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机 | 五千字解析环境咨询业：环评不应为主业，外企需克水土不服
在中国环境很多领域，只需“审批”，不需要“咨询”。农健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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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汪韬 实习生 秦楚乔 视觉 统筹｜何海宁
1999年，吴成志报考环境工程专业时，环境产业是朝阳行业。2016年，当他已是三捷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时，他依然给自己打气：这是朝阳行业。
他如今身处的环境咨询业，确实仍是中国方兴未艾的环境产业一大细分领域。
环境咨询公司的典型特征：一群专业人士给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出点子，做环评、清洁生产审核、治理规划、风险评估……公司的业绩都是靠人力资源换来的。
这不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在国外，有的公司已有上百年历史，进驻中国的外企也有二十多年。在国内，环境咨询企业并不多，各地环科院、高校承担了相关工作。
这是一个法规导向型行业，执法越严，市场越大。环境咨询业的发展预示着环境产业的完善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多年来，环境咨询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不高。在重典治污的当下，大商机终于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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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账，企业补课
陆朝阳最近感到压力很大。他是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提供环境服务的平台，南大环规院每年都要为政府和世界500强企业等客户提供几百项环境咨询服务。
压力不在数量大，而是服务质量要求高了。陆朝阳感觉这种趋势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出现，尤其是国家“气十条”“水十条”和新环保法实施，甚至环保部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后越发明显。
这都是环境咨询业在中国发轫的种种迹象。
首先因为环保督政的加严，地方政府被迫还旧账。
南大环规院以前也给地方政府做河流整治方案，但是目标制定得很随意。“中央要求Ⅲ类水，地方政府就定Ⅲ类水。能不能达到呢？规划先做了再说。”陆朝阳说，统计数据直接拿来就用，环境监测一次就够，最终导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而今，地方政府会动真格考虑达标能力——这亦是环境咨询业的英雄用武之地，对达标规划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地方政府对统计数据的要求也更严格，还要做长期和科学的监测。
急需学习国际经验的地方政府让美国咨询公司也忙了起来。前加州空气资源局执行官凯瑟琳•薇姿博恩退休之后，成为美国气候工作基金会咨询师，最近频繁和北京、深圳多地的环保部门接触：“作为一个给政府服务的政策管理咨询师，我愿意分享在世界上最大的空气管理机构工作的经验，基本上我一年要来中国4-6次。”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严格的新环保法下，企业负责人不想被罚款、被刑拘，就要主动补课。吴成志发现“智慧环保”也是和合规性相通的时髦说法：EHS（环境健康安全）管理系统、工厂的原材料、用煤量、废气、废渣……都被纳入环境信息管理系统中，成为环境咨询公司新的业务。
EHS环境健康安全管理系统一直被中国企业忽视。图片来自网络
进一步地，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还开始重视公众的举报、公益组织的爆料。这类诉求被业内称为“没有明确标准的民标”，比法规更严格。
为达到“民标”，环境咨询公司接到的临时任务开始变多，类型也千奇百怪。比如有的工业区被百姓投诉有废气排放，就委托咨询公司提供工业区的废气整治方案，有的还要设立臭气预警预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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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裂的中国市场
