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健康，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借鉴发达国家污染治理历程，环保企业有信心、有能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用10至20年的时间有效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宏伟目标贡献力量。——《环保企业家就当前环境时局致社会各界的倡议书》
“投资并运行着全国50％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65％的垃圾焚烧设施、13％的电厂脱硫设施。”如今，专业化环保企业已经站在我国污染治理的一线。在他们眼中，环保不仅是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一种使命。对环境保护目前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这些企业家有着表达观点、参与推进环保进程的急迫意愿。
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当天上午，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以下简称环境商会)组织环保企业家代表与“两会”代表、委员座谈。环境商会会长、北京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在会上宣读《环保企业家就当前环境时局致社会各界的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提出了立法、监管、政策等多项建议。
怎么解决综合性环境问题
“从中东部的雾霾挥之不去，到一些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局部地区土壤污染程度加剧。回顾最近10年，各种污染事件层出不穷，污染类型、规模、环境损害等都日趋扩大，空气告急，水源告急，土壤告急。我国环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文一波说。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王毅表示，在讨论环保下一步怎么做之前，首先得对当前的环境形势做出基本判断。“事实是，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已经发生了转型，从单一到复合，从点源到区域流域。大气方面，区域性、复合型的污染问题不断涌现，水的问题更多表现为流域性、复合型污染。”
“此前我们在点源控制、去除单一污染物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技术管理上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坦率地讲，这些解决不了复合型污染问题。在新形势面前，有必要对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划、政策等进行适时研究和调整。”王毅表示，对中国现在的环境问题没有灵丹妙药，无法一招解决。
“只对一两种污染物进行总量控制、削减是不够的，对综合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系列的控制指标和相关治理、保障措施。”王毅指出，比如对雾霾治理，就要对涉及其中的重要污染指标建立总量控制和削减时间表，而且必须要落实到区域。“以行政区划分配减排目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北京把工厂搬迁，可周边燃煤污染同样可以传导过来。”
期待立法监管先行
在《倡议书》中，环保企业家首先呼吁应加快环境立法工作。当务之急是抓紧修订《环境保护法》，以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制定并完善相关环境标准，完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同时，以法律形式保障公众环境权益，扩大公众参与范围，提高公众参与水平，加强环境信息的透明化、环境决策的民主化。
其次，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环境监管部门应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对专业机构、重点行业和重要污染源的监管执法力度。实行部门联动，综合利用财政、税收、金融、限批等手段对环境违法行为予以惩戒。
为推动环保工作切实到位，企业家建议，国家应制定主要污染物减排时间表和重点区域流域达标时间表。力争用10~20年时间，使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基本达到环境容量阈值，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质量实现达标。
对企业家的倡议，王毅表示，应对环境问题，国家层面应有一整套的系统设计。首先要立法，要有科学系统的规划。他强调，不是单一而是区域性流域性的规划。“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划目标有了，然后才是环保技术、产业的问题。要确保法律、政策、规划得到执行，监管到位，环保投资要落实。”王毅同时指出，针对环境问题进入高发期的形势，除了有长期的政策规划，还要有应急措施。“我们需要从过往的环境事故中吸取经验，建立环境应急系统。比如针对雾霾，地方政府不能没有应急措施。”
碳税或可率先突破
