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把握数智时代战略主动，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强国

党建治学

自2016年以来，由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已连续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伦敦国际书展期间成功举办了8届，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已成为国际出版业交流的重要桥梁，为促进国际出版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出版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人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从中国甲骨文到造纸术、印刷术，再到数字技术的崛起，出版业始终是技术创新的受益者与推动者。当前，人工智能（AI）、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至出版全链条，催生出版业态创新。

数字技术重构出版业价值体系

当前，数智技术正在重构出版业价值体系。一是内容生产范式革新。在内容生产环节，AI已实现从辅助创作到深度参与的跨越。例如，AI辅助撰写学术文献综述、自动生成新闻稿件等应用已趋成熟。在编辑加工环节，智能校对工具可快速识别语法错误、逻辑漏洞，甚至基于语义分析提出优化建议。在营销发行环节，大数据算法能够精准描绘用户画像，实现个性化推荐与动态定价。可以说，AI不是我们出版业的终点，而是出版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最近一段时间，我反复讲一句话，AI不会使出版业消亡，不是出版业的终极者。相反，AI对出版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若脱离AI，出版业必将面临严峻挑战。

二是出版流程全链条升级。从选题策划到营销发行，AI正在实现效率革命。例如，利用AI实时更新教材内容，确保知识与科研前沿同步；AI翻译系统可以降低多语种翻译成本；“去真人化”直播模式的普及，标志着出版社在传播效能方面实现指数级提升。

三是国际合作模式迭代。数智技术打破地域壁垒，构建“全球内容、本地体验”的新生态。“技术+内容”的双轮驱动，正在重塑国际出版合作的底层逻辑。这些变革要求出版机构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技术，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尊重市场规律，跟上全球出版业变革步伐。

这些变革要求出版机构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拥抱新技术，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在尊重市场、保护版权的基础上跟上时代，促进出版业在AI时代再次繁荣发展，始终焕发朝阳产业的魅力。

数智时代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强国

在“数智引领国际出版与合作创新”的时代命题下，中国出版业须以全局视野推动全产业链变革，在技术浪潮中把握战略主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强国路径。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一方面中国出版业的任务可谓任重道远。与国际同行相比，我们还有一定差距，因此需要我们奋起直追，甚至弯道超车。

一是强化数智基建，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是出版业破局全球竞争的核心动能。全行业要深刻认识，内容数字化不是简单移植，而是知识生产关系的重构，是在更高水平上的传播。构建多元数字内容矩阵，突破传统纸书边界，整合图文、音视频、数据库等资源，将这些打通了，方能成为真正的融合。要升级智能出版平台，建设覆盖选题策划、内容生产、分发传播的全流程数字化系统，实现AI辅助审稿、智能排版、跨平台分发一体化。在这些方面，我们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前，我们出版企业研发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风险投资较少，这样是很难完成历史跨越的。我们必须深刻审视这场变革，从理念、运营、经营管理等方面整体布局，全方位策划，方能跟上时代脚步。

二是深化AI技术应用，重构出版价值链条。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出版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需把握“技术赋能而非替代人文”的原则。打造智能内容生产体系，利用大语言模型辅助文献综述、数据可视化等基础工作，让编辑聚焦价值判断与创意策划。这就需要我们像国际同行一样，将人类已有的知识汉化。当前，全球英语领域重要的出版公司，如施普林格·自然等，已经拥有强大的数据库。从英文知识积累层面讲，他们已经将人类已有的知识，通过书稿、论文等形式，大规模移植到数字平台上，并通过AI可控的方式，进一步判断这些内容的创新性。这凸显了出版工作十分重要的功能——它不仅修改文字并纠错，更对出版的知识和内容进行“选择”，进而推动知识创新，使文化知识不断被循环利用，而在这方面，AI为我们出版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工具。

审视当前汉语出版领域，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容忽视。英文出版界自21世纪初，已对全部新文本开展基于AI的深度语义标引，通过构建系统化的知识图谱，使AI能够从语义逻辑层面理解文本内涵，为书稿的创新性鉴别提供精准支撑。反观汉语出版，此类基础性工作尚未系统启动，这一关键环节的缺失，直接制约了AI在内容生产、编辑加工等环节的深度应用。目前，我国出版业基于AI的数字化收入占比仍不足10%，这一差距本质上源于技术投入的滞后与发展理念的局限。若忽视基础建设而空谈AI在出版业的应用，即便呼吁再久也难见实效。当务之急是加快基础工程布局，以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构建为支撑，推动汉语出版在数字化转型中真正与世界潮流接轨。