环境咨询业听上去很陌生，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不是一个新兴行业，在中国市场上，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最为典型和成熟的就是中国的环评市场，全国共计上千家环评机构。以环评为代表，中国目前的环境咨询业务大多集中在环保系统内，据多位受访人士估计，这个比例占到一半以上。即便在2015年已有多家“红顶中介”脱钩，但截至目前尚有七成以上、150余家环评机构没有和环保系统脱钩。
除了环评，环保系统的机构也承担了不少其他的环境咨询业务。浙江省某地级市环保局污防处处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十三五”规划要求VOCs（挥发性有机物）零增长，但地方环保局对于VOCs管理很陌生，甚至连如何计算都不清楚，一些工作就委托浙江省环科院来做。
“哪怕改革了，客户的潜意识里还是想找环科院，对他们的背景更放心。”吴成志说，“尤其是政府的决策性服务，不会交给社会上的公司。”
对于外资咨询公司而言，进入中国已多年，如果不与国内环科院或高校合作，分享的蛋糕更多是毫不相干的另外一块——给在华的外企、国际机构服务。
美国哈莫尼公司高级副总裁秦健民说：“我们做的环评都是英文的，还要全文公示。”早在1994年，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环保意识时，哈莫尼就看准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业市场，进入中国。22年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是哈莫尼最大的客户。
除了环评，外资咨询机构还给在华的外企从事总部要求的环境服务，例如EHS管理。这些不只是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更多的是国际通行的规范甚至更为严格的行业规范。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外企也与国际接轨，碳排放的核查也需要咨询公司来做。
由于外企“树大招风”，常常被环保组织盯上，外资企业还委托环境咨询公司对供应链进行审计和风险管理。比如某些外企在被质疑供应链污染后，就去全球咨询集团AECOM寻求帮助。“这和法规关联性不大，是我们不同于环科院的、在中国的特色服务业务。”AECOM中国区环境执行总监涂震江说。
AECOM设计的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林匹克公园方案。图片来自筑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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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企业，水土不服
欧美是环境咨询公司的主要聚集地，公司类型多样，除了水气土外，还涉及自然资源、能源、职业卫生、绿色建筑等多个领域。
作为服务业，环境咨询的业务细致而专业。有的将服务内容按照首字母A-Z排列开来以便于查找，有的可上门回收油漆、农药、电池、荧光灯泡等有危险性的家庭废品，有的通过高分辨率的测算和模型，观察泥沙中污染物的传输过程。一家电子厂商的亚洲工厂工人总是患上共同的特殊疾病，Ramboll Environ公司对工作环境进行了严格定量的检测后，结果显示这种疾病与客户的工厂设备无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于环境服务业的报告显示，2000-2010年，全球环境咨询业和工程服务经历了史上速度最快的增长，收益达522亿美元，增速达73%。
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杂志《工程新闻记录（ENR）》每年都会对环境企业进行排名，“咨询和研究”是单独的一类，2014年，前20家公司的收益占到了该分支的六成。
实际上，入华的外资咨询企业近几年才真正与中国接轨。哈莫尼公司最近才开始设计中文网站。这听上去不可思议，经营了22年的中国分公司居然只有英文网站。这在外资咨询公司界却是共性——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中文网站。
“1990年代进驻中国的外资多，过去20年，我们享受了得天独厚的好日子。”涂震江说，“现在也越来越要和国内接轨。”
外企的蛋糕不仅被分完，甚至还在缩小，多位受访的外资咨询公司高层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了这种担忧。
在开始征收VOCs排污收费的上海，多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已将VOCs的计算业务交给上海环科院。作为政策的制定者，环科院显然对于如何计算更为清楚，收费也更为便宜。
为何入华多年却不接地气？除了收费太贵和国内不习惯按小时收费外，外企受访人士认为主要原因是需要有资质，方能拿项目。
打开一些省级环科院的主页，“资质和荣誉”是醒目的一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多达数十份。
