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环保工作“很努力”
陈吉宁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明显加快。“从2013年开始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就是《大气十条》；去年4月份，发布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就是《水十条》，用硬措施应对硬挑战。”
见面会中，陈吉宁展示了“十二五”期间的部分环保相关数据。
在末端治理方面：
截至2015年底，中国的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由2010年的1.21亿吨增加到1.82亿吨，已成为全世界污水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安装脱硫设施的煤电机组由5.3亿千瓦增加到8.9亿千瓦，安装率由83%增加到99%以上；安装脱硝设施的煤电机组由0.8亿千瓦增加到8.3亿千瓦，安装率由12%增加到92%；安装脱硫设施的钢铁烧结机面积由2.9万平方米增加到13.8万平方米，安装率由19%增加到88%；安装脱硝设施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由零增加到16亿吨，安装率也达到92%。
在前端产业结构调整方面：
2011年到2014年，我国累计淘汰火电装机2365万千瓦，淘汰炼铁产能7700万吨、炼钢7700万吨、水泥6亿吨、造纸2900万吨、制革3200万标张、印染100亿米，“十二五”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均提前一年完成。全国火电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累计下降47%和50%，全国单位工业增加值COD和氨氮排放强度分别下降42%和48%。“十二五”期间，4个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COD和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都超额完成减排任务。
陈吉宁感慨：“我看过很多不同国家的资料。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很少有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施这么多的大工程来解决污染问题。”他认为，大量的政策及工程推动下，我们能够看到直接感受到一些显著的环境变化：“最突出的变化，就是酸雨污染状况明显减轻。在2000年前后，整个社会关心的不是PM2.5，而是酸雨、酸沉降的问题。目前，二氧化硫排放已控制得很好，酸雨问题明显减少。另外，就是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大幅减少，由2001年的44%降到9%左右，降幅达80%。”
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效果还是不够？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陈吉宁也承认，目前中国的环境与百姓的要求和期盼还有很大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高、生态损失大的问题仍在继续， 2015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65个城市不达标，平均超标天数比例达23.3%。水污染方面，劣Ⅴ类水体在减少，但是城市黑臭水体、一些支流污染、湖泊富营养化等问题依然很严重。
对此，陈吉宁提出了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环境也在变化，但是这个努力够不够？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怎么样？”
陈吉宁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有显著区别，因而其治理过程收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需要时间慢慢解决。
“发达国家基本上是阶段性出现这些问题，也是阶段性地解决。比如说PM2.5的问题，基本上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出现并开始解决的。我国现在还在发展的爬坡过程之中，工业化还在加速进行，城镇化还在加速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污染物新增量仍然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污染物排放降下来，难度恐怕是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陈吉宁总结了目前国内环境治理方面的主要压力：“中国今天的环境压力，与我们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体量、速度造成的环境压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大。我们是在发展中来解决环境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复杂性、难度都高很多。我们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在战略上保持定力，着急了不行，不作为更不行，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持久战；在战术上，明确阶段性目标，打好攻坚战，一步一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
陈吉宁认为，公众对于环境问题不用太过悲观，相反，数据表明，我国环境方面的曲线拐点出现得要比发达国家早得多。“环境学中有一个‘库兹涅茨曲线’，又称倒U型曲线。随着经济增长，污染物排放量逐渐增加，而在完成现代化之后，污染物排放量会到达顶峰，并随后出现下降。中国COD和二氧化硫2007年出现拐点时人均GDP为2460美元，氨氮和氮氧化物2012年出现拐点时人均GDP为6076美元。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美国二氧化硫峰值出现在1974年，人均GDP在7242美元；氮氧化物峰值出现在1994年，人均GDP将近2.8万美元。大家可以看，我国出现拐点比发达国家要早很多。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是追赶型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用更好的经验、更好的技术解决我们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宏观治理持续努力付出的结果。”
陈吉宁表示，中国大体量的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对于全球其他国家完成现代化过程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在人类迄今为止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中国是另外十亿多的人口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全球还有5~6个十亿人口的体量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所以中国的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国家完成现代化过程也是有帮助的。我相信，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我们的探索，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会起到积极借鉴作用。”
环保守法道路不易 违法成本会逐步提高