三是深化国际合作，构建全球出版共同体。数智技术打破了文化传播的物理壁垒，要以“内容共通、技术共享、标准共建”为原则，开创国际出版合作新格局。在参与人类知识生产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须以实力为基石积极作为。构建这一共同体的前提，是我们夯实自身发展根基，唯有将本职工作做精做强，方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进而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获得更深入的参与空间。应当看到，中国在这一领域具备显著优势——当前我国科技领域全球顶尖（前1%）的高水准论文数量位居世界首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凝聚中国创新智慧的成果，至今基本通过国际同行以英文在海外出版机构发表。盘活这一宝贵资源，既是中国出版业肩负的时代责任，更是不容错失的发展机遇。

因此，全行业需以强烈的紧迫感正视既有优势与现实差距，将认知转化为切实行动，加速推进AI在出版领域的深度应用。唯有如此，方能推动中国出版业尽快摆脱当前发展的徘徊局面，避免行业竞争力的弱化。这一课题具有高度紧迫性，需要全行业提振精神，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施策，通过多渠道争取各方支持，将发展蓝图切实转化为落地成效。

回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业有一段值得铭记的行业革新史。40余年前在我投身出版业之初，我国图书印刷效率亟待提升——以当时国内顶尖的人民出版社为例，完成一部20万字图书的印刷周期长达385天。印刷技术的滞后严重制约行业发展，这一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造落后的印刷产业，彰显了我国重振“印刷文明古国”雄风的决心。如今凭借坚实的产业基础，我们短至2天即可完成一本书的全流程出版，这一效率提升的背后，正是以实力为基础结出的硕果。这为当下出版业在AI时代破局提供了重要启示——唯有以战略眼光加大基础投入、以制度创新护航产业升级，方能在技术变革浪潮中实现新的发展突破。

四是前瞻布局未来技术，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出版业需以“未来眼光”谋划技术储备，在前沿领域建立先发优势。探索生成式AI深度应用，重点攻关多模态内容生成技术，推动AI从辅助工具向“创意协作伙伴”升级。我们要在古籍数字化领域深耕，做好相关中文文献的整理工作，这将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注入强劲动能。试想，若能借助AI技术，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中口头传承与文字记载的多元文献进行系统性解析——如同英文文献体系那样，实现重要知识点的语义标注与智能归类，这将为编辑、作者与研究者带来革命性的创作与研究便利。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现存文献体量浩如烟海，即便专业学者也难以全面通晓。若AI能够完成古籍文献的语音标注、知识梳理与体系化建构，在这一基础上开展的文化创新与多语言互译工程，将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前所未有的资源支撑与技术赋能。展望这一图景，我们当以紧迫感推进相关基础工程建设，通过AI技术与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融合，擘画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崭新格局。

五是坚守文化根脉，以创新激发产业活力。技术创新的本质是为文化赋能，需在三个维度坚守出版的核心价值。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运用AI技术解码经典典籍的智慧体系，推出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张力的精品。管理创新提升产业效能，采用创新管理模式加快优质内容生产周期，探索“出版+科技”跨界合作机制，破除行业壁垒。人才创新厚植发展根基，通过鼓励制度、培养计划、跨国项目实战、技术研学等方式，培育一批既懂出版规律又具全球视野的新生代领军人物。

六是秉承坚定态度，筑牢版权保护防线。本届图博会期间，有嘉宾提出的假设引人深思：若未来某一天，借助“电子狗”智能设备进入图书馆或书店，即可瞬间扫描获取全部知识资源，是否意味着版权制度将失去存在意义？这一图景曾令业界深感忧虑——当技术发展使知识获取效率从数月缩短至瞬间，若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谁还会投身创新创作？谁又将承担出版人筛选、传播创新知识的使命？这无疑将导致行业生态的全面崩塌。

但我们对出版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从国际实践看，近年来大量AI技术企业正通过规范渠道购买出版机构的知识使用权，牛津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已在近两年内获得可观的版权收入。这一趋势充分佐证，AI时代的版权保护不仅是行业生存的根基，更能通过知识价值的市场化运作激发新的发展动能。我们坚信，在技术革新与制度保障的双重驱动下，出版业必将在AI时代实现更大繁荣。

数字时代的出版业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何称之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唐宋时期中国发明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以来，知识传播长期以出版行业为核心主体。而当今世界，知识传播主体已从单一出版业拓展至多元社会力量，这一格局变革堪称千年未遇。在这一历史转折期，我们唯有以“技术为器、文化为魂、合作为桥”，方能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确立中国坐标，推动中华文明深度参与并影响世界进程。让我们携手把握数字变革机遇，共同书写人类文明传播的崭新篇章。

【 邬书林：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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