比如环评，作为在中国最为繁荣的环境咨询服务，外企只能袖手旁观。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华外资咨询公司中，获得环评甲级资质的仅有一家，AECOM因和南昌环科院成立合资公司，而有了环评乙级资质。“我们南昌的乙级资质并没有在上海备案，我们也就不能做上海的环评项目。”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AECOM办公室里，涂震江说。
不仅是环评，其他的项目申请也会受到限制。虽然AECOM的工程师也有多年工作经验，可一旦招标单位对高级工程师的数目进行要求时，涂震江也会有些无奈。“老的工程师再考职称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鼓励年轻的工程师去考，或是招聘时优先招高工。”涂说，“但是国内考试的内容和我们公司的要求又不一样。”
长期与国内的业务割裂，没有本土的专家形成梯队，接地气的能力会进一步丧失，甚至连招聘都较为困难。
在南大环规院最近一次的招聘中，一个岗位能收到一百多份简历。“招应届生一点都不困难。比较头疼的是，同学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太少，也脱离实际。”陆朝阳说。而一向以海归为招聘对象的哈莫尼则更头疼，秦健民甚至让南方周末记者推荐一些应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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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只是商机的起点
对于外资咨询公司的淡淡忧伤，本土的咨询机构有些不解，因为不需要资质的业务已越来越多。
凯瑟琳也对中国的环境咨询业充满信心。因为在美国，即便聘用了近千名专家，加州空气资源局依然会委托外界的咨询公司做业务。“因为我们总是有得不到的数据、不想买的模型和特定行业的分析，比如汽车公司和个人是怎么签约的，这如何影响新标准的实施。”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政府服务虽然现在井喷，却只是阶段性的需求，焦头烂额还完旧账之后，业务量就少了。更大的业务还是在企业。正如任何企业都有法律顾问，聘用环境顾问将成为趋势。
“对于中国发展环境咨询业，我不建议优先服务环保部门。”凯瑟琳说，“帮助企业遵守法规才是更有用的，这也是美国大部分咨询公司做的事。”
秦健民记得，美国的环境咨询业在1990年代初发展很快，得益于老布什政府在1990年修订了清洁空气法案。严格而陌生的法规使得全国范围的企业和政府都来找咨询公司做培训。
《清洁空气法》通过十周年时，美国一些参议员在国会大厦外举行记者会。图片来自羊城晚报
而对于目前最大的环评市场，未来可能并非主要的咨询业务范畴。在美国，企业需定期通过许可证申报排污情况，大部分都委托咨询公司来做，这是一块比环评更大的市场。
中国正在执行许可证改革，这有利于政府监督执法，也被市场看好。吴志成在2016年3月频繁参加了造纸、石化化工行业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研讨会，对美国环境质量法规和排污许可证制度进行了介绍。有些企业已经来找AECOM，了解为何环评通过的脱硫设施并不好用，想要换一个更合适的。
另一块大的市场则是产业链的延伸。国内做监测仪器起家的聚光科技、先河环保也已经开始做咨询。有着悉尼、伦敦的奥运会场地规划经验的AECOM，最近也在中国整合团队，提供从设计、建造，到投资、运营的全方位综合性服务。这个尺度甚至大到一座城市。“AECOM上海的规划团队正在给四川绵阳做全球韧性城市的规划设计，包括雨水公园、海绵城市等。”涂震江说，“这个不需要资质。”
尝到城市尺度整体服务甜头的不只是环境咨询公司，比如做财务咨询的大岳咨询、济邦咨询给政府当投融资顾问，帮助政府策划PPP项目，近年的业务中，一半以上都与环境有关。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公司的第一单项目就和环境相关，帮助一家苏州公司实施臭氧层保护的清洁生产计划。1996年成立初期，公司还处于学习阶段，国内的项目不多，以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项目为主。2002年后的十年，住建部大规模推行PPP模式建设污水处理厂，业务上了新台阶。2013年后，PPP成为国家战略，公司业务量每年翻一番。
和外企一样，民企也会受到资质的限制。“红顶中介做的是‘可批性报告’，不是可行性报告，和审批机关关系好，能够通过。”金永祥说，“这是行政职能的延伸，我们基本不做。”不过，金永祥相信只要实力强了，仍然会受到政府重视，正如现在发改委的文件也会直接发给大岳公司。
可是，让金永祥担心的是，好不容易渐渐胜过有资质的红顶中介，多个省市县政府又在建立PPP咨询机构库，不进入这个咨询库，就没有资格参与当地PPP项目。
这似乎又是资质门槛。
（感谢英国莫特麦克唐纳公司业务开发经理徐鸿德对本文的贡献）
来源：千篇一绿
德国和日本的设计背后，你不知道的事
来源：ZUO设计（ID：zuodesign2015）
一、德日设计有什么相似之处？
