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领导人2013年10月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倡议后，得到许多亚洲国家积极反响。目前中方已经成立了亚投行筹建工作组，加快推进相关筹建工作。

文/张燎（济邦咨询公司 董事总经理）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加杠杆和产能扩大的过程。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正在去杠杆和财政紧缩的泥沼中艰难度日。到2013年，中国经济成功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付出的代价是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严重。当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执政党再次宣示中国将力求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部分重要措施是通过国内经济、政治和司法等方面改革，释放国内需求，激活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这场深刻的变革。

但是，这些是否足够？尤其是面对持续多年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形成的高达3.8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过剩的制造业和工程承包业的产能，中国如何在全球经济版图演进中为本国资本和产能寻找一条可行出路，已然成为迫在眉睫的命题！

基于此，一些智库和研究学者提出了利用中国资本带动消化中国产能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将这个命题分析回答得非常清晰完整的学者。他在2013年1月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应当评估在国家层面积极组织和推动对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可能性……建议把对外基础设施投资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并建立相应的组织和实施框架。”并将此战略与美国政府于二战后的1948-1952年间向欧洲盟国提供的大规模援助计划相比较。美国依据此“欧洲复兴法案”向西欧各国提供低成本长期贷款同时输出战争中积累起来的过剩产能及美国商品，实现了欧洲盟国的复兴和美国经济的顺势扩张。期间，美国给予西欧的经济援助累计达131.5亿美元，这笔贷款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这，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

中国作为兼具头号货物贸易出口大国和国际工程承包大国双重身份的国家，拥有实现工程承包与设备、材料出口相互促进策略、输出中国标准的突出比较优势，更有充裕的资本积累在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国政府有必要在国家战略高度认识这一需求，选准基础设施投资这个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带动中国走出去战略迈上新台阶。

亚投行胎动

如果我们能确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推进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战略意图，实施的方向应该与中国的外交、安全和经济战略相适应和衔接。其中重要的平台是南南合作，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等诸多中国传统战略区域，中国有非常多的战略利益和深度的影响力，是推行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优选方向。这些国家长期受困于基础设施匮乏，吸引资本艰难，经济发展缓慢。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有力抓手，其力度和掌控力将完全改观现有“撒胡椒面”式的以两优贷款为主要形式的国别援助方式。

从区域选择和实施形式创新角度看，针对亚洲的周边国家组建一个多边金融机构，专门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无疑是一个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最现实的优选方案。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亚洲经济总体较快发展，但在发展中也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还不发达，融资需求巨大。区域内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有机会、有条件探讨搭建新的地区性投融资平台，动员更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许多国家反响积极热烈。中国政府责成财政部牵头成立了亚投行筹建工作组。据悉，2014年1月24日，中国与十多个有兴趣的亚洲国家举行了筹建亚投行第一次多边工作磋商会议，就筹建亚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换了意见。一些与会国家明确表示愿作为创始成员参与亚投行筹建多边磋商。中国正在稳步快速推进相关工作，计划于2014年秋季签署筹建亚投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

发挥多边金融机构引导作用

回顾当年，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美国通过财政拨款“援助”西欧各国，作为复兴战后经济之用，受援国必须购置一定数量的美国货，尽快撤除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受援国要接受美国监督，把本国和殖民地出产的战略物资供给美国；设立由美国控制的受援国本币对应基金；保障美国私人投资和开发的权利。

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框架中，我们设想中国将通过新筹建多边金融机构、双边政府协议等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但规定申请使用资金的受援国必须接受一定比例的工程承包、货物设备材料采购来自中国企业。中国还需要配套安排一定比例的无息贷款或赠款，用于特别贫困受援国项目的软贷款支持，以及进行国别情况的研究、规划、机构改革（同样要求中国专业咨询机构承接），从而提高对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决策精准度，带动中国咨询、设计等中介服务业的出口。以此为基础，要求受援国将战略资源作为还款保障提供给中国或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或者将其拥有的战略性要地租借给中国作为还款资金。中国如果掌握了资本输出的主动权，打通了资本回报的路径，在贷款或援助中要求人民币资金必须占一定比例，也就顺理成章，从而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

亚投行如果筹建成功，将是中国首次倡议和主导的一个多边金融组织。此前虽然有倡议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但各个金砖国家的差异性大、政治自主意识强，协调推进难度很大，预计进展尚不及后启动的亚投行。根据现代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经验，一国的经济、防务等硬实力增强后，应该注重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尤其是在多边外交和合作发展中设定恰当议题的能力。中国此次倡议设立亚投行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开始，财政部多年代表中国参加世行、亚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熟悉运作规则，有较好的基础。楼继伟部长相关讲话还刻意强调与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错位合作，说明我们对外交和国际合作中的博弈具有较清晰的意识，亚投行能否成功将视我们后面的努力和国际形势演变而定。

在官方尚未披露亚投行的业务定位之前，我们可以展望其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格局的若干影响途径。

一是提供赠款和无息贷款，对亚洲的受援国提前进行深入的国别研究、资源调查，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协助其进行经济起步或持续增长的规划和政策咨询。其中，交通、能源等经济基础设施将是规划研究的重点。

二是提供受援国优惠的中长期基础设施贷款，成本低于商业银行贷款成本，重点支持投资建设对所在国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但是，要求面向中国企业的承包、采购应占一定比例。

三是推动区域内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促进区域内国家的合作，营造有利于中国施加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基础。

四是国际上鼓励民营部门采用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公私协作）模式投资建设并运营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方式。亚投行应在一开始即设立专门的私营业务部门（类似于世界银行的IFC，亚行的PSOD），帮助受援国利用PPP模式撬动更多的民间资本，其中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PPP投资的资本。

五是与中投公司、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权益性资金形成投贷结合的互补态势，降低区域内基础设施的融资难度，也确保中国企业获得这些中国资金支持下的工程、货物出口订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后，像泛亚铁路、泰国克拉运河、一带一路等亚洲国家翘首以盼许久的巨型基础设施项目，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惠及当地百姓。中国资本的保值增值得以保障，中国企业的产能也可以获得转移及释放。

本文2014年4月发表于《济邦通讯》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