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毒地事件”，只是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涉及环境污染事故的一个缩影。日前，北京一家环境NGO组织发布的榜单显示，仅是在2015年，便有141家上市公司及关联方的排放物监测数据超标。
再往前溯，紫金矿业、升华拜克、北矿磁材等上市公司，均发生过重大污染事故。
与之相比，近年来，只有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因为污染问题受到过行政部门的处罚。有统计报告称，平均每家公司的罚款金额在50万元左右。
上市公司涉污呈上升趋势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诺普信却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4月17日，央视报道称，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近500名学生出现身体异常。污染源头直指学校附近的化工厂旧址土地污染。该土地原属常隆化工有限公司等三家化工厂。常隆化工属农药上市公司诺普信的参股子公司。
这不是常隆化工第一次遭遇“环境危机”。2014年，常隆农化被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并被判决支付8270万元的环境修复费。
常隆化工的环境污染问题，只是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频频出现环境污染事故的一个缩影。
此前，紫金矿业铜酸水渗漏事故，堪称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的“大案”。2010年7月3日，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7天后紫金矿业才向环保部门汇报。该事故造成汀江下游水体污染和养殖鱼类大量死亡。
紫金矿业污染事故之后，由上市公司导致的重大环境事故，有增无减。2011年，哈药股份被央视曝光排放的硫化氢气体超标千倍；同年底，永安药业被环保部挂牌督办，其1.4万吨酒精法环氧乙烷生产装置未批先建，污水处理站排水长期超标排放。
此外，中海油、中金岭南、升华拜克、北矿磁材等公司，也相继曝出重大环境污染问题。
据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统计，2003年1月至2012年3月，上市公司发生了113起环境事故，每年发生次数呈上升态势：2010年为14起，2011年“飙升”到41起。
今年2月，NGO组织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发布了《A股上市公司在线数据污染物排行榜年度报告》（以下称污染物报告）。IPE称，近年来，各省市环保部门搭建了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平台，对监测数据实时公开，其编制榜单的数据，正是以收集公开监测数据为基础。污染物报告的监测范围，覆盖1365家重点控制企业，涉及519家上市公司。
报告称，2015年，因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数据超标而上榜的上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便达到了141家。其中，中国铝业、酒钢宏兴、中国神华、八一钢铁、雅戈尔等知名公司“榜上有名”。
发环境报告的上市公司，不到三成
在141家污染物排放超标的上市公司及关联公司中，39.72%的公司属于化工、公用事业、建筑材料行业。
其中，又以化工企业居前，达到25家；公用事业及建筑材料行业企业分别为20家、11家；紧随其后的是钢铁行业、采掘行业，分别有10家和9家。
上述行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工业废气和废水污染物的排放上。这一数据接近环保部公布的情况。4月17日，环保部公布了今年3月“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受理情况。当月，公众举报75件，其中反映大气污染最为集中，其次为水污染。
面对环境问题时，上市公司的态度算不上“积极”。污染榜上榜的141家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中，仅28家企业对榜单进行了反馈，占比不足两成。
实际上，从2005年起，我国相关机构就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办法，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保障和规范。其中，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包括环境会计信息、污染物排放信息、资源消耗信息、环境管理信息等。
今年1月，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2014年）》。该协会的主管部门为环境保护部。
报告称，2014年，A股上市企业发布相关环境信息报告的数量为708家，占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总量的27.1%。即使是披露了环境信息报告的上市公司，披露内容准确性和可读性仍待进一步提高。
鲁抗医药污水外排被罚5万元
此外，污染物报告提到，监测周期内，上榜的141家上市公司或其关联方中，有50企业有环境监管记录或环保处罚记录，占比不到四成。
这一数据表明，NGO组织监测到的数值超标企业，仅有四成被环保部门查出环境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环保部门存在执法不严的问题，另外就是企业在环保部门实地检查时，弄虚作假。”4月21日，IPE负责人王铭瑄说。
近年来，因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被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数不少。2015年12月，环保部公布了第二批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弄虚作假的典型违法案例，上市公司中国建材和晨鸣纸业的下属企业名列其中。加上当年6月份公布的3家上市公司关联方，2015年因自动监控数据造假被曝光的上市公司关联方达5家，占被曝光企业总数的1/3。
因数据造假，中国建材和晨鸣纸业受到了3万-5万元不等罚款、涉事主管人员行政拘留的处罚。污染物报告中提到，2015年涉事企业因环保问题被处罚款的记录共有52条，总金额为2504.08万元，平均每次罚款在50万元左右。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鲁抗医药。2015年初，央视报道称，鲁抗医药将含抗生素的废水外排至京杭大运河。鲁抗医药最后收到了当地环保部门5万元的罚款。有舆论称，这样的罚款如“隔靴搔痒”。
一些环境污染易发企业，甚至还享受着来自政府的补贴。以火力发电企业为例，燃煤发电机组必须按规定安装脱硫、脱硝和除尘环保设施，其上网电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加价等环保电价政策。
一位光伏从业者曾有过计算：如果按照每度电都进行脱硫脱硝的话，2014年全年国家需要补贴火电企业约1126.74亿元。但电企骗取脱硫脱硝补贴的事，却一直在发生。
2015年6月份，环保部曾经发出对2014年脱硫、脱硝设施存在突出问题的17家企业予以处罚的公告，被处罚企业存在脱硫、脱硝设施运行不正常或未建脱硝设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长期超标排放等问题。
调查取证成NGO起诉的难点
目前，环境公益诉讼成为了社会上另一种对抗企业环境污染的方式。
目前，NGO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称绿发会）正就上市公司湖北宜化及子公司倾倒生产废水导致环境污染一事，向湖北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
“这只是我们基金会众多公益诉讼中的一起，去年以来基金会发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有20多起，但审结的目前还没有。”4月22日，绿发会法律部门负责人、湖北宜化案代理律师王文勇称。
3月17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数据称，“截至2015年末，全国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组织共计有6000余家，具有环保公益诉讼主体资质的有千余家”。
然而现实是，2015年仅有9家社会组织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共提起37起诉讼。
“参与到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还不多，主要原因还是各方面给公益组织的压力太大，干预太多。”王文勇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接触的涉案企业，一半以上对公益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不理解，有的甚至认为“公益组织别用用心”。
公益组织还面临专业取证技术、资金支持、法律帮助等诉讼门槛。据王文勇介绍，在接到企业污染线索后，公益组织取证调查过程十分棘手，其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也有公益组织选择了诉讼以外的其他方式。编制污染物报告的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2015年开始每周发布一期上市公司污染源排放在线监测榜单。
“我们希望通过对上市公司这一公众公司的关注，让投资者更关心环境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变为企业的财务风险，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王铭瑄说。
报告称，2015年，因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数据超标而上榜的上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便达到了141家。
污染榜上榜的141家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中，仅28家企业对榜单进行了反馈，占比不足两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