日本和德国，虽然一个在亚洲，一个在欧洲，但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作为欧洲国家，德国的工业革命是比较晚的。1850年代，法国、英国工业革命都已经结束的时候，德国却还是农业国家。现在看来优质的德国设计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有很多设计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也有山寨。
笔者注：山寨不能完全说它是贬义词，其实在任何国家发展起来之前，模仿复制是创新的第一步。对于中国、德国、日本都一样，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
但是在1880年代，德国政治家穆特休斯看到自己国家资源匮乏、工业革命又相对落后的现状，抱着救国的心态和责任，前往当时在设计领域最好的国家——英国，考察了几年后回国。（现代设计理论的奠基者正是来自英国，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
赫尔曼·穆特休斯 Hermann Muthesius
回国之后他写了本书叫《英国住宅》。虽然这本书大多讲英国建筑风格，但是很多内容都为德国未来的工业设计，以及其他领域的设计奠定了重要基础。
所以德国从一个设计不是特别先进，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通过对外学习，对外考察，开始改观自己的设计。
再回过头来看亚洲的日本。
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复兴阶段派出好几拨考察团造访欧洲、美国，去参考当时包括英国、意大利、法国在内的国家是怎么做设计的。
当时这些西方国家都有自己的设计策略、理念和风格， 比如1920-30年代源自1925年巴黎装饰设计艺术展而盛行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1907年穆特休斯主持的德意志制造同盟以及以彼得贝伦斯为主的一批功能主义推崇者、1914年荷兰风格派、1910年苏联带有浓厚政治色彩宣扬意味的构成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等等，所以那个世纪很多设计和艺术先锋事件都处在大发展中，催促着现代主义设计的成熟，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参考借鉴的选择。
但是日本最后还是造访德国，以德国为模板，以德国的设计理念为核心来学习它的模式。而它的市场又是学习美国的，回国以后结合日本的文化特色，发展出一条双轨制的经济发展模式。
插图摘自《设计中的设计》，原研哉
双轨制就是用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以高科技为主，后来的索尼、松下为代表的大企业，还有一条就是民族风格的、本身自带的文化，以柳宗理为代表做出的产品都是具有日本风格，符合日本文化的。
德、日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都是通过对外学习，并结合民族文化，发展提高设计。这就是日本与德国的共性背后的大背景。
二、德日共性的背后，又有什么不同？
那么日本和德国的设计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德日不同风格的菜刀设计，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两把刀分别来自哪两个国家？
德国菜刀，刀柄的设计往往是以流线为主。
工业设计学科有一门很重要的门类叫做人机工学。人机工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手段、量化的指标，把产品很严谨地处理成人机交互的形式，是一种很理性的设计方法。德国就是人机工学的代表。同时德国的刀往往喜欢做成全钢，即刀身和刀柄是一体式的钢，可以说这种工艺难度和精度都相当高，一把好的德国菜刀是的确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反观日本的菜刀，刀柄往往是天然材料，可能是竹制的或是木制的。
日本的文化里面有一种刀，刀柄是直的，截面看可能是圆的，也有可能是倒角矩形的，不像德国设计的带有线条的符合人肌肉握持。而且日本的菜刀往往刀柄和刀身并非一体，那是因为日本设计者希望刀柄可以随时更换，留给使用者足够的使用空间。
笔者注：这里举例的菜刀案例并非一概而论，只是作为典型来作讨论。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设计出现？
德国菜刀，利用人机工学，作为设计师来说，已经赋予了这把刀必然性。
你用这把刀握持是非常舒服的，切东西毫不费力，也保证了你的安全。但是换个角度，比如你的手受伤了、食材并不是切的等等其他的方式，你的使用情况就会发生改变，这把刀的人机工学价值反而可能会成为一个阻碍，影响你用其做其他事情。
当然设计师设计这把刀的初衷就是他设定这个场景，你在厨房很舒服地使用这把刀切菜，这是一个必然性的故事，脚本已经由设计师设定好。人作为角色，菜刀作为使用工具，场景都已经设定好，是典型的必然性设计。