在媒体见面会现场，路透社记者提出质疑：“很多人说环保部的能力不够强，而地方保护主义及国企势力太强，不愿听环保部的话。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陈吉宁肯定了我国环保守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过去的环保法太软，没有什么硬的措施，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二是确实存在地方干预的问题。”同时，陈吉宁表示，针对上述两点，环保部采取了有力措施。
去年1月1日开始，我国施行了新的《环境保护法》。围绕新法，环保部做了几方面工作：
一是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环境保护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约谈和督察是落实责任的有效措施。环保部去年共对163个市开展了综合督查，对31个市进行了约谈，对20个市县实施了区域限批，对176个问题进行了挂牌督办。
陈吉宁还透露，希望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对全国所有地市进行一次督查。
二是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提高违法成本。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715件，罚款数额达5.69亿元；实施查封扣押4191件、限产停产3106件。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34%。
三是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联动。环境保护部去年首次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对两起污染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一个是化工厂填埋危险废物，还有一个是污水处理厂弄虚作假。到去年年底，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
四是开展环保大检查。2015年，全国共检查企业177万家次，查处各类违法企业19.1万家，责令关停取缔2万家、停产3.4万家，限期改正8.9万家。
对于新环保法的实施，陈吉宁总结：“通过过去一年的执法，守法情况开始发生积极的变化，企业感到有压力，地方政府有压力，但要做到企业全部守法还有很长的路，主要还有四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压力传导还是不够，特别是到县一级，压力还需要传导下去，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二是部门之间需要加强协调配合，不能让地方的环保责任成为地方环保部门的责任，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责任。只有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都履行责任才能有效果，所以也有落实各部门责任的问题。三是企业的主体责任仍然不够落实。”
陈吉宁透露，十三五期间，环保部将启动一个重大项目——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要求企业达标排放。对于该项目的实施，陈吉宁强调，治理环境，不能依靠环保部门单打独斗，必须要社会监督、媒体监督，为此，环保部还将重点推进信息。
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已初见成效
对于地方政府干预问题，陈吉宁表示：“过去，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地方重发展、轻环保，干预环保的监测、监察和执法，环保责任难以落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
为此，中央对环境监管执法制度做了重大调整，陈吉宁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央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制度改革——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是一项重大的环境管理制度改革，就是要建立环境监测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解决现在的分块式管理问题。重点有四个方面的目标，一是这项制度改革要充分体现怎么样更好地落实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二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解决地方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问题；三是通过垂直管理，更好地解决跨区域流域大尺度空间的问题；四是加强地方监测和执法队伍的建设。”
陈吉宁认为，目前的执法现在还存在些许问题，但随着制度的改进和落实，情况会逐渐改善：“现在的执法队伍还不是很规范，人员少，执法上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执法人员有点去了之后被企业打了，有的企业把我们的人给锁里头了，很多甚至没有制服、没有执法设备，所以要加强能力建设。但我相信，通过一系列具体工作的落实和制度上的一些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执法上的一系列不守法问题会逐步解决。”
将开展环境国际合作 履行国际义务
陈吉宁认为，环境国际合作是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国绿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解决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对于中外环保合作，陈吉宁提出几点重要方向。
一是“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我们“走出去”是绿色的“走出去”，是分享我们的环保经验。我们也开展了“走出去”项目的环境评估。包括我们对各个方面的合作推动，在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做好环保的合作。
二是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政府签署了30多个与环保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者议定书，包括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等等，我们要做好这些公约的履约工作。
三是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目前，我国跟6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在环保方面有非常具体的合作，包括俄罗斯，我们有两国环境部长之间的对话，每年一次，去年是在北京，今年在俄罗斯。我们的合作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固体废物治理、严防污染跨境转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我们之间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
四是加强多边合作，包括中日韩之间的部长对话机制、中美之间的环境部长对话机制，以及金砖国家的环境部长对话机制等。去年金砖国家环境部长在俄罗斯进行了第一次对话。这些机制对于加强对话沟通、分享各自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们要做好南南合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人员培训、官员培训、技术的转移，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