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长达11年建设施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于今年年底正式通水。这条长1277公里的水渠，工程量虽不比长城，但却凝聚着中国人的汗水乃至生命，它隶属当今世界最为浩大的水利工程“南水北调”，是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两千多年前，在中国广袤的疆域北部，中国人用汗水乃至生命，修筑起了迄今为止全人类耗时最长、工程量最大的防御工事：长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你乘坐飞机，一路向北低空飞过中国汉江中游，你可以看见这条白色的渠道，一千多公里蜿蜒，穿越中原，直抵北京。

工程建设的艰辛、水库移民的离愁、移民干部的劳累，酝酿半个世纪的工程蕴含着太多的故事，现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通水在即，全线的终点—北京颐和园团成湖畔，人们翘首以盼，喜怒哀乐将汇成汩汩碧泉。

“我是看着这水，看了一辈子啊。”2014年10月30日，阴天，66岁的李进群站在渠首大坝边上，望着西边汩汩而来的丹江水，他的右边袖子空荡荡，随着风摆动，身后，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上写着：热烈庆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闸通水。

李进群所站立的渠首大坝，正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开端，被称为中线的“水龙头”，只要这里一开闸，来自丹江水库的水，便沿着渠道一路北上。渠首位于河南省淅川县陶岔村，再往西约500米，就是丹江口水库。目前，渠首大坝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随时等候开闸通水。

40余年工程将完工

1969年前后，南水北调渠首大坝项目选址陶岔村。项目落地陶岔村，李进群是很早知道的，这个在水边长大的农村小伙，永远忘不了儿时的丹江水库，水绿鱼肥。1969年项目开工，南阳市来了上万工人义务支援建设，作为陶岔本村人，李进群自觉更有责任和义务参与，“什么体力活都干，拉了很多土方。”

1969年5月，李进群记得很清楚，工地上机器轰隆声作响，他正拉着一车土方，远处一台绞车突然发生故障，粗大的钢索被甩出，重重打在他右臂上，将他右臂打断。四年后，“老坝”竣工。

2012年的6月30日，渠首大坝达到162米高程，实现安全度汛目标。同年的9月24日，大坝迎来最后的混凝土的浇筑；也就是这一天，大坝坝顶达到176.6米的高程，就此封顶。工期完成，比预计的提前了3个月。

2013年8月，渠首大坝通过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组织的蓄水验收。李进群仍在大坝周边徘徊，过去40多年时间里，他凭着一腔淳朴的愿望守在大坝边，捡垃圾，用碎石碎渣填补泥路的坑洼。

“穿黄”技术全国首用

长江在南，黄河在北，届时，从渠首大坝奔涌而出的长江水，再往北行进，就必定遇到黄河。工程师们眼前的问题十分简单：长江如何过黄河？

最后，专家们选择了隧洞方案。

2005年9月27日，南水北调干线穿黄工程正式开工，工程总长19.3公里，总投资31.37亿元。

穿黄工程同样复杂。其主要建筑物包括穿黄隧洞及其进出口、退水闸（洞）、南岸连接渠道、北岸明渠和新老蟒河倒虹吸及其他交叉建筑物等，均为1级建筑物。其中，穿黄主体建筑物，即隧洞及其进出口建筑体的设计洪水标准为300年一遇，主要建筑物的地震设计烈度为7度。

工程人员介绍，穿入地底的长江水，水位降低，通过使用倒虹吸的办法，引长江水回到地面上，继续北上流淌。由于施工要穿越黄河水下30多米深的细砂层，因此隧洞的掘进采用盾构的方式进行，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年输水95亿立方米

据了解，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构想至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体已经成型，仅中线工程一期，就有16个城镇因此迁建，沿线建造了渡槽、倒吸虹、隧洞、桥梁、分水口、退水闸、铁路交叉工程等各类建筑物两千多座。

记者看到，总干渠分为两个隧洞，笔直钻入巨大的堤坝之下，堤坝的那端，便是黄河。总干渠中已经可见清澈的长江水，隧洞主体工程已经成型，几辆推土机仍在忙碌工作，干渠两边，数十名工人正在进行加固作业。

在项目管理处工作大楼内，调度室的工作人员仍在忙碌工作着。南水北调中线局河南直管建管局技术管理处处长李明新介绍：穿黄隧洞部分长度为4.25公里，通过隧洞，每年总干渠向黄河以北平均输送水量达95亿立方米。

从地表上看，工程现场十分平静，但地底下30米的现场，却进行得惊心动魄。“穿黄”工程被称为南水北调的咽喉，工程的成功，意味着南水北调总干渠此后将畅通无阻。在穿黄隧洞的另一端，利用水体自身倒虹吸流淌而出的长江水依旧清澈，与黄河“擦身而过”的长江水，沿着白色的干渠继续北上，流向沿路饥渴的土地和人们。

他们，一辈子都在移民

丹江口库区淅川县成中国移民第一大县

河南淅川县，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总计16.5万，涉及11个乡镇、168条村庄，相当于湖北省五县市移民总和，超过三峡库区外迁移民总量，堪称中国移民第一大县。