反观日本的设计，没有用人机工学，可能在正常握持的时候没有德国的刀舒服，但是它给予你更多的可能性，你用左手握，右手握，正着握，反着握，两个手指握，三个手指握，这一切的可能性都是由使用者自己决定。
这把刀就像一个容器，你往里面倒水、倒酱油、饭，都是自己决定的，这把刀的价值就体现在它的可能性和延展性上面。
笔者注：这里借用大家熟知的原研哉关于“空”的容器设计理论，具体可参见文末链接。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设计背后的哲学思想，反映的就是设计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笔者注：必然性与可能性无孰优孰劣，就像设计从来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合适应景与否，往往在一个特定地方、特定时间、特定人物的场景下“好”的设计，还到另一个就变成“坏”设计了。
三、这种不同，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种设计理念在风格上的表现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我们眼前德国优质的品质、严谨理性的设计，也是有很多历史积淀的。
1. 独裁的希特勒，和严谨理性的德国设计
二战时期，希特勒上台之后，作为一个独裁者，对设计也是有影响的。他那个时期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国家性设计，包括前期格罗庇乌斯以及包豪斯带有典型精英主义的现代主义设计实践，都可能是催生德国现在的设计风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几个例子可以体现希特勒带来的独裁性。带有政治色彩的自上而下的设计传统，它在产品上的体现就是"必然性"三个字。
比如平面设计师里尔内德在1933年画的海报。
里尔内德，《德国民众通过收音机听元首讲话》
这张海报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设计传统的收音机，然后在收音机周边绘制了很多很多的德国民众。收音机比例极其的大，是一个典型的蒙太奇，有点达达主义风格的海报。
海报的核心就是巨大的收音机，原型是1933年希特勒主导、设计师设计的名叫大众收音机的收音机（讽刺的是，那一年正好是包豪斯被强行关闭的同一年）。
这个收音机设计本身没有特点，它的特色就是价格低廉，但是无法接受短波，因此无法接受国际新闻，只能收听到元首的讲话，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自己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文化思想浪潮，所以政治的独裁直接落脚点就是产品功能的必然性。
又比如大众汽车Volkswagen。
希特勒考察大众汽车
我们现在叫甲壳虫的大众汽车，最初也是希特勒主导设计的。
设计这辆车的原意是想让每个德国大众都有一辆车，所以它的德文是Volkswagen，在德语里Volks是人民的意思，wagen就是车的意思。现在的大众汽车就源自于那时候的Volkswagen。聘请的设计师后来成为了保时捷的创始人。
但这个车的设计其实是非黑即白的，你没有其他选择，那个时候有辆车已经是万分的福份了，这就是自上而下主导的设计。不过虽然没有选择，但是相比曾经资源匮乏的经济条件，拥有一辆车已经是莫大的幸福，这时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
还有这个西格拉姆大厦。
密斯·凡·德·罗，西格拉姆大厦
这是二战后著名的德国设计师密斯凡德罗设计的一栋位于曼哈顿park Ave.375的楼——西格拉姆大厦。（密斯凡德罗，包豪斯三任校长，现代主义精英派的代表，Less is more就是他的设计座右铭，当然也有国外文献澄清说他从未亲自讲过这句话）
这栋楼在设计史是被着重介绍的，它引领了美国国际主义风格的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但是这栋楼彻彻底底地表现了设计的必然性。
除了整体像个方盒子、玻璃盒子，体现他少则多的设计原则之外，还有一个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的设计。因为是办公楼，它的楼层层高都很高，窗也很大，窗帘只能选择完全打开，打开一半或者关上三种状态。所以你在外面看所有的窗都是很规则的、矩形的排列，不会因为窗帘拉的层次不齐导致外在的秩序被打破。靠着形而上学的设计语言来规范、限制人的使用行为来达到他的设计理念。
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评价它好或不好，在当时那个年代其实是很先锋的尝试。所以德国血统的设计师，希特勒也好，密斯凡德罗也好，格罗庇乌斯也好，他们传达的思想都是自上而下，带有独裁性的设计。这种设计导致的就是产品上的必然性，给人的选择非常少。
2. "物的八分目"理念，给日本设计更多的"可能性"
反过来看日本，如果是德国是必然性的代表，那么日本就是可能性的代表了。我们先看下日本的国旗。
日本国旗