“要加快出台环境税，本着先易后难、税费并举的原则，逐步设立和征收。建议目前开征SO2税、NOX税和工业COD税3个税种。”在倡议书中企业家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财税专家贾康的赞同。
他说，任何监管都要考虑成本，因此在承认监管必要性的同时，要找到低成本实现监管的合理路径。“如果算上小微企业，全国现在有4000万个市场主体，应该重视经济杠杆形成的约束力和推动力，这也是一种监管。”
贾康解释说，比如通过资源税改革，让基础能源产品和其他各种产品的比价关系更加合理，让生产、消费主体感觉到能源产品金贵，要精打细算，有内在动力去节约，这比派很多机构、人员去监管更能推动节能降耗。“政府在政策设计时，要注意让大部分企业可以发展，让真正落后的生产力、过剩的产能遭到淘汰。”
贾康说，政策层明确“十二五”要推行环境税改革。这项工作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现有的税种的绿化。比如燃油税就是对成品油消费税的一种改革，通过经济杠杆、信号调整消费行为。二是推出独立的环境税种。比如碳税。“针对某种污染物而对排放主体施加税赋，难度很大，但我们认为这更值得看重并予以推行。”
在企业家提出的环境税种中，碳税可能会率先有所突破。“欧洲的基本经验是掌握企业一年化石能源消费量，然后按照每吨化石能源形成的碳排放核算企业的碳排放量，以此为依据征收碳税，这个框架较为简单。价格可以从较低水平开始，5元~10元每吨，先建框架，让各相关主体对新的机制有一个适应理解的过程。”
贾康说，谁排放得多，就承担更多，这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而且可以帮助生产主体约束排放行为，开发节能降耗的产品、工艺技术，这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经济手段。
“国际经验表明，要把独立的碳税设计为一个双重红利的实现过程。一是把排放主体造成的外部负面效应、社会成本内部化，也就是环境成本内部化。二是如果要开征环境税，就要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赋水平，保持企业总体税赋不变。
投入到底怎样才有效率？
在《倡议书》中，企业家们提出了落实环保投入和强力推行治理设施专业化运营两个建议，均属于促进环境保护与环保产业良性互动的保障措施。
在投入方面，《倡议书》中建议未来10年要确保环保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3％，大致需投入10万亿元，其中各级财政需投入两万亿元，以缓解现有环保投入不足问题。对此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计算。还不一定够。”
文一波也深以为然。他分析说，首先，我国环境欠账多，雾霾、地下水、土壤污染等就是此前环境欠账的集中暴发。其次，我国重化工比重大，污染更为严重。“如果想要遏制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环境投入的比例还要逐步提高。”
文一波同时表示，投入方式的优化比数量的增长有时更为重要。“以前财政对环境基础设施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否发挥了应有的效果，要打个问号。”
文一波介绍说，以污水处理为例，财政资金绝大多数补贴给工程，而工程运营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没有人关心。这就造成大家一窝蜂上项目，把一个小项目费力变成大项目去争取财政资金，结果造成严重的浪费。
“如果财政投入的比例不变，那么方式应该变。应该从鼓励建设转向补贴运营效果或是减排成效。”他表示，要对切实削减了COD、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或是推动流域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的企业或地方，采取补贴或奖励。不但可以切实发挥财政资金的效果，也能催生持续、健康的产业市场。
对此，金州集团总裁蒋超深有体会。他说，现在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财政支持下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但没钱运行，因为污水费收不上来。“难道欠发达地区的污染治理设施就要成为摆设？事实上很多欠发达地区在流域上游，污染得不到治理，会影响整个流域环境问题的解决。”
此前，环境商会和众多环保企业家多年“上书”，建议成立全国性的环境基金，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营进行补贴，专门支持达标规范的运营。
而推行治污设施专业化也是多年来业界呼吁的重点。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谁污染谁付费”，让工业企业无法稳定达标运行的治污设施移交给专业环保企业，这其中当然有环保产业发展扩大市场的考虑，但从客观上，治污专业化、市场化将带来治污效率的显著提升和环境监管压力的纾解。
环境商会副秘书长马辉表示，目前，工业企业大部分都还是自己负责废水、废渣、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现行监管环境下，其运行效果无法保证，各种应付检查、弄虚作假的案例屡见不鲜。即使出了事，处罚力度也缺乏足够的震慑力。
“如果交给第三方专业的环保企业，那么每一个治污项目的运行效果不仅关系到能否拿到治理费用，而且事关运营企业自身声誉，他们有关注运行的内生动力。一旦形成规模，一家环保企业可能会有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项目，从环保部门角度，关注一家环保运营企业，就可以管住众多工业源。”马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