14日，督察人员请现场陪同督察的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武斌把几棵“树”拔起来。武斌轻轻一拔，就把几根完全没有根茎的枝条从地里拔了出来，场面十分尴尬。5月19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宣布，涉该事件的6名省管干部被问责，武斌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此外，一些地方不敢担当作为，湖泊保护治理系统思维不够，开发强度大。第一轮督察就指出玉溪市九龙国际会议中心违规在抚仙湖一级保护区内建设酒店、别墅等问题，截至此次督察进驻仍未得到有效整改，抚仙湖湖滨岸线和缓冲区缺乏科学规划管控，“边退边进”“民退商进”“景观化治湖”现象突出。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7月15日电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