白底，中间一个红的圆。日本著名设计师，设计理论家原研哉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空"的理论。
从我个人的理解，"空"其实是一个半满的理论：一杯满水，容不得更多的东西再加进来，结局就给定了，包容性收到必然性的限制。反之，适当地留出空间，能在不同场景下、不同对象角色下碰撞出不一样的故事。
回过头来看日本的国旗，你认为它是红日，你也可以认为是碗，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日本国旗就是一个很好的可能性，"空"的代表，任何人看到都是不一样的，认识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无印良品是日本设计的典范，风格是清淡素雅，简约。它背后也都是有一套理论在里面的。比如深泽直人设计的CD机，十分简约，最出人意料的是它把拉的行为和开关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使用方式出乎了人的心理预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深泽直人与无印良品MUJI挂壁式CD机
它用的也是半满的理论，按照日本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物的八分目“理论。
物的八分目就是日本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做所有东西要把握一个度，产品不能做太满，八分是虚数，只是做到一个量，剩下那个量是靠用户，靠使用的人去填补的，不一样的人，在不一样的场景下，这二分目是完全不一样的。八分目加上二分目，得到十分目，最后产生的故事才是最完整的。
其实这和我们国内可以说最早一批设计理论实践家之一的柳冠中老师，提倡的的"设计事理说"本质上一致的。
从造物到谋事，大到国家大事（对应希特勒的独裁设计），小到生活琐事，再到脑中心事，无一不是所谓的物在营造着必要的环境和场景。
比如我们设计椅子的时候，不是在设计椅子，而是在设计人坐的方式，以及坐着它所演绎出的故事，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需求，不一样的心态，这些无限的可能性，有多少能够被包容进来，这把椅子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无印良品有把麦穗材质做的软椅子，你坐上去椅子就会瘫软下来，它为什么会出这样一个形态？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坐的人的心理状态，坐的场景，要满足他的需求，是为了休憩的，是为了抛弃那些公共场合中的端坐，所以在设计时考虑的是，你在使用时能感受传统椅子不曾有过的价值。
其实物的八分目也是人的欲望的八分目，水不能倒得太满，人的欲望也不能太满，始终都要有一个克己的过程。
"物的八分目" 设计的价值，不以出成品为终点，反之以此为起点，真正的实现与否取决于与使用者发生交互，完成那十分目。
就如同深泽直人的无意识设计，这里的"无意识"其实就是人所占有的二分目被充分挖掘。人们看到垂挂的绳子，就会无意识地想要去拉，所以灵感来自于人的无意识行为的观察，因为如果人对于一个物体（或客体）一看就知道应该怎么操作，也就是学习成本为零的状态时，这就叫作无意识，无意识设计理念就是发现并利用那些零学习成本的人的行为。
想到这，就不会再想说，哦！怎么能想到把线和机器结合，大师果然是大师。其实大师只是有一套稳定的设计哲学而已，它剩下要做的只是不断复制和应用它，包括像后来的以水果外形做的软饮料包装、地上开的一条水槽供搁伞用等。
深泽直人设计，水果饮品包装
四、有方法论，才能始终有创意
我们看了这么多德国和日本设计的例子，在做设计创意产业的人，经常说创意创意。其实只要你深谙此道，明天你的设计就能信手拈来，有的放矢。所以一个成熟稳定的哲学思想某种意义上就是得以在设计中被复制、反复应用实践的方法论。
所以我们讲近几年很火的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其实是另一种方法论，它只是从抽象（哲学）落实到了具体（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设计的手段、过程、流程变的必然了，但是产出成果的偶然性却大大比以前开放很多，源于我们的服务对象——人。
我们把人作为中心，所谓用户为王，场景为王。而不是以前的设计师自己（精英主义）。人们作为对象，他们的属性中的多样性、偶然性决定了我们的设计的必然趋势，这也暗合了现代设计历时一个多世纪，从独裁（monopoly）到民主（democracy），从单一到多样，从封闭到开放，从必然性到可能性。
2000-2010年，全球环境咨询业和工程服务经历了史上速度最快的增长，收益达522亿美元，增速达73%。
中国最为典型和成熟的是环评市场，目前业务集中在环保系统内。“哪怕改革了，客户的潜意识里还是想找环科院，尤其是政府的决策性服务，不会交给社会上的公司。”
哈莫尼公司最近才开始设计中文网站，入华经营22年，居然只有英文网站，这在外资咨询公司界却是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