深秋的暖阳下，原淅川县沿江村村民吴德功在新家门口晒麦子，原淅川县胡坡村村民王品兰在刚承包的羊场巡视。他们的故事，是16.5万淅川移民的浓缩。

最远迁500公里外

2014年10月30日，淅川县移民局副局长梁占佩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叹了一口气，在高高堆起的移民材料夹缝中，他沉默良久说了一句，“如果你也在移民现场，你就能体会移民不容易了。”

“还是得走啊，北京渴。”75岁的淅川沿江村移民吴德功说。

实际上，不止北京渴。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及京津在内，淡水资源都匮乏。

根据淅川县政府的资料记载，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修建丹江口水库开始，淅川县内总共20.2万移民历时20年，先后分6批迁往青海、湖北、河南三省七个县市。在这20年时间里，上涨的江水淹没淅川县362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我国，这样规模的移民是极其罕见的，村民都不想走啊，很多人都是水上来了，就往高处挪，重新建房。现在让村民放弃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其中的艰辛和泪水，可以说是非常悲壮。”梁占佩说，在淅川的移民中，有约三分之一的移民已经是多次搬迁，许多人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南水北调工程。

为了保证南水北调的蓄水量，丹江口水库的水位预留到了170米，按照部署，淅川县于2008年12月启动最近一轮的移民工作，16.4万人将在2年多的时间内搬迁完毕，其中，最远的，将搬到500多公里之外的新乡市辉县。

每人都有“移民”经

75岁的吴德功，脚步有些哆嗦，他的视线有些模糊，已经开始看不清较远处的光景了。在太行山脚下的沿江移民新村家里，他跪在地上，用手将刚刚洗过的麦子抹开，“我抹了一辈子的麦子，一辈子都在移民。”

根据淅川县移民局资料记载，1959年3月至1960年5月，淅川先后移民22342人，分别前往青海黄南、贵南和海南三个自治州，其中，第一批支边青年8808人，第二批家属14334人，其中大部分人后来返乡。吴德功就是支边青年中的一个。

李进群关于青海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对他来说，真正意味着颠沛流离的，是1966年开始的那次移民。

梁占佩介绍，1964年丹江口水库恢复施工，蓄水位上升，移民工作再次启动，其中除了在县城内投亲靠友的，有3批移民搬迁到湖北省，其中，1966年第一批10973人搬往湖北荆门县。

经过四五天的颠簸，吴德功一家来到了湖北荆门市利明村。吴德功说，荆门地区是水田，和老家的旱地不同，种植习惯难以适应，饮食也存在差异，而最难的，是无法融入当地。

吴德功心想，不如回家开荒山，他将房子扔了，卷起铺盖，举家坐船回到沿江村。由于无钱盖房，吴德功用干草堆成人字形，将床放在草堆之下，春夏秋冬，全家人守着荒山，在草堆之下睡了2年。

后来经济好转，在草堆原地，吴德功盖起了土坯房，一家人总算有了挡风的居所。

2011年，淅川县移民重新启动，吴德功又举家搬迁了，这次，他搬到了500多公里外的辉县。

永别故土暗自流泪

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疏通工作之后，淅川县16.5万计划移民中，绝大多数人签署了移民同意书。个别的“钉子户”也在最终被说服，同意签字。签字之后，对于移民来说，就是收拾家当，扔了房子，起身告别了。用移民干部、淅川县上集镇司法所所长王智红的话来说，“看到眼泪，一下都明白了。”

王品兰也清楚地记得2011年6月离别将至的那段日子，连续几个夜晚，村里移民家家户户几乎灯火通宵亮着，孩子们抵挡不住睡意，大人们则点算着家当，相互攀谈着，男人抽着烟，商量着去了新家，土地性质改变，人生地不熟，如何操起谋生的行当。女人有的想起就此和故土永别，暗自抹泪。

移民开始新生活

在2年多的时间里，淅川县16.5万移民悉数搬完了。移民后期发展工作，成为移民之后有关部门的重中之重。2013年，沿江村所在的社区总投资规模近22亿元。吴德功一家4个户口所分得的约5亩土地，也都承包了出去，为企业租赁生产。

而到了新家的村民王品兰，无法继续担任小学教师，她首先在一家超市谋得一份职位，不久后又到县城开了一家服装店，“但是离家太远，也没太赚钱。”

今年6月，王品兰将服装店关了，花了3万元，同时获得乡镇支持的贷款，承包村里的一处农场，引进羊只，最近，她正在学习羊只疾病防治技术。

记者在短时间内走访柴沟新村、刘楼新村、仓房新村、沿江新村、胡坡新村等近十个移民村，平日，村中年轻人多数在外打拼，同时村中也都纷纷发展起集体产业，蔬菜大棚、牛羊厂、菌菇大棚等在各村均可见到，柴沟新村更是发展起生态产业链，在有关部门资助下村集体养起牛羊，同时修建沼气池，利用牛羊粪便发酵，村民已经用上了沼气，粪便残余则变身为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