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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区，也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链最完整、集聚度最高的区域。近年来，沿江省市以实施“双碳”战略为契机，推动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新三样”产业快速发展。江苏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光伏制造基地，四川宜宾曾获“中国动力电池之都”称号。
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新能源设备在未来十年将迎来退役期。大量“新三样”固废如不能规范回收利用，不仅会造成锂、钴、镍等战略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容易对长江流域造成污染风险，威胁长江生态安全。如何构建绿色低碳、规范高效的“新三样”固体废物（以下简称固废）循环利用体系，已成为行业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长江经济带“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现状
（一）废动力电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600万辆。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使用寿命通常在5-8年，即将迎来动力电池的集中退役高峰期，动力电池回收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亿元。长江经济带的江苏、上海、安徽、湖北、四川、浙江等省份既是动力电池生产大省，也是新能源汽车消费大省，废动力电池产生量位居全国前列。
从回收体系看，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为核心的动力电池回收管理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发布了五批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156家，其中长江经济带省份90家以上，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地，企业主要从事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梯次利用是将退役电池经检测、重组后用于储能、通信基站和太阳能路灯等领域；再生利用则是通过湿法、火法冶金等工艺提取锂、钴、镍等高价值金属。
从技术水平看，国内头部企业已掌握较为成熟的湿法冶金工艺。格林美、华友钴业、宁德时代旗下邦普循环等企业已在长江经济带布局了生产基地，形成了“电池回收—拆解利用—材料再造—电池再造”闭环模式。但整体看，行业“小散乱”局面尚未彻底改变，大量退役电池仍流入不具备资质的“小作坊”，资源回收率低，环境污染隐患大。
从未来趋势看，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潮已来临，但行业长期受困于“小作坊”乱象，正规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行业进入全链条法治化、可追溯的新时代。新规旨在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推行车电一体报废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溯源体系，将推动行业从“野蛮发展”走向“规范有序”，预计产业链价值将加速释放。
（二）报废光伏组件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制造国，光伏装机容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江苏、浙江、安徽等长江经济带省份是光伏产业重镇。早期安装的光伏电站已陆续进入退役期。但据行业协会测算，“十四五”时期仅有少量退役光伏设备进入正规回收体系，远低于实际退役数量。
从回收技术看，相比动力电池，光伏组件回收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光伏组件主要由玻璃铝框、EVA胶膜（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硅电池片、背板及金属导线等组成，其中玻璃、铜、铝等回收价值高，但分离难度大，回收率低。目前，光伏组件回收技术主要包括物理法、热解法和化学法，不同工艺技术各有优劣。由于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政策支持，企业积极性不高。部分企业如常州瑞赛环保等虽已开展了产业化探索，但总体仍处于技术验证和商业模式探索阶段。
从政策层面看，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意见》，首次对光伏组件回收利用提出系统性要求。但由于缺乏强制性回收责任规定和配套实施细则，光伏组件回收市场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大量退役组件仍以填埋、低价值利用或出口二手市场等方式处置。2026年7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精准聚焦废旧动力电池、风电叶片、光伏组件“新三样”固废领域，以破解回收与循环利用瓶颈为杠杆，撬动循环经济实现从“保安全”向“促升级”转变。
（三）退役风机叶片
风电是长江经济带清洁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等沿江省份拥有大量陆上和海上风电场。中国最早一批规模化建设的风电场已进入退役期。风机叶片是回收难度最大的部件，主要由玻璃纤维（GFRP）或碳纤维（CFRP）增强复合材料与环氧树脂等复合而成，具有轻质高强的优异性能，但回收后难以高效分离纤维和树脂。
从回收技术看，风机叶片的主要处置方式包括水泥窑协同处置、机械物理回收、热解回收等。其中，水泥窑协同处置是当前最成熟的路径，欧洲大量退役叶片通过此方式处理，该方法本质上是“降级利用”，纤维强度损失严重；热解回收可获得较高质量的再生纤维，但设备投资大、能耗高，经济性尚待验证。
从实践创新看，长江经济带在风机叶片回收领域已有初步布局。江苏部分水泥企业探索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风机叶片，上海、南京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热解回收技术攻关。但总体而言，国内尚无专门针对风机叶片回收的规模化商业运营项目，大量退役叶片被临时堆放于风电场或运往垃圾填埋场，占用土地资源且存在环境风险。随着风电装机容量的持续增长和“以大代小”改造提速，叶片退役量将呈现指数级增长，回收能力缺口巨大。
（四）问题剖析
综合来看，长江经济带“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法规制度待完善。动力电池领域已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光伏、风电领域大多为大型发电企业，退役设备涉及资产评估与交易流转，程序繁琐且对成交价格限定较为严格，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尚未建立，导致企业“只管卖、不管收”，回收难度大。
