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从厦门和大连的PX项目，到四川什邡的钼铜项目，到江苏启东污水排海工程，再到广州番禺和杭州九峰的垃圾焚烧厂……一系列的邻避冲突不断上演。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在两年前提出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解决愈演愈烈的邻避冲突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人口的高度聚集，以往规划的城市公用设施已远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因此，垃圾焚烧厂不得不建，高架桥变电站不得不修。政府部门希望更快地推进公共设施建设，这很正常；对于市民而言，因为这些公共设施可能会导致自己周边环境受到破坏而反对，这也无可厚非。

如何实现和谐统一呢？广州已经开始试验的垃圾处理设施生态补偿机制是个极好的尝试。生态补偿的前提是，建设环境污染性公共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总体收益，要大于对环境的影响。这种收益既包括经济上的，更包括生态上的。如垃圾焚烧厂，不可否认其必然也会产生一定污染，但相比垃圾无处堆放带来的污染无疑要小得多。对整个社会而言，垃圾焚烧厂肯定是有益的。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认识到，那些看似“可恶”的垃圾焚烧厂，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垃圾；另一方面，相比垃圾焚烧技术，垃圾填埋污染要更大，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场地。

然而，垃圾焚烧厂产生的污染确实也影响了少部分人的环境。这样，由受益的大部分人补偿少部分受损的人，从而达到利益平衡，这也就是生态补偿的意义所在。

国内外的许多经验证明，生态补偿能否及时到位，往往是解决邻避现象的关键所在。在20年前，台湾工业化高峰期，邻避运动也一度此起彼伏。“鸡蛋下在别人家里，鸡屎却拉在自己家里”，成了台湾居民反对公共设施带来的环境破坏时一个经典的比喻。不过随着当地加大了生态补偿的力度，同时严格了环评的程序，现在台湾的邻避现象已经很少见了。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生态补偿费用由谁支付，最终的受益者到底又是谁？如果和以往一样，政府笼统地代表群众获得了税收，收益却没有用到受害者身上，这必然不能让受损者满意，也不利于项目的推进。

正因为如此，“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迫切需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也正是基于这种利益的博弈而诞生。

进行生态补偿，这对于政府而言，这可能会导致项目建设资金上升，项目进度缓慢。另外，与百姓沟通也会增加沟通成本，加大公务人员的工作量。但如果不通过生态补偿，不与群众平等对话协商，强行上马大项目，又将出现什么局面呢?从短期来讲，强制推行可能在刚开始会显得推进得很快，但项目于居民的矛盾并不会消失，在决策的过程中没有让民意参与进行，那么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遭到群众的反对，从而产生更大的阻力，使得项目耗时更长，投资更大。

两者利弊相较，生态补偿制度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笔者认为，完全由政府一把手，或者完全由抗议者来决定一个项目都是不科学的。重大项目需要公共决策制度化作为保障，由多方共同商议，通过合理的生态补偿，找出最佳的利益平衡点。