二是技术路径待突破。“新三样”固废技术成熟度参差不齐，动力电池回收技术相对成熟，但电解液等低值组分利用不足；光伏组件回收玻璃、银等有价组分技术待提升，EVA胶膜剥离、含氟背板处理仍存技术难题；风机叶片热固性复合材料缺乏经济可行的高值化路径。
三是市场机制待建立。不同品类经济性差异大，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回收，因经济性差缺乏社会投资动力，“小作坊”挤压合规企业生存空间，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逆向物流体系不健全，退役“新三样”固废来源分散，回收成本高。
四是治理能力待提升。“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底数不清，缺乏动态监测统计体系；部门协同不畅，职责交叉与监管空白并存；跨区域协同不足，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省份在固废转移处置方面缺乏有效衔接。
二、国外经验启示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新能源固废管理方面起步较早，其经验做法对长江经济带具有借鉴意义。
（一）欧盟：以立法强制推动电池循环利用闭环
2023年生效的《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EU 2023/1542）建立了“回收责任-再生效率-再生含量”三位一体的强制性闭环框架。从回收责任看，法规规定在欧盟市场投放电池的运营商必须注册并获得EPR授权；从回收利用率看，法规针对钴、铜、铅、镍等金属回收率提出了阶段性目标；从全流程看，法规引入了“电池护照”制度，通过建立从生产到退役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实时披露生产企业再生料占比、碳足迹、供应链信息等，为电池回收和合规认证提供信息基础。
（二）美国：州级探索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美国在联邦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新三样”固废管理法规，但部分州已先行探索。如华盛顿州出台的光伏组件监管和管理法案，明确了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要求建立由地方政府、环保组织、回收企业、制造商等多方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共同研究制定完善的回收体系方案；加利福尼亚州将报废光伏组件纳入危险废物管理框架，探索通用废物豁免机制，以平衡环境安全与回收便利性。
（三）德国与丹麦：风电叶片回收与循环利用路径
德国和丹麦是全球风电产业起步较早的国家，在风机叶片回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两个国家的实践表明，在循环经济优先级中，“再利用”和“再制造”优先于“材料回收”。德国和丹麦退役的陆上风电机组中，大多并未直接进入拆解回收环节，而是经过检测、维修、翻新后，以二手设备形式出口至其他欧洲国家继续使用。这种“延长寿命”的做法，最大程度提高了设备价值，延缓了废弃物产生。
（四）国际经验启示
从国际实践看，有关经验启示值得借鉴：一是立法先行、明确责任。无论是欧盟的电池法规还是美国华盛顿州的光伏法案，其共同特点是建立清晰的法律责任框架，将回收成本内化到生产者身上，避免“企业赚钱、社会买单”。二是目标驱动、标准引领。通过设定具有约束力的再生效率、再生含量等量化指标，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明确导向，也为监管执法提供依据。三是源头设计、绿色制造。将可回收性作为产品设计的刚性要求，从源头解决末端回收难题。
三、长江经济带“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政策建议
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按照“健全机制、创新驱动、优化布局、数智监管、区域协同”的总体思路，构建长江经济带“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体系，将“新三样”固废从“环境包袱”转化为“城市矿山”，为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全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长江方案”。
（一）完善法规标准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按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从动力电池扩展至光伏组件和风机叶片，明确发电企业回收责任，将退役光伏组件和风机叶片回收责任纳入项目环评与并网发电验收环节；加快制定“新三样”固废拆解规范、产物质量（如再生玻璃、银粉、碳纤维等）及污染控制等标准；厘清部门职责，建立联合执法与白名单监管机制，严厉打击“新三样”固废非法拆解，形成权责清晰、全程可追溯的法规监管体系。
（二）强化科技创新
设立“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科技专项，重点突破动力电池电解液低值组分利用、光伏组件EVA胶膜与含氟背板环保处理、风机叶片热固性复合材料高值化解聚等关键技术；引导生产企业开展绿色设计，推动产品标准化、易拆解、易回收，探索使用绿色环保和再生新材料，从源头促进循环利用、减少环境污染风险；依托江苏、四川、湖南等长江经济带现有产业基础，建设一批“新三样”固废高值化中试与产业化示范基地，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三）优化产业布局
根据“新三样”固废退役密度与流向，在长江上中下游规划建设区域性回收处理中心，形成“回收—拆解—再生—制造”闭环产业链；对经济性差的光伏、风机叶片回收实行阶梯式补贴与绿色金融激励，对“小作坊”实施电价、用地等限制政策，遏制无序竞争；构建“互联网+回收”逆向物流体系，鼓励“以旧换新”与押金返还制度。
（四）推进数字治理
构建“新三样”固体废物全生命周期数字管理平台，推行“一物一码”“一组件一码”追溯，整合动力电池溯源系统并拓展至光伏、风电领域；建立退役预警与动态统计体系，实现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跨部门数据共享与电子联单监管，做到底数清、流向明、监管准。
（五）深化区域协作
鼓励江苏、上海、浙江等下游发达省份与湖南、贵州、云南等中上游省份共建回收处理产业园，实现技术输出、资金支持与处置能力共享；统一市场准入与执法标准，建立跨省环境执法联动机制，杜绝地方保护与“新三样”固废跨地区非法转移，构建上下游有效衔接的一体化回收网络。通过强化区域协作，将新兴产业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实现降碳减污与扩绿增长协同，让中国的绿色产业行稳致远。
（作者矫旭东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娇、张宏凯系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吴劲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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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矫旭东 李娇 张宏凯 吴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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